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生活在我的面前呈现出崭新的一页。
喜欢看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有温度的真实故事。
可从普通销售员成为销售总监。可从普通员工成为人力资源总监。
作者：手抄报 发布时间：2018-04-27 08:50:05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大 | 中 | 小
中美芯片大战爆发，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才40年，技术上的差距是必然的，追赶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
可事实是，40年前，中国已经追赶上发展百年的美国的步伐，手里已经握着这块芯片，是我们把这块芯片扔掉了。
才有了今天的痛心疾首！
今天，我们不得不说，还是毛主席有眼光。
1972年的两个故事
1980年，美国人托夫勒写了一本轰动全球的书——《第三次浪潮》。该书预测了电邮普及、媒体互动、网络聊天和其他数字化进步，比如电脑发明使SOHO（在家工作）成为可能；DIY（自己动手做）运动的兴起等。在书中，托夫勒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文明”；第二阶段的“工业文明”；以及第三阶段的“信息社会”。
1980年被 看作是信息化时代的分水岭。
这时候，电脑这个玩艺已经出现。
1976年初，狂热的年轻人乔布斯在他的车库里开始了自己伟大的创新。他们设计了一个电路板，将6502微处理器和接口及其他一些部件安装在上面，通过接口将微处理机与键盘、视频显示器连接在一起，仅仅几个星期，电脑就装好了。1976年7月的一天，零售商保罗·特雷尔来到了乔布斯的车库，当看完乔布斯熟练地演示电脑后，他认为“苹果”机大有前途，决意冒一次风险——订购50台整机，但要求一个月内交货，乔布斯喜出望外，立即签约，拍板成交，这可是做成的第一笔“大生意”。
50台整机在特雷尔手里很快销售一空，有了良好的开始，“苹果”公司名声大振。
此时，德州仪器和IBM的电脑已经是规模化生产，但也早不了几年。
中国对第三次浪潮的捕捉也敏感而及时。
1972年，四川绵阳的军工秘密企业780厂接到了四机部的任务，中央领导带来两个产品：彩电和电脑，让该厂二选一，进行民用化生产。这家工厂选了彩电。他们认为彩电很快就会有爆发式的市场，比电脑要快。而且在1958年建厂的时候，该厂就用国外的电子原器件组装过一台黑白电视机，现在还放在仓库里。这就是长虹彩电。
长虹的判断是正确的，几年后，当中国彩电成为家庭必备的时候，电脑还处在“四通”打字机的状态。
跟长虹一样选了彩电的还有南京的熊猫，熊猫的一位技术人员后来介绍，中国彩电的标准是江青领导制定的，他们这些技术人员被秘密召集在一起，住在宾馆里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了中国彩电的标准。江青曾去讲话并督导。当时，他不过是20出头的小伙子。
四川长虹的“蜗牛”事件也证明江青领导了中国彩电的产业规划和发展。1973年，四机部和长虹的领导去美国考察彩电生产线，美国代表送了一只玻璃蜗牛作礼品，有随行人员就报告了江青，说这是讽刺中国发展太慢，江青第二天就赶到四机部，要求批判“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
“蜗牛”事件说法不少，但证明了一条，中国的彩电产业是江青亲自主持领导。她要求自主开发彩电生产线。多年后的事实证明，江青是正确的。彩电业是中国发展最好国产化程度最高在国际最有竞争力的产业。
那么电脑是那家企业做的，老徐（微信公众号：手抄报）没有查到。但是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深圳华强北就有两家企业做电脑，一家是电子工业部，一家是中航集团的，不但做主机，还开发软件，销售到港澳和东南亚。邓小平就视察了中航集团的电脑公司，回到上海才有了“学电脑，从娃娃抓起”的说法。
80年代，深圳罗湖海关就开始电脑联网办公，虽然网络是内部的，还很小，但多台电脑联网在中国是第一家，在世界排名没查过。 有网友证明，70年代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操作系统。网友Wfqq在老徐的文章留言说：“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在七十年代，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在DJS220机上运行的多用户操作系统，就已调试成功，而且是采用层次结构，模块化的”。就不但证明了中国70年代有计算机和操作系统。
另一个故事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毛泽东亲自主导的，其中签署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还有一个内容，中国要求从美国引进7条3英寸的芯片生产线，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芯片生产线，1975年美国才上马4英寸的生产线。这一条能进入中美谈判，说明毛泽东对芯片生产的重视。即使不是他提出，没有他的认可也是不可进入谈判内容的。因为进入谈判内容的，一定都是国家重大事项。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在两年内引进这7条生产线，中国在芯片加工制造方面就追平了美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飞。现在，中国在芯片设计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芯片制造还是最大的短板。华为设计出了先进的芯片，但要委托台积电代工制造，中国不能制造。而45年前，毛泽东已经在芯片制造上追平美国。
可惜，毛泽东年事已高，1976年去世，这7条生产线7年后才陆续引进，已是落后产线。
这件事情说明，中国的电脑和芯片是在毛泽东掌握之中的。
毛泽东的追赶奇迹
有些年轻人怀疑毛泽东时代有电脑还有芯片，说：你讲出工厂，讲出型号？
这里讲的都是具体的内容。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已经在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宝座上，稳坐了50年。而中国，是个连汽油铁皮桶都无法生产的落后农业国。全国五亿多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农村文盲率超过95%。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差距下，中国亿万人民由毛主席领导，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工业追赶进程，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奇迹。
“超级工程一览”回顾了中国集成电路发展的历程。
中国电子工业发展，起步于毛泽东时代。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解决军队电子通信问题，国家成立电信工业管理局，在北京酒仙桥筹建北京电子管厂（即现在的北京京东方），由民主德国（东德）提供技术援助。该厂总投资1亿元，年产1220万只，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除此之外，酒仙桥还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北京电机总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下辖706、707、718、751、797、798厂）、北京有线电厂（738厂）、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
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国务院制定科技发展12年规划，将电子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目标。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计算技术研究所（中科院计算所）。为了培养电子工业人才，教育部集中全国五所大学的科研资源，在北京大学设立半导体专业。1957年毕业的第一批学生中，出现了大批人才。如中芯国际董事长王阳元、华晶集团总工程师许居衍、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俞忠钰。1958年，上海组建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及上海元件五厂、上海电子管厂、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等企业。使上海和北京，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南北两大基地。196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半导体研究所，同年组建河北半导体研究所（现为中电集团第13所），进行工业技术攻关。1962年由中科院半导体所，组建全国半导体测试中心。1963年中央政府组建第四机械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国电子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北京酒仙桥电子工业区基本成型。电子工业开始与纺织、印染、钢铁等行业结合，实现自动化生产。1968年，北京组建国营东光电工厂（878厂），上海组建无线电十九厂，至1970年建成投产，形成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中的“南北两霸”。其中北京878厂主要生产TTU电路、CMOS钟表电路及A/D转换电路。上海无线电19厂，主要生产TTL、HTL数字集成电路，是中国最早生产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的专业工厂。1977年四机部投资300万元，建设6000平方米集成电路洁净车间。到1990年该厂累计生产509种集成电路，产量4120万块，产值3.25亿元。该厂后来合资为上海飞利浦半导体。
