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遇罗克，一般人都知道他的《出身论》。当年，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就是刊于第一期的《出身论》。
遇罗克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执行枪决。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几年前去世的陈小鲁，比遇罗克小4岁。如今澳洲文坛的知名作家陶洛诵，当年曾将遇罗克写给陈毅元帅的一封求救信交给陈小鲁，请他帮忙转呈其父。
与林昭、沈元和金有钟这类被枪毙的所谓反革命分子不同，遇罗克始终是拥护毛泽东的，不信就再去看看他写的《出身论》和主编的《中学文革报》，字里行间始终充满着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
面对狂热的血统论浪潮，遇罗克经过深思，写出了《出身论》一文。文中写道：
“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出身几乎决定一切”，“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究竟一个人所受的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最后，文章大声疾呼：“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面对强大的压力，遇罗克没有屈服，他五次上书毛泽东，汇报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理解。当然，这些信都没有能寄到毛泽东手中。《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了。不久，遇罗克被逮捕。
据同监犯人张郎郎回忆：遇罗克跟我说，中央内部矛盾很多，他在等。他当时认为像陈毅、周恩来如果哪天占上风，他肯定就有希望了，因为他跟别的犯人不一样，他没有其他的罪行，他就是一个思想罪，所以他抱有着幻想。而且他以为我的处境反而更难，他说他出去以后会找陈毅帮我斡旋、救我。
陶洛诵，定居澳洲文坛的知名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陶小学上的史家胡同，三年级时就上了《中国妇女》的封面。初中她在北京女十二中度过。毕业后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
据说陶洛诵与遇罗克的弟弟有过恋情，因此住在东四明星电影院后头死胡同的遇家也就多了位漂亮女常客。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而早在1967年底，遇罗克就感到大势不好。他对陶洛诵说：没准儿的事，要是把你抓起来，你也没辙。我这儿给陈毅同志写了封信，他一直替出身不好的青年讲话，我想他是会理解我的。我要是把信寄给他，怕他看不到。听说陈老总的儿子陈小鲁在8中，这个陈小鲁大有其父之风，你把信送给陈小鲁，让他交给他爸爸，这就保险了。
陶洛诵有些为难，说她不认识陈小鲁。遇罗克语重心长地说：“洛诵，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我为他们说话是应该的，为了千千万万的人，即使我牺牲生命也是情愿的。可是……”
陶洛诵没辙，只好接过信，见信封上用蝇头小字工工整整地写着“敬呈陈毅同志”。信中写道：“敬爱的陈毅同志：我是人民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学徒工，我目睹文化大革命中对出身不好青年的迫害，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受党培养多年的青年，我觉得有责任挺身而出，为此，我写了《出身论》一文。您曾经谈过，在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青年中间不应当存在一条鸿沟……”
信中，遇罗克还表达了对陈毅的尊敬爱戴与信任，并谈到自己去东北串联，看到大好河山，抒发了对祖国一片赤诚的情感。信的最后，恳请陈毅同志帮他免遭不测。
陶洛诵后来在相关文章中回忆道：我郑重地把信夹在日语书里，奔向第八中学。天气已经冷了，我穿的是蓝大襟衣服，下面罩着棉袄，戴着一双毛绒手套。陈小鲁长得很像陈毅向志，他衣着朴素，领口露着紫红绒衣，外表是一身蓝制服。我说明来意，拿出了遇罗克的信，他接过了信。我问他：“听说陈老总体重减了十斤，是真的吗？”他说：“是谣言。”我说：“请转达我们对他的问候。”他说：“好。”
我问他是否同意《出身论》文中的观点，他坦率地说：“我持不同意见。”尽管如此，他还是慷慨地答应转交。这时有个粗眉大眼的男同学笑着向他打招呼，他说：“这是计三猛。”听口气，计三猛好像是他们那派的一个著名人物。
回来后，罗克哥哥详详细细地问了我们的谈话，当他听说陈小鲁答应转交时感到很宽慰。后来他又让我找了陈小鲁一次，陈小鲁说：“我交给秘书了。”我问：“陈毅同志看见没有？”陈小鲁说不知道。
莫道英雄不怕死，不怕死遇罗克就不会托人弄呛欲求生。文革结束后，遇罗克的《赠友人》诗为人们传诵一时：“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秦爷认为：这首诗不仅是烈士慷慨赴死前的壮丽绝唱，更是一种无可奈何。
2018年2月28日，72岁的陈小鲁不幸去世。黄泉之下遇罗克会不会招待一下这位生前未曾谋面的后来者。
陈小鲁也许会感到内疚：哥们，你的忙我没能帮到。对不住。
遇罗克兴许这样回答：人固有一死，我先，你后，你活了72岁，我活了只有27岁，跟你正好是个颠倒……
在很多国家是犯罪行为。他有胆子实名去德国公共媒体上，居高临下地讥讽当年有犹太人怕死，向SS求饶吗？
就应该搞全国和解，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这方面，老邓比毛的视野要开阔得多。毛根本不适合做和平年代的领袖。他的思想狭隘，知识结构严重失衡，还刚愎自用，打倒刘后，就失去了方向，因为他也不知道如何发展国家。
毛走后，中国国运昌隆，只因有了老邓，不然，很难从毛路线的泥坑中走出来。
明白了吗？
