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忘记历史，我们不能掩盖真相，还原一个真实的大跃进。
始于1958年，人民要吃饭，人民要改变贫穷的命运，社会主义初期纲领不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吗。大家都想要迫切的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开始时，大跃进还只是为了鼓励大家提高生产热情
而后因为各种雄伟口号推动下，竟然逐步变成了社会各级攀比、吹牛的比赛
刚开始时，各公社都喜欢搞擂台比武
领导作完报告之后，下属的头儿们，都要上台一一表态
如修水利，你讲五天完成，我讲四天完成，他讲三天完成
·········································
先不管能不能完成，总之一个要比一个干劲大，行动快，完成好
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下，尽管一无设备，二无技术
有人提出试试：“土法上马，边干边学”的招儿。就这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就在全国各地兴起，那时候炼钢需要人，可以在各大队无偿抽调劳力，要多少有多少
需要燃料也可以，无偿地到处砍伐，想砍多少就砍多少
不少地方把，百年参天古树一砍而光，把山上的杂树一扫而光，都用于沤炭炼铁
在铁厂的青壮劳力，不分男女，昼夜轮班干活
只负责往炼铁炉煽风点火，完全不管出铁不出铁，反正一不计成本，二不付工资
正好那时候，是吃“大锅饭”的年代
很多人家里的锅，根本派不上用场，干脆全上缴作为炼钢原料
领导只要看见出了点铁水，就立即敲锣打鼓，带领大队人马向县里报喜。那时候沿着公路走，两旁到处是砸烂的锅
山上全是倒下的成片树木
到处是打着红旗干活的农民，此起彼伏的拉歌声，热闹非凡的锣鼓声
确是呈现出了一派轰轰烈烈的景象
那时候钢铁产量是搞起来了
但人力毕竟有限，全去炼钢，哪有人种粮食
再说，那时候毕竟技术有限，都是用土办法炼出来的钢，几乎都是废钢
除了炼钢，那时候，各地还都在放“卫星”
那时候“放卫星”说的是，不切实际、吹牛的行为
那时候粮食产量，可以闭上眼睛乱报
你们产量高，我的就要比你更高
有的公社干脆活都不干，专心吹牛
报纸上经常登载：某某公社粮食亩产超万斤，某某公社粮食亩产达14万斤，居全世界之冠
为创高产、吹牛，各地使出了不少绝招，闹出了各种笑话
在当时对怀疑产量的干部，人民的策略是：“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行就斗”干部下来巡查，有专人组织他们到处参观
有些公社把全村的食粮，都聚集起来展示，还硬说是当天产的食粮
然后再开辩论会，非要说服你相信
还不信的话，再胡乱安插各种罪名上报，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就会被各种批斗、撤职
到最后，各级干部只能，在一起合伙欺骗国家，还要相互吹牛邀功
各地还大办公共食堂，不准各家各户自己开伙
由大队组织大家吃“大锅饭”，不分你我，有饭大家吃
开始时，因为人人都劳动，所以粮食并不紧张
但渐渐，不干活却要吃饭的人越来越多
而搞粮食的人只顾吹牛，产量也越来越少
到最后红薯也作了定量，连猪禽都绝迹了
虽然饭都没得吃，活那还是得照样干。那时候还实行“组织军事化”，出工干活、收工吃饭、睡觉起床，都是以吹号为准
当时的社员，就跟机器人一样，日复一日由人操纵着，不能走出轨道半步
但他们的想法是只要填饱肚皮，睡好大觉，也就心满意足了
自不自由对他们来说，还真不重要，那时候“完成目标”比天还大，大家都过着原始的共产生活
到了1960年，由于农业跟不上发展，全国性的饥荒开始出现了
这回，可是真的连饭都没得吃
有些人辛辛苦苦种粮食，结果出产了还得给没干活的人分一半，这下农民可就不干了，尽管“组织军事化”依然存在，但生产积极性极低
强迫命令风更加使农民产生了消极抵触情绪
由于地方干部隐瞒，高层根本不清楚，全国灾情有多严重，对全国的粮食产量更是没底，加上大炼钢铁导致乱砍滥伐，办集体食堂又粮食奇缺
农民靠等国家救济粮度日，井下工人下不了井，飞行员上不了天，得水肿病的人比比皆是
全国人民都过得苦不堪言
到最后只好上山采野菜、削树皮充饥
还有人从稻草中提取淀粉，由于缺乏营养患肝炎的病人充塞医院，因饥饿死亡的人不计其数。直到10月下旬大批死人的情况令大家十分震惊
各地的死亡情况陆续报来，中央才知道并非孤立事件，下决心采取紧急措施，最终挽救了局面
回望历史，过去40年的蓬勃发展，今天的我们越发清楚
唯有脚踏实地，以科学的发展观，一步一个脚印前进，才是真正的大跃进。
1928—1930年以陕甘为中心的北方八省发生大饥荒。主要是干旱，12个月无雨，夏秋无收。继而蝗、风、雪、雹、水、疫灾害又先后发生。造成难民 5000万左右，死亡人数 1000万以上。其中仅陕西省受灾死亡人数就达300多万，流离失所人口600多万，两项合计占全省人口 70%；甘肃死亡人数为230万。
1936—1937年四川大饥荒。主要是久旱不雨，田地龟裂、粮食绝收，草木稀疏。加之政府、军阀暴敛，地方大户、富商囤积居奇，大多民众断粮，导致灾民3700万人。很多老百姓离家四处逃生，乡间出现十室九空、饿殍载道、毙死之尸无人收拾的惨景。对这场大饥荒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有所报道，称：饥民“以树皮、草粮、白泥作食”，“民食恐慌，已达极点”。这次灾难总死亡人数无人统计，据当时有关地方报纸报道，仅四川万源县就“人口骤减三分之一”、“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很多地方出现饥民吃人肉以及出售人肉的惨状。
从1931年至1949年，长江发生水灾共11次，灾民共1亿多人。其中1931年一次水灾就造成灾民2855万，死人14万。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的人达300一多万。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其中江西省受灾40余县；据记载“草根树皮挖剥殆尽，灾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至少有260万人丧命。安徽省旱情也很严重，出现“禾苗尽枯，赤地千里”的景象。死亡人数无人统计。
解放前，黄河平均三年两次决口泛滥，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死难人口不计其数。1933年一年决口就有 62处，受灾人口364万人。1938年蒋介石消极抗日，亲自下命令在河南省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改道，造成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区被淹，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 1000万以上。有390万人口背井离乡，有89万民众淹死和饿死。