1968年，国防科委在四川永川县，成立固体电路研究所（即永川半导体研究所，解放军1424研究所，现中电集团24所）。这是中国唯一的模拟集成电路研究所。同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首家制成PMOS（P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拉开了中国发展MOS集成电路的序幕。1970年代永川半导体研究所、上无十四厂和北京878厂相继研制成功NMOS电路。之后又研制成CMOS电路。至1990年底，上无十四厂累计产量为3340万块（后来合资成为上海贝岭半导体）。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从欧美大量引进技术。由于集成电路产品利润丰厚，全国有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厂建成投产。包括四机部下属的749厂（甘肃天水永红器材厂）、871厂（甘肃天水天光集成电路厂）、878厂（北京东光电工厂）、4433厂（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和4435厂（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等。各省市另外投资建设了大批电子企业。
1973年8月26日，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105机，由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燃料化学工业部，等单位协助研制成功。
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由王阳元等人，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它比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那时韩国、台湾根本就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
也就是说，如果延续毛泽东发展路线和势头，中国在电脑和集成电路产业应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与美国齐头并进，甚至赶超美国。
中国的电脑和芯片业是从80年代起被日韩台赶超的。
1973年，借着中美关系缓和及欧美石油危机的机会，中国希望从欧美国家，引进七条3英寸晶圆生产线，是当时世界最先进技术。这要比台湾早2年，比韩国早4年，那时候台湾与韩国还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1975年美国英特尔才开始建设世界第一座4英寸（100mm）晶圆厂。但是由于欧美技术封锁，中国国内政治变故，最终拖了七年，中国才得以引进三条已经落后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分别投资在北京国营东光电工厂（878厂），航天部陕西骊山771研究所（西安微电子研究所），和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4433厂）。其中北京878厂的3寸晶圆生产线，直至1980年才建成，已经比台湾晚了3年，比韩国晚2年。
1975年，就在台湾刚刚向美国购买3英寸晶圆厂时，中国大陆已经完成了DRAM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成立于1956年，现北大微电子研究院），由王阳元领导的课题组，完成硅栅P沟道、铝栅N沟道和硅栅N沟道三种技术方案。在中科院北京109厂（现为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采用硅栅N沟道技术，生产出中国第一块1K DRAM。这一成果尽管比美国、日本晚了四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直至1980年前后，韩国、台湾才在美国技术转移下，获得了DRAM技术突破，瞬间反超中国大陆。韩国直接从16K起步，台湾从64K起步。
1978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半导体研究所，由王守武领导，研制4K DRAM，次年在中科院109厂投入批量生产（比美国晚六年）。1981年中科院半导体所又研制成功16K DRAM（比韩国晚两年）。1982年，江苏无锡江南无线电器材厂（742厂），耗资6600万美元，从日本东芝引进3英寸晶圆生产线（5微米制程，月产能1万片），生产电视机集成电路。1985年，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块64K DRAM（比韩国晚一年）。1993年，已经改组的无锡华晶电子公司（原无锡742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块256K DRAM（比韩国晚七年）。
从上述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欧美技术封锁，以及1980年后，中国大陆减少电子产业投资的情况下，中国DRAM产业从领先韩国、台湾，然后迅速被韩国、台湾反超。尤其是韩国在美国刻意扶植下，依靠20亿美元左右的巨额疯狂投资，在DRAM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果。
中国芯片碎于洋跃进
197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7月份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花费65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其中只有一个陕西咸阳显像管厂是电子项目。政治局讨论时，大人提出可以花100亿美元进口设备，提高中国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量，以赚取更多外汇。8月，国家计委将进口项目提高到150亿美元规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大人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400亿引进外资。
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光是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要投资300亿元，根本不是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没钱怎么办？开动印钞机！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50亿元人民币的供应量。同时期，为了体现改革开放的好处，中央开始给工人涨工资、提高粮食收购价，给老革命家们盖别墅、换进口小轿车，提高福利待遇。
1979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100多个，财政赤字170.6亿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项，财政赤字127亿元。上述项目全部建成，还需要投资1300亿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亿元钞票。从此，印钞票如同吸毒上瘾一般，成为中国经济毒瘤。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59亿元，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光是1984年的钞票供应增幅，就高达惊人的39%。连年狂印钞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囤积风潮”。
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局面，压缩投资金额。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缓建了400多个大中型项目，1981年又停缓建了22个大型项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宝钢、十堰二汽、大庆30万吨乙烯等战略工程。盲目贪大求洋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危害，导致汽车、电子、航空等战略产业难以发展。像上海的运10飞机，在研制15年后最终流产。北京电子管厂（现在的京东方），想上马液晶项目，也因为缺乏国家投资而流产。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后面。
拨改贷——抽干中国电子企业血液
