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钱锺书的不说确实保护了自己。解放后，他最明智之处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绝不说、不写，因为他知道，“祸从口出”。这和解放前比变化很大。吴学昭认为：“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他说过：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
文洁若说，那年月要是让哪个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然而钱锺书先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同样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吴兴华，那时也是有意回避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锺书见面还是主动和他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并无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而在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他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这一点与乃父钱基博有相似之处。胡志德分析说：“钱氏认为，就文人打破社会等级和背叛自己阶级地位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斥责，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起的作用。依钱氏看来，最大的罪过就是trahison des clercs，即知识分子互相出卖。”
（本文节选自《钱钟书生平十二讲》/钱之俊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49年，面对改朝换代的变革，钱锺书夫妇最终选择留在国内。杨绛说：“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其实早在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约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教授，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牛津大学也约他去任Reader。但他们宁死都不愿离开大陆这片故土，而选择了留下。
“有惊无险”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气异常。《顾颉刚日记》4月9日记：“今日仍大雪，北风颇厉，以清明后四日而有此，为我生所未见。”
杨绛说，就在这个早春时节，钱锺书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可能参加了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毛决定发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的，感到很兴奋。钱锺书的好友傅雷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在给国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他的兴奋、激动、虔诚溢于纸面。
毛的一席话就让他对其顶礼膜拜。即使如此，像钱锺书这类知识分子，对形势的认识仍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保留。费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写出了当时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顾虑：“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吃不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早春天气”，说出了许多人对形势的看法，传达了他们复杂的心绪，从一个侧面“标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潮流中所处的‘夹缝位置，以及他们难以把握自身命运所必然产生的复杂的思虑。”
初春时节，天寒料峭，钱锺书心里惦记着父亲钱基博的病。这时冒着严寒，他来到武昌。
钱基博在1949年后，也选择留在大陆，一直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即华中师范大学）就职。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国学大师，对新中国充满了热情和期望。1953年（67岁）开始，他身体转差，说话有困难，不再去教室上课，而是在家帮助指导青年教师。1957年春，儿子钱锺书再次来探望他时，他已病势沉重。此前，钱锺书每年寒暑假都会来武汉探望双亲。谁也没料到，此番一别，父子竟成永诀。
4月，中共中央正式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文学所内立即组织号召鸣放。但钱锺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我们仨》第135页）“风和日暖，鸟语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上面一再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动员催促，请客吃饭座谈，鼓动鸣放。其中有我们的老相识，也有人是我们心目中的政客。几位老相识还亲自登门来敦劝我们鸣放；当初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是他们，这会儿号召鸣放骂党也是他们。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话都正确。钱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随声附和。”
5月，他的叔叔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
就在“反右”开始之前，有出版社编辑来京向他组稿。他说，这几年自己专注于翻译，没有创作，拿不出东西来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围城》，他也婉言拒绝。编辑对他说了一些“百花齐放”一类的话，“他呢，好像早拿定了主意，只是微笑，总不点头”。
钱锺书从武汉回京后，“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们仨》第136页）没想到担心什么来什么。重病之中的钱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这一年，年届古稀、身已患疾、担任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中共“鸣放”号召，抱着切实帮助执政党整风的态度，“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后被人称为“万言书”的信。信中，他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敞开胸襟，提出了很多事关党和国家建设大计的真知灼见。
