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学者余英时曾经就中国大陆卓越史学家陈寅恪在文革中的遭遇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推敲陈寅恪所写的诗文去寻找他受苦受难的真相﹐始终没有一个详尽的答案。最近﹐中国大陆发表了一篇「冤案实录」的文章﹐详述陈寅恪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三年间所受到的折磨﹐许多事实证明﹐陈寅恪夫妇是被文革的造反派活活整死的。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泰斗﹐他的睿智﹐他的渊博﹐他的成就说得上是前无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见来者。这样一个奇才﹐竟在毛泽东所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中遭到横祸﹐夫妇两人先后在惊吓﹑惶惑﹑批斗﹑战栗中死去。陈寅恪之死﹐证明了专制政权之残暴和中共红卫兵与造反派之可怕。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灾难。
其实陈寅恪的不幸遭遇﹐从极权君临中国大地之初就开始了。在极权所订的标准下﹐陈寅恪是「旧社会的反动文人」﹐再加上他曾经到国外深造﹐更是被诬为里通外国的买办﹑特务﹐这许多标签贴在陈寅恪的身上﹐说明了他在「解放后」的中国大陆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里先说说陈寅恪的背景：陈寅恪一八九O年出生﹐是江西万宁人(今江西修水)﹐游学欧美七年﹐一九二五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教授。大陆政权易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对中国古代史﹑古文学和佛学经典均有精湛研究﹐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历经文革浩劫﹑政治打击﹑人格羞辱﹑身体摧残后去世﹐比他小十一岁的夫人唐篔也在他死后四五天自我了断去世﹐追随陈寅恪于地下。
陈寅恪的灾难虽始于文革﹐但导致他挨整被批去世的原因，则应回溯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那一天﹐毛泽东听完邓小平﹑陆定一﹑林彪﹑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情况介绍后﹐大骂当前教育政策与教育方式﹐他骂：「现在课程就是多﹐累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要不得」。又说：「历来状元都是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祇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两个多月后(七月五日)﹐毛泽东又与他的侄子毛远新谈「教育改革与教育革命」﹐内容涉及阶级斗争﹐毛说：「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
在毛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当局便在四个月后(十一月九日)向大陆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这就种下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被整﹑被囚﹑被杀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开始不久﹐广州中山大学开始张贴各种各样批斗陈寅恪的大字报﹐他们不从学术角度批陈寅恪﹐而是骂「贯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指他「大肆挥霍国家财富和人民的血汗钱﹐每月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护理」﹐甚至诬指他「污辱护士」。
早已目盲腿断的陈寅恪﹐被骂「这瞎老头什么也不用干﹐住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资﹐还不是劳动人民养着他﹗」
心高气傲的陈寅恪受不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丑化攻击﹐乃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向中山大学保健室主任梁绮诚医生写了一封短信：「梁主任：因为我所患的病是慢性病﹐一时不能痊愈﹐而一时又不能就死﹐积年累月政府负担太多﹐心中极为不安﹐所以我现在请求您批准下列各点：(一)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一部分药丸可在市内自己购买﹐另一部分如水剂药——『稀释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的『安眠药』等(如急需药品一时买不到者)均请仍由保健室供给﹐但全部自费。(二)消毒物件指纱布﹑棉签等物仍由保健室代为消毒﹐请酌量收费。此致敬礼﹗陈寅恪敬启(印章)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
由于当局的造反派指陈寅恪「污辱女护士」﹐他的妻子唐篔写了一个书面声明给广东省委驻中山大学文革工作队﹐说明陈寅恪「双目失明﹐腿骨折断﹐又患肠胃心脏等病」﹐因此医嘱要护士为陈寅恪「冲洗阴囊﹑上药﹑照光」﹐并非污辱护士﹐而冲洗阴囊时她从旁助理。