1984年，为扭转财政亏空局面，盲目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而另一头，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这样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中国电子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企业只顾引进外国设备，以尽快投产盈利，缺少科研资金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时期，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2.32%，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当（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仅有2.2%）。到1980年代，正是电子产业兴起的关键时期，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台湾纷纷加大对电子产业的科研投入。而中国却在大规模压缩科研经费投入。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使中国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科研经费占GDP比值骤然降到0.6%以下。中国电子工业彻底垮了。
比如像中国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上海元件五厂。1980年利润高达2070万元，职工人均利润1.5万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厂的产值仍然高达6713.1万元，利润达1261.4万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厂产值下降至1496万元，利润竟然仅有2.47万元，全厂1439人，人均利润仅有区区17.16元。熬了没几年，这家风光了三十年的中国半导体器件龙头企业，就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破产倒闭了。
中央停止投资——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淘汰技术
1982年，组建电子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该部门继承了毛时代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电子工厂，下属职工总数达100多万人，主要研制通信、雷达、电视、计算机、无线电、元器件等设备。产业结构完备程度，仅有美国、苏联可以相比。光是电子工业部下辖的专业电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然而在80年代初，由于中央政府全面停止对电子工业投资，各电子企业要自己去市场找资源。于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技术升级全面停止，与美国、日本的技术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电子投资的韩国、台湾彻底甩开。
1982年，中国国务圆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1984年至199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纷纷从国外引进淘汰的落后晶圆生产线，前后总计达到33条，按照每座300-600万美元估算，总计花费1.5亿美元左右。这33条晶圆生产线，多数根本没有商业价值。造成这一乱象的根本原因，是电子工业部，将绝大多数国有电子企业的管理权，甩给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执行产业规划的政策权力。出现了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技术的奇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8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贪污腐败加剧，借着进口项目的名义，领导干部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出国考察机会。
为了治理散乱差问题，1986年电子工业部在厦门，举办集成电路战略研讨会，提出“531战略”。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并落实南北两个微电子基地。南方集中在江浙沪，北方集中在北京。1988年至1995年，在政策扶持下，中国诞生了五家具有规模的国有半导体企业：江苏无锡华晶电子（原无锡742厂与永川半导体研究所合并）、浙江绍兴华越微电子（1988年设立中国第一座4英寸晶圆厂）、上海贝岭微电子、上海飞利浦半导体（1991年设中国第一座5英寸晶圆厂）、和北京首钢NEC（1995年设中国第一座6英寸晶圆厂）。
1990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八五计划（1990-1995），半导体技术达到1微米制程，决定启动“九0八工程”，总投资20亿元。其中15亿元用在无锡华晶电子，建设月产能1.2万片的6英寸晶圆厂。由于官僚体系拖延，九0八工程光是经费审批就花了两年时间。然后从美国AT&T（朗讯）引进0.9微米制程，又花了三年时间。前后拖延五年时间，建厂再花三年，导致1998年无锡华晶电子投产即落后（月产能仅6000片），华晶还要为此承担沉重的利息支出压力，后来不得不甩给了台湾人经营。与无锡华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0年新加坡政府投资特许半导体，只用2年建成，第三年投产，到1998年收回全部投资。
三十年市场换丢技术
1996年7月，西方33个国家正式签订《瓦森纳协定》，民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电子器件、计算机、传感器等九大类。军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22大类。中国同样处于被禁运国家之列。
在各方面严防死守下，中国企业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就变得非常困难。而外国企业则凭借掌握的先进技术，在中国市场予取予求，占尽便宜。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关税、取消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电脑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连美国川普都知道要保护本国市场，邓却连川普都不如） 1991年由美国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电脑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 到1990年代末，中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在中国本土电子企业土崩瓦解之时，中国政府却在大力扶持国外企业。
2012年1月，韩国政府审批通过三星在华设厂项目。2012年4月2日，韩国三星电子宣布在中国西安，建设闪存芯片厂。项目一期投资将达70亿美元，若三期投资顺利完成，总投资约为300亿美元。西安市为此项目提供了巨额补贴，包括：一、韩国三星需要的130万平方米厂房，由西安市建设，并免费提供1500亩土地。二、西安市每年向三星补贴水、电、绿化、物流费用5亿元。三、西安市财政对投资额进行30%的补贴。四、西安市对所得税征收，进行前十年全免，后十年半额征收。同时，西安市还承诺，将为项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总的补贴金额保守估计在300亿元以上。
面对这种狮子大开口的苛刻索价，西安市竟然全盘接受。三星西安项目，选址在西安市安区五星和兴隆街道，占地9.4平方公里，15个村庄3000多户农民被迫拆迁改造，引发群众抗议。为了调解征地拆迁矛盾，西安市干脆派了一批干部吃住在农村，专门解决拆迁问题。
西安市这种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招商方式，实际是用中国土地、中国资金、中国工人，来补贴服务外国企业，帮助它们占领中国市场，压制中国本土企业发展。这在其他国家是极其滑稽的行为。也无怪乎北京、重庆不要这种项目。
三十年来，看看中国尽数破产倒闭的本土电子企业，再看看各省政府，花费巨额资金，补贴扶植的无锡海力士、西安三星、大连英特尔、南京台积电，不禁令人感叹。
国家科技人才自生自灭
今天中国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最大的困难是科技人才缺乏。而曾经何时，中国也曾经人才辈出。
