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乡（ZT）
一九六 0 年二月,我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军委请了个假,军委领导同意我回家去看看.我从空军在江西的新城机场要了一辆吉普车, 让他们到广东韶关来接我.然后,我从韶关乘车经南雄,到新城机场住了一夜.第二天,抵达江西赣州.在赣州,行署的秘书长请我吃了一顿饭,在我到赣州之前,行署就我探家一事给兴国县打了电话,因此当我来到兴国时,县里已作了安排,我的远房堂弟吴臣贤到县城来接我.
第三天,我们先从县城坐吉普车到兴国县的良村.由于从良村到我家还有六十里路不通汽车,再往前就得走路了.为此,良村公社派人前来引路,并给我找了一头骡子代步.我们接连翻越了几座大山到达南坑乡.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南坑住下了.南坑是我们家的祖居地,那里有我们吴家的祖宗祠堂.在我们到达南坑以后,村里姓吴的乡亲联合起来请我吃了一顿饭.我看到,乡亲们都很穷,生活很苦,就把身上的二十块钱和一枝钢笔都送给了他们.
从南坑到我家还有三十里路,要翻三座山,山高路滑.不巧天又下起了雨,使我们行路更加艰难.走不多远,我的全身就湿透了,还一连摔了几跤,弄得我又冷又累.走到双岭下,我遇到表哥曾远洪,他带着一把雨伞来接我.离别三十年,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了,他背驼了.因为山路狭窄,两人不能并行,于是他把雨伞给我用,自己淋着.快到大安村时,雨越下越大,打着雨伞也不管用,我索性和大家一起淋着.
到了大安村外的河边,我看到了离别三十年的家乡.原先架在河上的那座桥不见了.对那座木桥,我的印象非常深,从前一到夏天的夜晚,村里的人都来到那座桥下乘凉.没有了桥,大家现在只好涉水过河,记忆中的家乡全没有了:树林没有了,竹林没有了,我家的房子没有了,甚至连房基地都没有了,都变成了一片片的稻田.原先的三家邻居还有两家在,但每家都只剩下了一间半面墙的土屋,那屋顶全是用稻草盖着.
我的家没有了,我们一行只好在邻居许元茂房子里歇歇.许元茂的妻子和母亲都还在,但他的家里却空荡荡的,只有一条木凳和一张木桌,其它什么都没有.由此我还联想到,当天我们走了三十里路,沿途没看见一间新房,所看见的房子全是破垣残墙,顶无片瓦.建国十一年了,没有看到老苏区的家乡有任何变化,我心里十分难受.不久,另外一个邻居李文福也来看我.李文福的父亲七十岁了,我还认得他,他却不认识我了.
许元茂、李文福告诉我,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时,把我们村子烧光了,树林和竹林都被他们砍去修了工事.原先村外的那座木桥,也是当年被破坏的,以后一直都无力修复.由于森林被伐,水土流失,当年绿树成荫的青山全都变成了黄土岗.
这时,村里的一个老前辈特意从邻村赶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些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的情况,还对我说起父亲被抓起来后,全村邻居凑了二十个银元将其保出来的情况.我听后内心十分感激,想到我这几十年在外,不仅无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也没有报答过乡邻的助,不由得双眼模糊起来.
这时,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走了一天没吃饭怎么办?许元茂的家里什么都没有,供不起我们一行人的饭菜.好在吴臣贤他们对此早有准备,已经从南坑带来了大米、猪肉和一些罗卜,我们的这一顿晚饭才有了着落.我便邀请村里的几个老人、许元茂一家及县里陪同前来的人一起吃了顿饭.饭后,我向吴臣贤借了十块钱送给许元茂的母亲 ,表示我的感谢.对其他邻居,我就只好说抱歉了.
刚刚吃完饭,就碰到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这也是巧合.一九三一年初同我一起报名参军的许元怀也回家探亲,就住在邻村妹妹家,听说我回来了,他立刻跑来看我,尽管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但一见面就相互把对方认了出来.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放牛、砍柴,后来又一同参军编入赣东游击队.只是在赣东游击队编入红军赣东独立团时,我由于身材较矮被独立团拒绝接收,而他身村高大被留下.从此便同他分别,以后就一直没有音讯,今日意外重逢,真是让我们悲喜交集,感概万千.
