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边疆少数民族区域治理的诸多方案中,只有主体民族大规模移民,才能做到长治久安。比较成功的便是中国东北的山东、河北等地民众的闯关东,使得人迹罕至,只有游牧民族的东北地区,成了汉族的核心生活区域,即便现在有“满洲国”之类的组织死而复生,绝无成功的可能。
当然也有另类的成功者,为了保证边远地区长治久安,除了大规模移居主体民族外,也对原住民进行残酷的屠杀,苏俄就是典型的代表。
外蒙古的离去,是国人永远的痛,之后国共两党也分别进行了一些举措,企图拿回失地,最后都不了了之。
1.老蒋的做法
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在联合国发起“控苏案”,以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认为苏联违约在先,于1953年2月24日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改为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台湾当局顺势在地图上重新纳入外蒙,让地图重新变成秋海棠。
败退台湾后的国民党政权,将秋海棠地图作为维系“法统”的核心符号。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台湾的教科书、邮票、货币上,秋海棠版图无处不在。
直到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民进党政府2002年重申其承认蒙古国,并于对方互设具大使馆功能的代表机构。而因蒙古政府遵循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和外蒙双方仅保持非官方往来。
2.中共对外蒙的人种改良计划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不仅在与苏联谈判时提到了外蒙问题,在中蒙的经济交流中也进行过一种“和平演变”- 通过主动提出派遣汉族劳工、鼓励赴蒙工人定居的方式加深中蒙联系。
新中国的援蒙工人项目并非外蒙的要求,而是中方主动提出劳务项目。这一点可以从《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 - 1964)》的研究中看出。
中方首先提出了派遣工人援助蒙古建设的问题。中方在对蒙交涉里提到,组织劳工的理由之一是为了解决“中国有很多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赴蒙工人将由移民至绥远与察哈尔从事农耕的贫苦农民组成。这实际上就是要派遣汉人前往外蒙工作。在这之后,中蒙双方于1950年达成了六千中国工人赴蒙项目。
1954年,中方再次主动提出“派遣适量的劳动力支援蒙古”的议题,“并询问蒙古工厂劳动力缺乏问题”。外蒙方面表示“最好在1955年4月或春耕前派来,可携带家属,在蒙工作期限越长越好。”随后向中方交出了蒙古各行业所需的劳力缺口:“建筑工人 9220名,农业工人2305名,工业工人725名,涉及近 40个技术工种”。
然而当第一批7000名中国工人陆续抵达蒙古以后,蒙方便发现了蹊跷之处,7000名赴蒙工人中只有几百名是蒙古人,余下全是汉族。
而之后外蒙方面发觉了一件更加令其不安的事,“中方还多次主动提出派遣赴蒙工作的中国工人与蒙古妇女通婚,长期定居蒙古等要求”。
中方人员向蒙古提出赴蒙工人长期定居方案的提议,从“尽量让援建工人在你们那里定居”到“中国政府主张中国工人与蒙古公民结为夫妻”,这些提议都希望赴蒙工人可以无限期乃至永久定居于蒙古。
毛泽东声称:“中国压迫剥削了蒙古三百年,很对不起你们,现在要给各个少数民族还债,给你们移民几十万人过去如何?以后在农业方面,中国可以用劳动力援助蒙古,其数目可以在10万,也可以是20万,甚至也可以达到30万。”
这个移民是否有可能是蒙人呢?当然不是,因为当蒙古方面请求中方将内蒙蒙族移民至外蒙时,中方却全部将之拒绝,与之相反,汉人劳力移民要多少有多少,“中国无法从内蒙古派遣畜牧工人,但可以用任何数量的中国工人来替代”。
1957年4月,外蒙党中央第一书记丹巴还曾试图向中方请求“几十万蒙古族牧民到蒙古工作和生活”,同样也受到了中方的拒绝,中方以“内蒙古的居民有870万人,其中700多万人是汉族,而蒙古族仅有100多万人”为由,向蒙方表示“大量迁移内蒙古的蒙古族居民去蒙古定居是有困难的,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参加工、农业方面的工作”。
有研究指出,中方“在派遣汉族工人时显得格外康概,而在派遣内蒙古蒙古族人时却十分谨慎”。同时“中方的上述言语和举动给蒙方留下的一个印象是,中国工人赴蒙工作可能并不是他们的真正任务,而让工人长期定居在蒙古,成为蒙古公民并增加蒙古人口才是是长远目标。”
外蒙方面为增进中蒙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与上万赴蒙工人及其家属相处)向全蒙党政干部机关工人发出了学习汉语的呼吁。这些均是中蒙两方由赴蒙项目加强经济与文化联系的例子。
但随着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合作的破裂,赴蒙工人项目也最终破产,1964年4月至7月,中国在蒙工人6000余人分28批离开外蒙。1983年,外蒙对在蒙华侨全面驱逐。
最后,国共两党在外蒙问题上的各自努力均宣告失败。
作为民族首先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和主体地位,在内蒙蒙族在自己祖先世代居住放牧的草原上成了烧数民族,这不是悲惨是什么?
