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20日，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四个职务后，立即自告奋勇分管科技教育。复职仅三天，邓就找长沙工学院（国防科大）领导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
8月4~8日邓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亲自定下参会人员条件。他向中科院副院长方毅、教育部长刘西尧布置：“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邓小平会前放风，不是工作会议，而是座谈会，放开讲。有几个问题可以议论一下：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
当机立断
会前，邓小平曾对方毅、刘西尧说，同意当年招生基本上还按毛的做法。但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摸到了科教界复辟心切，改变了原计划，决定立即恢复高考。
会议气氛由浅入深、由冷到热、再到情绪昂奋，全程由邓带风向。邓小平说，这个世纪只剩二十三年时间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从科研、教育入手就是一句空话。十年“文革”，是中国一大灾难，特别是科技、教育损失更大，我们要花大力气把这个损失夺回来。怎么夺回来？请大家出主意。发言可长可短，可插话，什么话都可讲，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都要丢掉（“钢铁公司”“帽子公司”“鞋子公司”）。
会议开始有些冷场。主持人方毅请南开校长杨石先带头发言，可杨一发言就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造好云云；其后复旦的苏步青校长发牢骚，我这个数学家现在是“光杆司令”。前两天会议拘谨，话题多在专业领域和诉苦申冤，也还有的在不断检讨自己。
会议真正掀起高潮是在8月6日。这天上午清华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忧虑地说，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只是小学水平。邓小平接过话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何东昌继续说：“十七年教育战线究竟黑在什么地方？”直指毛的两个估计。上海交大吴健中教授也发言赞同何东昌的意见。
下午，武大查全性副教授发言。他更敢言：现行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一是埋没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三是坏了社会风气，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他建议立即建立全国统一的高考招生制度。查全性讲话后，邹承鲁、沈克琦、吴文俊、王大珩、温元凯等纷纷赞同补充。邹承鲁说：“现行的招生办法，群众推荐是走形式，领导批准实际上成了干部走后门的合法根据，没有考试制度，后门是堵不住的。”
邓小平非常赞同恢复高考，问刘西尧：“今年改恐怕来不及了吧？”刘西尧回答：“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邓以他超强的执行力，立马调整计划，“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3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后，机灵的温元凯马上提出恢复高考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听后表示赞赏，并认为可以拿掉“领导批准”四字，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推翻两个估计
但是，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与中央转发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相抵触的。不但相抵触，而且全盘推翻了毛审阅批准的这个中央文件。与会者对这些“大逆不道”的发言其实是后怕的。以查全性先生为例，他回家后把会议的情况及他的发言跟家里人说了。他的大儿子担忧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是头号大右派。”
8月7日以后，座谈会的主题转变为揭露和推翻“两个估计”。大家认为，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但教育战线思想并没有解放。为绕开这条高压线，邓打太极：“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如果对十七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邓小平最后拍板：“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早出人才、早出成果。”，责成教育部发出紧急通知，重开招生工作会议。立即收回原上报国务院的招生工作意见。
邓小平要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将77年高等学校和中专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举行，1977年录取的新生在次年二月底前入学。邓小平在报告上签批：“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
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于8月13日在北京举行，但会期直到9月25日才结束。有人不禁要问：既然邓小平已为恢复高考打开坚冰，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为何还开得这么长？这说明恢复高考阻力重重，既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又有《纪要》的金钟罩，还有当时的认识水平。
当时正在举行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12日—18日）并未否定“文革”，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理论”。
以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是金科玉律。要推翻这个金科玉律，教育招生工作会议好像还有点不大敢。当时参会人员成份多元，有老干部，有工宣队、军宣队的，有造反派年轻干部，也有教育业务干部。他们对邓小平8月8日讲话的认识有差别，有人清楚，有人模糊，有人想不通，也有人抵触，更有人反对。
主持会议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认识也有些模糊。刘是老红军，少将军衔，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他清楚十一大精神，所以态度不够鲜明和坚决。会议陷入议而不决的僵局。
会议的突破口和转折点在《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穆扬所写“内参”上。穆扬是派驻会议的记者，他了解会议的状况，有相当数量的与会者是赞成恢复高考的，但要公开站出来反对这金科玉律，还是大音稀声。穆扬参加过1971年的“全教会”，更能体会到恢复高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于是他找了教育部长刘西尧、副部长李琦、雍文涛，说：“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了，我想写个内参给中央。”刘、李不置可否，而驻会的雍文涛则爽快答应：“你要想写，可以写。”
9月3日下午，穆扬邀请了这次与会的曾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议”的六位人士座谈。他们是陕西的文鉴白，浙江的陈惠滋、河北的刘龙祥、福建的张惠中、吉林的王野平、石化部的于文达。他们讲述了当年“两个估计”出笼经过，并一致表示不推翻“两个估计”，招生会议无法深入，恢复高考无法实施。