6月，“反右”开始。钱锺书的众多师友和亲属纷纷落网。文学界的冯雪峰、周勃、陈涌、何直等相继落马。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钱基博受到批判。
钱基博的“上书”震惊湖北省委。省委当即将这封信转交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对其批判。1957年夏，华师校园内开始出现揭发与批判钱基博的大字报。7月初，钱锺书有“突击任务外调工作”，未能请假探亲。在父亲因言获罪后，组织上派人来京就此事“征询”他的意见，他回话说：“他年岁大了，你们认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虽不说饶其一劫，只是提醒人家自己父亲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势所在，难左右大局，露出不尽无奈。9月26日至29日，历史系和中文系组织教师连续几次对钱基博进行了批判。夏天过后，钱基博的病情急转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极度的压抑与忧郁中，钱基博溘然长逝。在这个批斗的过程中，以及去世后，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
文学研究所内形势复杂，人心浮动，此时已展开了激烈的鸣放、辩论和批判，如从12月10日至27日，历时17日，文学所内大小辩论会开了无数次，在所内形成了三大派别：系统派、当前派和并重派。这时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已脱稿，并在这一年发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诗人短论》和《序言》，虽然他在1957年6月写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书照样受到批判。后来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余英时认为“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其实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好评，如上层胡乔木和周扬当时都有称赞的话。好在小川环树的评论，很快扭转了批评的方向。
对于反右派运动，钱锺书夫妇本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足为奇，直到运动结束，才知道右派的严重。据杨绛说，运动总结时，他们“很正确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
总的来说，钱锺书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957年，并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钱锺书何以能逃过此劫
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与晚年杨绛关系密切的吴学昭曾撰有《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杨先生的文字。杨绛说：
“钱锺书凭什么应该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鸣大放，他没说一句错话，说的全都正确，却也不是违心之谈，凭什么该是右派呢？无非凭那份黑材料，认定他是‘全国最反动的知识分子，还有别的理由吗？”“我们也见到共产党确为人民办了好事。经过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直以为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报，原来一点没变。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们就很称心。”“我们从未参加过‘大合唱，鸣放也是‘大合唱，这回是大合唱骂共产党。我们不参与‘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
钱锺书能避过“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对时事的认知有先见之明呢？杨绛也回答说：“哪有什么先见之明。钱锺书和我都脱离政治，历次运动都不积极。”“我们只是不靠拢，从来未表示过入党之求。不爱开会，勉强应景。对一切运动存戒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极端，一切运动都运动过头。”“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手段，使我们想起来都后怕，对政治更加悚然畏惧。所幸我们当时虽对右派言论思想上有种共鸣，却没有发表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逃过了厄运。”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钱锺书的不说确实保护了自己。解放后，他最明智之处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绝不说、不写，因为他知道，“祸从口出”。这和解放前比变化很大。吴学昭认为：“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他说过：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
钱锺书不说不代表没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文人士子，以文字笔墨曲笔含沙者并不少见，钱锺书也不例外。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中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革后推出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今者有人批评钱锺书的“默默无言”，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钱锺书“黑材料”中“污蔑领袖著作”等言论，我想不是毫无来由的，它符合钱氏说话的风格。
钱锺书自己分析，他能轻易逃过关，主要是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这显然是书生看法。其实“反右”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没有说错什么话，都没有理由被划为“右派”。仅仅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这是天真的认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已被传闻说过“反动言论”的钱锺书，能免于被划为“右派”，应该不仅仅像杨绛说的这么简单。
