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莹辉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整整一百年前，一群意气风发、满怀救国理想的荆楚儿女在武昌首揭义旗，打响了摧毁封建帝制的第一枪和第一炮，从而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百年过去了，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随着无情的时间之流远离了人们的视野，湮没无闻。但当年参加武昌起义立下不朽功勋的首义英雄的名字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铭记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人们应该不会忘记，在这个英雄群体中有一位出生于土家民族的传奇人物，“从普通一兵而为陆军中将，从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而为北伐军左翼军总指挥，而为师长而为平民” 郑远龙：《首义元戎邓玉麟》，花城出版社，2000年出版。，他就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炮的邓玉麟将军。 邓玉麟（1881—1951），字炳三，谱名世泰，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石桥坪村人，土家族。他一生跨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为推翻清朝出生入死，百折不挠；于“中华民国”功勋卓著，彪炳史册；为新中国的建立奉献余热，再立新功。他的一生处于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经历过近现代许多重大事变和各种诱惑，但始终保持崇高的气节和完美的人格。缅怀革命志士的丰功伟绩，重温将军传奇坎坷的经历，更加深了我们对这位同乡先贤俊彦的崇敬之情。在此，笔者只是根据自己有限的所见所闻，在邓玉麟将军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中采撷几朵小花，以祭奠这位功勋卓著却惨遭冤杀的土家将军的亡灵。
武昌首义 炮建奇功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6岁的邓玉麟因父母双亡，受家族欺凌，直奔宜昌，投张之洞招募的“自强军”，入步兵第三十一标当兵，后随军移驻武昌。在武昌，他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邓玉麟将军1937年于上海徐家汇家中响，于1910年春加入反清秘密团体共进会湖北分会，并成为核心领导成员，负责筹措活动经费，发展会员。1911年秋，当时武昌的革命党人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有矛盾，邓玉麟以革命大局为重，协调共进会领导人刘公、孙武与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等人的关系，使两大组织携手共同举事起义。革命党人定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举事，邓玉麟为秘密军政府调查部正长、军事筹备员，全盘负责起义前的联络和弹药、军旗、符号、文告等工作。10月9日，革命党人在秘密机关宝善里33号试制弹药失事，孙武被炸伤，惊动了官府。邓玉麟力主当晚12时举事，其意见获组织通过。然而清军已有准备，并捕杀了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人，同时通缉邓玉麟。随着孙武意外受伤，蒋翊武、刘公等避不能出，革命军一时群龙无首。面对清军的全城通缉，邓玉麟知难而上，奔走于三镇联络各部起义。革命党人紧急应变，决定10月10日举行第二次起义。当日晚上，“城中枪声四起，信火灼天。邓玉麟大呼曰：‘工程营业已起义，我军宜急响应。’旋即率众冲进军械库，取出武器。炮队各营同志纷纷出，奔集操场。邓大声誓师曰：‘炮队诸同志听之，今日之举，有进死，无退生，尽力进攻，占据武昌。无论如何，我炮队全标总宜团结一气，万众一心，死据武昌，以待各省援应!’誓毕，督队。邓携炮12门，由中和门入，至楚望台与吴兆麟、熊秉坤、高尚志等会合” 武汉市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综合编：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邓玉麟率起义军将士将大炮拖上蛇山顶，并亲自向敌阵发出了第一炮。其后集大炮数尊，齐轰清总督署，迫使总督瑞澂及督署总参议铁忠凿开围墙逃跑，武昌辛亥革命首义宣告成功。革命军政府成立，邓玉麟因功被任命为军务部参议，部长孙武到职前，他实际负主要责任。后在保卫武昌的战斗中，任步兵第七协统领，他力挽狂澜，身先士卒，奋勇作战，取得武昌保卫战的最终起义政治筹备处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胜利。1912年1月，军务部将协扩充为镇，邓任第四镇统制，后改为师长。
讨袁反蒋 铮铮铁骨
邓玉麟因为在组织和发动武昌起义中起到极为重要且关键的作用，为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不朽功勋， 因此1913年2月18日国民政府给辛亥革命首义有功人员授勋时，邓玉麟被授予二级嘉禾章，二级虎纹章，领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高级顾问官。袁世凯窃据总统职务后，邓玉麟旗帜鲜明地站在孙中山一边，深受孙中山器重，被委为南方9省代表之一，常驻北京。1916年，袁世凯上演“洪宪帝制”的闹剧，试图以高官厚禄笼络首义主要勋杰，欲委邓玉麟为政府咨议长。面对诱惑，这位一生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己任的革命元勋坚决拒绝，并与之决裂，遂抛下家小，只身去上海，力图团结海内外力量反袁。张勋复辟后，孙中山护法运动兴起，邓玉麟毅然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筹组军校，襄助北伐，任广州军政府参军。1926年又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指挥其部攻荆沙，克宜昌，扫平湖北西部的北洋军，战功卓著。随着孙中山的去世，蒋介石逐渐羽翼丰满，大权在握。邓玉麟目睹军政界尔虞我诈及蒋介石劣迹，甚为愤懑忧郁，遂脱离军界。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董必武在武汉被反动军警追捕，情形十分危急。邓玉麟临危不乱，掩护他安全脱离险境，自己却被抄家。抗战爆发后，他拒绝日人收买，先是避居上海，后迁居武汉，后又到重庆，任国民政府战地委员。曾在汉口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和“革命子弟学校”，在上海徐汇区、江湾区开办“亚洲养蜂场”，在香溪办“民生煤矿”，为抗战出力。1940年始返回故里巴东县野三关大石桥定居。解放前夕，国民党恩施战区派员到大石桥要挟邓离开大陆去台湾，遭到邓的严词拒绝。