穆扬将座谈会的情况作了整理，《人民日报》9月15日以《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为题，以特刊628期上报中央。详细写明“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经过。从而为中央领导否定“两个估计”提供事实依据和有力支持。
招生会议期间，刘西尧就会议的安排给邓小平写了材料。邓小平于9月6日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写了批转语：“我约刘西尧、方毅等同志谈了一下。等他们写好教育问题汇报提纲后，拟提请政治局讨论一次。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动，办法正在研究，方案拟定后，拟先送请批准。此件连同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送请你们看看，供作考虑之用。”邓小平未雨绸缪，在程序上又推进了一步。
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邓小平在收到《内参》同时，也收到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送审稿。邓小平看了两个材料后可谓雷霆震怒。9月19日，邓小平找来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提出严肃批评。全文较长，这里节选几节：
“最近《人民日报》找了六位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惟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我在八月八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先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这番话的实质是：不赞成今年恢复高考就走人。
也就在这一天，邓小平严厉批评《招生意见》政审条件繁琐苛刻，挥笔将其全部抹掉，并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将政审简化为“主要看本人表现”，是招生政策的重大变化。又将送审的《招生意见》退回教育部重写。
刘西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在招生工作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讲话精神，其中说到：“邓副主席19日的重要指示是继8月8日重要讲话后，响彻教育战线的一声春雷，击中了要害，说出了大家早就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这次招生会议能得到邓副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是会议的最大收获。有了这些宝贵指示，不但招生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整个教育工作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邓副主席说，他抓教育要抓到底，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深刻的教育。粉碎“四人帮”后，各条战线都在甩开膀子大干，教育战线还在抱着膀子看，教育部还在左顾右盼。”
邓小平为了起草好《招生意见》，还指定了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帮助教育部重新起草，那位坚持写一大段毛泽东理论的同志称病不参加了。经胡、邓的指导、研究，刘西尧和李琦与来帮助的吴明瑜等熬了几个通宵，总算写出了一个像样的报告。
重开的招生会议直到9月25日才结束，开了1个月加12天。这一天，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接见了出席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表明了中央最高层对高考改革的重视和支持。
9月30日，教育部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指示稿”送呈邓小平。
邓小平审阅后，10月3日，将以上两份文件报送华国锋，并心切地写上：“华主席，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如何，请酌定。”华国锋即批转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政治局各同志审阅。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政治局讨论仅提了两点小修改：从大学毕业生中选留研究生年龄从28岁改为30岁。国家正式职工录取为研究生后，福利劳保待遇不降低，学习期间由原单位发给原工资。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全国上下思想并非完全统一，反对恢复高考的声音依然浊浪排空。在1978年4月全国教育和招生工作会议上集中爆发，主要是：说“文革”前还有阶级路线，贫下中农要照顾，现在完全凭分数录取了，也不提照顾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了。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还算不算数？“文革”前工农子女可以降10分，为什么经过“文革”不可以了？现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成了优越条件，这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让步，不能因为分数高，我们就糊里糊涂地录取。
这些声音中央也听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副总理方毅说，招生会议这段时间要着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路线是非问题。教育部长刘西尧说：说恢复高考让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这毫无事实根据。邓小平对这些非议十分重视，他亲自审阅了《加强党的领导，搞好教育革命》社论及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述评《招生会议上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这两文发表在1978年5月17日、5月24日《人民日报》上，并由新华社转发各地。
述评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1977年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这一改革深得人心，所招生源，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比97.4%；第二，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完全正确；第三，不要把“择优录取”与“红专不分”对立起来，高考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但恢复高考招生方向正确。“社论”认为，当前首先要做好三件大事，即思想整顿刻不容缓，组织整顿刻不容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刻不容缓。
华没同意拍板的话, 77年是无法恢复高考的。就如美国当前的各项重大决策, 拍板者是川普而不是各部会头领。
也
那年头， 别看老邓刚出来，他的潜在势力没人看不清，老华在他面前就是根棒槌，老邓说了，谁真的愿意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而赌上自己的位子待遇特别是家人子女呀？！
后来的改开， 实际上是邓陈斗法，次大人物都在察言观色轧苗头，更不要说小人物了
如果华没签同意的话, 仅凭邓的“拍板”, 77年高考能恢复吗？
华更是党的主席，不仅仅是总理。华不同意，能恢复高考吗？你读一读邓恢复工作前给华国锋的一封要求出来当官的效忠信，他刚刚复出很多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还一切谨小慎微地听华的。当他的势力增长到很大之后才对华动手。
更何况中国的传统就是新皇帝上台后会拨乱反正
功劳？荒谬!