除了谨言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锺书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在1957年之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这些经历一度让海外盛传他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锺书曾对夏志清苦笑着说，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海外之所以会有他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传闻，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都曾因外事顾问过钱锺书。有人说，钱锺书翻译毛选，“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
不仅如此，高层中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都是他的同学。夏志清猜测说：“在大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无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钱自称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并不这样简单。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让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卷入无谓的斗争之中。”尤其作为毛的秘书的胡乔木，从“文革”后他主动为钱锺书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对钱的重视。胡乔木直接负责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风，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也是通过他的笔第一次公布于世的。1957年的运动前后，胡乔木都是紧紧迎合毛的思想，为运动推波助澜的，他还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走向吗？
“文革”中曾与钱锺书夫妇大打出手的林非、肖凤夫妇撰文称，在他们两家打架之后的第二天，单位的领导就找他谈话，“训斥他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钱锺书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他的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这对夫妇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幸亏那位当时的高官与我们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并未听信一面之词，将林非置于死地”。（肖凤《林非被打真相》，《作品与争鸣》2000年第4期）但是杨绛似乎有意撇清他们与胡乔木的关系。《听杨绛谈往事》：“‘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锺书比较冷淡，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锺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揣测“二乔”在钱锺书1957年命运中的影响，这种世俗的眼光，也许是对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环境下是撇不了关系的。
“反右”从开始到尾声，钱锺书目睹了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揭发、甚至诋毁的丑态，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提防、冷漠。可他对在“反右”中受伤害的人与迫害他人的人态度非常鲜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从未失却自己一贯做人的本心。郑朝宗1957年因言获咎，困顿三年。钱锺书听到他“归队”的消息后，第一个写信给他表示关怀，嘱咐他要读书养气，勿因受挫而从此消沉。萧乾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被送到柏各庄农场劳动。一次回京，路遇钱锺书，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与之交谈一刻钟。
文洁若说，那年月要是让哪个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然而钱锺书先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同样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吴兴华，那时也是有意回避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锺书见面还是主动和他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并无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而在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他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这一点与乃父钱基博有相似之处。胡志德分析说：“钱氏认为，就文人打破社会等级和背叛自己阶级地位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斥责，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起的作用。依钱氏看来，最大的罪过就是trahison des clercs，即知识分子互相出卖。”
（本文节选自《钱钟书生平十二讲》/钱之俊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谢绝科学院任命的态度有原则差异。陈是真金，钱最多是合金。
钱钟书1978年出席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会上做的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的考据并不减退严谨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
季羡林在《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一文中写道：“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
关于柳如是《男洛神赋》，钱锺书说：“陈寅恪谓为赋陈卧子，迂谬可笑”，又说：“亦似耠娈童，所谓‘隽郎’是也。”尖酸刻薄如此，应该说钱先生文品有亏了。愚见陈是24k，钱是18k，没必要过分厚此薄彼。他们跟那些文痞有天壤之别。
我过去认为钱钟书独善其身，苟全于乱世之中，是最聪明的；既不至于像吴晗、郭沫若那样被骂名于后世，又不至于受害于当下。但是，当我了解了外公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才得以传承五千年而不衰，成为唯一传承至今的人类古文明；今天我们依然还必须依靠这种精神才能够实现伟大的复兴梦！
