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1）
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兼论中共汉奸政策的根源
前几年，我见到唐德刚教授的一篇文章，里边提到他的夫人吴绍文是吴开先的女儿，不禁暗暗称奇：原来世界这么小，久闻大名的唐教授竟然是我们练塘人的东床，岂不快哉！前不久，我在网上又见到一篇唐教授的文章：《珊瑚坝迎候吴开先感赋诗史释》。这是一篇纪念他丈人吴开先兼有为其辩诬意思的文章。文章详述了吴开先在抗战时期由国府派往上海领导地下抗日斗争，不幸被日本人逮捕，后又被日本人释放回重庆陪都的经过；以及当时社会舆论有不少人怀疑吴开先是否变节投降了日本人，使吴氏一时蒙受了不白之冤，最后是蒋介石还了他清白等情事。阅此文后，不觉浮想联翩，感慨系之，因想也来说几句。
一
吴开先是我的乡前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练塘人提起陈云和吴开先这两个人，都还要翘一下大拇指，将他们并称为“练塘的两个大好佬”，很为家乡这么小的地方（据《章练续志》民国三十五年三月统计，全镇人口七千五百八十三人。）而竟然一下子出了这么两个有名人物而感到荣耀。只是很快地吴开先的名字就很少再有人提及了。原因当然因为他是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属于“国民党反动派”，再提他就有可能招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了。不过，吴开先的名字从来也没有在老一辈练塘人心中消失过，甚至也从没在我心中消失过。
我没见过吴开先。吴开先去台湾时我还很小。陈云我倒是见过一次。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次陈云来练塘，他被一大群人簇拥着走在下塘街上，我在上塘街上正巧被我隔着狭狭的市河看到。说起来，吴开先家以及陈云家，与我舅舅家都是紧邻。吴家在西，陈家在东，中间就只隔着我舅舅一家。（至上世纪末，因为政府要建陈云纪念馆，陈云家的老房子，吴开先家、我舅舅家，还有附近一大片民居以及城隍庙都被拆除了。）陈云从小父母双亡，由他舅舅、舅母收养，所以所谓陈云家实际是陈云舅舅的家。陈云舅舅姓廖，陈云小时候的名字也叫廖陈云。陈云舅舅家很贫苦，靠开一爿小饭店维生。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说陈云小时候读书很勤奋，常常天不亮就听见陈云朗朗的读书声。总要读了一阵早书，然后听见“吱呀”的开门声，这是陈云出门去茶馆泡开水（“泡开水”是上海土话，意即用沸水冲在热水瓶等容器中。那时茶馆有“老虎灶”，也兼向附近居民出售开水）。泡了开水回家，吃了开水泡饭，陈云再去上学。天天如此。后来陈云书不读了，经人介绍到上海去做学徒。以后的事我母亲就不太清楚了。再后来，“解放”了，传出消息说陈云在北京当了大官，是政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之后排名第五。不久，陈云将舅母一家和他一个守寡的姐姐都接了去北京。镇上人都说是去享福去了。总之，人穷而志不穷，日后终于有了大出息，这是我从母亲的话中得到的启发。
母亲还说到吴开先。说吴开先、陈云与我舅舅小时候都是一起玩的小伙伴。吴长大后去上海读书、做事，回来时还常来看我舅舅。“往往人还没有进门，‘嘉福、嘉福’（舅舅名字）的喊声就先到了，中气十足，声音大得我们住在后埭房子里的人也都听到。”母亲如是说。我舅舅只读了几年书，后来就继承祖业成了一个制橹的普通手工业者，文化程度不高，应该说与吴开先不论社会地位还是精神境界都隔了好几个层次。但吴开先富贵而不忘故交，因此在我感觉中他是一个性格豪爽、讲义气的人，虽然是个“反动派”，但我并不觉得他可憎。我曾这样想象吴开先，觉得他既然是个大嗓门，后来又当大官，应该是一个身材壮硕、雄赳赳的大丈夫；及至后来从网上见到他的一张照片，白净的脸上戴一副眼镜，竟然是一个斯文俊秀如学者、教授一般的人，则大出我的意外。由于有这样的渊源，我对吴开先这个人一直抱有兴趣，可惜甚少见到他的资料。这次见了唐教授的文章，我不仅详细拜读，还上网查阅了他的一些资料，才算大体上对吴开先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吴开先（1899—1990），本江苏省金山县枫泾镇人，因从小过继给居住在青浦县章练塘镇（一九五八年金山、青浦两县均划归上海市，章练塘则简化为练塘）的叔父，在练塘长大，因此又算练塘人。吴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经济第一期，当过中学教员，也办过中学担任过校长。吴热衷政治，先在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又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吴开先与陈云等人一起在青浦地区开展革命活动。为迎接北伐军，他参加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共”后，他的立场就完全转到了国民党一边。在国民党内，他担任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青浦县党部监察委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委常委、组织部长、上海市社会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一九三三年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一九三五年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上，吴开先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一九三六年七月补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抗战开始以后，随国民政府撤退重庆。