浴火重生 再立新功
笔者在调查邓玉麟将军事迹的过程中发现一条材料，此材料未见诸任何正式出版的书籍和文件，乃事件亲历者的口述。巴东县粮食部门退休干部邓甫章所撰回忆录记载，据依然健在的曾亲历张嗣臣投诚的时任白沙坪区政府干部的张云廷 张云廷，后曾任巴东县副县长。回忆，1949年8月，巴东县自卫团改编为绥靖十五旅四十六团。其副团长张嗣臣率领所属的两个营出走长阳，投靠绥靖第一路指挥何大熙，改编为“湖北绥靖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一纵队”，张任少将司令，驻鱼峡口、资丘、桃岭，抵抗人民解放军西进。11月上旬，长阳县长、第一路第一纵队司令覃守一扣押了何大熙，宣布起义。张嗣臣见靠山已倒，仓皇将人马带回巴东县境南潭河驻扎，等待时局变化。11月3日，巴东县城、野三关、清太坪相继解放，张见大势已去，遂派参谋长邓国藩以教员身份到野三关了解形势，会见了区委书记曹书金，曹对邓国藩分析了全国形势，希望他劝张嗣臣尽快缴械投降，争取主动。但张依然首鼠两端，迟疑不决，遂拜访邓玉麟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请求帮助。邓玉麟力劝张认清形势，不要错失良机，并亲率自己的女儿邓习琼与邓国藩一起到白沙坪代表张嗣臣参与投诚谈判。谈判达成如下协议：（1）由政府派丁恩礼、何志祥前往李家湾监督张的部队集结和武器集中；（2）先枪后人，人枪分离，枪打捆后由群众运走，军人不持枪械；（3）投诚地点为八字岩。11月16日，张嗣臣与副司令李镇湘率一千多名官兵及人员名册、武器装备清册到白沙坪八字岩投诚，由副县长罗秋代表巴东县人民政府受降，区政府曹书金、张先禹、张云廷、丁恩礼、何志祥等八人协助受降。由于邓玉麟在张嗣臣缴械投诚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是辛亥革命首义功臣，因而以开明士绅的身份于1950年10月8日参加了巴东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1951年，邓玉麟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罪被处以极刑。1982年6月，巴东县人民法院复审，宣告邓玉麟无罪。辛亥革命71周年前夕，县人民政府拨款在大石桥为之修墓碑。2004年巴东县人民政府再次拨款，由县委统战部牵头组织对邓玉麟将军墓进行重新修缮。2010年7月巴东县筹资4万多元，在将军故里野三关镇石桥坪村民族文化广场修建邓玉麟雕像，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一辑）
宋鹤庚，国军上将，1923年随谭延?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在1925年宋即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 然而，北伐军也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刘晴初，国军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一一０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为酬答唐伯寅的”起义”，在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
宋士台，国军少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1953年被枪决。 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枪毙呢？2007年，我们在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 ” 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区领导麦忠民、黄水记、任耀行、黄富林、汤浩昌等以及宋将军在港、澳、台的亲属、部属应邀出席了揭幕仪式。 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六零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宋将军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科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
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懈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打过仗，更没有在”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枪毙。如此对待国军抗日将士，法理何在？
1949年后以”剿匪”、”土改”和”镇反”杀了多少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 五十天后，毛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径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称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一九五零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杀害。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 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的总数，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数字大体吻合。
疯狂杀人的目的是什么？ 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余件，被杀的人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这些人中有多少现行犯，不是很值得怀疑吗？ 其实，毛已经道破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xx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两相对照，不难明白，镇反就是借战争为掩护，立威之实（即发动群众），不是什么基于情况危急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