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室,王守觉等人，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批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频率达到150MHz。后在中科院109厂批量生产，为中科院计算所研制的109乙型晶体管计算机（浮点32二进制位、每秒6万次），提供了12个品种、14.5万多只锗晶体。后又为计算所研制的109丙型计算机，提供了大量晶体管元器件。109丙机字长48位，平均运算速度每秒11.5万次。该机共生产两台，为用户运行了15年，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5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与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元件五厂等单位合作，开始研制655型数字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由陈仁甫（照片右侧）副研究员主持，重点攻克TTL集成电路。1969年在上海无线电十三厂投产，定名TQ-6型计算机，每秒运算100万次，配备磁盘操作系统，语言编译程序。
1971年，上海复旦大学自主研制的719计算机，由王世业、顾芝祥、陈志刚等人参与研制。1975年复旦大学研制FD-753计算机。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结合那时美国IBM360/370、欧洲TSS、日本FACOM等计算机系统和我国DJS-260、北大150等计算机系统，最终确定753计算机系统的主要研制目标是：具有处理速度浮点运算200万次以上的主机系统；实现分时计算机系统；多进程分层管理的微内核操作系统。
1979年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联合仿制（逆向工程）成功8080八位微处理器（编号5G8080）。8080为美国英特尔公司在1974年推出的第二款CPU处理器，集成6000只晶体管，每秒运算29万次。自1975年第一台个人电脑诞生以后，8080芯片帮助英特尔在几年后占据了电脑芯片的霸主地位。德国西门子仿制出8080芯片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比中国还晚一年。日本也仿制过8080芯片。
1980年，日本代表团在上海访问，上海当年的电子工业拥有良好产业基础。上海冶金研究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还曾出口日本。而短短十年之后，上海电子工业全面破产倒闭。谁该承担这一历史罪责？
1989年4月30日，台湾省新竹科技园区，台积电早期的厂房。当台湾人砸重金介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的时候。中国历时30年间积累起来的集成电路科研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所谓“春风”里土崩瓦解。大批科研人员任其自生自灭。
到1997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全国几十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全国下岗失业工人超过4000万人。连小小一个台湾省的GDP，都几乎达到了整个中国的一半。
中国丢掉了芯片，今天被动挨打，因为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路线。
在共和国的日历上，有着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段，在共和国的史册里，有着这样一页非常的记载，在共和国国度里，有着这样特别的一个群体，这就是工农兵上大学和工农兵学员。这个词汇在共和国的辞典中，虽然一闪即逝，却在1972年至1976年间，成为教育事业的创举。
我有幸成为工农兵上大学的一名学员，一名历史经历见证者。同时，也是因为有了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才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上学的学校说起来很光荣，当时叫南京航空学院，座落在南京中山路上，现已经更名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座学校是教育部直管的国家重点高校，也是国家三所重点航空航天大学之一，以前学制是四年。我们入学的时候，学制改为三年。
现在感觉，虽然当时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方法，教学质量和成果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从推荐和审查学员的机制和标准是相当严肃和严格的。学生们除了文化水平和基本素质不同外，政治条件和政治表现要求是绝对严格和重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能够在众多的竟争者中脱颖而出的，都是经历了层层推荐，审查和考核的，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能够走进大学校门的都是在生产劳动和政治活动中取得成绩，表现突出的贡献者。
我们班学习的是液压气压附件专业。现在，我还能够记得当时的一首歌叫《工农兵学员之歌》：“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带着工人阶级的委托, 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 带着革命部队......”
记得我第一次进南京，一下火车走出火车站，就被锣鼓喧天的场面所震撼，学校的学生打着红旗在列队欢迎我们，老远就看到了“南京航空学院”新学员接待处，感到格外亲切，立马走了过去，递上新生入学通知书，先报到的同学引领我们到了大客车上等候，托运的行李有专人负责给我们领取，感到很温馨。在等候的大客车上，先来的同学们给我们不断的介绍学校的有关情况，问寒问暖，温暖如兄弟姐妹。
南京航空学院坐落在美丽的南京城东部的中山门门里，是南京的风景区，10月的南航校园，到处是飘香的桂花，每天在这花香的环境中学习生活，真是到了天堂。入学后紧接着进行了几天的教育，记得那时南京航空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是华诚一，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李金忠，委任我为这个班的首任班长，整个班级37人，其中女同学10人，军人3人。入学报到进行学员注册，配发了学生证和校徽，当时带上校徽可神气了，外出时别人总是多看几眼，特别是我们军人大学生。
大概一周后我们就到部队去学军了，男同学在南京长江大桥的守护炮兵部队，一学就是一个月。学军的主要任务是学政治，学军事，学军队的优良作风，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一个月后，我们学军的75届所有450名同学全部回到了校园，顿时校园变得生机勃勃，真正的学校生活开始了。
十年来先后毕业的百万工农兵大学生，他们胜任工作快，奋斗在科研生产等岗位的第一线，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免了。补初等数学等等。。。
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丁薛祥也是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毕业的，好像比楼主小一届。
当朝否然前朝是政界的一贯手法。
4人帮余党子女不录取，好像徐景贤子女不给高考。
丁薛详就是那个大学毕业的
77年秋天是我下乡到北大荒的第十个年头，婚后的第三个年头和调到营直中学的第二个年头。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是真的吗 ? 我半信半疑，直到消息上了报，才确信被文革砸烂的高考真的要重新登场了。本以为今生今世与大学无缘了，没想到年近31岁的我还有可能再上考场。 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四中备战高考，中学六年的课程我都系统地学过，对于考试我很有自信。我确信若上考场我能考出好成绩，若只 按成绩排队，我能颖脱而出。 虽然我对考试的成绩很乐观，但对於能否被录取却相当悲观，原因很简单，我的出身不好。因为出身不好我一直与入党和提干无缘。在此前两三年，因北京市缺中学老师，于是在北大荒的北京老高三中招取一批中学教师，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审批。我在群众推荐中获得了高票，但在领导审批中败下阵来，原因是出身不好。在那个年代出身几乎成为所有重要岗位选拔的第一条件。我被调到营直中学不是人家不看出身，而是与我有同等学历的人通过病退困退上调等各种途径都走光后，没办法，只好用了我。 我在出身一栏填的是地主，其实很冤。我的奶奶是地主，而我的爸爸是职员，我的出身应该为职员。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是我和姐姐们沿用我叔叔的填法。当我们意识到出身的重要和我们填法的错误时，我们不敢纠错，只能自认倒霉。万一被当作窜改出身岂不比出身不好更是罪加一等。 本以为我对高考的困难估计很足，但没想到的事出现了。临近一试(77年黑龙江时的高考分一试二试)，黑龙江省给出了可以参加考试的年龄限制是1947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而我的出生日期是1946年12月26日。比规定日期早生了六天，因此不能参加高考。我的沮丧可想而知，就好像一个跃跃欲试的足球运动员还没上场就收到了一张红牌。 一试之后我的学生和同事都在积极备战二试，而我只有羡慕的份儿了。我在去北大荒的前六七年都过得很愉快，而且也没觉得有多艰苦。心里飘来几片愁云，是近一两年的事。 与我一起来北大荒的同连队的四中同学有九人，其中六人已各显身手离开了北大荒，况且六个人都是和我聊得来的好朋友，我开始感到孤单。更让我难受的是三年前我结了婚，当时我觉得我俩没有希望回城了。但之后的事实说明我的分析错了，若不结婚，她本来是可以回北京的。