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对方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毛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而这一切的起因是一封来自张国焘的密电。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5年9月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的电令，赶到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红三军的驻地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即红一、三军团）连夜单独北上。这封电报，就是通常所讲的“草地密电”，很多时候，也叫做“九九密电”。这封电报的收发原件没能保存下来，正式的公开文献中也没有完整的电报内容记录。
草地分裂是党史、军史上的大事件，对那封著名的“草地密电”，争论很多。
1977年9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元帅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很多老红军也相继发表回忆文章，涉及到这封电报，由于时隔久远、文献欠缺、角度位置不同，回忆的电报内容存在很大差异，这是“密电之争”的源头。最初争论的主要集中在“密电是否有‘武力解决’的内容”，到后来，争论变成“有没有密电？”
1.正方意见：有此密电
第一个透露“张国焘密电”信息的是张的同乡，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
红军到达陕北后，凯丰在《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中写道：
“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凯丰的话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武力解决”的话出自张国焘“下面的干部”，二是张国焘曾发出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1937年3月，在延安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
“（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来审查中央”，他“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不慎重，那么就会打起来的。”
1979年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吕黎平在《严峻的时刻》披露了“草地密电”内容：×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尔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在《叶剑英传》中，叶剑英是这样回忆的：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
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段时间，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
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
《叶剑英传》还记载：据当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于1982年11月24日回忆，陈昌浩命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许世友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许世友这段回忆，表明他并没有去前敌指挥部参加会议，而是在“前面”，并且是他向前敌指挥部请示。
张爱萍回忆：长征到达阿西、巴西，张国焘搞突然袭击，妄图武装挟制毛泽东及党中央南下。一天夜间，彭总突然来到我们团宿营地，对我们传达了这一情况，要我们团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护中央机关北上。他亲自率领一个团护卫中央机关秘密撤走。
2.反方意见：否认有此密电
否认派认为“草地密电”不存在的根据，主要是来自于时任总司令部第三局局长宋侃夫的回忆：
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张又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们一起行动。电文语气十分坚决，由我亲自译好发出，十分机密。此电报是否就是后来所说叶帅拿给主席看的那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此电文中没有“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如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等字样。
遍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935年9月12日）、张国焘的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1937年2月6日）、凯丰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约在1937年3～4月间）、张国焘的检讨《关于我的错误》（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938年4月19日）等有关历史文件，均无张国焘电令徐陈“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
张国焘并未承认自己发出过这封彻底斗争的密电，他的说法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和武力解决革命同志，如果这样做便是反革命了。”
他并不承认自己下达过要求“武力解决”的命令。
《李先念传》记载：
李先念在包座接到指挥部的紧急电话，让他火速来巴西。他带上通信营教导员宋承志、警卫员张明喜等，快马加鞭，匆匆赶来。李先念回忆说：“我去后，看到大家的脸色很难看，气氛很阴沉，好像太阳都无光了，人都发呆。陈昌浩对我说，一方面军连夜走了，我也傻了眼。当时有人打电话请示追不追？陈昌浩接到电话，就问徐帅，徐帅发了脾气，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谁要追击就枪毙谁！当时，就是我和徐、陈、李特四个人在指挥室里。”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于十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
廖盖隆1993年发表文章《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其中记录了他在1982年采访徐向前时谈话。
徐向前元帅说：
“1935年（左路军）南下时，张国焘是否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问题。1977年的文章说有这样的电报，是不对的。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电报。”