邓给毛写效忠信要求出来当官的信你没看到过？
人民的愿望。
的首功。
1977年7月20日，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四个职务后，立即自告奋勇分管科技教育。复职仅三天，邓就找长沙工学院（国防科大）领导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
8月4~8日邓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亲自定下参会人员条件。他向中科院副院长方毅、教育部长刘西尧布置：“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邓小平会前放风，不是工作会议，而是座谈会，放开讲。有几个问题可以议论一下：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
当机立断
会前，邓小平曾对方毅、刘西尧说，同意当年招生基本上还按毛的做法。但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摸到了科教界复辟心切，改变了原计划，决定立即恢复高考。
会议气氛由浅入深、由冷到热、再到情绪昂奋，全程由邓带风向。邓小平说，这个世纪只剩二十三年时间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从科研、教育入手就是一句空话。十年“文革”，是中国一大灾难，特别是科技、教育损失更大，我们要花大力气把这个损失夺回来。怎么夺回来？请大家出主意。发言可长可短，可插话，什么话都可讲，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都要丢掉（“钢铁公司”“帽子公司”“鞋子公司”）。
会议开始有些冷场。主持人方毅请南开校长杨石先带头发言，可杨一发言就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造好云云；其后复旦的苏步青校长发牢骚，我这个数学家现在是“光杆司令”。前两天会议拘谨，话题多在专业领域和诉苦申冤，也还有的在不断检讨自己。
会议真正掀起高潮是在8月6日。这天上午清华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忧虑地说，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只是小学水平。邓小平接过话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何东昌继续说：“十七年教育战线究竟黑在什么地方？”直指毛的两个估计。上海交大吴健中教授也发言赞同何东昌的意见。
下午，武大查全性副教授发言。他更敢言：现行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一是埋没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三是坏了社会风气，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他建议立即建立全国统一的高考招生制度。查全性讲话后，邹承鲁、沈克琦、吴文俊、王大珩、温元凯等纷纷赞同补充。邹承鲁说：“现行的招生办法，群众推荐是走形式，领导批准实际上成了干部走后门的合法根据，没有考试制度，后门是堵不住的。”
邓小平非常赞同恢复高考，问刘西尧：“今年改恐怕来不及了吧？”刘西尧回答：“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邓以他超强的执行力，立马调整计划，“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3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后，机灵的温元凯马上提出恢复高考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听后表示赞赏，并认为可以拿掉“领导批准”四字，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推翻两个估计
但是，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与中央转发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相抵触的。不但相抵触，而且全盘推翻了毛审阅批准的这个中央文件。与会者对这些“大逆不道”的发言其实是后怕的。以查全性先生为例，他回家后把会议的情况及他的发言跟家里人说了。他的大儿子担忧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是头号大右派。”
8月7日以后，座谈会的主题转变为揭露和推翻“两个估计”。大家认为，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但教育战线思想并没有解放。为绕开这条高压线，邓打太极：“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如果对十七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邓小平最后拍板：“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早出人才、早出成果。”，责成教育部发出紧急通知，重开招生工作会议。立即收回原上报国务院的招生工作意见。
邓小平要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将77年高等学校和中专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举行，1977年录取的新生在次年二月底前入学。邓小平在报告上签批：“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
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于8月13日在北京举行，但会期直到9月25日才结束。有人不禁要问：既然邓小平已为恢复高考打开坚冰，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为何还开得这么长？这说明恢复高考阻力重重，既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又有《纪要》的金钟罩，还有当时的认识水平。
当时正在举行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12日—18日）并未否定“文革”，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理论”。
以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是金科玉律。要推翻这个金科玉律，教育招生工作会议好像还有点不大敢。当时参会人员成份多元，有老干部，有工宣队、军宣队的，有造反派年轻干部，也有教育业务干部。他们对邓小平8月8日讲话的认识有差别，有人清楚，有人模糊，有人想不通，也有人抵触，更有人反对。
主持会议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认识也有些模糊。刘是老红军，少将军衔，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他清楚十一大精神，所以态度不够鲜明和坚决。会议陷入议而不决的僵局。
会议的突破口和转折点在《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穆扬所写“内参”上。穆扬是派驻会议的记者，他了解会议的状况，有相当数量的与会者是赞成恢复高考的，但要公开站出来反对这金科玉律，还是大音稀声。穆扬参加过1971年的“全教会”，更能体会到恢复高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于是他找了教育部长刘西尧、副部长李琦、雍文涛，说：“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了，我想写个内参给中央。”刘、李不置可否，而驻会的雍文涛则爽快答应：“你要想写，可以写。”
9月3日下午，穆扬邀请了这次与会的曾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议”的六位人士座谈。他们是陕西的文鉴白，浙江的陈惠滋、河北的刘龙祥、福建的张惠中、吉林的王野平、石化部的于文达。他们讲述了当年“两个估计”出笼经过，并一致表示不推翻“两个估计”，招生会议无法深入，恢复高考无法实施。