这使我深感内疚。另外当时我们的女儿已经两岁了，我开始考虑她的教育问题。在我们营直中学我这个高三毕业生已是数理化教师中的学历最高的，可想而知当地的教育水平如何之低。 那段时光是我到北大荒后最难过的日子，那些天又正赶上我牙疼。很久以后我爱人还记得我坐在小板凳上手托着腮，忧心重重，默默不语的样子。说起来很可乐，我的理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小，小学时想考清华自动系，文革前上高中时自知因出身不好，所以能有一所大学可上我就满足了。此时我的要求更低，能回北京扫大街我就满意，只为女儿能受到正规的教育。 这些年好事总与我擦肩而过，但是我该抱怨谁 ?我周围的知青老职工基层干部都对我很好，我只能怨自己命不好。不论在连队还是在中学我一直都很努力，我勤奋，不笨，但我给不了爱人和女儿我想给她们的生活。我无能，我无奈，我自疚，我自责， ……，突然鼻子一酸，感到有点控制不住，我赶紧走出家门，让眼泪随意流淌。 后来事情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接到许多抱怨后，教育部决定所有老高中生都可报考。这意味着我可以参加二试了。这一喜讯并没使我冲昏头脑，我知道录取与否主要看三样 :出身，成绩和年龄。而我出身地主，年龄31岁，还没考试已经占有两个不利了。 在填报考志愿时，我考虑的不是喜欢哪个专业和哪个专业有前途，而是哪个专业对出身的要求比较低，我避开所有的保密尖端专业，仅报了机械建筑等民用专业。 深知这次考试关系着我们一家三口人的命运，我爱人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原来每人管一半家务，这期间她全包了，女儿一哭闹，她就赶紧抱走，怕影响了我的复习。她明白一个年龄大出身不好的考生若成绩不出众半点希望也不会有。 之后的复习和考试都一帆风顺。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我告诫自己，虽然考得不错，但要充分做好不被录取的准备。即使没能上大学，生活还在继续，还要做最好的自己。落榜的可能性很大，必会引起我情绪上的波动，我要尽量把它控制到最小。 发榜的日子到了，我考上了东北重型机械学院 !因为我原来报的希望很小，所有此刻我得到的喜悦超大。兴奋和激动使我觉得此刻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幸福来得如此突然和猛烈，以致我在此后约 两个月的日子里无论是梦中惊醒之刻还是早晨睁开眼睛之时，我都在问自己 : " 真的吗 ? 我考上了大学。 "从此生活在我的面前呈现出崭新的一页。
喜欢看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有温度的真实故事。
可从普通销售员成为销售总监。可从普通员工成为人力资源总监。
中国芯片史：还是毛主席有眼光，20多年追平美国
作者：手抄报 发布时间：2018-04-27 08:50:05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大 | 中 | 小
中美芯片大战爆发，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才40年，技术上的差距是必然的，追赶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
可事实是，40年前，中国已经追赶上发展百年的美国的步伐，手里已经握着这块芯片，是我们把这块芯片扔掉了。
才有了今天的痛心疾首！
今天，我们不得不说，还是毛主席有眼光。
1972年的两个故事
1980年，美国人托夫勒写了一本轰动全球的书——《第三次浪潮》。该书预测了电邮普及、媒体互动、网络聊天和其他数字化进步，比如电脑发明使SOHO（在家工作）成为可能；DIY（自己动手做）运动的兴起等。在书中，托夫勒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文明”；第二阶段的“工业文明”；以及第三阶段的“信息社会”。
1980年被 看作是信息化时代的分水岭。
这时候，电脑这个玩艺已经出现。
1976年初，狂热的年轻人乔布斯在他的车库里开始了自己伟大的创新。他们设计了一个电路板，将6502微处理器和接口及其他一些部件安装在上面，通过接口将微处理机与键盘、视频显示器连接在一起，仅仅几个星期，电脑就装好了。1976年7月的一天，零售商保罗·特雷尔来到了乔布斯的车库，当看完乔布斯熟练地演示电脑后，他认为“苹果”机大有前途，决意冒一次风险——订购50台整机，但要求一个月内交货，乔布斯喜出望外，立即签约，拍板成交，这可是做成的第一笔“大生意”。
50台整机在特雷尔手里很快销售一空，有了良好的开始，“苹果”公司名声大振。
此时，德州仪器和IBM的电脑已经是规模化生产，但也早不了几年。
中国对第三次浪潮的捕捉也敏感而及时。
1972年，四川绵阳的军工秘密企业780厂接到了四机部的任务，中央领导带来两个产品：彩电和电脑，让该厂二选一，进行民用化生产。这家工厂选了彩电。他们认为彩电很快就会有爆发式的市场，比电脑要快。而且在1958年建厂的时候，该厂就用国外的电子原器件组装过一台黑白电视机，现在还放在仓库里。这就是长虹彩电。
长虹的判断是正确的，几年后，当中国彩电成为家庭必备的时候，电脑还处在“四通”打字机的状态。
跟长虹一样选了彩电的还有南京的熊猫，熊猫的一位技术人员后来介绍，中国彩电的标准是江青领导制定的，他们这些技术人员被秘密召集在一起，住在宾馆里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了中国彩电的标准。江青曾去讲话并督导。当时，他不过是20出头的小伙子。
四川长虹的“蜗牛”事件也证明江青领导了中国彩电的产业规划和发展。1973年，四机部和长虹的领导去美国考察彩电生产线，美国代表送了一只玻璃蜗牛作礼品，有随行人员就报告了江青，说这是讽刺中国发展太慢，江青第二天就赶到四机部，要求批判“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
“蜗牛”事件说法不少，但证明了一条，中国的彩电产业是江青亲自主持领导。她要求自主开发彩电生产线。多年后的事实证明，江青是正确的。彩电业是中国发展最好国产化程度最高在国际最有竞争力的产业。
那么电脑是那家企业做的，老徐（微信公众号：手抄报）没有查到。但是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深圳华强北就有两家企业做电脑，一家是电子工业部，一家是中航集团的，不但做主机，还开发软件，销售到港澳和东南亚。邓小平就视察了中航集团的电脑公司，回到上海才有了“学电脑，从娃娃抓起”的说法。
80年代，深圳罗湖海关就开始电脑联网办公，虽然网络是内部的，还很小，但多台电脑联网在中国是第一家，在世界排名没查过。 有网友证明，70年代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操作系统。网友Wfqq在老徐的文章留言说：“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在七十年代，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在DJS220机上运行的多用户操作系统，就已调试成功，而且是采用层次结构，模块化的”。就不但证明了中国70年代有计算机和操作系统。
另一个故事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毛泽东亲自主导的，其中签署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还有一个内容，中国要求从美国引进7条3英寸的芯片生产线，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芯片生产线，1975年美国才上马4英寸的生产线。这一条能进入中美谈判，说明毛泽东对芯片生产的重视。即使不是他提出，没有他的认可也是不可进入谈判内容的。因为进入谈判内容的，一定都是国家重大事项。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在两年内引进这7条生产线，中国在芯片加工制造方面就追平了美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飞。现在，中国在芯片设计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芯片制造还是最大的短板。华为设计出了先进的芯片，但要委托台积电代工制造，中国不能制造。而45年前，毛泽东已经在芯片制造上追平美国。
可惜，毛泽东年事已高，1976年去世，这7条生产线7年后才陆续引进，已是落后产线。
这件事情说明，中国的电脑和芯片是在毛泽东掌握之中的。
毛泽东的追赶奇迹
有些年轻人怀疑毛泽东时代有电脑还有芯片，说：你讲出工厂，讲出型号？
这里讲的都是具体的内容。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已经在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宝座上，稳坐了50年。而中国，是个连汽油铁皮桶都无法生产的落后农业国。全国五亿多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农村文盲率超过95%。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差距下，中国亿万人民由毛主席领导，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工业追赶进程，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奇迹。
“超级工程一览”回顾了中国集成电路发展的历程。
