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4）
李克农在报告中除了证明潘汉年见汪一事没有造成党的工作任何的损失，还提出希望中央重新考虑潘汉年问题的要求。可是先后三次报告都杳无回音。原因无他，因为这是毛泽东“钦定”的案子，谁也无法挽回。但由此也让人明白了：所谓向党隐瞒会见汪精卫一事，不过是毛泽东借题发挥，整肃潘汉年的一个借口而已。不然，何以会发生这样不近情理的事情呢？一个多年为党出生入死、建立了无数功绩的高级干部，就以这样一个不成为理由的理由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一直以来，潘汉年等情报人员不仅与汪精卫政权的大特务有交往，还直接与日本特务机关头子打交道，难道勾结汪伪大特务可以，勾结日本侵略军的特务头子和将领可以，意外地见了一次汪精卫就不可以，就是死罪，试问这是什么逻辑？！固然，汪精卫是大汉奸，但李士群这些汉奸也不小，见他们与见汪精卫难道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我看毛泽东这样处罚潘汉年的理由，就好比一个盗窃集团头子，平日就以教唆操纵手下人偷盗为生。某日因一喽罗一时不察，偷了盗窃集团头子认为不该偷之人的东西，就大发雷霆，斥责这喽罗为何不做正人君子而去偷东西，并要将这个喽罗处死一样荒谬。又好比一间公司的老板，他公开挂的招牌虽是做正当生意的，实际上走私贩毒、杀人越货，什么见不得人的生意都做。这个老板一直派一个职员在外和各黑社会组织联络谈黑市生意。虽然接触的一般都是对方的经理级的重要干部，但有一次这个职员在一种意外情况下竟然与一个黑社会组织董事长级别的“老头子”也见了一面。而“老头子”主动要见这个职员，不过是想通过这个职员表达加强双方合作的意愿。这个职员因事先未得老板指示，所以也没有答应什么，更没有出卖自己的公司利益。然而这个职员回去后，老板却以此为由，说他违纪行事，将这个职员秘密关押起来，甚至要处死他。这样违逆常理的行为，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个老板其实是因为这个职员知道的秘密太多，于是找这么一个理由来杀人灭口。
那么潘汉年见汪精卫后为什么长期不向党报告呢？《潘汉年传》的作者尹骐是这样解释的：当时潘汉年从南京、上海回来，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正在进行整风运动。饶漱石与陈毅两派斗争很激烈，陈毅处于劣势。潘汉年因为过去的立场倾向陈毅，此时就怕饶漱石乘机整他，一时就不敢说。后来潘汉年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他想说，但因会见时的气氛不宜，阴错阳差又没有说，于是事情就蹉跎了下来。这样的解释，从表面看也是颇合情理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以潘汉年这样一个入党多年的高级干部，而且一直是在干正邪难分、刀头舔血的特工工作的人，他与汪伪的大特务李士群往来如见老友，与日本的特务头子岩井相处也如熟客，日本侵略军的大佐都甲他能坦然见之；而且见都甲与见汪精卫一样，都是事先未经请示上级同意的，他不怕见都甲违纪，唯独对见汪一事就那么害怕，多年不敢对任何人说？这是尹骐的解释在合理中又显得不合理的地方。而毛泽东只追究潘汉年见汪精卫之罪，不提见都甲之罪，也是于理不通的。我曾见过一篇文章，说潘汉年见汪精卫本来就出于毛泽东的授意。原因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在广州跨党参加了国民党并担任汪精卫的秘书，很得汪精卫的欣赏，后来汪还推荐毛泽东代理了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位，所以毛对汪私下是很感恩戴德的，视为“恩师”。由于潘汉年比较有机会接触到敌伪高层人物，因此毛泽东要潘汉年在有机会见到汪精卫时代他向汪致意。只是潘汉年在一九三九年接受毛泽东这个私下的嘱托以后，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才有机会见到汪。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这次潘汉年见汪精卫，也可说是奉毛泽东之命见的，根本不是什么被李士群诱骗或挟持。
如果这样的推测不错，那么潘汉年一直不向党报告此事的真正的原因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无论给谁知道了，都会严重影响毛泽东的声誉甚至将来的历史定位。试想，一个表面高喊抗日的一党领袖，私下却派人去向一个大汉奸问好，这消息传出去，他这个领袖还能当得下去吗？以潘汉年的聪明，这个后果是不会想不到的。所以，这件事除了能向毛泽东本人汇报，对其他任何人他都是不会说的。因此当时潘汉年不对饶漱石说，根本无关整风事。但后来潘汉年见到了毛泽东也没有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潘汉年再见到毛泽东已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召开 “七大”期间，离当年接受委托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年。