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的地狱之旅（1）
徐振华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人民公社制度：毛改造中国农村的实践
到目前为止，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缘起之解释，凌志军曾梳理出三种，即“意识形态说”、“吹出来说”，以及“工业化引起了粮食紧张”等说法。“意识形态说”强调人民公社主要是中共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需要。凌志军否定了这种用意识形态偏好来解释公社化之兴起的说法。他认为：“历史学家常用意识形态的原因来解释乡村公社化的进程，似乎很少注意到利害的机缘。事实上不论多么理想主义的政权都无法离开物质的基础。这在共产党开国初年、政权尚未稳定的时候，更有其客观的必要。国内万象更新，连续几年没有战事，工业渐渐繁荣，城市人口膨胀，政权机构亦迅速地扩充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将大范围地开展。然而情形并不乐观，因为所有的辉煌都离不开一个东西，这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如果没有粮食，人的生存都会失去根基，政权亦将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可是现在偏偏就为粮食的匮乏所困扰。” 胡绳曾表示，农村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是从工业化引起的”，凌志军某种程度上赞同胡的看法。
有关“吹出来说”，据凌志军引述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凌指出，据薄一波的回忆，这次火车上海阔天空的谈话，时间为1958年4月底。当时，刘少奇在火车到郑州车站时曾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回去实验，吴遵命执行，在全国公社化运动开展两个多月前的1958年7月20日，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的26个高级社合并组成了七里营大社，管辖3万多人。两周后，毛泽东提出，要在中国的乡村中建立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自己的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8月6日，毛泽东在吴芝圃的陪同下专程前往“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时，公社的大院里已办起红专学校，门口挂着“政治系”、“气象系”的牌子，格局与此前刘少奇等领导人“吹”公社时的想象一样，还办有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社办工厂等。“吹出来说”把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简单地看成是几个高层领导人随心所欲的产物。它的一个弱点是，既然人民公社不过是几个人的遐想，那么，当它的实验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饥馑之后，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却顽固坚持一个遐想模式而拒绝抛弃它呢？
凌志军本人持“粮食紧张最终导致了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之说。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谈到过城市粮食、棉花、蔬菜、肉类与食用油供求之间“都有极大的矛盾”。他认为，“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城市“蔬菜的生产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说法并非人民公社制度确立的本质原因，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是毛泽东试图彻底改造中国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是毛推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他本人要彻底改造“旧中国”二者相结合的产物，毛本人对此有过形象的概括，即“马克思加秦始皇”。斯大林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一语，毛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引用过。毛还表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 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不过是毛泽东的武器，改造中国才是毛的真正目的。毛要彻底改造中国的愿望由来已久，其核心是以所有制改造为借口，实现毛随意支配全国一切经济活动和人力资源的目标，从而把全中国变成中共随意操控、任意作为的“天堂”。为此，毛泽东要求党的各级书记“亲自动手”，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办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毛泽东当时是把建立农村公有制看作是与军事征服同样性质的任务，称为“打社会主义之仗”。以暴力为后盾的“土地改革”不过是毛改变农村的“基础工序”，是后来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前奏。