1942年中原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流袭击中原。当时政府实行实物税，不断增加军粮征收，致使征收高达农民收入的30%—50%。军政高官和地主乘机囤积居奇，大幅度提高粮价，造成中原地区110个县民众生活陷入困境。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多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病、扒火车挤踩摔轧死者无数，使河南省1000多万人口减少近半。
鲁西一带老一辈群众至今仍记得1941—1943年“堂邑大灾荒”的事情。当时聊城地区以堂邑为中心的四个县连续三年大旱，加以蝗虫肆虐，庄稼基本绝收。青壮年、能行动的大量离家往黄河南逃难，而老人、儿童、病弱的人被大量饿死，形成方圆百里的无人区，大量尸骨无人收拾，共饿死人数约10万左右。在逃难过程中，难民饥饿难忍，发生大量弃儿卖女的事情。一些年轻姑娘和媳妇只几升高梁、谷子就被卖给了别人，有的甚至只几个窝窝头就被卖出去。其惨景使人不堪回想！
那真是一个灾难频繁、人民群众苦不聊生的年代！
旧中国劳苦大众的苦难不仅深刻地留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而且连当时在华工作过的西方人士也多有记述。
美国记者斯诺解放前曾长期在中国考察。在他的书中可以看到大量有关当时中国大饥荒的真实记载。例如：在1929年的中国北方那次大饥荒中，斯诺看到的是：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
在内蒙古的萨拉奇，斯诺看到：
【“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我目击数以千记的儿童死于饥荒”。】
由斯诺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诺中国》一书，其中就编发了许多当时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
白修德是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1943年白修德到河南采访。在从潼关到洛阳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饥民处于生命垂危之中，还“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
【“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然而，到了郑州后，白修德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热情接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种高档菜肴。白修德在其书中称：在一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年代，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宴席之一。”灾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导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却是政府及其官员们的腐败和失职。
贫困和饥饿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整个民国时期长达38年的时间里（1911—1949年），中国人口仅仅增加了1亿人，即由4.4亿增至5.4亿。其增长速度比清朝政府时期还大大降低。年均死亡率高达29‰左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估计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超过2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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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饿死2亿人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于1912年，民国时期的38年，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经过多种数据的综合，大致可以知道1912年的人口数约为41964万，1949年约为54167万人，处于缓慢增长状态。民国的人口有几个特点：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当时全国的死亡率为2.76%，华南地区为3.04%，四川为4%，而婴儿的死亡率则更高，达到15.6%，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即使城市也不过是40岁。
民国时期几乎年年闹饥荒，累计饿死2亿人，平均每年几百万。
（一）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二）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三）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
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四）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五）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六）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七）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八）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
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这里面有些人祸）
（九）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十）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十一）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