这六年中变化巨大：汪精卫已经去世，抗战已经接近胜利，党内经过整风运动毛泽东的声誉、地位如日中天，中共正准备在更大规模上与国民党展开逐鹿中原的斗争。此正所谓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此一时彼一时了。当年毛泽东要潘汉年去见汪精卫的事，现在毛泽东还认不认账首先就很有疑问：汪精卫已死，日本将败，再提向汪致意之事有意义吗？假若潘汉年主动向毛泽东说了而毛不认账怎么办？他潘汉年有人证物证吗？当初是私下交代的事情，估计不会有人证物证，即有恐怕也没用。他能与毛对质吗？势必不能。那时他岂不要落一个诽谤领袖的罪名？所以，即使是面对毛泽东，我相信若毛泽东不主动问这件事，潘汉年也绝不会主动提。大家装聋作哑，只当没有此事最好。一缸臭粪，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要绕着走，你还淘它干嘛！再从维护党的利益和自身利益的角度考量，这种丑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认为这才是潘汉年此后多年既不向党报告、也不向毛报告的原因。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个不敢提，一个却始终心中难安。毛泽东的地位愈隆，就愈害怕有人将他过去的丑事泄露出去。就如很多人没有发迹时，或者干过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但有朝一日发迹以后，就不喜欢、甚至害怕有人再提他当年的丑事了。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男女作风紊乱，当时或者自以为这是时髦，及至后来做了毛泽东夫人身份变了，就害怕那些旧日的风流韵事被人知晓了。因此，那些旧日的朋友、知情人，今日就成了敌人。文革提供了她杀人灭口的机会，这些人就纷纷遭殃了。毛泽东其实也是这样的心理。抗战中为了打击国民党政府，他与日伪关系暧昧，大搞“三国论”合纵连横；但他毕竟明白这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是汉奸卖国行为。高岗事件发生后，他就趁机要把当时的知情人除掉。先是把与高岗不相干的饶漱石牵进去，打成“高饶反党集团”；然后又趁势把杨帆、潘汉年等这些与饶漱石有密切工作关系的知情人也整肃掉。这就是“潘、杨反革命集团案”发生的原因。
俗语“自有毛病自得知”。饶漱石、杨帆接连出事后，潘汉年就心中有数了：这是毛泽东要卸磨杀驴了。一九五五年潘汉年在北京参加二会期间，一个当年潘与日本特务头子岩井勾结时的重要助手袁殊来看他。他就警告袁殊：“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要袁做好心理准备。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含沙射影胁迫人，促使潘汉年不得不下定决心去找陈毅说明情况。据我判断，潘汉年向陈毅汇报见汪精卫一事，其真正用意不在要陈毅转告中央，而是要通过陈毅的转告让毛泽东明白，这件事不再仅仅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现在还有第三者陈毅也知道。甚至还可以让毛泽东怀疑除了陈毅，还有其他人知道。这样，或许可以打消毛泽东对他杀人灭口的念头。除非他连陈毅也一起杀。至于陈毅见了毛泽东是怎样说的，因未见任何资料透露，我不好妄猜。但从潘汉年立即被捕，而陈毅好像没有受到此事牵连来看，估计陈毅并未为潘汉年说话，而是仅仅做了一个转达者；而且很有可能陈毅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时，也巧妙地向毛作了保证：他不仅会坚守此一秘密，也支持毛对潘汉年的处罚，以解除毛对他的怀疑。
当年，因潘汉年、杨帆案牵连被捕的人甚多，特别是那几个具体与日、汪打交道的人，包括袁殊和胡均鹤无一漏网。一九五五年四月，袁殊由李克农亲自逮捕后被关押了二十五年，至一九八〇年才被释放，一九八二年平反。胡均鹤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被捕，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走出监狱的大门。这些人的命运相同，都是被捕后不杀不放长期关押，显示了毛泽东想把他们这些知情人一直秘密关押到死的本意。而这些人之所以不杀，我估计是出于以下考虑：第一，杀这些为党工作多年的高级干部，怕引起党内人心不安，也不利他自己的形象。第二，杀这些人，即使是做戏，势必也要走一下司法程序。这样审讯、调查、宣判，一番操作下来，知道中共抗战秘密的人更多。这就事与愿违了。故比较下来，不审不判、长期关押，是最佳处置方法。
此次会面被国民党情报人员获悉，随后国方以此宣传并攻击中共。毛泽东得到潘汉年亲口否认后选择了相信，于是亲自发文为潘汉年辟谣此次会面。然而事实上会面确实发生了，潘汉年十二年来始终否认此事，只在唯一的知情人胡均鹤被捕后才承认[27][5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98%E6%B1%89%E5%B9%B4?