许元怀告诉我,他也参加了长征,在到达贵阳附近当了排长,后因生病掉队落伍,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生计,他先到一个地主家当了三年长工,以后到贵阳学成木匠,并成了家,有了三个孩子.这次,他带着十岁的大孩子来探家,正好遇见我也在探家.和我相遇真是太巧了!与许元怀见过以后,我决定到后面山上去看看我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的墓,我的表哥、表侄、吴臣贤、许元茂也同我一起去.我们去的时候,天仍然在下着雨.到了墓地,我十几岁的表侄用随身带的镰刀,先把我祖父母和父母坟上的草割了,然后我在每一个坟前鞠了三躬,就算我给亲人们尽的一次孝,请亲人们原谅我吧!
回到村里,已是该休息的时候,可住处却成了问题.区政府的人在附近的铁炉下村,找了大队的一个仓库.这样,我们一行又走了两里路,过了一条河,到了铁园大队的这个新修仓库里,里面还比较干净.没有床,他们又去找了很多稻草来铺在地下,我们十几个人就睡在上面.这时,君埠墟镇的党委书记知道了,冒着大雨,带着一些人给我们拿来了七、八床被子和一些大米、蔬菜和猪肉.他们在野地里架起了一口大锅,又给我们做了一顿饭.
当晚,我向"老表'们询问了家乡的生活情况.那位党委书记说,"大跃进"时由于政令不统一,搞得很乱,导致人民群众不听指挥,思想混乱,造成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很困难.尤其是农民群众,不仅手里没有钱、衣、被,不少老乡家里连吃饭都很困难.因为集体生产搞得不好,很多人就不愿出工参加集体干活,而是跑到山上去种自己的自留地.
我听了这些情况以后不好表态,只好向"老表"们说,要听从区委的领导,努力搞好集体生产.可"老表"们却一定要我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区、公社干部瞎指挥的情况,说区、社领导的生产指令一年变几次,老乡们无所适从.
翌日上午,我离开家乡回良村.走了三十里路.途经中州墟时,看到这个从前很大的镇子, 现在剩下不到十户人家,感触很多.
在中州墟,公社党委留我住了一晚,并热情招待了我们一行.附近的"老表"知道我来了,纷纷来看我,向我反映意见,我要良村区党委的同志也一起听一听.但是,对他们说的许多问题,我都无法表态,只有含糊其词.
第三天,回到了良村,区政府专门杀了猪来招待我们.我对良村区、公社的热情照顾和接待表示了感谢,并答应他们要尽力支援家乡建设.回到北京后,我向总参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写了一个报告,经他批准送给良村区政府一台退役的解放牌大汽车.当时解放军有支援地主克服困难的任务,良村又是中央苏区老根据地,仅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就在这里打了两个大胜仗,应该说,良村的乡亲们是为红军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牺牲和贡献的.我认为支援一台退役的汽车是理所应当.
那些年里,我也就为家乡做了这么一件事.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有很多事情让我无法去做、无力去做.眼见乡亲们生活得那样艰苦,我却无力为他们做些什么,至今想起来,我的心中仍然感到十分惭愧.
