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2）
纵观吴氏一生，叱吒风云，有惊有险，而终获平安且得善果。由此，我不由得想起了与吴同时代的另一个人物——潘汉年。当年，潘汉年是活跃在上海、香港等地的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论地位、功绩，潘氏不仅可与吴氏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尤为巧合者，一九四三年四月日军释放吴开先回重庆之时，亦正是潘汉年到南京会见汪精卫之时。这是后来毛泽东整肃潘汉年的主要借口。而其后来的遭遇、结果，却与吴开先大相径庭。潘氏前半生在情报界、统战界纵横捭阖，几无往而不利，功绩辉煌；后半生悲惨屈辱，含冤而死。两相比较，不能不说是吴氏幸遇明主，才得了个善终；而潘汉年则不免令人有识人不明，致自堕地狱之叹。
潘汉年，生于一九〇六年一月，江苏宜兴人，初中肄业，自学成才。一九二五年夏，潘汉年进中华书局任校对。不久，潘经人介绍加入国民党，第二年十一月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潘加入中共以后开始一段时间做左翼文化的工作，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始转行做情报工作，与陈云、康生同为“特科”三负责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十月，潘汉年参加红军“长征”，中途与陈云两人被秘密派往上海联系共产国际，后又转去莫斯科。一九三六年四月，潘汉年奉王明之命回国，负责与国民党联系做统战工作。一九三九年十月，潘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奉命组建华南情报局，并统一指挥香港、上海、以及整个华南地区的情报组织。此后，潘常扑扑于港、沪两地，周旋于日、汪、蒋特务之间，与日本、汪伪的一些大特务都建有合作关系。
一九四二年十月，潘汉年奉中共中央命令撤离上海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其时陈毅为新四军军长，饶漱石为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潘汉年在淮南时，时任新四军三师保卫部长杨帆因“特务”嫌疑在“整风运动”中遭逮捕审查。潘汉年作为审查小组三名成员之一，本着实事求是精神，为澄清这一冤案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两人结成深厚友谊。一九四三年，潘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继续领导上海、南京等地区的情报工作。该年四月，潘汉年为了了解敌占区日、汪的“扫荡”和“清乡”计划，在汪伪大特务李士群的陪同下，曾在南京会见了汪精卫，又在上海会见了日军都甲大佐，商定了新四军与日军合作事宜。一九四五年二月，潘汉年到延安参加四月举行的中共“七大”会议。十月，潘被派往东北，然后去北平、南京、上海、香港等地开展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在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最辉煌的成绩是他领导的情报组织预先侦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决策和发动的时间，并辗转通报了苏联和美国。苏联据此将东线原来防备日本的军队西调对付德军，赢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由此更扭转了整个苏德战争的形势。而美国因对中国人情报的正确性抱有怀疑，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结果驻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日军偷袭，损失极为惨重，并由此开启了太平洋战争。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饶漱石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任上海市长，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负责政法和情报工作，同时兼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和上海市委统战部长。而原华东局情报部负责人杨帆则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负责情报工作，不久任局长。杨帆在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任内，经潘汉年和饶漱石批准，曾利用一批原国民党和汪伪政权的人员协助中共破获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收到很好的效果，为迅速安定上海治安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底“高饶事件”爆发后，杨帆先是在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秘密扣押审查，然后在五五年四月十二日正式逮捕，罪名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五五年三月下旬，中共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潘汉年作为上海市代表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要一切与高岗、饶漱石有牵连的人，过去有没有说清楚的事向党说清楚。