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4）
李克农在报告中除了证明潘汉年见汪一事没有造成党的工作任何的损失，还提出希望中央重新考虑潘汉年问题的要求。可是先后三次报告都杳无回音。原因无他，因为这是毛泽东“钦定”的案子，谁也无法挽回。但由此也让人明白了：所谓向党隐瞒会见汪精卫一事，不过是毛泽东借题发挥，整肃潘汉年的一个借口而已。不然，何以会发生这样不近情理的事情呢？一个多年为党出生入死、建立了无数功绩的高级干部，就以这样一个不成为理由的理由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一直以来，潘汉年等情报人员不仅与汪精卫政权的大特务有交往，还直接与日本特务机关头子打交道，难道勾结汪伪大特务可以，勾结日本侵略军的特务头子和将领可以，意外地见了一次汪精卫就不可以，就是死罪，试问这是什么逻辑？！固然，汪精卫是大汉奸，但李士群这些汉奸也不小，见他们与见汪精卫难道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我看毛泽东这样处罚潘汉年的理由，就好比一个盗窃集团头子，平日就以教唆操纵手下人偷盗为生。某日因一喽罗一时不察，偷了盗窃集团头子认为不该偷之人的东西，就大发雷霆，斥责这喽罗为何不做正人君子而去偷东西，并要将这个喽罗处死一样荒谬。又好比一间公司的老板，他公开挂的招牌虽是做正当生意的，实际上走私贩毒、杀人越货，什么见不得人的生意都做。这个老板一直派一个职员在外和各黑社会组织联络谈黑市生意。虽然接触的一般都是对方的经理级的重要干部，但有一次这个职员在一种意外情况下竟然与一个黑社会组织董事长级别的“老头子”也见了一面。而“老头子”主动要见这个职员，不过是想通过这个职员表达加强双方合作的意愿。这个职员因事先未得老板指示，所以也没有答应什么，更没有出卖自己的公司利益。然而这个职员回去后，老板却以此为由，说他违纪行事，将这个职员秘密关押起来，甚至要处死他。这样违逆常理的行为，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个老板其实是因为这个职员知道的秘密太多，于是找这么一个理由来杀人灭口。
那么潘汉年见汪精卫后为什么长期不向党报告呢？《潘汉年传》的作者尹骐是这样解释的：当时潘汉年从南京、上海回来，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正在进行整风运动。饶漱石与陈毅两派斗争很激烈，陈毅处于劣势。潘汉年因为过去的立场倾向陈毅，此时就怕饶漱石乘机整他，一时就不敢说。后来潘汉年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他想说，但因会见时的气氛不宜，阴错阳差又没有说，于是事情就蹉跎了下来。这样的解释，从表面看也是颇合情理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以潘汉年这样一个入党多年的高级干部，而且一直是在干正邪难分、刀头舔血的特工工作的人，他与汪伪的大特务李士群往来如见老友，与日本的特务头子岩井相处也如熟客，日本侵略军的大佐都甲他能坦然见之；而且见都甲与见汪精卫一样，都是事先未经请示上级同意的，他不怕见都甲违纪，唯独对见汪一事就那么害怕，多年不敢对任何人说？这是尹骐的解释在合理中又显得不合理的地方。而毛泽东只追究潘汉年见汪精卫之罪，不提见都甲之罪，也是于理不通的。我曾见过一篇文章，说潘汉年见汪精卫本来就出于毛泽东的授意。原因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在广州跨党参加了国民党并担任汪精卫的秘书，很得汪精卫的欣赏，后来汪还推荐毛泽东代理了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位，所以毛对汪私下是很感恩戴德的，视为“恩师”。由于潘汉年比较有机会接触到敌伪高层人物，因此毛泽东要潘汉年在有机会见到汪精卫时代他向汪致意。只是潘汉年在一九三九年接受毛泽东这个私下的嘱托以后，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才有机会见到汪。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这次潘汉年见汪精卫，也可说是奉毛泽东之命见的，根本不是什么被李士群诱骗或挟持。
如果这样的推测不错，那么潘汉年一直不向党报告此事的真正的原因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无论给谁知道了，都会严重影响毛泽东的声誉甚至将来的历史定位。试想，一个表面高喊抗日的一党领袖，私下却派人去向一个大汉奸问好，这消息传出去，他这个领袖还能当得下去吗？以潘汉年的聪明，这个后果是不会想不到的。所以，这件事除了能向毛泽东本人汇报，对其他任何人他都是不会说的。因此当时潘汉年不对饶漱石说，根本无关整风事。但后来潘汉年见到了毛泽东也没有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潘汉年再见到毛泽东已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召开 “七大”期间，离当年接受委托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年。