“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
3.如何解读双方的意见分歧
中共党史、军史中如此重要的一封“密电”，一方说“有”，另一方说“无”。那肯定有一方说了假话，那是谁说了假话？
争执不仅涉及两位德高望重的元帅，还涉及到了两位建党领袖，其中一位还是开国的国家主席。此事不小。
“九九密电”原件没能保存下来，有研究者认为，出于保密的目的，当时收发电报原稿均按要求被销毁，销毁前会将内容抄录在电报本上。这就存在着张国焘对内容敏感电报下令直接销毁不抄录的可能。
也有另一种说法。一些研究者认为，长征中的电报保存得非常完整，因为在长征中怕遗失发送电报的底稿和接收电报的抄稿，所以当时都是用本子记的，不是一张张的纸。四个本子，左路军发给右路军的电报和左路军接收右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右路军发给左路军的电报和右路军接收左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所有的编号是挨着的，没有一个缺号。这四个本子的电报中没有“九九密电”。
按照现在法律界通行的说法，所有证据中，直接证据是最重要的，不管何种原因，缺乏直接证据，只靠“人证”，是不可靠的，很难定罪。
历史的答案往往在黑白之间：毛泽东和张国焘双方可能都有责任，双方都没说实话，双方都不择手段。“草地密电”只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非常可能，张国焘没发过“密电”，但的确动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念头；毛泽东可能编造了“密电”，但他对张想用武力并吞中央的判断并不离谱。 旅美学者冯胜平的结论，就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草地密电”是可能子虚乌有，是毛叶编造的，但是当时的情势，毛泽东所担心的张国焘下毒手，又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张国焘的八万吃饱喝足、装备完整的军队，一旦翻脸，对付毛的七千叫花子一般的疲兵，那结局就是用脚后跟也能想到。毛泽东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么逃之夭夭总得对全党、全军交待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草地密电”于是橫空出世，张国焘也冤也不冤。
林彪事件后,国防部长一职空缺。一直到1975年一月才正式宣布由叶剑英担任。然而只过了几个月又非正式地内部宣布在叶“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代理。直到1978年2月26日才由徐向前取代。因而1977年9月19日，中国的国防部长是叶剑英。
在1935年翻六盘山时才是真正的“今日长缨在手”
主席的魄力还是欠缺。假如林彪的三叉戟一爆炸, 马上就任命张玉凤当国防部长。那么在他老人家还神采翼翼,红光满面的时候,就可以把江青就地正法了。哪用得着死后才让英明领袖“继承遗志”?
1935年8月，毛泽东主席粉碎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路线后，率红一方面军继续向陕北根据地挺进。9月中旬，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奇迹般越过岷山草地，进入甘肃南部。10月7日，红军在宁夏六盘山的青石嘴，又击败了前来堵截的敌骑兵团，扫清了阻碍，摆脱了追敌，当天下午，一鼓作气，翻越了六盘山。
1960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对方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毛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而这一切的起因是一封来自张国焘的密电。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5年9月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的电令，赶到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红三军的驻地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即红一、三军团）连夜单独北上。这封电报，就是通常所讲的“草地密电”，很多时候，也叫做“九九密电”。这封电报的收发原件没能保存下来，正式的公开文献中也没有完整的电报内容记录。
草地分裂是党史、军史上的大事件，对那封著名的“草地密电”，争论很多。
1977年9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元帅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很多老红军也相继发表回忆文章，涉及到这封电报，由于时隔久远、文献欠缺、角度位置不同，回忆的电报内容存在很大差异，这是“密电之争”的源头。最初争论的主要集中在“密电是否有‘武力解决’的内容”，到后来，争论变成“有没有密电？”
1.正方意见：有此密电
第一个透露“张国焘密电”信息的是张的同乡，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
红军到达陕北后，凯丰在《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中写道：
“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凯丰的话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武力解决”的话出自张国焘“下面的干部”，二是张国焘曾发出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1937年3月，在延安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
“（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来审查中央”，他“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不慎重，那么就会打起来的。”
1979年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吕黎平在《严峻的时刻》披露了“草地密电”内容：×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尔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在《叶剑英传》中，叶剑英是这样回忆的：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
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段时间，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
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
