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工作以后，大家都住在筒子楼，各忙各的。
年轻人嘛总会有些追求和梦想。不久听说，外国语教研室为教师们专门开了一个小范围的讲座/补习。俺也兴致冲冲地跑去听课。外语老师问，你是谁推荐来的？没人推荐啊，我听说开课就来了。
环顾左右，来的几个人都是各类实权领导，学阀们的门生故吏。靠，学个English又不是上梁山泊落草为寇，还要有柴大官人书信？
那个补习班后来散了。然后陆陆续续地有人被送到外语学院进修，又有人被送往欧美国家进修深造。
我小心翼翼地问教研室主任，怎样才可能达到人家那样的“人才”标准？主任不耐烦地说，别想那么多啦，还是专注本职工作吧。
1992年春夏我在忙着办理赴美留学签证。筒子楼里有一位学校的年轻红人，组织上各种的培养呵护。他要随中国代表团到巴塞罗那参加“奥林匹克科学大会”。公家提供西装，但没有运动服。
红人向我借一套有“中国”字样的运动服。两周以后，他来我家归还运动服。我问他此行如何，留美申请有无进展？他说接触了几名米国教授，教授们对他印象不错，他属于待价而沽的状态。
临出门时我告诉他，我下个星期要去米国读研啦（那时候自费留学都要悄悄进行，不敢声张）。
红人吃惊地说，没看出来你好厉害呀！俺说，真人不露相，随随便便就看出来了，那还是真人吗？
有几个特点
1，都是来自农村，家里是村里的干部，比较了解社会，城府深
2，出国后都是滞留不归
3，后来无论是回国报效祖国或是继续为资本主义添砖加瓦，混的都不咋地
花絮：有个老兄，经过不断都改行，奋斗，终于在接近50而知天命的年龄，混进纽约100迈的地方某排名百十位的大学，成了assistant professor，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当地的几个大学时就认识的校友又凑到一起，经常吃饭喝酒。有对他们知根知底的校友，不知出于啥个心理，向FBI举报他们几个经常在一起开党小组会。这哥们花了些银子，找了两个律师摆平了这件事，这个老兄再也不敢和曾经拿过党票的中国人玩了
这人是靠教授老丈人留校工作的。
我对他说，虽然这是你的私事，我还是要对你说：无论你决定如何，你再也不要和人提起这件事了，太low啦！
谢谢教练兄的好故事。我的类似的故事是从1972被推荐上了吉林大学英语系一直被组织内定为右倾学生。
我1972年刚刚被推荐是吉林大学英语专业时，私下对一个朋友说，人不能只有一个为公的发动机，还有一个为己的发动机，这样才能学得好。他说给许多人，包括支部成员。结果我在大会上被点名，书记说赵江南个人主义严重，鼓吹为己上大学。结果大学3年多，是组织的反面对象。
我想不是一个人。比如当时我们系里的团总支书记因为我没有叠被，只是铺好晚上睡觉用。她在全系大会上有4点了我的名。不久，全系考试，我和一个上海复旦附中的老高二一直学英语的并列第一，自然就成了白专的典型。有一年，选人去广交会当翻译，自然是支部书记和裆员去了。那书记的英语烂的不能再烂了。在吉林大学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时期。比多数裆员为大家做的事情都多得多。毕业后，有一段时间，一个人干3个人的工作。
自然没有被组织培养的份。我没有别的能耐，就是非常努力刻苦，拼命。毕业时，组织需要有人立刻接手高年级英语专业教师，我就被留校了。从教1974级开始。毛太祖之后，外国学校来吉林大学访问交流的多起来。组织上找不到人给唐校长当翻译。我这个右倾的人就成了唐校长的首席翻译。
1977年恢复高考，我想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成后娘养的了。于是向组织提出参加1977年高考。教育处长郭文言放了狠话，赵江南想都不要想，没门。1978年考研，还是这个郭说，考上了也得兼职免费教课， 1978年落榜。1979年真考上了，结果给吉大免费交了一年的全职课程。
我从来没有想过组织会培养我出国学习。后来，有200多个美国朋友集腋成裘，使我能出国学习。我后来回国给许多部门免费讲授现代管理，有6个暑期。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锅里一直是得经过组织培养。
再次谢谢你。赵江南。
领导，同事不给你白眼看吗？邻里大妈问，你怎么还没有出国呀？
我是排名最后的一位副组长，也是唯一到现场的；现场条件是很艰苦的。
至于他清不清廉，我就不清楚了，他只是我的一位临时领导，我是被临时委派协助北京市的工作的。 不过，我觉得他没什么官气，至少我没感觉到。
毕业工作以后，大家都住在筒子楼，各忙各的。
年轻人嘛总会有些追求和梦想。不久听说，外国语教研室为教师们专门开了一个小范围的讲座/补习。俺也兴致冲冲地跑去听课。外语老师问，你是谁推荐来的？没人推荐啊，我听说开课就来了。