在这里混不混取决于每个个人和网管,和你有什么关系
这是因为本来这方面的资料就少。另外有些资料里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介入。
没有客观的史料,无法进行研究。所以在此只能向居士兄抱歉了。
众所周知,在边疆少数民族区域治理的诸多方案中,只有主体民族大规模移民,才能做到长治久安。比较成功的便是中国东北的山东、河北等地民众的闯关东,使得人迹罕至,只有游牧民族的东北地区,成了汉族的核心生活区域,即便现在有“满洲国”之类的组织死而复生,绝无成功的可能。
当然也有另类的成功者,为了保证边远地区长治久安,除了大规模移居主体民族外,也对原住民进行残酷的屠杀,苏俄就是典型的代表。
外蒙古的离去,是国人永远的痛,之后国共两党也分别进行了一些举措,企图拿回失地,最后都不了了之。
1.老蒋的做法
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在联合国发起“控苏案”,以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认为苏联违约在先,于1953年2月24日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改为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台湾当局顺势在地图上重新纳入外蒙,让地图重新变成秋海棠。
败退台湾后的国民党政权,将秋海棠地图作为维系“法统”的核心符号。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台湾的教科书、邮票、货币上,秋海棠版图无处不在。
直到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民进党政府2002年重申其承认蒙古国,并于对方互设具大使馆功能的代表机构。而因蒙古政府遵循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和外蒙双方仅保持非官方往来。
2.中共对外蒙的人种改良计划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不仅在与苏联谈判时提到了外蒙问题,在中蒙的经济交流中也进行过一种“和平演变”- 通过主动提出派遣汉族劳工、鼓励赴蒙工人定居的方式加深中蒙联系。
新中国的援蒙工人项目并非外蒙的要求,而是中方主动提出劳务项目。这一点可以从《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 - 1964)》的研究中看出。
中方首先提出了派遣工人援助蒙古建设的问题。中方在对蒙交涉里提到,组织劳工的理由之一是为了解决“中国有很多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赴蒙工人将由移民至绥远与察哈尔从事农耕的贫苦农民组成。这实际上就是要派遣汉人前往外蒙工作。在这之后,中蒙双方于1950年达成了六千中国工人赴蒙项目。
1954年,中方再次主动提出“派遣适量的劳动力支援蒙古”的议题,“并询问蒙古工厂劳动力缺乏问题”。外蒙方面表示“最好在1955年4月或春耕前派来,可携带家属,在蒙工作期限越长越好。”随后向中方交出了蒙古各行业所需的劳力缺口:“建筑工人 9220名,农业工人2305名,工业工人725名,涉及近 40个技术工种”。
然而当第一批7000名中国工人陆续抵达蒙古以后,蒙方便发现了蹊跷之处,7000名赴蒙工人中只有几百名是蒙古人,余下全是汉族。
而之后外蒙方面发觉了一件更加令其不安的事,“中方还多次主动提出派遣赴蒙工作的中国工人与蒙古妇女通婚,长期定居蒙古等要求”。
中方人员向蒙古提出赴蒙工人长期定居方案的提议,从“尽量让援建工人在你们那里定居”到“中国政府主张中国工人与蒙古公民结为夫妻”,这些提议都希望赴蒙工人可以无限期乃至永久定居于蒙古。
毛泽东声称:“中国压迫剥削了蒙古三百年,很对不起你们,现在要给各个少数民族还债,给你们移民几十万人过去如何?以后在农业方面,中国可以用劳动力援助蒙古,其数目可以在10万,也可以是20万,甚至也可以达到30万。”
这个移民是否有可能是蒙人呢?当然不是,因为当蒙古方面请求中方将内蒙蒙族移民至外蒙时,中方却全部将之拒绝,与之相反,汉人劳力移民要多少有多少,“中国无法从内蒙古派遣畜牧工人,但可以用任何数量的中国工人来替代”。
1957年4月,外蒙党中央第一书记丹巴还曾试图向中方请求“几十万蒙古族牧民到蒙古工作和生活”,同样也受到了中方的拒绝,中方以“内蒙古的居民有870万人,其中700多万人是汉族,而蒙古族仅有100多万人”为由,向蒙方表示“大量迁移内蒙古的蒙古族居民去蒙古定居是有困难的,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参加工、农业方面的工作”。
有研究指出,中方“在派遣汉族工人时显得格外康概,而在派遣内蒙古蒙古族人时却十分谨慎”。同时“中方的上述言语和举动给蒙方留下的一个印象是,中国工人赴蒙工作可能并不是他们的真正任务,而让工人长期定居在蒙古,成为蒙古公民并增加蒙古人口才是是长远目标。”
外蒙方面为增进中蒙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与上万赴蒙工人及其家属相处)向全蒙党政干部机关工人发出了学习汉语的呼吁。这些均是中蒙两方由赴蒙项目加强经济与文化联系的例子。
但随着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合作的破裂,赴蒙工人项目也最终破产,1964年4月至7月,中国在蒙工人6000余人分28批离开外蒙。1983年,外蒙对在蒙华侨全面驱逐。
最后,国共两党在外蒙问题上的各自努力均宣告失败。
作为民族首先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和主体地位,在内蒙蒙族在自己祖先世代居住放牧的草原上成了烧数民族,这不是悲惨是什么?
在这里混不混取决于每个个人和网管,和你有什么关系
这是因为本来这方面的资料就少。另外有些资料里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介入。
没有客观的史料,无法进行研究。所以在此只能向居士兄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