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的终极（ZT）
“文化大革命”10年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402.66万人。加上文革结束后陆续下乡的有260.04万人，共1662.7万人。这与1980年的全国城镇人口1.91亿相比，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几乎所有城镇家庭都与“知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中国知青运动的终结真正源起云南知青。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主要来自外省市，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
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人，他们是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边疆的一批红卫兵，返京后即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几经转辗，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李）富春、（余）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
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经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形成其个性特征：思想活跃、敢说敢做。地处西双版纳的兵团一师，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分布在从勐海到勐腊广阔的国境线上，总数6万余人，其中景洪一团的知青高达8538人。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在目前西双版纳绵延150万亩的橡胶林中，当年由知青开垦种植的仍占相当比例。
据报道：这场运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
丁惠民日后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
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值其时，激起知青情绪。
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派代表进京。
12月27日，26名代表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他们。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见邓副主席”，并提出如果邓副主席太忙，也可由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
1979年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自此以后，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他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
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直至回到昆明，才松了一口气。
云南垦区的当年这场风波，很快蔓延到各地，从1978年12月起，有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了下乡知青和支边青年要求回城的集会、请愿活动，到1979年年初形成一股很大声势的“回城风”。
这股风来势猛，涉及面广，许多地方出现了激烈行为，如：四处串联、散发传单、请愿游行、集体上访，甚至罢工绝食、冲击领导、殴打干部等等。这场骤起的风波，中央决断及时，态度鲜明，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在1979年3月中旬以后有所缓和，到五六月份大部分地区已平静下来。
这时候，西双版纳回城风潮已迅速波及全国，10年内陆续上山下乡的上千万知青，在几个月内就返回了各自城市。
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
1981年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告结束，“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
上山下乡政策变更之后，知青陆续返城就业，但尚有大量的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排20万与当地农民结婚的插队知青。各地经过3年努力，到1981年绝大部分已婚知青已经安排了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安置条件差异很大。
据在4万多已婚插队知青中的调查，到1982年仍然有3600多人未安置落实。另外，已在外地工作的老知青子女回原城市就学入户问题也比较突出。可以说，上山下乡政策不仅在知青一代身上烙上了历史的印痕，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
这是原文链接:
李后来武夷山下的监狱服刑。老毛的300元一直存着，没花。李的主要罪行是打地委书记耳光，造成他自杀。当地读书人对李的评价是小人得志便猖狂。李在外地的知情中很香，初进了知情政策的调整，但在当地的知识分子中名声不好。
可以做个比较，那个党厉害。
1950-2022全国普通高考录取人数一览
1950年，招收新生：5.8万人，
1951年，招收新生：5.2万人，
1952年，报考人数：7.3万人，高校招生数6.64万人，录取比例 91(%)
1953年，报考人数：9.0万人，高校招生数7.0万人，录取比例 77(%)
1954年，报考人数：13.4万人，高校招生数9.38万人，录取比例 70(%)
1955年，报考人数：17.7万人，高校招生数9.8万人，录取比例 60(%)
1956年，报考人数：35.0万人，高校招生数18.5万人，录取比例 48(%)
1957年，高中毕业生人数：19.4万人，高校招生数10.6万人，录取比例54.6(%),报考人数：25.2万人，录取比例 42 (%),
1958年，高中毕业生人数：21.9万人，高校招生数26.5万人，录取比例121.0 (%)
1959年，高中毕业生人数：30.0万人，高校招生数27.4万人，录取比例 91.3 (%),报考人数：33.3万人，录取比例 81(%),
1960年，高中毕业生人数：29.0万人，高校招生数32.3万人，录取比例 111.4 (%)
1961年，高中毕业生人数：37.9万人，高校招生数16.9万人，录取比例 44.6(%),报考人数：21.4万人，录取比例 80(%),
1962年，高中毕业生人数：44.1万人，高校招生数10.7万人，录取比例 24.3 (%)
1963年，高中毕业生人数：43.3万人，高校招生数13.3万人，录取比例 30.7 (%)，报考人数：53.1万人，录取比例 25 (%)
1964年，高中毕业生人数：36.7万人，高校招生数14.7万人，录取比例 40.1 (%)。报考人数：44.9万人，录取比例 34 (%)
1965年，高中毕业生人数：36.0万人，高校招生数16.4万人，录取比例 45.6(%)
虽然本人在当了两年多的知青后就有幸遇到了恢复高考的好时光，但那段经历终身难忘。我是“上山”到远离城市十分贫穷的山区当“地球修理工”，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每天从早到晚要干十几个小时的强劳力，不仅没有工资，而且常常吃不饱饭。那些年的心态历程可以用8个字概括：从“热情”到“失望”，转“迷惘”至“绝望”。大部分的家长送子女上山下乡实属无奈，由于自身也生活贫困，而我所在的山区农民普遍对知青的到来并无好感。只有少量农村干部，可以趁机向知青和他们的家长捞油水，才高兴有“知青”去并留在那里。
他们的身体和生活能力都比较弱。
一些知青也感谢王海容转交毛主席信一事。
王如不直接转交毛此信，只交给中办的话，那毛就不会知道一些底层知青的困境。
上山下乡运动的终极（ZT）