在大陆，痛心的是，那些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xx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的，也许抗战英雄永远也无处诉说了。 但是，历史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邓莹辉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整整一百年前，一群意气风发、满怀救国理想的荆楚儿女在武昌首揭义旗，打响了摧毁封建帝制的第一枪和第一炮，从而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百年过去了，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随着无情的时间之流远离了人们的视野，湮没无闻。但当年参加武昌起义立下不朽功勋的首义英雄的名字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铭记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人们应该不会忘记，在这个英雄群体中有一位出生于土家民族的传奇人物，“从普通一兵而为陆军中将，从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而为北伐军左翼军总指挥，而为师长而为平民” 郑远龙：《首义元戎邓玉麟》，花城出版社，2000年出版。，他就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炮的邓玉麟将军。
邓玉麟（1881—1951），字炳三，谱名世泰，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石桥坪村人，土家族。他一生跨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为推翻清朝出生入死，百折不挠；于“中华民国”功勋卓著，彪炳史册；为新中国的建立奉献余热，再立新功。他的一生处于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经历过近现代许多重大事变和各种诱惑，但始终保持崇高的气节和完美的人格。缅怀革命志士的丰功伟绩，重温将军传奇坎坷的经历，更加深了我们对这位同乡先贤俊彦的崇敬之情。在此，笔者只是根据自己有限的所见所闻，在邓玉麟将军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中采撷几朵小花，以祭奠这位功勋卓著却惨遭冤杀的土家将军的亡灵。
武昌首义 炮建奇功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6岁的邓玉麟因父母双亡，受家族欺凌，直奔宜昌，投张之洞招募的“自强军”，入步兵第三十一标当兵，后随军移驻武昌。在武昌，他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邓玉麟将军1937年于上海徐家汇家中响，于1910年春加入反清秘密团体共进会湖北分会，并成为核心领导成员，负责筹措活动经费，发展会员。1911年秋，当时武昌的革命党人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有矛盾，邓玉麟以革命大局为重，协调共进会领导人刘公、孙武与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等人的关系，使两大组织携手共同举事起义。革命党人定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举事，邓玉麟为秘密军政府调查部正长、军事筹备员，全盘负责起义前的联络和弹药、军旗、符号、文告等工作。10月9日，革命党人在秘密机关宝善里33号试制弹药失事，孙武被炸伤，惊动了官府。邓玉麟力主当晚12时举事，其意见获组织通过。然而清军已有准备，并捕杀了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人，同时通缉邓玉麟。随着孙武意外受伤，蒋翊武、刘公等避不能出，革命军一时群龙无首。面对清军的全城通缉，邓玉麟知难而上，奔走于三镇联络各部起义。革命党人紧急应变，决定10月10日举行第二次起义。当日晚上，“城中枪声四起，信火灼天。邓玉麟大呼曰：‘工程营业已起义，我军宜急响应。’旋即率众冲进军械库，取出武器。炮队各营同志纷纷出，奔集操场。邓大声誓师曰：‘炮队诸同志听之，今日之举，有进死，无退生，尽力进攻，占据武昌。无论如何，我炮队全标总宜团结一气，万众一心，死据武昌，以待各省援应!’誓毕，督队。邓携炮12门，由中和门入，至楚望台与吴兆麟、熊秉坤、高尚志等会合” 武汉市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综合编：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邓玉麟率起义军将士将大炮拖上蛇山顶，并亲自向敌阵发出了第一炮。其后集大炮数尊，齐轰清总督署，迫使总督瑞澂及督署总参议铁忠凿开围墙逃跑，武昌辛亥革命首义宣告成功。革命军政府成立，邓玉麟因功被任命为军务部参议，部长孙武到职前，他实际负主要责任。后在保卫武昌的战斗中，任步兵第七协统领，他力挽狂澜，身先士卒，奋勇作战，取得武昌保卫战的最终起义政治筹备处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胜利。1912年1月，军务部将协扩充为镇，邓任第四镇统制，后改为师长。
讨袁反蒋 铮铮铁骨
邓玉麟因为在组织和发动武昌起义中起到极为重要且关键的作用，为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不朽功勋， 因此1913年2月18日国民政府给辛亥革命首义有功人员授勋时，邓玉麟被授予二级嘉禾章，二级虎纹章，领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高级顾问官。袁世凯窃据总统职务后，邓玉麟旗帜鲜明地站在孙中山一边，深受孙中山器重，被委为南方9省代表之一，常驻北京。1916年，袁世凯上演“洪宪帝制”的闹剧，试图以高官厚禄笼络首义主要勋杰，欲委邓玉麟为政府咨议长。面对诱惑，这位一生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己任的革命元勋坚决拒绝，并与之决裂，遂抛下家小，只身去上海，力图团结海内外力量反袁。张勋复辟后，孙中山护法运动兴起，邓玉麟毅然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筹组军校，襄助北伐，任广州军政府参军。1926年又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指挥其部攻荆沙，克宜昌，扫平湖北西部的北洋军，战功卓著。随着孙中山的去世，蒋介石逐渐羽翼丰满，大权在握。邓玉麟目睹军政界尔虞我诈及蒋介石劣迹，甚为愤懑忧郁，遂脱离军界。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董必武在武汉被反动军警追捕，情形十分危急。邓玉麟临危不乱，掩护他安全脱离险境，自己却被抄家。抗战爆发后，他拒绝日人收买，先是避居上海，后迁居武汉，后又到重庆，任国民政府战地委员。曾在汉口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和“革命子弟学校”，在上海徐汇区、江湾区开办“亚洲养蜂场”，在香溪办“民生煤矿”，为抗战出力。1940年始返回故里巴东县野三关大石桥定居。解放前夕，国民党恩施战区派员到大石桥要挟邓离开大陆去台湾，遭到邓的严词拒绝。