中国电子工业发展，起步于毛泽东时代。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解决军队电子通信问题，国家成立电信工业管理局，在北京酒仙桥筹建北京电子管厂（即现在的北京京东方），由民主德国（东德）提供技术援助。该厂总投资1亿元，年产1220万只，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除此之外，酒仙桥还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北京电机总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下辖706、707、718、751、797、798厂）、北京有线电厂（738厂）、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
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国务院制定科技发展12年规划，将电子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目标。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计算技术研究所（中科院计算所）。为了培养电子工业人才，教育部集中全国五所大学的科研资源，在北京大学设立半导体专业。1957年毕业的第一批学生中，出现了大批人才。如中芯国际董事长王阳元、华晶集团总工程师许居衍、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俞忠钰。1958年，上海组建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及上海元件五厂、上海电子管厂、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等企业。使上海和北京，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南北两大基地。196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半导体研究所，同年组建河北半导体研究所（现为中电集团第13所），进行工业技术攻关。1962年由中科院半导体所，组建全国半导体测试中心。1963年中央政府组建第四机械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国电子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北京酒仙桥电子工业区基本成型。电子工业开始与纺织、印染、钢铁等行业结合，实现自动化生产。1968年，北京组建国营东光电工厂（878厂），上海组建无线电十九厂，至1970年建成投产，形成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中的“南北两霸”。其中北京878厂主要生产TTU电路、CMOS钟表电路及A/D转换电路。上海无线电19厂，主要生产TTL、HTL数字集成电路，是中国最早生产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的专业工厂。1977年四机部投资300万元，建设6000平方米集成电路洁净车间。到1990年该厂累计生产509种集成电路，产量4120万块，产值3.25亿元。该厂后来合资为上海飞利浦半导体。
1968年，国防科委在四川永川县，成立固体电路研究所（即永川半导体研究所，解放军1424研究所，现中电集团24所）。这是中国唯一的模拟集成电路研究所。同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首家制成PMOS（P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拉开了中国发展MOS集成电路的序幕。1970年代永川半导体研究所、上无十四厂和北京878厂相继研制成功NMOS电路。之后又研制成CMOS电路。至1990年底，上无十四厂累计产量为3340万块（后来合资成为上海贝岭半导体）。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从欧美大量引进技术。由于集成电路产品利润丰厚，全国有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厂建成投产。包括四机部下属的749厂（甘肃天水永红器材厂）、871厂（甘肃天水天光集成电路厂）、878厂（北京东光电工厂）、4433厂（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和4435厂（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等。各省市另外投资建设了大批电子企业。
1973年8月26日，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105机，由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燃料化学工业部，等单位协助研制成功。
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由王阳元等人，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它比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那时韩国、台湾根本就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
也就是说，如果延续毛泽东发展路线和势头，中国在电脑和集成电路产业应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与美国齐头并进，甚至赶超美国。
中国的电脑和芯片业是从80年代起被日韩台赶超的。
1973年，借着中美关系缓和及欧美石油危机的机会，中国希望从欧美国家，引进七条3英寸晶圆生产线，是当时世界最先进技术。这要比台湾早2年，比韩国早4年，那时候台湾与韩国还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1975年美国英特尔才开始建设世界第一座4英寸（100mm）晶圆厂。但是由于欧美技术封锁，中国国内政治变故，最终拖了七年，中国才得以引进三条已经落后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分别投资在北京国营东光电工厂（878厂），航天部陕西骊山771研究所（西安微电子研究所），和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4433厂）。其中北京878厂的3寸晶圆生产线，直至1980年才建成，已经比台湾晚了3年，比韩国晚2年。
1975年，就在台湾刚刚向美国购买3英寸晶圆厂时，中国大陆已经完成了DRAM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成立于1956年，现北大微电子研究院），由王阳元领导的课题组，完成硅栅P沟道、铝栅N沟道和硅栅N沟道三种技术方案。在中科院北京109厂（现为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采用硅栅N沟道技术，生产出中国第一块1K DRAM。这一成果尽管比美国、日本晚了四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直至1980年前后，韩国、台湾才在美国技术转移下，获得了DRAM技术突破，瞬间反超中国大陆。韩国直接从16K起步，台湾从64K起步。
1978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半导体研究所，由王守武领导，研制4K DRAM，次年在中科院109厂投入批量生产（比美国晚六年）。1981年中科院半导体所又研制成功16K DRAM（比韩国晚两年）。1982年，江苏无锡江南无线电器材厂（742厂），耗资6600万美元，从日本东芝引进3英寸晶圆生产线（5微米制程，月产能1万片），生产电视机集成电路。1985年，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块64K DRAM（比韩国晚一年）。1993年，已经改组的无锡华晶电子公司（原无锡742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块256K DRAM（比韩国晚七年）。
从上述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欧美技术封锁，以及1980年后，中国大陆减少电子产业投资的情况下，中国DRAM产业从领先韩国、台湾，然后迅速被韩国、台湾反超。尤其是韩国在美国刻意扶植下，依靠20亿美元左右的巨额疯狂投资，在DRAM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果。
中国芯片碎于洋跃进
197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7月份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花费65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其中只有一个陕西咸阳显像管厂是电子项目。政治局讨论时，大人提出可以花100亿美元进口设备，提高中国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量，以赚取更多外汇。8月，国家计委将进口项目提高到150亿美元规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大人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400亿引进外资。