《叶剑英传》还记载：据当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于1982年11月24日回忆，陈昌浩命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许世友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许世友这段回忆，表明他并没有去前敌指挥部参加会议，而是在“前面”，并且是他向前敌指挥部请示。
张爱萍回忆：长征到达阿西、巴西，张国焘搞突然袭击，妄图武装挟制毛泽东及党中央南下。一天夜间，彭总突然来到我们团宿营地，对我们传达了这一情况，要我们团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护中央机关北上。他亲自率领一个团护卫中央机关秘密撤走。
2.反方意见：否认有此密电
否认派认为“草地密电”不存在的根据，主要是来自于时任总司令部第三局局长宋侃夫的回忆：
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张又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们一起行动。电文语气十分坚决，由我亲自译好发出，十分机密。此电报是否就是后来所说叶帅拿给主席看的那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此电文中没有“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如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等字样。
遍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935年9月12日）、张国焘的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1937年2月6日）、凯丰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约在1937年3～4月间）、张国焘的检讨《关于我的错误》（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938年4月19日）等有关历史文件，均无张国焘电令徐陈“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
张国焘并未承认自己发出过这封彻底斗争的密电，他的说法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和武力解决革命同志，如果这样做便是反革命了。”
他并不承认自己下达过要求“武力解决”的命令。
《李先念传》记载：
李先念在包座接到指挥部的紧急电话，让他火速来巴西。他带上通信营教导员宋承志、警卫员张明喜等，快马加鞭，匆匆赶来。李先念回忆说：“我去后，看到大家的脸色很难看，气氛很阴沉，好像太阳都无光了，人都发呆。陈昌浩对我说，一方面军连夜走了，我也傻了眼。当时有人打电话请示追不追？陈昌浩接到电话，就问徐帅，徐帅发了脾气，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谁要追击就枪毙谁！当时，就是我和徐、陈、李特四个人在指挥室里。”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于十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
廖盖隆1993年发表文章《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其中记录了他在1982年采访徐向前时谈话。
徐向前元帅说：
“1935年（左路军）南下时，张国焘是否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问题。1977年的文章说有这样的电报，是不对的。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电报。”
“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
3.如何解读双方的意见分歧
中共党史、军史中如此重要的一封“密电”，一方说“有”，另一方说“无”。那肯定有一方说了假话，那是谁说了假话？
争执不仅涉及两位德高望重的元帅，还涉及到了两位建党领袖，其中一位还是开国的国家主席。此事不小。
“九九密电”原件没能保存下来，有研究者认为，出于保密的目的，当时收发电报原稿均按要求被销毁，销毁前会将内容抄录在电报本上。这就存在着张国焘对内容敏感电报下令直接销毁不抄录的可能。
也有另一种说法。一些研究者认为，长征中的电报保存得非常完整，因为在长征中怕遗失发送电报的底稿和接收电报的抄稿，所以当时都是用本子记的，不是一张张的纸。四个本子，左路军发给右路军的电报和左路军接收右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右路军发给左路军的电报和右路军接收左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所有的编号是挨着的，没有一个缺号。这四个本子的电报中没有“九九密电”。
按照现在法律界通行的说法，所有证据中，直接证据是最重要的，不管何种原因，缺乏直接证据，只靠“人证”，是不可靠的，很难定罪。
历史的答案往往在黑白之间：毛泽东和张国焘双方可能都有责任，双方都没说实话，双方都不择手段。“草地密电”只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非常可能，张国焘没发过“密电”，但的确动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念头；毛泽东可能编造了“密电”，但他对张想用武力并吞中央的判断并不离谱。
旅美学者冯胜平的结论，就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草地密电”是可能子虚乌有，是毛叶编造的，但是当时的情势，毛泽东所担心的张国焘下毒手，又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张国焘的八万吃饱喝足、装备完整的军队，一旦翻脸，对付毛的七千叫花子一般的疲兵，那结局就是用脚后跟也能想到。毛泽东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么逃之夭夭总得对全党、全军交待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草地密电”于是橫空出世，张国焘也冤也不冤。
林彪事件后,国防部长一职空缺。一直到1975年一月才正式宣布由叶剑英担任。然而只过了几个月又非正式地内部宣布在叶“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代理。直到1978年2月26日才由徐向前取代。因而1977年9月19日，中国的国防部长是叶剑英。
在1935年翻六盘山时才是真正的“今日长缨在手”
主席的魄力还是欠缺。假如林彪的三叉戟一爆炸, 马上就任命张玉凤当国防部长。那么在他老人家还神采翼翼,红光满面的时候,就可以把江青就地正法了。哪用得着死后才让英明领袖“继承遗志”?
1935年8月，毛泽东主席粉碎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路线后，率红一方面军继续向陕北根据地挺进。9月中旬，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奇迹般越过岷山草地，进入甘肃南部。10月7日，红军在宁夏六盘山的青石嘴，又击败了前来堵截的敌骑兵团，扫清了阻碍，摆脱了追敌，当天下午，一鼓作气，翻越了六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