这六年中变化巨大：汪精卫已经去世，抗战已经接近胜利，党内经过整风运动毛泽东的声誉、地位如日中天，中共正准备在更大规模上与国民党展开逐鹿中原的斗争。此正所谓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此一时彼一时了。当年毛泽东要潘汉年去见汪精卫的事，现在毛泽东还认不认账首先就很有疑问：汪精卫已死，日本将败，再提向汪致意之事有意义吗？假若潘汉年主动向毛泽东说了而毛不认账怎么办？他潘汉年有人证物证吗？当初是私下交代的事情，估计不会有人证物证，即有恐怕也没用。他能与毛对质吗？势必不能。那时他岂不要落一个诽谤领袖的罪名？所以，即使是面对毛泽东，我相信若毛泽东不主动问这件事，潘汉年也绝不会主动提。大家装聋作哑，只当没有此事最好。一缸臭粪，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要绕着走，你还淘它干嘛！再从维护党的利益和自身利益的角度考量，这种丑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认为这才是潘汉年此后多年既不向党报告、也不向毛报告的原因。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个不敢提，一个却始终心中难安。毛泽东的地位愈隆，就愈害怕有人将他过去的丑事泄露出去。就如很多人没有发迹时，或者干过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但有朝一日发迹以后，就不喜欢、甚至害怕有人再提他当年的丑事了。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男女作风紊乱，当时或者自以为这是时髦，及至后来做了毛泽东夫人身份变了，就害怕那些旧日的风流韵事被人知晓了。因此，那些旧日的朋友、知情人，今日就成了敌人。文革提供了她杀人灭口的机会，这些人就纷纷遭殃了。毛泽东其实也是这样的心理。抗战中为了打击国民党政府，他与日伪关系暧昧，大搞“三国论”合纵连横；但他毕竟明白这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是汉奸卖国行为。高岗事件发生后，他就趁机要把当时的知情人除掉。先是把与高岗不相干的饶漱石牵进去，打成“高饶反党集团”；然后又趁势把杨帆、潘汉年等这些与饶漱石有密切工作关系的知情人也整肃掉。这就是“潘、杨反革命集团案”发生的原因。
俗语“自有毛病自得知”。饶漱石、杨帆接连出事后，潘汉年就心中有数了：这是毛泽东要卸磨杀驴了。一九五五年潘汉年在北京参加二会期间，一个当年潘与日本特务头子岩井勾结时的重要助手袁殊来看他。他就警告袁殊：“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要袁做好心理准备。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含沙射影胁迫人，促使潘汉年不得不下定决心去找陈毅说明情况。据我判断，潘汉年向陈毅汇报见汪精卫一事，其真正用意不在要陈毅转告中央，而是要通过陈毅的转告让毛泽东明白，这件事不再仅仅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现在还有第三者陈毅也知道。甚至还可以让毛泽东怀疑除了陈毅，还有其他人知道。这样，或许可以打消毛泽东对他杀人灭口的念头。除非他连陈毅也一起杀。至于陈毅见了毛泽东是怎样说的，因未见任何资料透露，我不好妄猜。但从潘汉年立即被捕，而陈毅好像没有受到此事牵连来看，估计陈毅并未为潘汉年说话，而是仅仅做了一个转达者；而且很有可能陈毅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时，也巧妙地向毛作了保证：他不仅会坚守此一秘密，也支持毛对潘汉年的处罚，以解除毛对他的怀疑。
当年，因潘汉年、杨帆案牵连被捕的人甚多，特别是那几个具体与日、汪打交道的人，包括袁殊和胡均鹤无一漏网。一九五五年四月，袁殊由李克农亲自逮捕后被关押了二十五年，至一九八〇年才被释放，一九八二年平反。胡均鹤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被捕，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走出监狱的大门。这些人的命运相同，都是被捕后不杀不放长期关押，显示了毛泽东想把他们这些知情人一直秘密关押到死的本意。而这些人之所以不杀，我估计是出于以下考虑：第一，杀这些为党工作多年的高级干部，怕引起党内人心不安，也不利他自己的形象。第二，杀这些人，即使是做戏，势必也要走一下司法程序。这样审讯、调查、宣判，一番操作下来，知道中共抗战秘密的人更多。这就事与愿违了。故比较下来，不审不判、长期关押，是最佳处置方法。
此次会面被国民党情报人员获悉，随后国方以此宣传并攻击中共。毛泽东得到潘汉年亲口否认后选择了相信，于是亲自发文为潘汉年辟谣此次会面。然而事实上会面确实发生了，潘汉年十二年来始终否认此事，只在唯一的知情人胡均鹤被捕后才承认[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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