工作队与造反派岂会接受陈寅恪夫妇的解释﹖他们继续以大字报丑化攻击﹐尤其是一向主张保护陈寅恪的中共高干陶铸被打倒后﹐陈寅恪的遭遇更坏﹐大字报覆盖了他所住的东南区一号大楼﹐甚至贴到他住房的床头前面﹐处境十分恐怖。接着﹐红卫兵冲入屋内﹐见陈寅恪目盲腿断﹐没有打他﹐拳脚全部落在他妻子唐篔的身上﹐把陈寅恪吓得屁滚尿流﹐场面十分悲惨﹐这种死亡威胁的责骂﹑批斗﹐持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接着就是抄家﹐以抢劫的方式掠夺了他家中的财富﹐撕毁或焚烧他的书籍与手稿。
幸亏第一批到陈寅恪家中抄查的「革命群众」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们知道若干手稿﹑文件﹑书报是学术瑰宝﹐因此抄出来之后贴上封条查封﹐没有遭「灰飞烟灭」的厄运。
陈寅恪损失最大的是破四旧的「革命群众」上门抄家批斗﹐他们不但抢去他妻子珍藏的首饰﹐还把他先祖遗留下来的文物字画没收﹐从此不知去向﹐大概都被「党和人民」占为己有。
当时年近八十的陈寅恪与他六十八岁的妻子唐篔均成为待罪羔羊﹑惊弓之鸟﹐但「革命群众」对他们的丑化仍不停止﹐甚至陈的学生兼学术研究助理黄萱也被学校历史系召去参加运动﹐逼迫她批斗陈寅恪﹐又指她与陈寅恪有不清楚的男女关系。这是当局上下对待敌人的手法﹐但对陈寅恪与黄萱来说﹐则是最严重的中伤与侮辱。
从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开始﹐陈寅恪被迫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一代大儒竟向一群如土匪般凶狠的无知「革命造反派」哀哀求饶﹑自掴自辱﹐并说他从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马列毛﹐但革命群众仍不满意﹐迫他一写再写﹐现在把他一篇检讨公开如下：(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祇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祇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来往。我双目失明二十余年﹐腿骨折断已六年。(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待。
等待死亡降临的陈寅恪﹐面对漫漫无尽的批斗﹑抄家﹑羞辱﹐内心痛苦可以想见。在他生命最后一年﹐中山大学的「革命群众」这样批判陈寅恪：「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给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么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石脑袋见上帝吧……」。
在整肃陈寅恪的种种手段中﹐最惨的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内﹐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里﹐陈尚且要安眠药帮助才能睡眠﹐何况二十四小时不断向他播放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革命群众知道他眼盲﹐但听觉灵敏﹐故意以噪音来干扰他的听觉﹐他们甚至把喇叭悬在他的床头﹐说是「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夫人含泪写下当时的情景：「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
陈寅恪既成为革命的对象﹐他的妻子﹑女儿﹑亲属当然受到株连。他的亲属有人受不了酷刑迫害与批斗殴打﹐祇能「坦白招供」承认自己是「特务」﹐而陈寅恪是「大特务」﹐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特务」。因此「清白」的家属均主动站出来与陈寅恪划清界限﹐他的两个女儿当然也不敢回去看望受苦受难的父母﹐深恐牵连到自己。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在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中﹐屡见不鲜﹐何止是文革而已﹐因此没有人会同情陈寅恪﹐因为比他们更悲惨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在陈寅恪最后的两百天中﹐他已瘦得不成样子﹐有人偷偷上门去看他﹐他一语不发﹐祇是眼角不断流泪﹐但外面对他的批斗诅咒仍然十分凌厉﹐他们骂他「比狗屎还要臭」﹐骂他「死不改悔的反动派」。但到了毛死文革结束﹐中山大学热爱毛的革委会则说﹐陈寅恪到死仍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感激﹗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瘦弱不堪的陈寅恪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逝世﹐经诊断死因是：心力衰竭﹑肠梗阻﹑肠痲痹﹐享年七十九岁。而为他吃尽苦头的妻子唐篔则在陈寅恪死后四十五天﹐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一日晚上八时死去。虽然中山大学方面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脑出血﹐实际则是唐篔在从容安排好一切后方随陈寅恪而去﹐也就是为殉夫而自行了断﹐祇是不愿让革命群众为她带上「自绝于人民」的帽子。
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山大学革委会政工组才下结论说：「陈寅恪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按国务院规定一次补发其遗属抚恤金伍佰二十元」﹐体现了毛与党对他的「恩情」﹗