一九三九年秋，汪精卫在南京筹组伪政府，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主要领导和大部分成员纷纷变节投向汪伪。因上海地位重要，蒋介石指示“上海阵地不能丢”。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就奉了蒋介石之命，经南洋潜返上海，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帮助下，重组国民党上海地下组织，统一指挥国府在上海的地下抗日工作。为打击汉奸气焰，在吴开先指挥下，国府地下工作人员曾刺杀多名死心塌地投敌的汉奸头面人物，甚至与敌展开街头战斗，大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士气。日、汪悬赏十万银元收买吴氏的头颅，因吴居住在租界，得美英势力及杜月笙手下帮派势力的暗中保护，日、汪阴谋未能得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搜捕吴开先。吴凭着他对上海情况的熟悉以及广泛的人脉，坚持留在上海不撤退，直至一九四二年三月才落入敌伪之手。
吴开先被捕后，汪精卫以老上司的身份对他温语招降。吴不为所动，几次以服毒、跳楼、吞回形针、绝食等方法自杀，均被救活。一九四三年初，美军在太平洋上取得一连串胜利，日军受到严重打击，急于想与重庆国民政府讲和，结束大陆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美军。但谁来向重庆政府传递这个信息？经多方考虑，认为最佳人选莫过于被他们掌握在手的吴开先。虽然，吴被捕后一直不肯投降，但日本人认为杀他仅能泄愤而再无利用价值；若不杀而放归，即使不能由吴氏达成任务，但因为吴开先的身份，必会造成轰动效应，无论如何是将讲和的信息放出去了。因此，日军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用专机将吴开先送到广州湾释放。吴氏得释后辗转回到重庆。当他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下机时，前来迎接的亲朋甚众，其中如于右任、洪兰友、杨千里、程中行、叶元龙、程潜、乔大壮、潘伯鹰、梁寒操等诗人墨客纷纷赋诗誌庆，并由书法家沈尹默集书成一卷长轴。而唐德刚，后来就以此为由头，写了《珊瑚坝迎候吴开先感赋诗史释》一文。
唐教授撰写此文，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丈人辩诬。因为日本人不杀吴开先而以专机放归，必然要惹人猜疑，以为吴氏必已投降日本人，且必带有日本人特殊任务，而这个任务亦必与中日媾和有关。这对于蒋介石政府一贯坚持抗战的立场难免会罩上一层灰色的疑云，不利国府形象。在整个抗日时期，中共一直在攻击国府，说国府有投降倾向。而据唐教授说，自美国与中国合作抗日，美方也一直担心重庆政府会否与日本单独媾和，因此对日人放归吴氏一事也是疑虑重重。国府为自身形象起见，其实很有必要及时地对吴氏归来一事加以澄清。但是当时蒋介石正在与美国斗法，想为国民政府从美国方面争取更多的权益，便利用美方的这种疑虑，故意不对吴开先归来一事作澄清。于是一时间谣言四起，吴开先也蒙受了不白之冤。
唐德刚的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实际，因我对这段历史的详情不太了解，不便遽下判断。但我看过当时在汪伪政权中对汪伪高层十分熟悉的金雄白先生（主编《毛泽东传 1893-1949》的金冲及之父，也是青浦人）所著的《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其中对吴开先被捕至释放的过程述之甚详。据金氏所言，吴开先被捕后没有投降敌人是可以肯定的。吴开先的被释放，关键是得到了周佛海的营救。周、吴原就是旧识。周随汪精卫脱离重庆另成立伪政府以后，复又与国府暗通款曲，所以周营救吴极有可能亦是奉了国府命令。而周的营救能成功，主要是日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上了周佛海的当。原因就是当时日本人很想与重庆国府媾和，周佛海便向在汪伪政权中担任最高顾问的日军影佐昭帧将军建议，认为留吴开先在此一无用处，不如放他回重庆，由此来传递媾和意愿。结果影佐同意了周的建议。当时日军的政策是不投降便杀，周佛海用此计实是想保吴开先性命。而吴竟能因此而脱险也是实属万幸。