浴火重生 再立新功
笔者在调查邓玉麟将军事迹的过程中发现一条材料，此材料未见诸任何正式出版的书籍和文件，乃事件亲历者的口述。巴东县粮食部门退休干部邓甫章所撰回忆录记载，据依然健在的曾亲历张嗣臣投诚的时任白沙坪区政府干部的张云廷 张云廷，后曾任巴东县副县长。回忆，1949年8月，巴东县自卫团改编为绥靖十五旅四十六团。其副团长张嗣臣率领所属的两个营出走长阳，投靠绥靖第一路指挥何大熙，改编为“湖北绥靖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一纵队”，张任少将司令，驻鱼峡口、资丘、桃岭，抵抗人民解放军西进。11月上旬，长阳县长、第一路第一纵队司令覃守一扣押了何大熙，宣布起义。张嗣臣见靠山已倒，仓皇将人马带回巴东县境南潭河驻扎，等待时局变化。11月3日，巴东县城、野三关、清太坪相继解放，张见大势已去，遂派参谋长邓国藩以教员身份到野三关了解形势，会见了区委书记曹书金，曹对邓国藩分析了全国形势，希望他劝张嗣臣尽快缴械投降，争取主动。但张依然首鼠两端，迟疑不决，遂拜访邓玉麟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请求帮助。邓玉麟力劝张认清形势，不要错失良机，并亲率自己的女儿邓习琼与邓国藩一起到白沙坪代表张嗣臣参与投诚谈判。谈判达成如下协议：（1）由政府派丁恩礼、何志祥前往李家湾监督张的部队集结和武器集中；（2）先枪后人，人枪分离，枪打捆后由群众运走，军人不持枪械；（3）投诚地点为八字岩。11月16日，张嗣臣与副司令李镇湘率一千多名官兵及人员名册、武器装备清册到白沙坪八字岩投诚，由副县长罗秋代表巴东县人民政府受降，区政府曹书金、张先禹、张云廷、丁恩礼、何志祥等八人协助受降。由于邓玉麟在张嗣臣缴械投诚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是辛亥革命首义功臣，因而以开明士绅的身份于1950年10月8日参加了巴东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1951年，邓玉麟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罪被处以极刑。1982年6月，巴东县人民法院复审，宣告邓玉麟无罪。辛亥革命71周年前夕，县人民政府拨款在大石桥为之修墓碑。2004年巴东县人民政府再次拨款，由县委统战部牵头组织对邓玉麟将军墓进行重新修缮。2010年7月巴东县筹资4万多元，在将军故里野三关镇石桥坪村民族文化广场修建邓玉麟雕像，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一辑）
宋鹤庚，国军上将，1923年随谭延?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在1925年宋即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
然而，北伐军也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刘晴初，国军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一一０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为酬答唐伯寅的”起义”，在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
宋士台，国军少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1953年被枪决。
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枪毙呢？2007年，我们在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 ”
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区领导麦忠民、黄水记、任耀行、黄富林、汤浩昌等以及宋将军在港、澳、台的亲属、部属应邀出席了揭幕仪式。
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六零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宋将军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科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
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懈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打过仗，更没有在”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枪毙。如此对待国军抗日将士，法理何在？
1949年后以”剿匪”、”土改”和”镇反”杀了多少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
五十天后，毛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径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称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一九五零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杀害。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
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的总数，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数字大体吻合。
疯狂杀人的目的是什么？
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余件，被杀的人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这些人中有多少现行犯，不是很值得怀疑吗？
其实，毛已经道破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xx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两相对照，不难明白，镇反就是借战争为掩护，立威之实（即发动群众），不是什么基于情况危急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
在大陆，痛心的是，那些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xx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的，也许抗战英雄永远也无处诉说了。
但是，历史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