在山东莒南县一带“老区”，早在1942年至1946年5月间，就在“双减”与“查减”等名义下开始斗争地主与“回地”（亦即后来的“土改”）。1942年，中共山东分局曾从党政军机关和“抗大一分校”抽调了200多人组成两个大型工作团分赴莒南和临沭开展“双减”；1944年5月，“双减工作团”又开赴莒南县。“单是在斗争高潮的1944年，（莒南）全县大的斗争就有1,171次。在筵宾区，大小斗争计2,500多次。”当时往往集中一、二十个村庄的村民，召开数千人乃至万人的大会；“在未开展的庄子，有借用庄外力量的所谓外力；有组织的村庄则是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识字班、儿童团、民兵，各按系统排队分布全场，唱歌，贴标语，呼口号，啦啦队；有敲锣打鼓、示威游行，有‘文斗’的讲理、诉冤、坦白反省，也有‘武斗’的”。中国的南方和西北则从1950年左右开始了土改。在笔者家乡，当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被称为“工作人”，他们的头目都带有枪支，村里人很害怕他们。笔者清楚地记得，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家乡的大人在恐吓儿童以制止其啼哭时还常说“别哭了！工作人来了！”这就是土改时期“工作人”在农村“厉害”形象的遗存。据甘肃省金昌市农业办公室的记录，从1950年10月1日开始到1953年4月15日，辖区内的永昌县分三期实行土改，“土改工作队”人数达“580余人”。手握武器的“土改工作队”大军背后，还有强大的正规军做后盾。这种农村“改造”到底是“人民的意愿”，还是征服者的强制，不辨自明。
不会下棋的人，说会下棋的人出的是臭棋。
中国的年轻一代为什么厌恶公知？
点击：11998 作者：楚视窗 来源：“楚视窗” 发布时间:2020-05-02 10:16:39
公知本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称谓，其字面意思是“公共知识分子”。但后来被一群不甘落暮的老文人们玩残了。他们还期望继续通过文革伤痕、西方崇拜的老套路，强行咀嚼喂食青年一代的时候，没想到迎来的却是全体的反胃和呕吐。 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最见不得中国好的，就是中国的那些公知们。 他们往往位居中高层，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比如作协主席、文学教授、出版社长…，多生于50、60年代，上过大学但实际文化思想水平并不高，也学过一些技能，看过些书，胆子大，敢于胡编瞎造半瓶醋乱摇，只望能无限扩大自己的优势，来占领话语权阵地。 无论社会上发生什么事，也不管是真是假，统统都能将问题的焦点、矛头指向政府、引向国家制度，擅长造谣抹黑、虚无历史，且形成了固有模式，包括一定是体制问题，中国完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公知们利用民众信息不对等、出国特权、话语优先权等也赢得了一众粉丝，随便拿点负面新闻煽动一下，就会有大把善良的青年们跟着他们闹。可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一代获取信息比公知们更快、更准，更全面，且有自己思考的能力，再也不会轻易被人牵着鼻子走。 当80，90、00后们走出国门一看：公知们口中月亮更圆的国家也不过如此，很多还不如中国，慢慢便明白了公知的本性，然后自觉起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尊严。 于是公知们彻底失落、恐慌了……，恨社会、恨国家发展的太快，而自己却已经完全跟不上新时代了。恼羞成怒后撕下伪善的面具开始给青年们大扣大帽子：“极左”、“小红兵”、“法西斯”，冷不丁的还会酸上一两句：“你以后会为今天的行为感到羞愧的”，“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呵呵！！ 且看喧嚣甚上的方方日记事件，细心的观察者都能发现，支持方方的“大咖”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基本都来自文化界；二是多成名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此后则失语多年，基本靠以前的名声混日子。而方方“日记”的批评者中，固然有和方方同一时代的人，但更多的却是80后、90后、乃至00后！ 于是，也有人将这场争论归结为新旧之争。我们还可以做更深入的分析。
个人认为，方方日记所引起的这场争论，将是一场划时代事件，它将宣告，以描写乡土知青和文革成名，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作家们，将彻底迎来他们在中国文坛的谢幕曲。这在中国文化界，也将是一件历史性事件。
中国文化的觉醒，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回弹，是在中国综合国力走到世界前列这一宏大背景下，由中国的80，90，00后们自觉发起的！ 最难能可贵的在于，在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争论中，没有意识形态的引领和参与，各组织都在坐山观虎斗，而最终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了胜利，那些一贯高高在上好为人师的大作家大文人摔了下来，真正成了故纸堆。