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1949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据估计民国时代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可参看剑桥中国史）
1949年后，民族经济开始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还有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死亡率大大下降，人口迅速增长。20世纪50年代初，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6%上升至2.3%。1963年的出生率破纪录地达到4.3%。人口总数至1971年达到8.52亿。1972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紧接着，有关部门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要求，即鼓励晚婚晚育；鼓励夫妇生育两胎的间隔达四年以上；鼓励少生育子女。为配合宣传，还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那时全国范围内，一对夫妇仍平均生育四个孩子（说明那时的日子并不是太难过，怎么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呢？），至1979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75亿（如果到了“崩溃边缘”，人们普遍吃不饱穿不暖，哪来的人口数量飞速增长呢？）。
人民大会堂。于1958年11月动工兴建，1959年国庆节前竣工，占地15公顷，总建筑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人民大会堂完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施工，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创举。
什么是“政治家”？就是时刻拉一派打一派，永远保持自己这边的力量比对手强的。抛开意识形态不谈，以上就是“政治”这个词最原始的定义。毛，抛开历史评价功过不谈，他是个政治大师，比刘，周等等都厉害的政治家。在他那个位置上，他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让手下互相打，自己当仲裁，当平衡的角色，那个段位的人，能让手下同时说出撂挑子的话来么？
周要撂挑子，现成的备胎等着，先是高，过几年是柯，再过几年是邓。到70年代初，最后两个周的备胎是邓，然后张眼镜。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必须保证主要的潜在政治对手处于少数孤立的状态，比如拉刘打张，拉林贺周朱打彭，拉林打刘，拉新贵和周打林。所以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周都不具备撂挑子的底气。同样作为政治高手的周，他也会审时度势，就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说出这句话来。如果等到周真说了这句话，那毛早就失败该死了。
这就是高手过招，中间的算计过程你都看不到，看到的是一片平静，什么波澜也没有。
我们不会忘记历史，我们不能掩盖真相，还原一个真实的大跃进。
始于1958年，人民要吃饭，人民要改变贫穷的命运，社会主义初期纲领不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吗。大家都想要迫切的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开始时，大跃进还只是为了鼓励大家提高生产热情
而后因为各种雄伟口号推动下，竟然逐步变成了社会各级攀比、吹牛的比赛
刚开始时，各公社都喜欢搞擂台比武
领导作完报告之后，下属的头儿们，都要上台一一表态
如修水利，你讲五天完成，我讲四天完成，他讲三天完成
·········································
先不管能不能完成，总之一个要比一个干劲大，行动快，完成好
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下，尽管一无设备，二无技术
有人提出试试：“土法上马，边干边学”的招儿。就这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就在全国各地兴起，那时候炼钢需要人，可以在各大队无偿抽调劳力，要多少有多少
需要燃料也可以，无偿地到处砍伐，想砍多少就砍多少
不少地方把，百年参天古树一砍而光，把山上的杂树一扫而光，都用于沤炭炼铁
在铁厂的青壮劳力，不分男女，昼夜轮班干活
只负责往炼铁炉煽风点火，完全不管出铁不出铁，反正一不计成本，二不付工资
正好那时候，是吃“大锅饭”的年代
很多人家里的锅，根本派不上用场，干脆全上缴作为炼钢原料
领导只要看见出了点铁水，就立即敲锣打鼓，带领大队人马向县里报喜。那时候沿着公路走，两旁到处是砸烂的锅
山上全是倒下的成片树木
到处是打着红旗干活的农民，此起彼伏的拉歌声，热闹非凡的锣鼓声
确是呈现出了一派轰轰烈烈的景象
那时候钢铁产量是搞起来了
但人力毕竟有限，全去炼钢，哪有人种粮食
再说，那时候毕竟技术有限，都是用土办法炼出来的钢，几乎都是废钢
除了炼钢，那时候，各地还都在放“卫星”
那时候“放卫星”说的是，不切实际、吹牛的行为
那时候粮食产量，可以闭上眼睛乱报
你们产量高，我的就要比你更高
有的公社干脆活都不干，专心吹牛
报纸上经常登载：某某公社粮食亩产超万斤，某某公社粮食亩产达14万斤，居全世界之冠
为创高产、吹牛，各地使出了不少绝招，闹出了各种笑话
在当时对怀疑产量的干部，人民的策略是：“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行就斗”干部下来巡查，有专人组织他们到处参观
有些公社把全村的食粮，都聚集起来展示，还硬说是当天产的食粮
然后再开辩论会，非要说服你相信
还不信的话，再胡乱安插各种罪名上报，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就会被各种批斗、撤职
到最后，各级干部只能，在一起合伙欺骗国家，还要相互吹牛邀功
各地还大办公共食堂，不准各家各户自己开伙
由大队组织大家吃“大锅饭”，不分你我，有饭大家吃
开始时，因为人人都劳动，所以粮食并不紧张
但渐渐，不干活却要吃饭的人越来越多
而搞粮食的人只顾吹牛，产量也越来越少
到最后红薯也作了定量，连猪禽都绝迹了
虽然饭都没得吃，活那还是得照样干。那时候还实行“组织军事化”，出工干活、收工吃饭、睡觉起床，都是以吹号为准
当时的社员，就跟机器人一样，日复一日由人操纵着，不能走出轨道半步
但他们的想法是只要填饱肚皮，睡好大觉，也就心满意足了