穆扬将座谈会的情况作了整理，《人民日报》9月15日以《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为题，以特刊628期上报中央。详细写明“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经过。从而为中央领导否定“两个估计”提供事实依据和有力支持。
招生会议期间，刘西尧就会议的安排给邓小平写了材料。邓小平于9月6日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写了批转语：“我约刘西尧、方毅等同志谈了一下。等他们写好教育问题汇报提纲后，拟提请政治局讨论一次。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动，办法正在研究，方案拟定后，拟先送请批准。此件连同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送请你们看看，供作考虑之用。”邓小平未雨绸缪，在程序上又推进了一步。
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邓小平在收到《内参》同时，也收到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送审稿。邓小平看了两个材料后可谓雷霆震怒。9月19日，邓小平找来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提出严肃批评。全文较长，这里节选几节：
“最近《人民日报》找了六位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惟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我在八月八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先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这番话的实质是：不赞成今年恢复高考就走人。
也就在这一天，邓小平严厉批评《招生意见》政审条件繁琐苛刻，挥笔将其全部抹掉，并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将政审简化为“主要看本人表现”，是招生政策的重大变化。又将送审的《招生意见》退回教育部重写。
刘西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在招生工作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讲话精神，其中说到：“邓副主席19日的重要指示是继8月8日重要讲话后，响彻教育战线的一声春雷，击中了要害，说出了大家早就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这次招生会议能得到邓副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是会议的最大收获。有了这些宝贵指示，不但招生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整个教育工作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邓副主席说，他抓教育要抓到底，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深刻的教育。粉碎“四人帮”后，各条战线都在甩开膀子大干，教育战线还在抱着膀子看，教育部还在左顾右盼。”
邓小平为了起草好《招生意见》，还指定了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帮助教育部重新起草，那位坚持写一大段毛泽东理论的同志称病不参加了。经胡、邓的指导、研究，刘西尧和李琦与来帮助的吴明瑜等熬了几个通宵，总算写出了一个像样的报告。
重开的招生会议直到9月25日才结束，开了1个月加12天。这一天，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接见了出席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表明了中央最高层对高考改革的重视和支持。
9月30日，教育部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指示稿”送呈邓小平。
邓小平审阅后，10月3日，将以上两份文件报送华国锋，并心切地写上：“华主席，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如何，请酌定。”华国锋即批转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政治局各同志审阅。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政治局讨论仅提了两点小修改：从大学毕业生中选留研究生年龄从28岁改为30岁。国家正式职工录取为研究生后，福利劳保待遇不降低，学习期间由原单位发给原工资。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全国上下思想并非完全统一，反对恢复高考的声音依然浊浪排空。在1978年4月全国教育和招生工作会议上集中爆发，主要是：说“文革”前还有阶级路线，贫下中农要照顾，现在完全凭分数录取了，也不提照顾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了。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还算不算数？“文革”前工农子女可以降10分，为什么经过“文革”不可以了？现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成了优越条件，这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让步，不能因为分数高，我们就糊里糊涂地录取。
这些声音中央也听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副总理方毅说，招生会议这段时间要着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路线是非问题。教育部长刘西尧说：说恢复高考让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这毫无事实根据。邓小平对这些非议十分重视，他亲自审阅了《加强党的领导，搞好教育革命》社论及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述评《招生会议上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这两文发表在1978年5月17日、5月24日《人民日报》上，并由新华社转发各地。
述评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1977年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这一改革深得人心，所招生源，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比97.4%；第二，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完全正确；第三，不要把“择优录取”与“红专不分”对立起来，高考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但恢复高考招生方向正确。“社论”认为，当前首先要做好三件大事，即思想整顿刻不容缓，组织整顿刻不容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刻不容缓。
华没同意拍板的话, 77年是无法恢复高考的。就如美国当前的各项重大决策, 拍板者是川普而不是各部会头领。
也
那年头， 别看老邓刚出来，他的潜在势力没人看不清，老华在他面前就是根棒槌，老邓说了，谁真的愿意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而赌上自己的位子待遇特别是家人子女呀？！
后来的改开， 实际上是邓陈斗法，次大人物都在察言观色轧苗头，更不要说小人物了
如果华没签同意的话, 仅凭邓的“拍板”, 77年高考能恢复吗？
华更是党的主席，不仅仅是总理。华不同意，能恢复高考吗？你读一读邓恢复工作前给华国锋的一封要求出来当官的效忠信，他刚刚复出很多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还一切谨小慎微地听华的。当他的势力增长到很大之后才对华动手。
更何况中国的传统就是新皇帝上台后会拨乱反正
功劳？荒谬!
邓给毛写效忠信要求出来当官的信你没看到过？
人民的愿望。
的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