潘汉年因为过去工作上与饶漱石、杨帆有密切关系，饶、杨接连出事后他就感到很大压力。毛泽东的讲话在他听来就像是向他说的一样，思来想去自己没有什么对党隐瞒的，唯有一九四三年见汪精卫这件事过去没有向组织说过。因此四月一日，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就去找老领导陈毅说了这件事。四月二日，陈毅将此事向毛泽东报告，同时呈上潘汉年写的详细经过。毛看了后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当天下午，毛泽东又下令：“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四月三日晚八时许，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带人到潘汉年住宿的北京饭店将潘逮捕。
潘被捕后，中共将潘汉年和杨帆联在一起，定为“潘、杨反革命集团”，作为“高饶反党集团”之下的一个旁支的反革命集团。从此潘、杨两人被分别关押了二十多年。杨帆在牢狱中精神失常，双目失明，直至毛泽东去世后的一九七八年底才获准保外就医。一九八〇年获平反。一九九八年以八十七岁高龄去世。潘汉年被捕后，开始一直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一九六〇年秦城监狱建成后又转押到秦城。在最初的七、八年中，当局对他不审不判，仿佛要无声无息地将他关死在狱中。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常委会因大跃进失败，决定让毛泽东“休息”，改由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潘的处境才稍有转机。一九六三年一月，最高人民法院以潘汉年认罪为条件，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月后又以潘服刑期间“表现良好”为由予以假释，转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管制劳动。其妻董慧也被安排到团河农场，算是照顾他生活。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潘汉年重新被逮捕关入秦城。一九七〇年一月，中共再次审判，判决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永远开除出党。
一九七五年五月，监狱将潘汉年夫妇转到湖南省茶陵县米江茶场（湖南省第三劳改农场），作为特殊犯人看管。此时潘汉年已患肝癌，但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直到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潘汉年病情十分严重时才获准送长沙治疗。妻子董慧欲随侍去医院也不准。四月十四日潘汉年即将病危，农场才通知董慧赶去长沙，总算在潘汉年咽气前数小时见了最后一面，终年七十一岁。其时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但“凡是派”还在台上。潘汉年死后安葬不能用自己的名字，而只准用他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肖淑安。其情形一如刘少奇死后火葬不能用真名，而只能用“刘卫璜”这个假名一样。由此可知中共对潘汉年这个名字有多恐惧！一年多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潘汉年妻子董慧因高血压併发脑溢血，也死在劳改农场，终年六十一岁。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陈云提议下，中共中央终于为潘汉年进行了平反。《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对党忠诚”四字含意深厚。这是一份迟来的正义。但其人已逝，且《通知》对当年为何逮捕潘汉年一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交代，所以还不能说这就是真正的平反昭雪。
似乎不把毛的事放在心上，把王明的话当了圣旨。
潘见汪精卫这件事情不会是这么简单，三国演义这么做也很正常
您在跟帖中指出我将军统姜毅英的功劳按在了潘汉年身上。我核对了有关资料，发觉我的叙述确实有误。特此向您致谢。但潘汉年手下情报组织发现日本政府的动向，与姜毅英破译日军电文发现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好像是两回事。潘汉年手下情报组织是通过一系列动向的分析，认为日军准备南下进攻东南亚而非进北上进攻苏联。由于美国、英国等国家在东南亚有大量利益，而且此前日美关系已经很紧张，因此判断美日之间将起军事冲突。我以为此两事是可以并存不悖的，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首先赞成你能心平气和的讨论历史。同意你说的潘和军统情报共存的说法。
潘情报小组中的中西功等利用日人身份及在满铁的身份，为中共获取日军向南增兵，训练等情报，并及时通报了苏联。
这是史实，但也说明中共和日本并没有过合作关系。所以我反对你的所谓“中共和日军合作”的结论。
军统是破译了日本军方的电码。日军并未发觉直到后来山本五十六被偷袭击毙。所以这个情报比潘的更可靠些。
蒋政府曾让驻美武官肖勃（军统美国站站长）通告美情报部门。而中共和美国政府并无高层联系。
后来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是因为美国海军情报系统发现军统的情报能力而提出合作的。美方派出梅勒斯任副所长。
大家研究历史，最好不要被观点所左右。这样很有可能误信“史实”，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2）