陈寅恪死后，消息一直被掩盖﹐也许当局认为「微不足道」﹐也许有些官员把它订为「国家机密」﹐因此外界无从得知。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在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才发表了一篇「史学权威陈寅恪一死了之」的文章﹐透露了陈寅恪死讯。到了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又刊登出一篇长文﹐历述中共把陈寅恪迫害致死的经过。两个月后﹐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台湾国府国防部长俞大维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内有「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之句﹐但并无责怪政权之句。接着海外传媒在一年中发表了许多名人追悼陈寅恪的文章﹐其中包括有赵元任﹑杨步伟﹑毛子水﹑罗香林﹑劳干﹑方豪﹑牟润荪等。
俞大维与陈寅恪有姻亲关系﹐陈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陈的胞妹是俞大维夫人﹐而俞﹑陈两人均先后赴美国﹑德国同窗留学。
也许海外纪念陈的文章有批评极权之处﹐因此官方对此有所反应﹐一九七八年五月﹐毛死江囚﹐广东出版的「学术研究」刊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在前言中这样写：「解放后党和人民对陈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照顾﹐使这位早年双目失明的学者的著述工作从未中断﹐对此他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陈寅恪先生于一九六九年逝世﹐在他去世前用了十几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学﹑文学材料﹐终于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种学术钻研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因为陈寅恪先生十多年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晚年遭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字的著作﹐就是给这些反华﹑反人民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此文发表在官方「一举粉碎四人帮」并宣布文革浩劫结束的年代﹐但从此文用句来看﹐四人帮余孽仍在﹐而文革浩劫还没有结束﹗看来﹐中国大地的文人﹐仍有人要步陈寅恪的后尘﹐命丧祖国﹗
来源: 《黄花岗》第11期
旅美学者余英时曾经就中国大陆卓越史学家陈寅恪在文革中的遭遇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推敲陈寅恪所写的诗文去寻找他受苦受难的真相﹐始终没有一个详尽的答案。最近﹐中国大陆发表了一篇「冤案实录」的文章﹐详述陈寅恪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三年间所受到的折磨﹐许多事实证明﹐陈寅恪夫妇是被文革的造反派活活整死的。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泰斗﹐他的睿智﹐他的渊博﹐他的成就说得上是前无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见来者。这样一个奇才﹐竟在毛泽东所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中遭到横祸﹐夫妇两人先后在惊吓﹑惶惑﹑批斗﹑战栗中死去。陈寅恪之死﹐证明了专制政权之残暴和中共红卫兵与造反派之可怕。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灾难。
其实陈寅恪的不幸遭遇﹐从极权君临中国大地之初就开始了。在极权所订的标准下﹐陈寅恪是「旧社会的反动文人」﹐再加上他曾经到国外深造﹐更是被诬为里通外国的买办﹑特务﹐这许多标签贴在陈寅恪的身上﹐说明了他在「解放后」的中国大陆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里先说说陈寅恪的背景：陈寅恪一八九O年出生﹐是江西万宁人(今江西修水)﹐游学欧美七年﹐一九二五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教授。大陆政权易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对中国古代史﹑古文学和佛学经典均有精湛研究﹐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历经文革浩劫﹑政治打击﹑人格羞辱﹑身体摧残后去世﹐比他小十一岁的夫人唐篔也在他死后四五天自我了断去世﹐追随陈寅恪于地下。
陈寅恪的灾难虽始于文革﹐但导致他挨整被批去世的原因，则应回溯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那一天﹐毛泽东听完邓小平﹑陆定一﹑林彪﹑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情况介绍后﹐大骂当前教育政策与教育方式﹐他骂：「现在课程就是多﹐累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要不得」。又说：「历来状元都是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祇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两个多月后(七月五日)﹐毛泽东又与他的侄子毛远新谈「教育改革与教育革命」﹐内容涉及阶级斗争﹐毛说：「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