自不自由对他们来说，还真不重要，那时候“完成目标”比天还大，大家都过着原始的共产生活
到了1960年，由于农业跟不上发展，全国性的饥荒开始出现了
这回，可是真的连饭都没得吃
有些人辛辛苦苦种粮食，结果出产了还得给没干活的人分一半，这下农民可就不干了，尽管“组织军事化”依然存在，但生产积极性极低
强迫命令风更加使农民产生了消极抵触情绪
由于地方干部隐瞒，高层根本不清楚，全国灾情有多严重，对全国的粮食产量更是没底，加上大炼钢铁导致乱砍滥伐，办集体食堂又粮食奇缺
农民靠等国家救济粮度日，井下工人下不了井，飞行员上不了天，得水肿病的人比比皆是
全国人民都过得苦不堪言
到最后只好上山采野菜、削树皮充饥
还有人从稻草中提取淀粉，由于缺乏营养患肝炎的病人充塞医院，因饥饿死亡的人不计其数。直到10月下旬大批死人的情况令大家十分震惊
各地的死亡情况陆续报来，中央才知道并非孤立事件，下决心采取紧急措施，最终挽救了局面
回望历史，过去40年的蓬勃发展，今天的我们越发清楚
唯有脚踏实地，以科学的发展观，一步一个脚印前进，才是真正的大跃进。
民国时代饿死多少人？
1928—1930年以陕甘为中心的北方八省发生大饥荒。主要是干旱，12个月无雨，夏秋无收。继而蝗、风、雪、雹、水、疫灾害又先后发生。造成难民 5000万左右，死亡人数 1000万以上。其中仅陕西省受灾死亡人数就达300多万，流离失所人口600多万，两项合计占全省人口 70%；甘肃死亡人数为230万。
1936—1937年四川大饥荒。主要是久旱不雨，田地龟裂、粮食绝收，草木稀疏。加之政府、军阀暴敛，地方大户、富商囤积居奇，大多民众断粮，导致灾民3700万人。很多老百姓离家四处逃生，乡间出现十室九空、饿殍载道、毙死之尸无人收拾的惨景。对这场大饥荒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有所报道，称：饥民“以树皮、草粮、白泥作食”，“民食恐慌，已达极点”。这次灾难总死亡人数无人统计，据当时有关地方报纸报道，仅四川万源县就“人口骤减三分之一”、“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很多地方出现饥民吃人肉以及出售人肉的惨状。
从1931年至1949年，长江发生水灾共11次，灾民共1亿多人。其中1931年一次水灾就造成灾民2855万，死人14万。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的人达300一多万。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其中江西省受灾40余县；据记载“草根树皮挖剥殆尽，灾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至少有260万人丧命。安徽省旱情也很严重，出现“禾苗尽枯，赤地千里”的景象。死亡人数无人统计。
解放前，黄河平均三年两次决口泛滥，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死难人口不计其数。1933年一年决口就有 62处，受灾人口364万人。1938年蒋介石消极抗日，亲自下命令在河南省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改道，造成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区被淹，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 1000万以上。有390万人口背井离乡，有89万民众淹死和饿死。
1942年中原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流袭击中原。当时政府实行实物税，不断增加军粮征收，致使征收高达农民收入的30%—50%。军政高官和地主乘机囤积居奇，大幅度提高粮价，造成中原地区110个县民众生活陷入困境。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多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病、扒火车挤踩摔轧死者无数，使河南省1000多万人口减少近半。
鲁西一带老一辈群众至今仍记得1941—1943年“堂邑大灾荒”的事情。当时聊城地区以堂邑为中心的四个县连续三年大旱，加以蝗虫肆虐，庄稼基本绝收。青壮年、能行动的大量离家往黄河南逃难，而老人、儿童、病弱的人被大量饿死，形成方圆百里的无人区，大量尸骨无人收拾，共饿死人数约10万左右。在逃难过程中，难民饥饿难忍，发生大量弃儿卖女的事情。一些年轻姑娘和媳妇只几升高梁、谷子就被卖给了别人，有的甚至只几个窝窝头就被卖出去。其惨景使人不堪回想！
那真是一个灾难频繁、人民群众苦不聊生的年代！
旧中国劳苦大众的苦难不仅深刻地留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而且连当时在华工作过的西方人士也多有记述。
美国记者斯诺解放前曾长期在中国考察。在他的书中可以看到大量有关当时中国大饥荒的真实记载。例如：在1929年的中国北方那次大饥荒中，斯诺看到的是：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
在内蒙古的萨拉奇，斯诺看到：
【“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我目击数以千记的儿童死于饥荒”。】
由斯诺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诺中国》一书，其中就编发了许多当时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
白修德是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1943年白修德到河南采访。在从潼关到洛阳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饥民处于生命垂危之中，还“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
【“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然而，到了郑州后，白修德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热情接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种高档菜肴。白修德在其书中称：在一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年代，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宴席之一。”灾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导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却是政府及其官员们的腐败和失职。
