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真理标准”取代了原先的“两个凡是”，成为了新的思想指导方针，邓小平也开始逐渐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这个过程实际上并非轻松顺利。当时，是否让邓小平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在组织内部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是因为一些老一辈干部的支持，他才得以复出。而在支持邓小平的人中，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支持尤为关键。陈云是最早顶住巨大压力，提议公开讨论和推进平反工作的人，正是他的带头作用，促使了平反工作的加速。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邓小平与陈云的合作更加紧密，两人在治国理政方面有着极为相似的看法，私下关系也非常好，他们之间确实是彼此的真挚同志。然而，正如古人所言“君子和而不同”，两位老革命家的思想和做法并非总是完全一致。邓小平曾提出要严格执行某些禁令，然而陈云却强烈反对，导致该禁令最终未能实施。至于他们各自的立场是否正确，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
进入80年代，邓小平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政治方面，他废除了干部的终身制，大力精简多余的政府机构，成立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推动了新老交替等一系列举措。这些改革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年轻化和知识化的干部队伍，使得领导班子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在经济领域，邓小平推动了深远的改革开放，这一政策成为中国腾飞的关键一步。然而，随着大量资金的涌入，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些干部与群众的联系逐渐疏远，出现了大搞特权、权力寻租的现象。邓小平为此亲自推动出台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他在多个场合强调：“我们的同志如果过多关心个人和家庭利益，就无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多只是做些表面功夫。”他进一步指出：“当前高级干部的待遇并不是过高，而是在其他方面给予的特殊待遇过于宽松，这样就容易使干部脱离群众，导致腐败，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和家庭，官僚主义问题也无法根治。”
在该规定中，邓小平对干部的住房、用车、食品供应、外出休养、文化娱乐和遗属生活安排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些措施有效地整顿了党内风气。邓小平多次强调，他希望老干部们能够自律，对家人和后代保持警惕，避免特权现象。因此，他曾考虑出台一项禁令，禁止所谓的“红二代”进入决策层。然而，这一提案在讨论阶段便遭遇了广泛反对，陈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当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际交往频繁的背景下，不仅资金会大量流入，思想文化也会发生交流，这种情况下，有些敌对势力可能借机渗透国家，危及社会稳定。而国家要发展，最重要的是保持内部的稳定。因此，他认为，决策层应选拔那些“政治可靠”且“根正苗红”的干部，相较而言，红二代更为可靠。
邓小平担心的是权力垄断和潜在的暗箱操作，而陈云关注的是国家的长期稳定，两人从不同角度出发，虽然没有达成一致，但彼此尊重。邓小平听取了陈云的意见后，认为其理由充分，于是放弃了这一禁令。
当然，陈云并非容忍干部的子女享有特权。在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不法行为时，他发现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从事商业活动，深感愤怒。于是，在1985年3月，中纪委提出了《关于不允许领导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建议》，明确规定领导干部的子女和配偶不得经商，已经参与的必须退出。陈云作为中纪委负责人，审阅后批示道：“能否考虑扩大范围，涵盖更多干部子女？”邓小平也赞同这一提议，并要求尽快落实。最终，在同年5月，中央发布了《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成功遏制了腐败风气。
从中可以看出，陈云的出发点是从国家整体环境的角度出发，他希望能够使得具备领导能力的人不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同时通过政策的约束来保障干部的清廉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实际上，许多“红二代”并未享有特殊待遇，很多人认为，他们和广大的革命群众一样，肩负着保卫革命成果的责任。比如，罗青长之子、罗援少将曾在公开场合谈及此事，他指出，虽然一些干部子女确实做了不当行为，影响了整体形象，但大多数老干部的后代过得非常普通。他认为，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无疑是错误的，但同样歧视干部子弟也是不应当的。他强调，应该建立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制度，传承的是革命精神，而非特权。