至于，年轻一代为什么厌恶方方？理由有很多。 包括方方在“日记”中造谣以及谣言被揭穿后的强词夺理，包括对特权应用的炫耀、沾沾自喜，包括自欺欺人的“两个绝对”表态，等等。但在我看来，这些都还不是主要原因。 在社交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个人对你讲话，从内容上说似乎滴水不漏，但她一个细微表情，比如嘴角一丝幸灾乐祸的微笑，很可能就令你立即感到厌恶。 方方的“日记”也是这样。 年轻一代之所以厌恶方方，就是因为她在行文中下意识地流露出来的，以外在于中国的他者自居和无法掩饰的鄙夷中国的情绪。 方方和那些支持她的、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大咖，共同分享了这样一个话语框架，即“传统/现代”、“落后/先进”、“愚昧/文明”，“中国/西方”。 多少年来，他们就凭借这套框架，以启蒙者自居。 这套话语框架渗透到他们的血液里，成为他们的潜意识。一方面，他们用这套话语框架解释一切，另一方面，离开了这套框架，他们就完全丧失了话语能力。 这套话语框架之所以出现并长期居于主流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被打破。此后国门徐徐打开，西方社会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繁荣，与中国处于早期工业化阶段贫简的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这使知识精英阶层产生了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反传统、反体制、解构革命文化，逐渐成为潮流。 这一潮流在国外得到西方世界的加持，在国内得到一切不满中国革命的文化精英的推波助澜，并和中国100多年半殖民地历史所遗存的买办知识分子传统形成共振，一时蔚为壮观，遗祸至今。
多少文化精英受益于这套话语，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等靠在银幕上诠释这套话语拿到金熊奖、金棕榈奖，莫言靠用小说阐释这套话语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陈忠实靠这套框架令文学价值很低的《白鹿原》俨然以“名著”自居，更多的人靠这一套话语成为总编辑、作协主席、代表、委员，等等，风光无限。 方方的“日记”一出，之所以声势浩大，得到了那么多文学“大咖”和主流媒体老总的追捧，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从“日记”中嗅出了那种令他们久违的味道，这种味道伴随着他们度过了风头无两的巅峰时刻； 他们也意识到这是一根稻草，抓住这跟稻草，他们才能重返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日子。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保卫方方“日记”，就是保卫自己的光环、话语权和地位。
在熟悉西方世界的年轻一代看来，这套框架根本就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世界是平的，美国并不在山巅，中国也不是洼地。 这套框架已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力，而其间散发的鄙夷自己祖国、鄙夷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气息，令人作呕，类似一种小便失禁的老棉裤所发出的气息，大咖们嗅之欲仙欲死的神情，也令人大为惊讶。 对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旁观者来说，他们看到的都是一群摇摇晃晃的文化僵尸，簇拥在方方周围，对阵规模宏大、朝气蓬勃、有着无限广阔未来的年轻一代。
近40年以来的历史，按照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要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等不同阶段，但这些文化僵尸还沉睡在第一阶段。 剧烈的争论令他们诈尸，于是他们就带着僵尸特有的腐臭和僵硬蹦了起来，但摇晃一阵之后，还会倒下去。
公知们就是这样。他们高估了他们自己的水平，低估了毛的水平。现在连年轻人都看出公知们不行了。
以后的年轻人一定能给毛一个更公正的评价。
university of arizona算是名牌大学吗？
“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的地狱之旅（1）
徐振华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人民公社制度：毛改造中国农村的实践
到目前为止，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缘起之解释，凌志军曾梳理出三种，即“意识形态说”、“吹出来说”，以及“工业化引起了粮食紧张”等说法。“意识形态说”强调人民公社主要是中共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需要。凌志军否定了这种用意识形态偏好来解释公社化之兴起的说法。他认为：“历史学家常用意识形态的原因来解释乡村公社化的进程，似乎很少注意到利害的机缘。事实上不论多么理想主义的政权都无法离开物质的基础。这在共产党开国初年、政权尚未稳定的时候，更有其客观的必要。国内万象更新，连续几年没有战事，工业渐渐繁荣，城市人口膨胀，政权机构亦迅速地扩充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将大范围地开展。然而情形并不乐观，因为所有的辉煌都离不开一个东西，这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如果没有粮食，人的生存都会失去根基，政权亦将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可是现在偏偏就为粮食的匮乏所困扰。” 胡绳曾表示，农村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是从工业化引起的”，凌志军某种程度上赞同胡的看法。