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光是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要投资300亿元，根本不是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没钱怎么办？开动印钞机！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50亿元人民币的供应量。同时期，为了体现改革开放的好处，中央开始给工人涨工资、提高粮食收购价，给老革命家们盖别墅、换进口小轿车，提高福利待遇。
1979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100多个，财政赤字170.6亿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项，财政赤字127亿元。上述项目全部建成，还需要投资1300亿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亿元钞票。从此，印钞票如同吸毒上瘾一般，成为中国经济毒瘤。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59亿元，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光是1984年的钞票供应增幅，就高达惊人的39%。连年狂印钞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囤积风潮”。
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局面，压缩投资金额。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缓建了400多个大中型项目，1981年又停缓建了22个大型项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宝钢、十堰二汽、大庆30万吨乙烯等战略工程。盲目贪大求洋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危害，导致汽车、电子、航空等战略产业难以发展。像上海的运10飞机，在研制15年后最终流产。北京电子管厂（现在的京东方），想上马液晶项目，也因为缺乏国家投资而流产。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后面。
拨改贷——抽干中国电子企业血液
1984年，为扭转财政亏空局面，盲目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而另一头，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这样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中国电子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企业只顾引进外国设备，以尽快投产盈利，缺少科研资金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时期，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2.32%，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当（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仅有2.2%）。到1980年代，正是电子产业兴起的关键时期，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台湾纷纷加大对电子产业的科研投入。而中国却在大规模压缩科研经费投入。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使中国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科研经费占GDP比值骤然降到0.6%以下。中国电子工业彻底垮了。
比如像中国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上海元件五厂。1980年利润高达2070万元，职工人均利润1.5万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厂的产值仍然高达6713.1万元，利润达1261.4万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厂产值下降至1496万元，利润竟然仅有2.47万元，全厂1439人，人均利润仅有区区17.16元。熬了没几年，这家风光了三十年的中国半导体器件龙头企业，就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破产倒闭了。
中央停止投资——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淘汰技术
1982年，组建电子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该部门继承了毛时代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电子工厂，下属职工总数达100多万人，主要研制通信、雷达、电视、计算机、无线电、元器件等设备。产业结构完备程度，仅有美国、苏联可以相比。光是电子工业部下辖的专业电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然而在80年代初，由于中央政府全面停止对电子工业投资，各电子企业要自己去市场找资源。于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技术升级全面停止，与美国、日本的技术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电子投资的韩国、台湾彻底甩开。
1982年，中国国务圆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1984年至199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纷纷从国外引进淘汰的落后晶圆生产线，前后总计达到33条，按照每座300-600万美元估算，总计花费1.5亿美元左右。这33条晶圆生产线，多数根本没有商业价值。造成这一乱象的根本原因，是电子工业部，将绝大多数国有电子企业的管理权，甩给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执行产业规划的政策权力。出现了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技术的奇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8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贪污腐败加剧，借着进口项目的名义，领导干部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出国考察机会。
为了治理散乱差问题，1986年电子工业部在厦门，举办集成电路战略研讨会，提出“531战略”。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并落实南北两个微电子基地。南方集中在江浙沪，北方集中在北京。1988年至1995年，在政策扶持下，中国诞生了五家具有规模的国有半导体企业：江苏无锡华晶电子（原无锡742厂与永川半导体研究所合并）、浙江绍兴华越微电子（1988年设立中国第一座4英寸晶圆厂）、上海贝岭微电子、上海飞利浦半导体（1991年设中国第一座5英寸晶圆厂）、和北京首钢NEC（1995年设中国第一座6英寸晶圆厂）。
1990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八五计划（1990-1995），半导体技术达到1微米制程，决定启动“九0八工程”，总投资20亿元。其中15亿元用在无锡华晶电子，建设月产能1.2万片的6英寸晶圆厂。由于官僚体系拖延，九0八工程光是经费审批就花了两年时间。然后从美国AT&T（朗讯）引进0.9微米制程，又花了三年时间。前后拖延五年时间，建厂再花三年，导致1998年无锡华晶电子投产即落后（月产能仅6000片），华晶还要为此承担沉重的利息支出压力，后来不得不甩给了台湾人经营。与无锡华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0年新加坡政府投资特许半导体，只用2年建成，第三年投产，到1998年收回全部投资。
三十年市场换丢技术
1996年7月，西方33个国家正式签订《瓦森纳协定》，民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电子器件、计算机、传感器等九大类。军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22大类。中国同样处于被禁运国家之列。
在各方面严防死守下，中国企业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就变得非常困难。而外国企业则凭借掌握的先进技术，在中国市场予取予求，占尽便宜。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关税、取消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电脑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连美国川普都知道要保护本国市场，邓却连川普都不如） 1991年由美国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电脑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 到1990年代末，中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在中国本土电子企业土崩瓦解之时，中国政府却在大力扶持国外企业。
