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钱锺书的不说确实保护了自己。解放后，他最明智之处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绝不说、不写，因为他知道，“祸从口出”。这和解放前比变化很大。吴学昭认为：“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他说过：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
文洁若说，那年月要是让哪个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然而钱锺书先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同样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吴兴华，那时也是有意回避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锺书见面还是主动和他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并无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而在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他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这一点与乃父钱基博有相似之处。胡志德分析说：“钱氏认为，就文人打破社会等级和背叛自己阶级地位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斥责，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起的作用。依钱氏看来，最大的罪过就是trahison des clercs，即知识分子互相出卖。”
（本文节选自《钱钟书生平十二讲》/钱之俊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49年，面对改朝换代的变革，钱锺书夫妇最终选择留在国内。杨绛说：“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其实早在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约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教授，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牛津大学也约他去任Reader。但他们宁死都不愿离开大陆这片故土，而选择了留下。
“有惊无险”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气异常。《顾颉刚日记》4月9日记：“今日仍大雪，北风颇厉，以清明后四日而有此，为我生所未见。”
杨绛说，就在这个早春时节，钱锺书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可能参加了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毛决定发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的，感到很兴奋。钱锺书的好友傅雷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在给国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他的兴奋、激动、虔诚溢于纸面。
毛的一席话就让他对其顶礼膜拜。即使如此，像钱锺书这类知识分子，对形势的认识仍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保留。费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写出了当时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顾虑：“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吃不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早春天气”，说出了许多人对形势的看法，传达了他们复杂的心绪，从一个侧面“标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潮流中所处的‘夹缝位置，以及他们难以把握自身命运所必然产生的复杂的思虑。”
初春时节，天寒料峭，钱锺书心里惦记着父亲钱基博的病。这时冒着严寒，他来到武昌。
钱基博在1949年后，也选择留在大陆，一直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即华中师范大学）就职。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国学大师，对新中国充满了热情和期望。1953年（67岁）开始，他身体转差，说话有困难，不再去教室上课，而是在家帮助指导青年教师。1957年春，儿子钱锺书再次来探望他时，他已病势沉重。此前，钱锺书每年寒暑假都会来武汉探望双亲。谁也没料到，此番一别，父子竟成永诀。
4月，中共中央正式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文学所内立即组织号召鸣放。但钱锺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我们仨》第135页）“风和日暖，鸟语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上面一再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动员催促，请客吃饭座谈，鼓动鸣放。其中有我们的老相识，也有人是我们心目中的政客。几位老相识还亲自登门来敦劝我们鸣放；当初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是他们，这会儿号召鸣放骂党也是他们。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话都正确。钱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随声附和。”
5月，他的叔叔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
就在“反右”开始之前，有出版社编辑来京向他组稿。他说，这几年自己专注于翻译，没有创作，拿不出东西来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围城》，他也婉言拒绝。编辑对他说了一些“百花齐放”一类的话，“他呢，好像早拿定了主意，只是微笑，总不点头”。
钱锺书从武汉回京后，“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们仨》第136页）没想到担心什么来什么。重病之中的钱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这一年，年届古稀、身已患疾、担任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中共“鸣放”号召，抱着切实帮助执政党整风的态度，“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后被人称为“万言书”的信。信中，他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敞开胸襟，提出了很多事关党和国家建设大计的真知灼见。
6月，“反右”开始。钱锺书的众多师友和亲属纷纷落网。文学界的冯雪峰、周勃、陈涌、何直等相继落马。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钱基博受到批判。
钱基博的“上书”震惊湖北省委。省委当即将这封信转交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对其批判。1957年夏，华师校园内开始出现揭发与批判钱基博的大字报。7月初，钱锺书有“突击任务外调工作”，未能请假探亲。在父亲因言获罪后，组织上派人来京就此事“征询”他的意见，他回话说：“他年岁大了，你们认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虽不说饶其一劫，只是提醒人家自己父亲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势所在，难左右大局，露出不尽无奈。9月26日至29日，历史系和中文系组织教师连续几次对钱基博进行了批判。夏天过后，钱基博的病情急转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极度的压抑与忧郁中，钱基博溘然长逝。在这个批斗的过程中，以及去世后，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