吴开先回重庆后，坐了一段时间冷板凳，且处于不白之冤中。但到了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吴开先继续当选中央执委，抗战胜利后再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这就变相澄清了吴氏是清白的。而且，即使在这差不多两年的坐冷板凳的日子里，国府对吴开先也并没有过任何非人的待遇，与共产党对潘汉年的处理有天壤之别。国府对吴开先的处理，我认为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尤其难得的是蒋介石没有因为吴开先被捕不死而就怀疑他的气节，也没有为要避嫌而就从此弃吴氏不用，显示了蒋介石作为一国最高领袖的坦荡胸襟和明察事理的公道心。试想：若蒋介石有一点私心，即使不严惩吴开先以示自己抗战立场坚定，恐怕也要对吴开先避之不及，不可能再重用吴氏。这一点，是毛泽东不可比拟的。一九四九年，吴开先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之后一度退出政界，改任台湾中华书局董事，后又由当局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一九九〇年一月，吴开先病逝台北，终年九十二岁。
比如军统的前后两任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和陈恭澍被76号抓捕后，只能以变节作为被释放的条件。
但吴的被释盖因其“老上海”的身份。如杜的门人也是其好友的徐采丞，和汪伪，日人交往甚密。据说不惜花费巨款用来贿赂日伪来为其说情。还有前国民党市党部的老同事汪曼云和蔡洪同的帮忙。
吴被抓过，“疑”肯定大些，潘没被抓过，“疑”实际小些。
但共产党在政治上要比国民党严厉得多， 大事小情必须非常清楚，稍有不清就是疑问，既是疑问就要查清，查不清楚或查不了的，可以当作“无”，也可以当成“有”。
潘向“组织”隐瞒被李士群胁迫去见汪的事。后来此事被汪伪报导，用来说事，导致延安方面及其被动。老毛一气之下说，此人从此不可重用。
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是派潜南京汪伪政府做策反的国军中将。他对吴开先有不同的看法。当然这是他的一家之言，姑且听之。
文章链接
https://www.360doc.cn/article/8250148_1137933231.html
唐是个人物，不知道是否有吹嘘。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16/c_128901651.htm
是调查当时农村的困难情况，顺便还听听评弹。
来日后在盛宣怀后代的东京“*****饭店”里跑堂，再写点轶事糊口。
他的儿子是复旦地下党，大概由于家庭出身一直没重用，改开后被江泽民启用。
后又吞金和服毒自尽未遂。
对这样的历史人物，现土共应不会有啥纠结。
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1）
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兼论中共汉奸政策的根源
前几年，我见到唐德刚教授的一篇文章，里边提到他的夫人吴绍文是吴开先的女儿，不禁暗暗称奇：原来世界这么小，久闻大名的唐教授竟然是我们练塘人的东床，岂不快哉！前不久，我在网上又见到一篇唐教授的文章：《珊瑚坝迎候吴开先感赋诗史释》。这是一篇纪念他丈人吴开先兼有为其辩诬意思的文章。文章详述了吴开先在抗战时期由国府派往上海领导地下抗日斗争，不幸被日本人逮捕，后又被日本人释放回重庆陪都的经过；以及当时社会舆论有不少人怀疑吴开先是否变节投降了日本人，使吴氏一时蒙受了不白之冤，最后是蒋介石还了他清白等情事。阅此文后，不觉浮想联翩，感慨系之，因想也来说几句。
一
吴开先是我的乡前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练塘人提起陈云和吴开先这两个人，都还要翘一下大拇指，将他们并称为“练塘的两个大好佬”，很为家乡这么小的地方（据《章练续志》民国三十五年三月统计，全镇人口七千五百八十三人。）而竟然一下子出了这么两个有名人物而感到荣耀。只是很快地吴开先的名字就很少再有人提及了。原因当然因为他是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属于“国民党反动派”，再提他就有可能招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了。不过，吴开先的名字从来也没有在老一辈练塘人心中消失过，甚至也从没在我心中消失过。
我没见过吴开先。吴开先去台湾时我还很小。陈云我倒是见过一次。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次陈云来练塘，他被一大群人簇拥着走在下塘街上，我在上塘街上正巧被我隔着狭狭的市河看到。说起来，吴开先家以及陈云家，与我舅舅家都是紧邻。吴家在西，陈家在东，中间就只隔着我舅舅一家。（至上世纪末，因为政府要建陈云纪念馆，陈云家的老房子，吴开先家、我舅舅家，还有附近一大片民居以及城隍庙都被拆除了。）陈云从小父母双亡，由他舅舅、舅母收养，所以所谓陈云家实际是陈云舅舅的家。陈云舅舅姓廖，陈云小时候的名字也叫廖陈云。陈云舅舅家很贫苦，靠开一爿小饭店维生。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说陈云小时候读书很勤奋，常常天不亮就听见陈云朗朗的读书声。总要读了一阵早书，然后听见“吱呀”的开门声，这是陈云出门去茶馆泡开水（“泡开水”是上海土话，意即用沸水冲在热水瓶等容器中。那时茶馆有“老虎灶”，也兼向附近居民出售开水）。泡了开水回家，吃了开水泡饭，陈云再去上学。天天如此。后来陈云书不读了，经人介绍到上海去做学徒。以后的事我母亲就不太清楚了。再后来，“解放”了，传出消息说陈云在北京当了大官，是政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之后排名第五。不久，陈云将舅母一家和他一个守寡的姐姐都接了去北京。镇上人都说是去享福去了。总之，人穷而志不穷，日后终于有了大出息，这是我从母亲的话中得到的启发。