“文化大革命”10年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402.66万人。加上文革结束后陆续下乡的有260.04万人，共1662.7万人。这与1980年的全国城镇人口1.91亿相比，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几乎所有城镇家庭都与“知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中国知青运动的终结真正源起云南知青。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主要来自外省市，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
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人，他们是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边疆的一批红卫兵，返京后即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几经转辗，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李）富春、（余）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
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经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形成其个性特征：思想活跃、敢说敢做。地处西双版纳的兵团一师，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分布在从勐海到勐腊广阔的国境线上，总数6万余人，其中景洪一团的知青高达8538人。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在目前西双版纳绵延150万亩的橡胶林中，当年由知青开垦种植的仍占相当比例。
据报道：这场运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
丁惠民日后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
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值其时，激起知青情绪。
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派代表进京。
12月27日，26名代表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他们。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见邓副主席”，并提出如果邓副主席太忙，也可由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
1979年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自此以后，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他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
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直至回到昆明，才松了一口气。
云南垦区的当年这场风波，很快蔓延到各地，从1978年12月起，有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了下乡知青和支边青年要求回城的集会、请愿活动，到1979年年初形成一股很大声势的“回城风”。
这股风来势猛，涉及面广，许多地方出现了激烈行为，如：四处串联、散发传单、请愿游行、集体上访，甚至罢工绝食、冲击领导、殴打干部等等。这场骤起的风波，中央决断及时，态度鲜明，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在1979年3月中旬以后有所缓和，到五六月份大部分地区已平静下来。
这时候，西双版纳回城风潮已迅速波及全国，10年内陆续上山下乡的上千万知青，在几个月内就返回了各自城市。
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
1981年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告结束，“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
上山下乡政策变更之后，知青陆续返城就业，但尚有大量的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排20万与当地农民结婚的插队知青。各地经过3年努力，到1981年绝大部分已婚知青已经安排了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安置条件差异很大。
据在4万多已婚插队知青中的调查，到1982年仍然有3600多人未安置落实。另外，已在外地工作的老知青子女回原城市就学入户问题也比较突出。可以说，上山下乡政策不仅在知青一代身上烙上了历史的印痕，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
这是原文链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李后来武夷山下的监狱服刑。老毛的300元一直存着，没花。李的主要罪行是打地委书记耳光，造成他自杀。当地读书人对李的评价是小人得志便猖狂。李在外地的知情中很香，初进了知情政策的调整，但在当地的知识分子中名声不好。
可以做个比较，那个党厉害。
1950-2022全国普通高考录取人数一览
1950年，招收新生：5.8万人，
1951年，招收新生：5.2万人，
1952年，报考人数：7.3万人，高校招生数6.64万人，录取比例 91(%)
1953年，报考人数：9.0万人，高校招生数7.0万人，录取比例 77(%)
1954年，报考人数：13.4万人，高校招生数9.38万人，录取比例 70(%)
1955年，报考人数：17.7万人，高校招生数9.8万人，录取比例 60(%)
1956年，报考人数：35.0万人，高校招生数18.5万人，录取比例 48(%)
1957年，高中毕业生人数：19.4万人，高校招生数10.6万人，录取比例54.6(%),报考人数：25.2万人，录取比例 42 (%),
1958年，高中毕业生人数：21.9万人，高校招生数26.5万人，录取比例121.0 (%)
1959年，高中毕业生人数：30.0万人，高校招生数27.4万人，录取比例 91.3 (%),报考人数：33.3万人，录取比例 81(%),
1960年，高中毕业生人数：29.0万人，高校招生数32.3万人，录取比例 111.4 (%)
1961年，高中毕业生人数：37.9万人，高校招生数16.9万人，录取比例 44.6(%),报考人数：21.4万人，录取比例 80(%),
1962年，高中毕业生人数：44.1万人，高校招生数10.7万人，录取比例 24.3 (%)
1963年，高中毕业生人数：43.3万人，高校招生数13.3万人，录取比例 30.7 (%)，报考人数：53.1万人，录取比例 25 (%)
1964年，高中毕业生人数：36.7万人，高校招生数14.7万人，录取比例 40.1 (%)。报考人数：44.9万人，录取比例 34 (%)
1965年，高中毕业生人数：36.0万人，高校招生数16.4万人，录取比例 45.6(%)
虽然本人在当了两年多的知青后就有幸遇到了恢复高考的好时光，但那段经历终身难忘。我是“上山”到远离城市十分贫穷的山区当“地球修理工”，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每天从早到晚要干十几个小时的强劳力，不仅没有工资，而且常常吃不饱饭。那些年的心态历程可以用8个字概括：从“热情”到“失望”，转“迷惘”至“绝望”。大部分的家长送子女上山下乡实属无奈，由于自身也生活贫困，而我所在的山区农民普遍对知青的到来并无好感。只有少量农村干部，可以趁机向知青和他们的家长捞油水，才高兴有“知青”去并留在那里。
他们的身体和生活能力都比较弱。
一些知青也感谢王海容转交毛主席信一事。
王如不直接转交毛此信，只交给中办的话，那毛就不会知道一些底层知青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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