有关“吹出来说”，据凌志军引述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凌指出，据薄一波的回忆，这次火车上海阔天空的谈话，时间为1958年4月底。当时，刘少奇在火车到郑州车站时曾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回去实验，吴遵命执行，在全国公社化运动开展两个多月前的1958年7月20日，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的26个高级社合并组成了七里营大社，管辖3万多人。两周后，毛泽东提出，要在中国的乡村中建立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自己的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8月6日，毛泽东在吴芝圃的陪同下专程前往“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时，公社的大院里已办起红专学校，门口挂着“政治系”、“气象系”的牌子，格局与此前刘少奇等领导人“吹”公社时的想象一样，还办有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社办工厂等。“吹出来说”把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简单地看成是几个高层领导人随心所欲的产物。它的一个弱点是，既然人民公社不过是几个人的遐想，那么，当它的实验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饥馑之后，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却顽固坚持一个遐想模式而拒绝抛弃它呢？
凌志军本人持“粮食紧张最终导致了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之说。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谈到过城市粮食、棉花、蔬菜、肉类与食用油供求之间“都有极大的矛盾”。他认为，“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城市“蔬菜的生产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说法并非人民公社制度确立的本质原因，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是毛泽东试图彻底改造中国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是毛推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他本人要彻底改造“旧中国”二者相结合的产物，毛本人对此有过形象的概括，即“马克思加秦始皇”。斯大林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一语，毛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引用过。毛还表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 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不过是毛泽东的武器，改造中国才是毛的真正目的。毛要彻底改造中国的愿望由来已久，其核心是以所有制改造为借口，实现毛随意支配全国一切经济活动和人力资源的目标，从而把全中国变成中共随意操控、任意作为的“天堂”。为此，毛泽东要求党的各级书记“亲自动手”，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办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毛泽东当时是把建立农村公有制看作是与军事征服同样性质的任务，称为“打社会主义之仗”。以暴力为后盾的“土地改革”不过是毛改变农村的“基础工序”，是后来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前奏。
在山东莒南县一带“老区”，早在1942年至1946年5月间，就在“双减”与“查减”等名义下开始斗争地主与“回地”（亦即后来的“土改”）。1942年，中共山东分局曾从党政军机关和“抗大一分校”抽调了200多人组成两个大型工作团分赴莒南和临沭开展“双减”；1944年5月，“双减工作团”又开赴莒南县。“单是在斗争高潮的1944年，（莒南）全县大的斗争就有1,171次。在筵宾区，大小斗争计2,500多次。”当时往往集中一、二十个村庄的村民，召开数千人乃至万人的大会；“在未开展的庄子，有借用庄外力量的所谓外力；有组织的村庄则是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识字班、儿童团、民兵，各按系统排队分布全场，唱歌，贴标语，呼口号，啦啦队；有敲锣打鼓、示威游行，有‘文斗’的讲理、诉冤、坦白反省，也有‘武斗’的”。中国的南方和西北则从1950年左右开始了土改。在笔者家乡，当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被称为“工作人”，他们的头目都带有枪支，村里人很害怕他们。笔者清楚地记得，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家乡的大人在恐吓儿童以制止其啼哭时还常说“别哭了！工作人来了！”这就是土改时期“工作人”在农村“厉害”形象的遗存。据甘肃省金昌市农业办公室的记录，从1950年10月1日开始到1953年4月15日，辖区内的永昌县分三期实行土改，“土改工作队”人数达“580余人”。手握武器的“土改工作队”大军背后，还有强大的正规军做后盾。这种农村“改造”到底是“人民的意愿”，还是征服者的强制，不辨自明。
不会下棋的人，说会下棋的人出的是臭棋。
中国的年轻一代为什么厌恶公知？
点击：11998 作者：楚视窗 来源：“楚视窗” 发布时间:2020-05-02 10:16:39