母亲还说到吴开先。说吴开先、陈云与我舅舅小时候都是一起玩的小伙伴。吴长大后去上海读书、做事，回来时还常来看我舅舅。“往往人还没有进门，‘嘉福、嘉福’（舅舅名字）的喊声就先到了，中气十足，声音大得我们住在后埭房子里的人也都听到。”母亲如是说。我舅舅只读了几年书，后来就继承祖业成了一个制橹的普通手工业者，文化程度不高，应该说与吴开先不论社会地位还是精神境界都隔了好几个层次。但吴开先富贵而不忘故交，因此在我感觉中他是一个性格豪爽、讲义气的人，虽然是个“反动派”，但我并不觉得他可憎。我曾这样想象吴开先，觉得他既然是个大嗓门，后来又当大官，应该是一个身材壮硕、雄赳赳的大丈夫；及至后来从网上见到他的一张照片，白净的脸上戴一副眼镜，竟然是一个斯文俊秀如学者、教授一般的人，则大出我的意外。由于有这样的渊源，我对吴开先这个人一直抱有兴趣，可惜甚少见到他的资料。这次见了唐教授的文章，我不仅详细拜读，还上网查阅了他的一些资料，才算大体上对吴开先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吴开先（1899—1990），本江苏省金山县枫泾镇人，因从小过继给居住在青浦县章练塘镇（一九五八年金山、青浦两县均划归上海市，章练塘则简化为练塘）的叔父，在练塘长大，因此又算练塘人。吴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经济第一期，当过中学教员，也办过中学担任过校长。吴热衷政治，先在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又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吴开先与陈云等人一起在青浦地区开展革命活动。为迎接北伐军，他参加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共”后，他的立场就完全转到了国民党一边。在国民党内，他担任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青浦县党部监察委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委常委、组织部长、上海市社会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一九三三年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一九三五年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上，吴开先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一九三六年七月补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抗战开始以后，随国民政府撤退重庆。
一九三九年秋，汪精卫在南京筹组伪政府，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主要领导和大部分成员纷纷变节投向汪伪。因上海地位重要，蒋介石指示“上海阵地不能丢”。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就奉了蒋介石之命，经南洋潜返上海，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帮助下，重组国民党上海地下组织，统一指挥国府在上海的地下抗日工作。为打击汉奸气焰，在吴开先指挥下，国府地下工作人员曾刺杀多名死心塌地投敌的汉奸头面人物，甚至与敌展开街头战斗，大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士气。日、汪悬赏十万银元收买吴氏的头颅，因吴居住在租界，得美英势力及杜月笙手下帮派势力的暗中保护，日、汪阴谋未能得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搜捕吴开先。吴凭着他对上海情况的熟悉以及广泛的人脉，坚持留在上海不撤退，直至一九四二年三月才落入敌伪之手。
吴开先被捕后，汪精卫以老上司的身份对他温语招降。吴不为所动，几次以服毒、跳楼、吞回形针、绝食等方法自杀，均被救活。一九四三年初，美军在太平洋上取得一连串胜利，日军受到严重打击，急于想与重庆国民政府讲和，结束大陆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美军。但谁来向重庆政府传递这个信息？经多方考虑，认为最佳人选莫过于被他们掌握在手的吴开先。虽然，吴被捕后一直不肯投降，但日本人认为杀他仅能泄愤而再无利用价值；若不杀而放归，即使不能由吴氏达成任务，但因为吴开先的身份，必会造成轰动效应，无论如何是将讲和的信息放出去了。因此，日军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用专机将吴开先送到广州湾释放。吴氏得释后辗转回到重庆。当他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下机时，前来迎接的亲朋甚众，其中如于右任、洪兰友、杨千里、程中行、叶元龙、程潜、乔大壮、潘伯鹰、梁寒操等诗人墨客纷纷赋诗誌庆，并由书法家沈尹默集书成一卷长轴。而唐德刚，后来就以此为由头，写了《珊瑚坝迎候吴开先感赋诗史释》一文。