那天下午我告别了良村,由空军的一辆吉普车把我接到兴国县.在兴国,我把家乡的一些情况向县委做了汇报,就离开兴国,经秦和、吉安、漳树到南昌 ,然后从南昌剩飞机返回了北京.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
祖父差一点被枪毙，我大伯和我父亲俩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福州，他们的层级已看的很清楚。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也不敢联系当地政府，因为已有很多先例教训。抗日期间我的爷爷曾捐钱给当地游击队买枪，而那位地下领导人土改时已是地委副书记。出面说明我祖父是产支持中共的开明地主，同时又是民族资本家（面粉厂，纱厂和绸布庄）保留了一条命。据我母亲说，实际上这个人也是大伯的初中同学，大伯早年留德后加入中共后，与媳妇离婚，这个媳妇离婚后也一直在家没有再嫁，但和大伯同学非常要好。大概这才是那个人出面的真正原因。这个人一直在苏中地区工作，抗战期间和江渭清关系很近，他也是许家屯的入党介绍人，上下都有人脉资源。抗美援朝之后，去鞍钢工作。把祖父祖母及我叔叔（当时还没上大学）接到鞍山，后来都在北京安家。伯父101岁，祖父100岁，祖母享年103岁，我父亲至今健在，有望超过我祖母的寿命（据说南通地区的老人长寿是常见，这挺值得研究的）。
南通，包括如皋，是长寿之乡。百岁以上很多，而且80岁和90岁以上也是成比例的多。许家屯100岁才去世，俞铭璜、袱思澄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新疆百岁长寿老人多，但是没有相应比例的80岁和90岁老人群体的存在。感觉有虚假的成份。
老地主的儿子说，我爹是地主，可我参加了革命！急了还要掏枪。
后来老地主的儿子犯了错误，骑自行车回村时，过独木桥掉河里了。
祖母也曾想把她外甥女娶过来。父亲说过她很漂亮，但很拽，看不起我父亲出身苏北，当然三观也不和。
让我父亲心寒，不想再回故乡养老。我在苏州工作期间，2007 年出于好奇，去过南通一次，祖居早已不见踪影。
当地干部却吃成胖子，发火了。
好像是装甲兵司令员陈士渠
吴法宪拍林彪马匹， 是有过分的地方。 但吴还是个老实人。 9.13 事件他没有任何责任。 但他玩不过周。吴违心认罪， 是为了孩子。 吴的回忆录写的很真实。 对毛的控诉也最直接。四大金刚里面， 李作鹏最难对付。邱会作很冤枉，周恩来真心要救他， 可也无能为力。 一直在想， 假如林彪不跑， 而到广州另立中央， 或者直接投奔蒋校长， 结局会怎样？ 一念之差。说不定会争得一个新局面。一念之差， 可能影响到你我。
吴法宪回乡（ZT）
一九六 0 年二月,我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军委请了个假,军委领导同意我回家去看看.我从空军在江西的新城机场要了一辆吉普车, 让他们到广东韶关来接我.然后,我从韶关乘车经南雄,到新城机场住了一夜.第二天,抵达江西赣州.在赣州,行署的秘书长请我吃了一顿饭,在我到赣州之前,行署就我探家一事给兴国县打了电话,因此当我来到兴国时,县里已作了安排,我的远房堂弟吴臣贤到县城来接我.
第三天,我们先从县城坐吉普车到兴国县的良村.由于从良村到我家还有六十里路不通汽车,再往前就得走路了.为此,良村公社派人前来引路,并给我找了一头骡子代步.我们接连翻越了几座大山到达南坑乡.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南坑住下了.南坑是我们家的祖居地,那里有我们吴家的祖宗祠堂.在我们到达南坑以后,村里姓吴的乡亲联合起来请我吃了一顿饭.我看到,乡亲们都很穷,生活很苦,就把身上的二十块钱和一枝钢笔都送给了他们.
从南坑到我家还有三十里路,要翻三座山,山高路滑.不巧天又下起了雨,使我们行路更加艰难.走不多远,我的全身就湿透了,还一连摔了几跤,弄得我又冷又累.走到双岭下,我遇到表哥曾远洪,他带着一把雨伞来接我.离别三十年,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了,他背驼了.因为山路狭窄,两人不能并行,于是他把雨伞给我用,自己淋着.快到大安村时,雨越下越大,打着雨伞也不管用,我索性和大家一起淋着.
到了大安村外的河边,我看到了离别三十年的家乡.原先架在河上的那座桥不见了.对那座木桥,我的印象非常深,从前一到夏天的夜晚,村里的人都来到那座桥下乘凉.没有了桥,大家现在只好涉水过河,记忆中的家乡全没有了:树林没有了,竹林没有了,我家的房子没有了,甚至连房基地都没有了,都变成了一片片的稻田.原先的三家邻居还有两家在,但每家都只剩下了一间半面墙的土屋,那屋顶全是用稻草盖着.