正是外公的这种正直无私的精神培养了钱氏家族刚正不阿的家风！
两家家风高下还可以从两位大舅舅的对比中明显看出。
钱钟书一生持才傲物，谁也看不起，连他的老师也不在他眼中；有一次爹爹看他过于狂妄，就说：三伯伯（三外公）的国学总比你强吧？钱钟书狂妄地说：就是单论国学，他也不如我。 儒家以孝廉作为道德的根本，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爹爹说起此事，极为不满。
三外公钱基博在五四时期就是与胡适、钱玄同齐名的国学大师；钱钟书的国学基础主要得益于他父亲从三岁开始为他打下的基础。何况“文无第一”，在文学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所以钱钟书这样说既不谦虚，也不客观。
事实上，对于国学的理解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技术的层面，就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旁征博引，以广博的知识令人钦佩；毛泽东、钱钟书这样的天才人物依靠他们过人的记忆力，都能够做到。钱钟书能够震惊世人的主要是这一方面。
而更深层次的则是理解其文化内涵，也就是真正理解和接受其价值观；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从本质上理解国学。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国学，是以道德作为基础和核心价值的；就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而外王”的思想修养。所以真正的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等等都是道德高尚者。从钱钟书一生的言行看，与此相去甚远。不仅远远不如外公和三外公；甚至远不如爹爹、文大舅、二舅、龙舅等同时期的知识分子。
钱钟书不仅骄傲自负，而且比较自私娇气，不能吃苦。1938年钱钟书夫妇从国外回来；杨绛代健汝回到上海，钱钟书应聘去西南联大，爹爹也在昆明海关；仅仅半年，钱钟书因为生活艰苦和思念杨绛，跑回了上海；他的那一套阳春白雪的学术研究在沦陷区没有市场，主要靠杨绛写剧本维持生活；这件事情是爹爹最为诟病钱钟书的。反观外公家，已经成年的大舅舅、二舅舅、龙舅舅都在后方，都没有逃回上海；二舅舅也已经结婚，已经有了两个孩子；龙舅舅在贵州修公路，生活条件比昆明艰苦得多。满舅舅为了抗日事业被日本人杀害了。把钱钟书和我家舅舅相比，人格高下立见！
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钱钟书开始学写小说，就是《围城》。爹爹曾经和九舅舅谈起《围城》，认为生活在象牙塔中的钱钟书，生活范围狭窄，也只能够写写周围的几个知识分子；九舅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围城》中凡是正面形象的人物都是以他家人为原型的，凡是带有负面色彩的人物都是以我家（外公家）人为原型的。（我当时只有六岁；我至今也不明白，怎么会被选中成为带有负面色彩的赵辛楣的原型？）
文大舅舅与钱钟书从小一起读书，文大舅老是第一名，但是英文和国文则总是第二；后来钱钟书以外文系第一名毕业于清华，去英国留学，文大舅则以交大第一名（历史上总分第二）毕业后留学英国读博士，因为博士论文的结论观点与导师不同，文大舅坚持自己研究结论，放弃博士学位；所以人们一般把他视同博士；回国不久即成为浙江大学教授，后来担任中央大学（当时中国最高学府）工学院院长，解放后为南京工学院副院长；钱钟书在西南联大为副教授，后来也只是普通教授；1955年第一次评级，两人均被评为一级教授；文大舅认为自己资历浅，坚决只拿二级；钱钟书则毫不客气地拿了一级。
文大舅在副院长任上，忙于工作，而且坚持不批文大舅母晋升副教授，直到反右后被免去副院长，文大舅母才得以升为副教授。
钱钟书成为一级教授后，为了自保，有三十年几乎没有发表著作和文章；除了教学和校译《毛选》外，主要以读书度日。
您引用的文章应该是许大雄“我的外公钱基厚”。文章中有“两家家风高下还可以从两位大舅舅的对比中明显看出”之句, 似乎他评论钱主要想比较下两家家风？
许大雄另外两篇文章如下：
https://daxiongcom.home.blog/2018/11/23/%E5%85%88%E6%AF%8D%E9%92%B1%E9%92%9F%E5%85%83%E4%B8%8E%E6%97%A0%E9%94%A1%E9%92%B1%E5%AE%B6/
先母钱钟元与无锡钱家大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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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公钱基博是钱钟书的父亲，也是一位国学大师；建国后一直在华中师范学院任教；1957年冬天去世，一直和女儿钱钟霞生活在一起。文革结束后，华中师范学院党委忽然通知家属为钱基博平反右派，钟霞阿姨表示抗议，说三外公不是右派，查档案，华中师范学院已经将他内定为右派，未及宣布，三外公已经去世。
钱钟书夫妇在1948年末曾经和胡适等人在朋友家讨论局势和苏联的实际情况；当时，联合国和英美台湾多所大学要请钱钟书；他们却不想离开祖国。但是对于共产党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对于政治运动一直很冷淡。只是以读书、教学、翻译《毛选》度日（他是《毛泽东选集》翻译组总编审）。后来才知道57年他已经被内定为右派，所以几次邀请他参加座谈会，他一般不发言，不得已就说几句正确的话，使党委无从下手。
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去农村劳动。
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学者纷纷来拜访他，以至于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外国人到中国要看三件宝“爬长城、吃烤鸭、拜访钱钟书”，于是，钱钟书像出土文物一样从新被中国人认识了。
有一次在国际汉学大会上，钱钟书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有三位汉学家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钱钟书的。
胡乔木和钱钟书在清华外文系为同班同学；改革开放后，胡乔木贵为政治局委员，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竟然屈尊去拜访钱钟书，钱钟书不卑不亢，只是以老同学身份与之叙旧；回去后，胡乔木任命钱钟书为中国社会科学有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钱钟书并未为所动，依然读书、写作如旧。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一位学者型官员，博学连钱钟书也深信凡老丈人之所引据决不会错。她的姑母杨荫余为第一任北京女师大校长；这样的家庭环境造就了杨绛与林徽因等成为民国时期一代才女和大家闺秀的典范。自尊、自强，但又温柔体贴，包容大方，甘愿牺牲、甘愿奉献，相夫教子，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不抱怨、不诉苦，再大困难也是独自默默承担。
我有幸在娘娘和大舅妈两位大家闺秀身边长大，是我一生的幸运...