在毛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当局便在四个月后(十一月九日)向大陆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这就种下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被整﹑被囚﹑被杀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开始不久﹐广州中山大学开始张贴各种各样批斗陈寅恪的大字报﹐他们不从学术角度批陈寅恪﹐而是骂「贯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指他「大肆挥霍国家财富和人民的血汗钱﹐每月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护理」﹐甚至诬指他「污辱护士」。
早已目盲腿断的陈寅恪﹐被骂「这瞎老头什么也不用干﹐住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资﹐还不是劳动人民养着他﹗」
心高气傲的陈寅恪受不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丑化攻击﹐乃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向中山大学保健室主任梁绮诚医生写了一封短信：「梁主任：因为我所患的病是慢性病﹐一时不能痊愈﹐而一时又不能就死﹐积年累月政府负担太多﹐心中极为不安﹐所以我现在请求您批准下列各点：(一)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一部分药丸可在市内自己购买﹐另一部分如水剂药——『稀释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的『安眠药』等(如急需药品一时买不到者)均请仍由保健室供给﹐但全部自费。(二)消毒物件指纱布﹑棉签等物仍由保健室代为消毒﹐请酌量收费。此致敬礼﹗陈寅恪敬启(印章)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
由于当局的造反派指陈寅恪「污辱女护士」﹐他的妻子唐篔写了一个书面声明给广东省委驻中山大学文革工作队﹐说明陈寅恪「双目失明﹐腿骨折断﹐又患肠胃心脏等病」﹐因此医嘱要护士为陈寅恪「冲洗阴囊﹑上药﹑照光」﹐并非污辱护士﹐而冲洗阴囊时她从旁助理。
工作队与造反派岂会接受陈寅恪夫妇的解释﹖他们继续以大字报丑化攻击﹐尤其是一向主张保护陈寅恪的中共高干陶铸被打倒后﹐陈寅恪的遭遇更坏﹐大字报覆盖了他所住的东南区一号大楼﹐甚至贴到他住房的床头前面﹐处境十分恐怖。接着﹐红卫兵冲入屋内﹐见陈寅恪目盲腿断﹐没有打他﹐拳脚全部落在他妻子唐篔的身上﹐把陈寅恪吓得屁滚尿流﹐场面十分悲惨﹐这种死亡威胁的责骂﹑批斗﹐持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接着就是抄家﹐以抢劫的方式掠夺了他家中的财富﹐撕毁或焚烧他的书籍与手稿。
幸亏第一批到陈寅恪家中抄查的「革命群众」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们知道若干手稿﹑文件﹑书报是学术瑰宝﹐因此抄出来之后贴上封条查封﹐没有遭「灰飞烟灭」的厄运。
陈寅恪损失最大的是破四旧的「革命群众」上门抄家批斗﹐他们不但抢去他妻子珍藏的首饰﹐还把他先祖遗留下来的文物字画没收﹐从此不知去向﹐大概都被「党和人民」占为己有。
当时年近八十的陈寅恪与他六十八岁的妻子唐篔均成为待罪羔羊﹑惊弓之鸟﹐但「革命群众」对他们的丑化仍不停止﹐甚至陈的学生兼学术研究助理黄萱也被学校历史系召去参加运动﹐逼迫她批斗陈寅恪﹐又指她与陈寅恪有不清楚的男女关系。这是当局上下对待敌人的手法﹐但对陈寅恪与黄萱来说﹐则是最严重的中伤与侮辱。
从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开始﹐陈寅恪被迫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一代大儒竟向一群如土匪般凶狠的无知「革命造反派」哀哀求饶﹑自掴自辱﹐并说他从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马列毛﹐但革命群众仍不满意﹐迫他一写再写﹐现在把他一篇检讨公开如下：(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祇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祇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来往。我双目失明二十余年﹐腿骨折断已六年。(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待。
等待死亡降临的陈寅恪﹐面对漫漫无尽的批斗﹑抄家﹑羞辱﹐内心痛苦可以想见。在他生命最后一年﹐中山大学的「革命群众」这样批判陈寅恪：「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给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么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石脑袋见上帝吧……」。