我的家没有了,我们一行只好在邻居许元茂房子里歇歇.许元茂的妻子和母亲都还在,但他的家里却空荡荡的,只有一条木凳和一张木桌,其它什么都没有.由此我还联想到,当天我们走了三十里路,沿途没看见一间新房,所看见的房子全是破垣残墙,顶无片瓦.建国十一年了,没有看到老苏区的家乡有任何变化,我心里十分难受.不久,另外一个邻居李文福也来看我.李文福的父亲七十岁了,我还认得他,他却不认识我了.
许元茂、李文福告诉我,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时,把我们村子烧光了,树林和竹林都被他们砍去修了工事.原先村外的那座木桥,也是当年被破坏的,以后一直都无力修复.由于森林被伐,水土流失,当年绿树成荫的青山全都变成了黄土岗.
这时,村里的一个老前辈特意从邻村赶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些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的情况,还对我说起父亲被抓起来后,全村邻居凑了二十个银元将其保出来的情况.我听后内心十分感激,想到我这几十年在外,不仅无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也没有报答过乡邻的助,不由得双眼模糊起来.
这时,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走了一天没吃饭怎么办?许元茂的家里什么都没有,供不起我们一行人的饭菜.好在吴臣贤他们对此早有准备,已经从南坑带来了大米、猪肉和一些罗卜,我们的这一顿晚饭才有了着落.我便邀请村里的几个老人、许元茂一家及县里陪同前来的人一起吃了顿饭.饭后,我向吴臣贤借了十块钱送给许元茂的母亲 ,表示我的感谢.对其他邻居,我就只好说抱歉了.
刚刚吃完饭,就碰到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这也是巧合.一九三一年初同我一起报名参军的许元怀也回家探亲,就住在邻村妹妹家,听说我回来了,他立刻跑来看我,尽管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但一见面就相互把对方认了出来.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放牛、砍柴,后来又一同参军编入赣东游击队.只是在赣东游击队编入红军赣东独立团时,我由于身材较矮被独立团拒绝接收,而他身村高大被留下.从此便同他分别,以后就一直没有音讯,今日意外重逢,真是让我们悲喜交集,感概万千.
许元怀告诉我,他也参加了长征,在到达贵阳附近当了排长,后因生病掉队落伍,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生计,他先到一个地主家当了三年长工,以后到贵阳学成木匠,并成了家,有了三个孩子.这次,他带着十岁的大孩子来探家,正好遇见我也在探家.和我相遇真是太巧了!与许元怀见过以后,我决定到后面山上去看看我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的墓,我的表哥、表侄、吴臣贤、许元茂也同我一起去.我们去的时候,天仍然在下着雨.到了墓地,我十几岁的表侄用随身带的镰刀,先把我祖父母和父母坟上的草割了,然后我在每一个坟前鞠了三躬,就算我给亲人们尽的一次孝,请亲人们原谅我吧!
回到村里,已是该休息的时候,可住处却成了问题.区政府的人在附近的铁炉下村,找了大队的一个仓库.这样,我们一行又走了两里路,过了一条河,到了铁园大队的这个新修仓库里,里面还比较干净.没有床,他们又去找了很多稻草来铺在地下,我们十几个人就睡在上面.这时,君埠墟镇的党委书记知道了,冒着大雨,带着一些人给我们拿来了七、八床被子和一些大米、蔬菜和猪肉.他们在野地里架起了一口大锅,又给我们做了一顿饭.
当晚,我向"老表'们询问了家乡的生活情况.那位党委书记说,"大跃进"时由于政令不统一,搞得很乱,导致人民群众不听指挥,思想混乱,造成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很困难.尤其是农民群众,不仅手里没有钱、衣、被,不少老乡家里连吃饭都很困难.因为集体生产搞得不好,很多人就不愿出工参加集体干活,而是跑到山上去种自己的自留地.