公知本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称谓，其字面意思是“公共知识分子”。但后来被一群不甘落暮的老文人们玩残了。他们还期望继续通过文革伤痕、西方崇拜的老套路，强行咀嚼喂食青年一代的时候，没想到迎来的却是全体的反胃和呕吐。
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最见不得中国好的，就是中国的那些公知们。
他们往往位居中高层，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比如作协主席、文学教授、出版社长…，多生于50、60年代，上过大学但实际文化思想水平并不高，也学过一些技能，看过些书，胆子大，敢于胡编瞎造半瓶醋乱摇，只望能无限扩大自己的优势，来占领话语权阵地。
无论社会上发生什么事，也不管是真是假，统统都能将问题的焦点、矛头指向政府、引向国家制度，擅长造谣抹黑、虚无历史，且形成了固有模式，包括一定是体制问题，中国完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公知们利用民众信息不对等、出国特权、话语优先权等也赢得了一众粉丝，随便拿点负面新闻煽动一下，就会有大把善良的青年们跟着他们闹。可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一代获取信息比公知们更快、更准，更全面，且有自己思考的能力，再也不会轻易被人牵着鼻子走。
当80，90、00后们走出国门一看：公知们口中月亮更圆的国家也不过如此，很多还不如中国，慢慢便明白了公知的本性，然后自觉起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尊严。
于是公知们彻底失落、恐慌了……，恨社会、恨国家发展的太快，而自己却已经完全跟不上新时代了。恼羞成怒后撕下伪善的面具开始给青年们大扣大帽子：“极左”、“小红兵”、“法西斯”，冷不丁的还会酸上一两句：“你以后会为今天的行为感到羞愧的”，“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呵呵！！
且看喧嚣甚上的方方日记事件，细心的观察者都能发现，支持方方的“大咖”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基本都来自文化界；二是多成名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此后则失语多年，基本靠以前的名声混日子。而方方“日记”的批评者中，固然有和方方同一时代的人，但更多的却是80后、90后、乃至00后！
于是，也有人将这场争论归结为新旧之争。我们还可以做更深入的分析。
个人认为，方方日记所引起的这场争论，将是一场划时代事件，它将宣告，以描写乡土知青和文革成名，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作家们，将彻底迎来他们在中国文坛的谢幕曲。这在中国文化界，也将是一件历史性事件。
中国文化的觉醒，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回弹，是在中国综合国力走到世界前列这一宏大背景下，由中国的80，90，00后们自觉发起的！
最难能可贵的在于，在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争论中，没有意识形态的引领和参与，各组织都在坐山观虎斗，而最终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了胜利，那些一贯高高在上好为人师的大作家大文人摔了下来，真正成了故纸堆。
至于，年轻一代为什么厌恶方方？理由有很多。
包括方方在“日记”中造谣以及谣言被揭穿后的强词夺理，包括对特权应用的炫耀、沾沾自喜，包括自欺欺人的“两个绝对”表态，等等。但在我看来，这些都还不是主要原因。
在社交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个人对你讲话，从内容上说似乎滴水不漏，但她一个细微表情，比如嘴角一丝幸灾乐祸的微笑，很可能就令你立即感到厌恶。
方方的“日记”也是这样。 年轻一代之所以厌恶方方，就是因为她在行文中下意识地流露出来的，以外在于中国的他者自居和无法掩饰的鄙夷中国的情绪。
方方和那些支持她的、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大咖，共同分享了这样一个话语框架，即“传统/现代”、“落后/先进”、“愚昧/文明”，“中国/西方”。
多少年来，他们就凭借这套框架，以启蒙者自居。
这套话语框架渗透到他们的血液里，成为他们的潜意识。一方面，他们用这套话语框架解释一切，另一方面，离开了这套框架，他们就完全丧失了话语能力。
这套话语框架之所以出现并长期居于主流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被打破。此后国门徐徐打开，西方社会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繁荣，与中国处于早期工业化阶段贫简的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这使知识精英阶层产生了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反传统、反体制、解构革命文化，逐渐成为潮流。
这一潮流在国外得到西方世界的加持，在国内得到一切不满中国革命的文化精英的推波助澜，并和中国100多年半殖民地历史所遗存的买办知识分子传统形成共振，一时蔚为壮观，遗祸至今。
多少文化精英受益于这套话语，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等靠在银幕上诠释这套话语拿到金熊奖、金棕榈奖，莫言靠用小说阐释这套话语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陈忠实靠这套框架令文学价值很低的《白鹿原》俨然以“名著”自居，更多的人靠这一套话语成为总编辑、作协主席、代表、委员，等等，风光无限。