贫困和饥饿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整个民国时期长达38年的时间里（1911—1949年），中国人口仅仅增加了1亿人，即由4.4亿增至5.4亿。其增长速度比清朝政府时期还大大降低。年均死亡率高达29‰左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估计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超过2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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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于1912年，民国时期的38年，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经过多种数据的综合，大致可以知道1912年的人口数约为41964万，1949年约为54167万人，处于缓慢增长状态。民国的人口有几个特点：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当时全国的死亡率为2.76%，华南地区为3.04%，四川为4%，而婴儿的死亡率则更高，达到15.6%，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即使城市也不过是40岁。
民国时期几乎年年闹饥荒，累计饿死2亿人，平均每年几百万。
（一）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二）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三）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
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四）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五）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六）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七）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八）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
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这里面有些人祸）
（九）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十）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十一）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
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1949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据估计民国时代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可参看剑桥中国史）
1949年后，民族经济开始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还有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死亡率大大下降，人口迅速增长。20世纪50年代初，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6%上升至2.3%。1963年的出生率破纪录地达到4.3%。人口总数至1971年达到8.52亿。1972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紧接着，有关部门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要求，即鼓励晚婚晚育；鼓励夫妇生育两胎的间隔达四年以上；鼓励少生育子女。为配合宣传，还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那时全国范围内，一对夫妇仍平均生育四个孩子（说明那时的日子并不是太难过，怎么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呢？），至1979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75亿（如果到了“崩溃边缘”，人们普遍吃不饱穿不暖，哪来的人口数量飞速增长呢？）。
人民大会堂。于1958年11月动工兴建，1959年国庆节前竣工，占地15公顷，总建筑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人民大会堂完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施工，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创举。
什么是“政治家”？就是时刻拉一派打一派，永远保持自己这边的力量比对手强的。抛开意识形态不谈，以上就是“政治”这个词最原始的定义。毛，抛开历史评价功过不谈，他是个政治大师，比刘，周等等都厉害的政治家。在他那个位置上，他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让手下互相打，自己当仲裁，当平衡的角色，那个段位的人，能让手下同时说出撂挑子的话来么？
周要撂挑子，现成的备胎等着，先是高，过几年是柯，再过几年是邓。到70年代初，最后两个周的备胎是邓，然后张眼镜。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必须保证主要的潜在政治对手处于少数孤立的状态，比如拉刘打张，拉林贺周朱打彭，拉林打刘，拉新贵和周打林。所以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周都不具备撂挑子的底气。同样作为政治高手的周，他也会审时度势，就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说出这句话来。如果等到周真说了这句话，那毛早就失败该死了。
这就是高手过招，中间的算计过程你都看不到，看到的是一片平静，什么波澜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