文学研究所内形势复杂，人心浮动，此时已展开了激烈的鸣放、辩论和批判，如从12月10日至27日，历时17日，文学所内大小辩论会开了无数次，在所内形成了三大派别：系统派、当前派和并重派。这时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已脱稿，并在这一年发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诗人短论》和《序言》，虽然他在1957年6月写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书照样受到批判。后来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余英时认为“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其实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好评，如上层胡乔木和周扬当时都有称赞的话。好在小川环树的评论，很快扭转了批评的方向。
对于反右派运动，钱锺书夫妇本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足为奇，直到运动结束，才知道右派的严重。据杨绛说，运动总结时，他们“很正确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
总的来说，钱锺书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957年，并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钱锺书何以能逃过此劫
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与晚年杨绛关系密切的吴学昭曾撰有《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杨先生的文字。杨绛说：
“钱锺书凭什么应该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鸣大放，他没说一句错话，说的全都正确，却也不是违心之谈，凭什么该是右派呢？无非凭那份黑材料，认定他是‘全国最反动的知识分子，还有别的理由吗？”“我们也见到共产党确为人民办了好事。经过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直以为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报，原来一点没变。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们就很称心。”“我们从未参加过‘大合唱，鸣放也是‘大合唱，这回是大合唱骂共产党。我们不参与‘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
钱锺书能避过“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对时事的认知有先见之明呢？杨绛也回答说：“哪有什么先见之明。钱锺书和我都脱离政治，历次运动都不积极。”“我们只是不靠拢，从来未表示过入党之求。不爱开会，勉强应景。对一切运动存戒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极端，一切运动都运动过头。”“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手段，使我们想起来都后怕，对政治更加悚然畏惧。所幸我们当时虽对右派言论思想上有种共鸣，却没有发表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逃过了厄运。”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钱锺书的不说确实保护了自己。解放后，他最明智之处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绝不说、不写，因为他知道，“祸从口出”。这和解放前比变化很大。吴学昭认为：“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他说过：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
钱锺书不说不代表没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文人士子，以文字笔墨曲笔含沙者并不少见，钱锺书也不例外。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中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革后推出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今者有人批评钱锺书的“默默无言”，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钱锺书“黑材料”中“污蔑领袖著作”等言论，我想不是毫无来由的，它符合钱氏说话的风格。
钱锺书自己分析，他能轻易逃过关，主要是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这显然是书生看法。其实“反右”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没有说错什么话，都没有理由被划为“右派”。仅仅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这是天真的认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已被传闻说过“反动言论”的钱锺书，能免于被划为“右派”，应该不仅仅像杨绛说的这么简单。
除了谨言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锺书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在1957年之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这些经历一度让海外盛传他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锺书曾对夏志清苦笑着说，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海外之所以会有他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传闻，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都曾因外事顾问过钱锺书。有人说，钱锺书翻译毛选，“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
不仅如此，高层中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都是他的同学。夏志清猜测说：“在大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无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钱自称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并不这样简单。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让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卷入无谓的斗争之中。”尤其作为毛的秘书的胡乔木，从“文革”后他主动为钱锺书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对钱的重视。胡乔木直接负责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风，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也是通过他的笔第一次公布于世的。1957年的运动前后，胡乔木都是紧紧迎合毛的思想，为运动推波助澜的，他还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走向吗？