方方的“日记”一出，之所以声势浩大，得到了那么多文学“大咖”和主流媒体老总的追捧，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从“日记”中嗅出了那种令他们久违的味道，这种味道伴随着他们度过了风头无两的巅峰时刻；
他们也意识到这是一根稻草，抓住这跟稻草，他们才能重返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日子。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保卫方方“日记”，就是保卫自己的光环、话语权和地位。
在熟悉西方世界的年轻一代看来，这套框架根本就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世界是平的，美国并不在山巅，中国也不是洼地。
这套框架已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力，而其间散发的鄙夷自己祖国、鄙夷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气息，令人作呕，类似一种小便失禁的老棉裤所发出的气息，大咖们嗅之欲仙欲死的神情，也令人大为惊讶。
对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旁观者来说，他们看到的都是一群摇摇晃晃的文化僵尸，簇拥在方方周围，对阵规模宏大、朝气蓬勃、有着无限广阔未来的年轻一代。
文化僵尸们面临的困局是“事实的贫困”。他们霸占着话语权，但事实坚定地反对他们，于是他们只好靠编造事实、无视事实来自圆其说。近40年以来的历史，按照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要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等不同阶段，但这些文化僵尸还沉睡在第一阶段。
剧烈的争论令他们诈尸，于是他们就带着僵尸特有的腐臭和僵硬蹦了起来，但摇晃一阵之后，还会倒下去。
公知们就是这样。他们高估了他们自己的水平，低估了毛的水平。现在连年轻人都看出公知们不行了。
以后的年轻人一定能给毛一个更公正的评价。
中国文化的觉醒，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回弹，是在中国综合国力走到世界前列这一宏大背景下，由中国的80，90，00后们自觉发起的！
最难能可贵的在于，在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争论中，没有意识形态的引领和参与，各组织都在坐山观虎斗，而最终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了胜利，那些一贯高高在上好为人师的大作家大文人摔了下来，真正成了故纸堆。
在熟悉西方世界的年轻一代看来，这套框架根本就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世界是平的，美国并不在山巅，中国也不是洼地。
这套框架已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力，而其间散发的鄙夷自己祖国、鄙夷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气息，令人作呕，类似一种小便失禁的老棉裤所发出的气息，大咖们嗅之欲仙欲死的神情，也令人大为惊讶。
对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旁观者来说，他们看到的都是一群摇摇晃晃的文化僵尸，簇拥在方方周围，对阵规模宏大、朝气蓬勃、有着无限广阔未来的年轻一代。
文化僵尸们面临的困局是“事实的贫困”。他们霸占着话语权，但事实坚定地反对他们，于是他们只好靠编造事实、无视事实来自圆其说。近40年以来的历史，按照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要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等不同阶段，但这些文化僵尸还沉睡在第一阶段。
剧烈的争论令他们诈尸，于是他们就带着僵尸特有的腐臭和僵硬蹦了起来，但摇晃一阵之后，还会倒下去。
张贤亮（1936年12月—2014年9月27日），祖籍江苏盱眙，中国当代作家、收藏家、书法家，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董事长。 [1] 1936年12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51年，前往北京读书。1954年，高中毕业后，因没有考上大学，自愿报名前往西北地区，在甘肃省贺兰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的农村中当一名文书。1957年7月“反右运动”期间，因创作了诗歌《大风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1979年9月，得到彻底平反。 [2]1980年，发表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等短篇小说。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绿化树》。1985年，发表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3]2008年2月，出版随笔集《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 [15]2009年，发表长篇小说《一亿六》。 [4]2014年9月27日下午，因肺癌晚期逝世，享年78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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