环顾左右，来的几个人都是各类实权领导，学阀们的门生故吏。靠，学个English又不是上梁山泊落草为寇，还要有柴大官人书信？
那个补习班后来散了。然后陆陆续续地有人被送到外语学院进修，又有人被送往欧美国家进修深造。
我小心翼翼地问教研室主任，怎样才可能达到人家那样的“人才”标准？主任不耐烦地说，别想那么多啦，还是专注本职工作吧。
1992年春夏我在忙着办理赴美留学签证。筒子楼里有一位学校的年轻红人，组织上各种的培养呵护。他要随中国代表团到巴塞罗那参加“奥林匹克科学大会”。公家提供西装，但没有运动服。
红人向我借一套有“中国”字样的运动服。两周以后，他来我家归还运动服。我问他此行如何，留美申请有无进展？他说接触了几名米国教授，教授们对他印象不错，他属于待价而沽的状态。
临出门时我告诉他，我下个星期要去米国读研啦（那时候自费留学都要悄悄进行，不敢声张）。
红人吃惊地说，没看出来你好厉害呀！俺说，真人不露相，随随便便就看出来了，那还是真人吗？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组织培养，出国深造”是啥情况？ 文革故事：敲诈勒索，踢到铁板 日本三得利Suntory啤酒和北京马拉松 回国时和小贩的一次冲突 24年前的今天，说说我家waitress
有几个特点
1，都是来自农村，家里是村里的干部，比较了解社会，城府深
2，出国后都是滞留不归
3，后来无论是回国报效祖国或是继续为资本主义添砖加瓦，混的都不咋地
花絮：有个老兄，经过不断都改行，奋斗，终于在接近50而知天命的年龄，混进纽约100迈的地方某排名百十位的大学，成了assistant professor，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当地的几个大学时就认识的校友又凑到一起，经常吃饭喝酒。有对他们知根知底的校友，不知出于啥个心理，向FBI举报他们几个经常在一起开党小组会。这哥们花了些银子，找了两个律师摆平了这件事，这个老兄再也不敢和曾经拿过党票的中国人玩了
这人是靠教授老丈人留校工作的。
我对他说，虽然这是你的私事，我还是要对你说：无论你决定如何，你再也不要和人提起这件事了，太low啦！
谢谢教练兄的好故事。我的类似的故事是从1972被推荐上了吉林大学英语系一直被组织内定为右倾学生。
我1972年刚刚被推荐是吉林大学英语专业时，私下对一个朋友说，人不能只有一个为公的发动机，还有一个为己的发动机，这样才能学得好。他说给许多人，包括支部成员。结果我在大会上被点名，书记说赵江南个人主义严重，鼓吹为己上大学。结果大学3年多，是组织的反面对象。
我想不是一个人。比如当时我们系里的团总支书记因为我没有叠被，只是铺好晚上睡觉用。她在全系大会上有4点了我的名。不久，全系考试，我和一个上海复旦附中的老高二一直学英语的并列第一，自然就成了白专的典型。有一年，选人去广交会当翻译，自然是支部书记和裆员去了。那书记的英语烂的不能再烂了。在吉林大学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时期。比多数裆员为大家做的事情都多得多。毕业后，有一段时间，一个人干3个人的工作。
自然没有被组织培养的份。我没有别的能耐，就是非常努力刻苦，拼命。毕业时，组织需要有人立刻接手高年级英语专业教师，我就被留校了。从教1974级开始。毛太祖之后，外国学校来吉林大学访问交流的多起来。组织上找不到人给唐校长当翻译。我这个右倾的人就成了唐校长的首席翻译。
1977年恢复高考，我想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成后娘养的了。于是向组织提出参加1977年高考。教育处长郭文言放了狠话，赵江南想都不要想，没门。1978年考研，还是这个郭说，考上了也得兼职免费教课， 1978年落榜。1979年真考上了，结果给吉大免费交了一年的全职课程。
我从来没有想过组织会培养我出国学习。后来，有200多个美国朋友集腋成裘，使我能出国学习。我后来回国给许多部门免费讲授现代管理，有6个暑期。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锅里一直是得经过组织培养。
再次谢谢你。赵江南。
领导，同事不给你白眼看吗？邻里大妈问，你怎么还没有出国呀？
我是排名最后的一位副组长，也是唯一到现场的；现场条件是很艰苦的。
至于他清不清廉，我就不清楚了，他只是我的一位临时领导，我是被临时委派协助北京市的工作的。 不过，我觉得他没什么官气，至少我没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