https://blog.creaders.net/u/16221/201812/336098.html
我与《围城》中的赵辛楣
2018-12-02 23:57:53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生一百周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生日。往事历历，夜不能眠，几次想打电话问候杨先生，又恐怕打扰老人平静的生活。思之再三，还是作文回忆往事以为纪念。
我的外祖父钱基厚（孙卿）与锺书父亲钱基博（子泉)为孪生兄弟。早年都居于无锡钱绳武堂。抗战爆发后，共同避居于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609号（今复兴中路573号）。钱锺书是我大表舅。钱瑗长我45天，是我的表姐。
抗战期间，我随祖父母住在法租界，距外婆家极近，所上民立小学就在他们家对面不远，我几乎天天去外婆家。1945年，祖父失业卖了住房，我在外婆家住了一年。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
在民立小学我与钱瑗同班。她八岁时已读过四大名著，并开始读英文小说，可谓家学渊源，自小受到极好的教育，她的文学基础是一般人无法比的。她总是像亲姐姐一样关心和帮助我。钱锺书夫妇也很喜欢我。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说：“赵辛楣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钱锺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楣，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楣的经历。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楣，就是我。’”这很可能说的是我。
1996年12月，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钱瑗。她因为多年的疲累，一直比较黑瘦，有时脸色甚至发灰。这时，由于长期卧床静养，皮肤又恢复了儿时的白嫩。望着熟悉的面孔，想着几十年风风雨雨，百感交集，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对望片刻，她不无伤感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人告诉你了。《围城》中的赵辛楣是参照你和你爸爸虚构出来的。”
《围城》热销热播以后，社会上掀起一股钱锺书热。而且一谈钱锺书必谈《围城》，它似乎成了钱锺书的代表作。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我告诉朋友们：《围城》之于钱锺书，犹如“光电效应”之于爱因斯坦，哪怕获得诺贝尔奖，也还是爱氏主要成就中价值最低的。“广义相对论”是爱因斯坦的最高成就。《管锥编》是钱锺书的最高学术成就。我曾在信中将这个观点告诉杨绛。读信以后，她在电话中说我的信写得很好，看来对此并无异议。
《管锥编》出版以后，我父亲许景渊（翻译家，笔名劳陇）在第一时间得到签赠。他读后对我说：这是一本文化巨著，恐怕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读懂。对于《管锥编》，我不敢妄加评论，只能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真正的惊世之作。
钱锺书不仅博览群书，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而且能用以观察人生和社会。1957年5月，外公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外公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在我家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锺书夫妇一言未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锺书先生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一个月后，“反右”开始，我家损失惨重，外公钱孙卿、父亲许景渊、二舅钱锺汉、三舅钱锺毅都被错划为“右派”。三外公钱子泉于1958年初病逝，未及戴上“右派”帽子。而身处“反右”漩涡文学研究所的钱锺书夫妇，却安然无恙。孔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知”，即“智”的古字。钱锺书先生其实是有若愚之大智的。
大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