“文革”中曾与钱锺书夫妇大打出手的林非、肖凤夫妇撰文称，在他们两家打架之后的第二天，单位的领导就找他谈话，“训斥他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钱锺书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他的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这对夫妇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幸亏那位当时的高官与我们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并未听信一面之词，将林非置于死地”。（肖凤《林非被打真相》，《作品与争鸣》2000年第4期）但是杨绛似乎有意撇清他们与胡乔木的关系。《听杨绛谈往事》：“‘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锺书比较冷淡，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锺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揣测“二乔”在钱锺书1957年命运中的影响，这种世俗的眼光，也许是对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环境下是撇不了关系的。
“反右”从开始到尾声，钱锺书目睹了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揭发、甚至诋毁的丑态，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提防、冷漠。可他对在“反右”中受伤害的人与迫害他人的人态度非常鲜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从未失却自己一贯做人的本心。郑朝宗1957年因言获咎，困顿三年。钱锺书听到他“归队”的消息后，第一个写信给他表示关怀，嘱咐他要读书养气，勿因受挫而从此消沉。萧乾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被送到柏各庄农场劳动。一次回京，路遇钱锺书，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与之交谈一刻钟。
文洁若说，那年月要是让哪个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然而钱锺书先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同样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吴兴华，那时也是有意回避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锺书见面还是主动和他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并无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而在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他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这一点与乃父钱基博有相似之处。胡志德分析说：“钱氏认为，就文人打破社会等级和背叛自己阶级地位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斥责，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起的作用。依钱氏看来，最大的罪过就是trahison des clercs，即知识分子互相出卖。”
（本文节选自《钱钟书生平十二讲》/钱之俊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谢绝科学院任命的态度有原则差异。陈是真金，钱最多是合金。
钱钟书1978年出席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会上做的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的考据并不减退严谨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
季羡林在《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一文中写道：“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
关于柳如是《男洛神赋》，钱锺书说：“陈寅恪谓为赋陈卧子，迂谬可笑”，又说：“亦似耠娈童，所谓‘隽郎’是也。”尖酸刻薄如此，应该说钱先生文品有亏了。愚见陈是24k，钱是18k，没必要过分厚此薄彼。他们跟那些文痞有天壤之别。
我过去认为钱钟书独善其身，苟全于乱世之中，是最聪明的；既不至于像吴晗、郭沫若那样被骂名于后世，又不至于受害于当下。但是，当我了解了外公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才得以传承五千年而不衰，成为唯一传承至今的人类古文明；今天我们依然还必须依靠这种精神才能够实现伟大的复兴梦！
正是外公的这种正直无私的精神培养了钱氏家族刚正不阿的家风！
两家家风高下还可以从两位大舅舅的对比中明显看出。
钱钟书一生持才傲物，谁也看不起，连他的老师也不在他眼中；有一次爹爹看他过于狂妄，就说：三伯伯（三外公）的国学总比你强吧？钱钟书狂妄地说：就是单论国学，他也不如我。 儒家以孝廉作为道德的根本，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爹爹说起此事，极为不满。
三外公钱基博在五四时期就是与胡适、钱玄同齐名的国学大师；钱钟书的国学基础主要得益于他父亲从三岁开始为他打下的基础。何况“文无第一”，在文学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所以钱钟书这样说既不谦虚，也不客观。
事实上，对于国学的理解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技术的层面，就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旁征博引，以广博的知识令人钦佩；毛泽东、钱钟书这样的天才人物依靠他们过人的记忆力，都能够做到。钱钟书能够震惊世人的主要是这一方面。
而更深层次的则是理解其文化内涵，也就是真正理解和接受其价值观；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从本质上理解国学。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国学，是以道德作为基础和核心价值的；就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而外王”的思想修养。所以真正的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等等都是道德高尚者。从钱钟书一生的言行看，与此相去甚远。不仅远远不如外公和三外公；甚至远不如爹爹、文大舅、二舅、龙舅等同时期的知识分子。
钱钟书不仅骄傲自负，而且比较自私娇气，不能吃苦。1938年钱钟书夫妇从国外回来；杨绛代健汝回到上海，钱钟书应聘去西南联大，爹爹也在昆明海关；仅仅半年，钱钟书因为生活艰苦和思念杨绛，跑回了上海；他的那一套阳春白雪的学术研究在沦陷区没有市场，主要靠杨绛写剧本维持生活；这件事情是爹爹最为诟病钱钟书的。反观外公家，已经成年的大舅舅、二舅舅、龙舅舅都在后方，都没有逃回上海；二舅舅也已经结婚，已经有了两个孩子；龙舅舅在贵州修公路，生活条件比昆明艰苦得多。满舅舅为了抗日事业被日本人杀害了。把钱钟书和我家舅舅相比，人格高下立见！
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钱钟书开始学写小说，就是《围城》。爹爹曾经和九舅舅谈起《围城》，认为生活在象牙塔中的钱钟书，生活范围狭窄，也只能够写写周围的几个知识分子；九舅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围城》中凡是正面形象的人物都是以他家人为原型的，凡是带有负面色彩的人物都是以我家（外公家）人为原型的。（我当时只有六岁；我至今也不明白，怎么会被选中成为带有负面色彩的赵辛楣的原型？）
文大舅舅与钱钟书从小一起读书，文大舅老是第一名，但是英文和国文则总是第二；后来钱钟书以外文系第一名毕业于清华，去英国留学，文大舅则以交大第一名（历史上总分第二）毕业后留学英国读博士，因为博士论文的结论观点与导师不同，文大舅坚持自己研究结论，放弃博士学位；所以人们一般把他视同博士；回国不久即成为浙江大学教授，后来担任中央大学（当时中国最高学府）工学院院长，解放后为南京工学院副院长；钱钟书在西南联大为副教授，后来也只是普通教授；1955年第一次评级，两人均被评为一级教授；文大舅认为自己资历浅，坚决只拿二级；钱钟书则毫不客气地拿了一级。
文大舅在副院长任上，忙于工作，而且坚持不批文大舅母晋升副教授，直到反右后被免去副院长，文大舅母才得以升为副教授。
钱钟书成为一级教授后，为了自保，有三十年几乎没有发表著作和文章；除了教学和校译《毛选》外，主要以读书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