纵观吴氏一生，叱吒风云，有惊有险，而终获平安且得善果。由此，我不由得想起了与吴同时代的另一个人物——潘汉年。当年，潘汉年是活跃在上海、香港等地的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论地位、功绩，潘氏不仅可与吴氏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尤为巧合者，一九四三年四月日军释放吴开先回重庆之时，亦正是潘汉年到南京会见汪精卫之时。这是后来毛泽东整肃潘汉年的主要借口。而其后来的遭遇、结果，却与吴开先大相径庭。潘氏前半生在情报界、统战界纵横捭阖，几无往而不利，功绩辉煌；后半生悲惨屈辱，含冤而死。两相比较，不能不说是吴氏幸遇明主，才得了个善终；而潘汉年则不免令人有识人不明，致自堕地狱之叹。
潘汉年，生于一九〇六年一月，江苏宜兴人，初中肄业，自学成才。一九二五年夏，潘汉年进中华书局任校对。不久，潘经人介绍加入国民党，第二年十一月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潘加入中共以后开始一段时间做左翼文化的工作，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始转行做情报工作，与陈云、康生同为“特科”三负责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十月，潘汉年参加红军“长征”，中途与陈云两人被秘密派往上海联系共产国际，后又转去莫斯科。一九三六年四月，潘汉年奉王明之命回国，负责与国民党联系做统战工作。一九三九年十月，潘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奉命组建华南情报局，并统一指挥香港、上海、以及整个华南地区的情报组织。此后，潘常扑扑于港、沪两地，周旋于日、汪、蒋特务之间，与日本、汪伪的一些大特务都建有合作关系。
一九四二年十月，潘汉年奉中共中央命令撤离上海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其时陈毅为新四军军长，饶漱石为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潘汉年在淮南时，时任新四军三师保卫部长杨帆因“特务”嫌疑在“整风运动”中遭逮捕审查。潘汉年作为审查小组三名成员之一，本着实事求是精神，为澄清这一冤案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两人结成深厚友谊。一九四三年，潘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继续领导上海、南京等地区的情报工作。该年四月，潘汉年为了了解敌占区日、汪的“扫荡”和“清乡”计划，在汪伪大特务李士群的陪同下，曾在南京会见了汪精卫，又在上海会见了日军都甲大佐，商定了新四军与日军合作事宜。一九四五年二月，潘汉年到延安参加四月举行的中共“七大”会议。十月，潘被派往东北，然后去北平、南京、上海、香港等地开展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在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最辉煌的成绩是他领导的情报组织预先侦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决策和发动的时间，并辗转通报了苏联和美国。苏联据此将东线原来防备日本的军队西调对付德军，赢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由此更扭转了整个苏德战争的形势。而美国因对中国人情报的正确性抱有怀疑，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结果驻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日军偷袭，损失极为惨重，并由此开启了太平洋战争。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饶漱石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任上海市长，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负责政法和情报工作，同时兼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和上海市委统战部长。而原华东局情报部负责人杨帆则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负责情报工作，不久任局长。杨帆在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任内，经潘汉年和饶漱石批准，曾利用一批原国民党和汪伪政权的人员协助中共破获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收到很好的效果，为迅速安定上海治安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底“高饶事件”爆发后，杨帆先是在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秘密扣押审查，然后在五五年四月十二日正式逮捕，罪名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五五年三月下旬，中共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潘汉年作为上海市代表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要一切与高岗、饶漱石有牵连的人，过去有没有说清楚的事向党说清楚。