说起遇罗克，一般人都知道他的《出身论》。当年，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就是刊于第一期的《出身论》。
遇罗克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执行枪决。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几年前去世的陈小鲁，比遇罗克小4岁。如今澳洲文坛的知名作家陶洛诵，当年曾将遇罗克写给陈毅元帅的一封求救信交给陈小鲁，请他帮忙转呈其父。
与林昭、沈元和金有钟这类被枪毙的所谓反革命分子不同，遇罗克始终是拥护毛泽东的，不信就再去看看他写的《出身论》和主编的《中学文革报》，字里行间始终充满着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
面对狂热的血统论浪潮，遇罗克经过深思，写出了《出身论》一文。文中写道：
“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出身几乎决定一切”，“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究竟一个人所受的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最后，文章大声疾呼：“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面对强大的压力，遇罗克没有屈服，他五次上书毛泽东，汇报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理解。当然，这些信都没有能寄到毛泽东手中。《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了。不久，遇罗克被逮捕。
据同监犯人张郎郎回忆：遇罗克跟我说，中央内部矛盾很多，他在等。他当时认为像陈毅、周恩来如果哪天占上风，他肯定就有希望了，因为他跟别的犯人不一样，他没有其他的罪行，他就是一个思想罪，所以他抱有着幻想。而且他以为我的处境反而更难，他说他出去以后会找陈毅帮我斡旋、救我。
陶洛诵，定居澳洲文坛的知名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陶小学上的史家胡同，三年级时就上了《中国妇女》的封面。初中她在北京女十二中度过。毕业后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
据说陶洛诵与遇罗克的弟弟有过恋情，因此住在东四明星电影院后头死胡同的遇家也就多了位漂亮女常客。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而早在1967年底，遇罗克就感到大势不好。他对陶洛诵说：没准儿的事，要是把你抓起来，你也没辙。我这儿给陈毅同志写了封信，他一直替出身不好的青年讲话，我想他是会理解我的。我要是把信寄给他，怕他看不到。听说陈老总的儿子陈小鲁在8中，这个陈小鲁大有其父之风，你把信送给陈小鲁，让他交给他爸爸，这就保险了。
陶洛诵有些为难，说她不认识陈小鲁。遇罗克语重心长地说：“洛诵，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我为他们说话是应该的，为了千千万万的人，即使我牺牲生命也是情愿的。可是……”
陶洛诵没辙，只好接过信，见信封上用蝇头小字工工整整地写着“敬呈陈毅同志”。信中写道：“敬爱的陈毅同志：我是人民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学徒工，我目睹文化大革命中对出身不好青年的迫害，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受党培养多年的青年，我觉得有责任挺身而出，为此，我写了《出身论》一文。您曾经谈过，在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青年中间不应当存在一条鸿沟……”
信中，遇罗克还表达了对陈毅的尊敬爱戴与信任，并谈到自己去东北串联，看到大好河山，抒发了对祖国一片赤诚的情感。信的最后，恳请陈毅同志帮他免遭不测。
陶洛诵后来在相关文章中回忆道：我郑重地把信夹在日语书里，奔向第八中学。天气已经冷了，我穿的是蓝大襟衣服，下面罩着棉袄，戴着一双毛绒手套。陈小鲁长得很像陈毅向志，他衣着朴素，领口露着紫红绒衣，外表是一身蓝制服。我说明来意，拿出了遇罗克的信，他接过了信。我问他：“听说陈老总体重减了十斤，是真的吗？”他说：“是谣言。”我说：“请转达我们对他的问候。”他说：“好。”
我问他是否同意《出身论》文中的观点，他坦率地说：“我持不同意见。”尽管如此，他还是慷慨地答应转交。这时有个粗眉大眼的男同学笑着向他打招呼，他说：“这是计三猛。”听口气，计三猛好像是他们那派的一个著名人物。
回来后，罗克哥哥详详细细地问了我们的谈话，当他听说陈小鲁答应转交时感到很宽慰。后来他又让我找了陈小鲁一次，陈小鲁说：“我交给秘书了。”我问：“陈毅同志看见没有？”陈小鲁说不知道。
莫道英雄不怕死，不怕死遇罗克就不会托人弄呛欲求生。文革结束后，遇罗克的《赠友人》诗为人们传诵一时：“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秦爷认为：这首诗不仅是烈士慷慨赴死前的壮丽绝唱，更是一种无可奈何。
2018年2月28日，72岁的陈小鲁不幸去世。黄泉之下遇罗克会不会招待一下这位生前未曾谋面的后来者。
陈小鲁也许会感到内疚：哥们，你的忙我没能帮到。对不住。
遇罗克兴许这样回答：人固有一死，我先，你后，你活了72岁，我活了只有27岁，跟你正好是个颠倒……
在很多国家是犯罪行为。他有胆子实名去德国公共媒体上，居高临下地讥讽当年有犹太人怕死，向SS求饶吗？
就应该搞全国和解，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这方面，老邓比毛的视野要开阔得多。毛根本不适合做和平年代的领袖。他的思想狭隘，知识结构严重失衡，还刚愎自用，打倒刘后，就失去了方向，因为他也不知道如何发展国家。
毛走后，中国国运昌隆，只因有了老邓，不然，很难从毛路线的泥坑中走出来。
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