我听了这些情况以后不好表态,只好向"老表"们说,要听从区委的领导,努力搞好集体生产.可"老表"们却一定要我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区、公社干部瞎指挥的情况,说区、社领导的生产指令一年变几次,老乡们无所适从.
翌日上午,我离开家乡回良村.走了三十里路.途经中州墟时,看到这个从前很大的镇子, 现在剩下不到十户人家,感触很多.
在中州墟,公社党委留我住了一晚,并热情招待了我们一行.附近的"老表"知道我来了,纷纷来看我,向我反映意见,我要良村区党委的同志也一起听一听.但是,对他们说的许多问题,我都无法表态,只有含糊其词.
第三天,回到了良村,区政府专门杀了猪来招待我们.我对良村区、公社的热情照顾和接待表示了感谢,并答应他们要尽力支援家乡建设.回到北京后,我向总参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写了一个报告,经他批准送给良村区政府一台退役的解放牌大汽车.当时解放军有支援地主克服困难的任务,良村又是中央苏区老根据地,仅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就在这里打了两个大胜仗,应该说,良村的乡亲们是为红军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牺牲和贡献的.我认为支援一台退役的汽车是理所应当.
那些年里,我也就为家乡做了这么一件事.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有很多事情让我无法去做、无力去做.眼见乡亲们生活得那样艰苦,我却无力为他们做些什么,至今想起来,我的心中仍然感到十分惭愧.
那天下午我告别了良村,由空军的一辆吉普车把我接到兴国县.在兴国,我把家乡的一些情况向县委做了汇报,就离开兴国,经秦和、吉安、漳树到南昌 ,然后从南昌剩飞机返回了北京.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
祖父差一点被枪毙，我大伯和我父亲俩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福州，他们的层级已看的很清楚。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也不敢联系当地政府，因为已有很多先例教训。抗日期间我的爷爷曾捐钱给当地游击队买枪，而那位地下领导人土改时已是地委副书记。出面说明我祖父是产支持中共的开明地主，同时又是民族资本家（面粉厂，纱厂和绸布庄）保留了一条命。据我母亲说，实际上这个人也是大伯的初中同学，大伯早年留德后加入中共后，与媳妇离婚，这个媳妇离婚后也一直在家没有再嫁，但和大伯同学非常要好。大概这才是那个人出面的真正原因。这个人一直在苏中地区工作，抗战期间和江渭清关系很近，他也是许家屯的入党介绍人，上下都有人脉资源。抗美援朝之后，去鞍钢工作。把祖父祖母及我叔叔（当时还没上大学）接到鞍山，后来都在北京安家。伯父101岁，祖父100岁，祖母享年103岁，我父亲至今健在，有望超过我祖母的寿命（据说南通地区的老人长寿是常见，这挺值得研究的）。
南通，包括如皋，是长寿之乡。百岁以上很多，而且80岁和90岁以上也是成比例的多。许家屯100岁才去世，俞铭璜、袱思澄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新疆百岁长寿老人多，但是没有相应比例的80岁和90岁老人群体的存在。感觉有虚假的成份。
老地主的儿子说，我爹是地主，可我参加了革命！急了还要掏枪。
后来老地主的儿子犯了错误，骑自行车回村时，过独木桥掉河里了。
祖母也曾想把她外甥女娶过来。父亲说过她很漂亮，但很拽，看不起我父亲出身苏北，当然三观也不和。
让我父亲心寒，不想再回故乡养老。我在苏州工作期间，2007 年出于好奇，去过南通一次，祖居早已不见踪影。
当地干部却吃成胖子，发火了。
好像是装甲兵司令员陈士渠
吴法宪拍林彪马匹， 是有过分的地方。 但吴还是个老实人。 9.13 事件他没有任何责任。 但他玩不过周。吴违心认罪， 是为了孩子。 吴的回忆录写的很真实。 对毛的控诉也最直接。四大金刚里面， 李作鹏最难对付。邱会作很冤枉，周恩来真心要救他， 可也无能为力。 一直在想， 假如林彪不跑， 而到广州另立中央， 或者直接投奔蒋校长， 结局会怎样？ 一念之差。说不定会争得一个新局面。一念之差， 可能影响到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