唐教授撰写此文，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丈人辩诬。因为日本人不杀吴开先而以专机放归，必然要惹人猜疑，以为吴氏必已投降日本人，且必带有日本人特殊任务，而这个任务亦必与中日媾和有关。这对于蒋介石政府一贯坚持抗战的立场难免会罩上一层灰色的疑云，不利国府形象。在整个抗日时期，中共一直在攻击国府，说国府有投降倾向。而据唐教授说，自美国与中国合作抗日，美方也一直担心重庆政府会否与日本单独媾和，因此对日人放归吴氏一事也是疑虑重重。国府为自身形象起见，其实很有必要及时地对吴氏归来一事加以澄清。但是当时蒋介石正在与美国斗法，想为国民政府从美国方面争取更多的权益，便利用美方的这种疑虑，故意不对吴开先归来一事作澄清。于是一时间谣言四起，吴开先也蒙受了不白之冤。
唐德刚的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实际，因我对这段历史的详情不太了解，不便遽下判断。但我看过当时在汪伪政权中对汪伪高层十分熟悉的金雄白先生（主编《毛泽东传 1893-1949》的金冲及之父，也是青浦人）所著的《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其中对吴开先被捕至释放的过程述之甚详。据金氏所言，吴开先被捕后没有投降敌人是可以肯定的。吴开先的被释放，关键是得到了周佛海的营救。周、吴原就是旧识。周随汪精卫脱离重庆另成立伪政府以后，复又与国府暗通款曲，所以周营救吴极有可能亦是奉了国府命令。而周的营救能成功，主要是日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上了周佛海的当。原因就是当时日本人很想与重庆国府媾和，周佛海便向在汪伪政权中担任最高顾问的日军影佐昭帧将军建议，认为留吴开先在此一无用处，不如放他回重庆，由此来传递媾和意愿。结果影佐同意了周的建议。当时日军的政策是不投降便杀，周佛海用此计实是想保吴开先性命。而吴竟能因此而脱险也是实属万幸。
吴开先回重庆后，坐了一段时间冷板凳，且处于不白之冤中。但到了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吴开先继续当选中央执委，抗战胜利后再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这就变相澄清了吴氏是清白的。而且，即使在这差不多两年的坐冷板凳的日子里，国府对吴开先也并没有过任何非人的待遇，与共产党对潘汉年的处理有天壤之别。国府对吴开先的处理，我认为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尤其难得的是蒋介石没有因为吴开先被捕不死而就怀疑他的气节，也没有为要避嫌而就从此弃吴氏不用，显示了蒋介石作为一国最高领袖的坦荡胸襟和明察事理的公道心。试想：若蒋介石有一点私心，即使不严惩吴开先以示自己抗战立场坚定，恐怕也要对吴开先避之不及，不可能再重用吴氏。这一点，是毛泽东不可比拟的。一九四九年，吴开先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之后一度退出政界，改任台湾中华书局董事，后又由当局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一九九〇年一月，吴开先病逝台北，终年九十二岁。
比如军统的前后两任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和陈恭澍被76号抓捕后，只能以变节作为被释放的条件。
但吴的被释盖因其“老上海”的身份。如杜的门人也是其好友的徐采丞，和汪伪，日人交往甚密。据说不惜花费巨款用来贿赂日伪来为其说情。还有前国民党市党部的老同事汪曼云和蔡洪同的帮忙。
吴被抓过，“疑”肯定大些，潘没被抓过，“疑”实际小些。
但共产党在政治上要比国民党严厉得多， 大事小情必须非常清楚，稍有不清就是疑问，既是疑问就要查清，查不清楚或查不了的，可以当作“无”，也可以当成“有”。
潘向“组织”隐瞒被李士群胁迫去见汪的事。后来此事被汪伪报导，用来说事，导致延安方面及其被动。老毛一气之下说，此人从此不可重用。
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是派潜南京汪伪政府做策反的国军中将。他对吴开先有不同的看法。当然这是他的一家之言，姑且听之。
文章链接
https://www.360doc.cn/article/8250148_1137933231.html
唐是个人物，不知道是否有吹嘘。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16/c_128901651.htm
是调查当时农村的困难情况，顺便还听听评弹。
来日后在盛宣怀后代的东京“*****饭店”里跑堂，再写点轶事糊口。
他的儿子是复旦地下党，大概由于家庭出身一直没重用，改开后被江泽民启用。
后又吞金和服毒自尽未遂。
对这样的历史人物，现土共应不会有啥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