正如罗援少将所言，干部子弟搞特殊化固然是错误的，但歧视他们也是不对的，关键是能做到公平竞争，廉洁为政。在此问题上，邓小平与陈云的不同主张，其实是因立场和考量角度的不同，无法简单地评判孰是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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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真理标准”取代了原先的“两个凡是”，成为了新的思想指导方针，邓小平也开始逐渐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这个过程实际上并非轻松顺利。当时，是否让邓小平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在组织内部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是因为一些老一辈干部的支持，他才得以复出。而在支持邓小平的人中，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支持尤为关键。陈云是最早顶住巨大压力，提议公开讨论和推进平反工作的人，正是他的带头作用，促使了平反工作的加速。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邓小平与陈云的合作更加紧密，两人在治国理政方面有着极为相似的看法，私下关系也非常好，他们之间确实是彼此的真挚同志。然而，正如古人所言“君子和而不同”，两位老革命家的思想和做法并非总是完全一致。邓小平曾提出要严格执行某些禁令，然而陈云却强烈反对，导致该禁令最终未能实施。至于他们各自的立场是否正确，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
进入80年代，邓小平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政治方面，他废除了干部的终身制，大力精简多余的政府机构，成立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推动了新老交替等一系列举措。这些改革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年轻化和知识化的干部队伍，使得领导班子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在经济领域，邓小平推动了深远的改革开放，这一政策成为中国腾飞的关键一步。然而，随着大量资金的涌入，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些干部与群众的联系逐渐疏远，出现了大搞特权、权力寻租的现象。邓小平为此亲自推动出台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他在多个场合强调：“我们的同志如果过多关心个人和家庭利益，就无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多只是做些表面功夫。”他进一步指出：“当前高级干部的待遇并不是过高，而是在其他方面给予的特殊待遇过于宽松，这样就容易使干部脱离群众，导致腐败，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和家庭，官僚主义问题也无法根治。”
在该规定中，邓小平对干部的住房、用车、食品供应、外出休养、文化娱乐和遗属生活安排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些措施有效地整顿了党内风气。邓小平多次强调，他希望老干部们能够自律，对家人和后代保持警惕，避免特权现象。因此，他曾考虑出台一项禁令，禁止所谓的“红二代”进入决策层。然而，这一提案在讨论阶段便遭遇了广泛反对，陈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当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际交往频繁的背景下，不仅资金会大量流入，思想文化也会发生交流，这种情况下，有些敌对势力可能借机渗透国家，危及社会稳定。而国家要发展，最重要的是保持内部的稳定。因此，他认为，决策层应选拔那些“政治可靠”且“根正苗红”的干部，相较而言，红二代更为可靠。
邓小平担心的是权力垄断和潜在的暗箱操作，而陈云关注的是国家的长期稳定，两人从不同角度出发，虽然没有达成一致，但彼此尊重。邓小平听取了陈云的意见后，认为其理由充分，于是放弃了这一禁令。
当然，陈云并非容忍干部的子女享有特权。在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不法行为时，他发现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从事商业活动，深感愤怒。于是，在1985年3月，中纪委提出了《关于不允许领导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建议》，明确规定领导干部的子女和配偶不得经商，已经参与的必须退出。陈云作为中纪委负责人，审阅后批示道：“能否考虑扩大范围，涵盖更多干部子女？”邓小平也赞同这一提议，并要求尽快落实。最终，在同年5月，中央发布了《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成功遏制了腐败风气。
从中可以看出，陈云的出发点是从国家整体环境的角度出发，他希望能够使得具备领导能力的人不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同时通过政策的约束来保障干部的清廉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实际上，许多“红二代”并未享有特殊待遇，很多人认为，他们和广大的革命群众一样，肩负着保卫革命成果的责任。比如，罗青长之子、罗援少将曾在公开场合谈及此事，他指出，虽然一些干部子女确实做了不当行为，影响了整体形象，但大多数老干部的后代过得非常普通。他认为，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无疑是错误的，但同样歧视干部子弟也是不应当的。他强调，应该建立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制度，传承的是革命精神，而非特权。
正如罗援少将所言，干部子弟搞特殊化固然是错误的，但歧视他们也是不对的，关键是能做到公平竞争，廉洁为政。在此问题上，邓小平与陈云的不同主张，其实是因立场和考量角度的不同，无法简单地评判孰是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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