在整肃陈寅恪的种种手段中﹐最惨的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内﹐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里﹐陈尚且要安眠药帮助才能睡眠﹐何况二十四小时不断向他播放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革命群众知道他眼盲﹐但听觉灵敏﹐故意以噪音来干扰他的听觉﹐他们甚至把喇叭悬在他的床头﹐说是「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夫人含泪写下当时的情景：「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
陈寅恪既成为革命的对象﹐他的妻子﹑女儿﹑亲属当然受到株连。他的亲属有人受不了酷刑迫害与批斗殴打﹐祇能「坦白招供」承认自己是「特务」﹐而陈寅恪是「大特务」﹐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特务」。因此「清白」的家属均主动站出来与陈寅恪划清界限﹐他的两个女儿当然也不敢回去看望受苦受难的父母﹐深恐牵连到自己。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在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中﹐屡见不鲜﹐何止是文革而已﹐因此没有人会同情陈寅恪﹐因为比他们更悲惨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在陈寅恪最后的两百天中﹐他已瘦得不成样子﹐有人偷偷上门去看他﹐他一语不发﹐祇是眼角不断流泪﹐但外面对他的批斗诅咒仍然十分凌厉﹐他们骂他「比狗屎还要臭」﹐骂他「死不改悔的反动派」。但到了毛死文革结束﹐中山大学热爱毛的革委会则说﹐陈寅恪到死仍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感激﹗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瘦弱不堪的陈寅恪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逝世﹐经诊断死因是：心力衰竭﹑肠梗阻﹑肠痲痹﹐享年七十九岁。而为他吃尽苦头的妻子唐篔则在陈寅恪死后四十五天﹐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一日晚上八时死去。虽然中山大学方面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脑出血﹐实际则是唐篔在从容安排好一切后方随陈寅恪而去﹐也就是为殉夫而自行了断﹐祇是不愿让革命群众为她带上「自绝于人民」的帽子。
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山大学革委会政工组才下结论说：「陈寅恪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按国务院规定一次补发其遗属抚恤金伍佰二十元」﹐体现了毛与党对他的「恩情」﹗
陈寅恪死后，消息一直被掩盖﹐也许当局认为「微不足道」﹐也许有些官员把它订为「国家机密」﹐因此外界无从得知。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在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才发表了一篇「史学权威陈寅恪一死了之」的文章﹐透露了陈寅恪死讯。到了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又刊登出一篇长文﹐历述中共把陈寅恪迫害致死的经过。两个月后﹐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台湾国府国防部长俞大维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内有「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之句﹐但并无责怪政权之句。接着海外传媒在一年中发表了许多名人追悼陈寅恪的文章﹐其中包括有赵元任﹑杨步伟﹑毛子水﹑罗香林﹑劳干﹑方豪﹑牟润荪等。
俞大维与陈寅恪有姻亲关系﹐陈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陈的胞妹是俞大维夫人﹐而俞﹑陈两人均先后赴美国﹑德国同窗留学。
也许海外纪念陈的文章有批评极权之处﹐因此官方对此有所反应﹐一九七八年五月﹐毛死江囚﹐广东出版的「学术研究」刊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在前言中这样写：「解放后党和人民对陈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照顾﹐使这位早年双目失明的学者的著述工作从未中断﹐对此他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陈寅恪先生于一九六九年逝世﹐在他去世前用了十几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学﹑文学材料﹐终于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种学术钻研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因为陈寅恪先生十多年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晚年遭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字的著作﹐就是给这些反华﹑反人民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此文发表在官方「一举粉碎四人帮」并宣布文革浩劫结束的年代﹐但从此文用句来看﹐四人帮余孽仍在﹐而文革浩劫还没有结束﹗看来﹐中国大地的文人﹐仍有人要步陈寅恪的后尘﹐命丧祖国﹗
来源: 《黄花岗》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