潘汉年因为过去工作上与饶漱石、杨帆有密切关系，饶、杨接连出事后他就感到很大压力。毛泽东的讲话在他听来就像是向他说的一样，思来想去自己没有什么对党隐瞒的，唯有一九四三年见汪精卫这件事过去没有向组织说过。因此四月一日，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就去找老领导陈毅说了这件事。四月二日，陈毅将此事向毛泽东报告，同时呈上潘汉年写的详细经过。毛看了后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当天下午，毛泽东又下令：“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四月三日晚八时许，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带人到潘汉年住宿的北京饭店将潘逮捕。
潘被捕后，中共将潘汉年和杨帆联在一起，定为“潘、杨反革命集团”，作为“高饶反党集团”之下的一个旁支的反革命集团。从此潘、杨两人被分别关押了二十多年。杨帆在牢狱中精神失常，双目失明，直至毛泽东去世后的一九七八年底才获准保外就医。一九八〇年获平反。一九九八年以八十七岁高龄去世。潘汉年被捕后，开始一直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一九六〇年秦城监狱建成后又转押到秦城。在最初的七、八年中，当局对他不审不判，仿佛要无声无息地将他关死在狱中。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常委会因大跃进失败，决定让毛泽东“休息”，改由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潘的处境才稍有转机。一九六三年一月，最高人民法院以潘汉年认罪为条件，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月后又以潘服刑期间“表现良好”为由予以假释，转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管制劳动。其妻董慧也被安排到团河农场，算是照顾他生活。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潘汉年重新被逮捕关入秦城。一九七〇年一月，中共再次审判，判决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永远开除出党。
一九七五年五月，监狱将潘汉年夫妇转到湖南省茶陵县米江茶场（湖南省第三劳改农场），作为特殊犯人看管。此时潘汉年已患肝癌，但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直到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潘汉年病情十分严重时才获准送长沙治疗。妻子董慧欲随侍去医院也不准。四月十四日潘汉年即将病危，农场才通知董慧赶去长沙，总算在潘汉年咽气前数小时见了最后一面，终年七十一岁。其时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但“凡是派”还在台上。潘汉年死后安葬不能用自己的名字，而只准用他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肖淑安。其情形一如刘少奇死后火葬不能用真名，而只能用“刘卫璜”这个假名一样。由此可知中共对潘汉年这个名字有多恐惧！一年多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潘汉年妻子董慧因高血压併发脑溢血，也死在劳改农场，终年六十一岁。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陈云提议下，中共中央终于为潘汉年进行了平反。《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对党忠诚”四字含意深厚。这是一份迟来的正义。但其人已逝，且《通知》对当年为何逮捕潘汉年一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交代，所以还不能说这就是真正的平反昭雪。
似乎不把毛的事放在心上，把王明的话当了圣旨。
潘见汪精卫这件事情不会是这么简单，三国演义这么做也很正常
您在跟帖中指出我将军统姜毅英的功劳按在了潘汉年身上。我核对了有关资料，发觉我的叙述确实有误。特此向您致谢。但潘汉年手下情报组织发现日本政府的动向，与姜毅英破译日军电文发现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好像是两回事。潘汉年手下情报组织是通过一系列动向的分析，认为日军准备南下进攻东南亚而非进北上进攻苏联。由于美国、英国等国家在东南亚有大量利益，而且此前日美关系已经很紧张，因此判断美日之间将起军事冲突。我以为此两事是可以并存不悖的，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首先赞成你能心平气和的讨论历史。同意你说的潘和军统情报共存的说法。
潘情报小组中的中西功等利用日人身份及在满铁的身份，为中共获取日军向南增兵，训练等情报，并及时通报了苏联。
这是史实，但也说明中共和日本并没有过合作关系。所以我反对你的所谓“中共和日军合作”的结论。
军统是破译了日本军方的电码。日军并未发觉直到后来山本五十六被偷袭击毙。所以这个情报比潘的更可靠些。
蒋政府曾让驻美武官肖勃（军统美国站站长）通告美情报部门。而中共和美国政府并无高层联系。
后来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是因为美国海军情报系统发现军统的情报能力而提出合作的。美方派出梅勒斯任副所长。
大家研究历史，最好不要被观点所左右。这样很有可能误信“史实”，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