2012年1月，韩国政府审批通过三星在华设厂项目。2012年4月2日，韩国三星电子宣布在中国西安，建设闪存芯片厂。项目一期投资将达70亿美元，若三期投资顺利完成，总投资约为300亿美元。西安市为此项目提供了巨额补贴，包括：一、韩国三星需要的130万平方米厂房，由西安市建设，并免费提供1500亩土地。二、西安市每年向三星补贴水、电、绿化、物流费用5亿元。三、西安市财政对投资额进行30%的补贴。四、西安市对所得税征收，进行前十年全免，后十年半额征收。同时，西安市还承诺，将为项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总的补贴金额保守估计在300亿元以上。
面对这种狮子大开口的苛刻索价，西安市竟然全盘接受。三星西安项目，选址在西安市安区五星和兴隆街道，占地9.4平方公里，15个村庄3000多户农民被迫拆迁改造，引发群众抗议。为了调解征地拆迁矛盾，西安市干脆派了一批干部吃住在农村，专门解决拆迁问题。
西安市这种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招商方式，实际是用中国土地、中国资金、中国工人，来补贴服务外国企业，帮助它们占领中国市场，压制中国本土企业发展。这在其他国家是极其滑稽的行为。也无怪乎北京、重庆不要这种项目。
三十年来，看看中国尽数破产倒闭的本土电子企业，再看看各省政府，花费巨额资金，补贴扶植的无锡海力士、西安三星、大连英特尔、南京台积电，不禁令人感叹。
国家科技人才自生自灭
今天中国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最大的困难是科技人才缺乏。而曾经何时，中国也曾经人才辈出。
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室,王守觉等人，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批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频率达到150MHz。后在中科院109厂批量生产，为中科院计算所研制的109乙型晶体管计算机（浮点32二进制位、每秒6万次），提供了12个品种、14.5万多只锗晶体。后又为计算所研制的109丙型计算机，提供了大量晶体管元器件。109丙机字长48位，平均运算速度每秒11.5万次。该机共生产两台，为用户运行了15年，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5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与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元件五厂等单位合作，开始研制655型数字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由陈仁甫（照片右侧）副研究员主持，重点攻克TTL集成电路。1969年在上海无线电十三厂投产，定名TQ-6型计算机，每秒运算100万次，配备磁盘操作系统，语言编译程序。
1971年，上海复旦大学自主研制的719计算机，由王世业、顾芝祥、陈志刚等人参与研制。1975年复旦大学研制FD-753计算机。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结合那时美国IBM360/370、欧洲TSS、日本FACOM等计算机系统和我国DJS-260、北大150等计算机系统，最终确定753计算机系统的主要研制目标是：具有处理速度浮点运算200万次以上的主机系统；实现分时计算机系统；多进程分层管理的微内核操作系统。
1979年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联合仿制（逆向工程）成功8080八位微处理器（编号5G8080）。8080为美国英特尔公司在1974年推出的第二款CPU处理器，集成6000只晶体管，每秒运算29万次。自1975年第一台个人电脑诞生以后，8080芯片帮助英特尔在几年后占据了电脑芯片的霸主地位。德国西门子仿制出8080芯片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比中国还晚一年。日本也仿制过8080芯片。
1980年，日本代表团在上海访问，上海当年的电子工业拥有良好产业基础。上海冶金研究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还曾出口日本。而短短十年之后，上海电子工业全面破产倒闭。谁该承担这一历史罪责？
1989年4月30日，台湾省新竹科技园区，台积电早期的厂房。当台湾人砸重金介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的时候。中国历时30年间积累起来的集成电路科研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所谓“春风”里土崩瓦解。大批科研人员任其自生自灭。
到1997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全国几十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全国下岗失业工人超过4000万人。连小小一个台湾省的GDP，都几乎达到了整个中国的一半。
中国丢掉了芯片，今天被动挨打，因为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路线。
在共和国的日历上，有着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段，在共和国的史册里，有着这样一页非常的记载，在共和国国度里，有着这样特别的一个群体，这就是工农兵上大学和工农兵学员。这个词汇在共和国的辞典中，虽然一闪即逝，却在1972年至1976年间，成为教育事业的创举。
我有幸成为工农兵上大学的一名学员，一名历史经历见证者。同时，也是因为有了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才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上学的学校说起来很光荣，当时叫南京航空学院，座落在南京中山路上，现已经更名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座学校是教育部直管的国家重点高校，也是国家三所重点航空航天大学之一，以前学制是四年。我们入学的时候，学制改为三年。
现在感觉，虽然当时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方法，教学质量和成果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从推荐和审查学员的机制和标准是相当严肃和严格的。学生们除了文化水平和基本素质不同外，政治条件和政治表现要求是绝对严格和重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能够在众多的竟争者中脱颖而出的，都是经历了层层推荐，审查和考核的，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能够走进大学校门的都是在生产劳动和政治活动中取得成绩，表现突出的贡献者。
我们班学习的是液压气压附件专业。现在，我还能够记得当时的一首歌叫《工农兵学员之歌》：“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带着工人阶级的委托, 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 带着革命部队......”
记得我第一次进南京，一下火车走出火车站，就被锣鼓喧天的场面所震撼，学校的学生打着红旗在列队欢迎我们，老远就看到了“南京航空学院”新学员接待处，感到格外亲切，立马走了过去，递上新生入学通知书，先报到的同学引领我们到了大客车上等候，托运的行李有专人负责给我们领取，感到很温馨。在等候的大客车上，先来的同学们给我们不断的介绍学校的有关情况，问寒问暖，温暖如兄弟姐妹。
南京航空学院坐落在美丽的南京城东部的中山门门里，是南京的风景区，10月的南航校园，到处是飘香的桂花，每天在这花香的环境中学习生活，真是到了天堂。入学后紧接着进行了几天的教育，记得那时南京航空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是华诚一，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李金忠，委任我为这个班的首任班长，整个班级37人，其中女同学10人，军人3人。入学报到进行学员注册，配发了学生证和校徽，当时带上校徽可神气了，外出时别人总是多看几眼，特别是我们军人大学生。
大概一周后我们就到部队去学军了，男同学在南京长江大桥的守护炮兵部队，一学就是一个月。学军的主要任务是学政治，学军事，学军队的优良作风，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一个月后，我们学军的75届所有450名同学全部回到了校园，顿时校园变得生机勃勃，真正的学校生活开始了。
十年来先后毕业的百万工农兵大学生，他们胜任工作快，奋斗在科研生产等岗位的第一线，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免了。补初等数学等等。。。
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丁薛祥也是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毕业的，好像比楼主小一届。
当朝否然前朝是政界的一贯手法。
4人帮余党子女不录取，好像徐景贤子女不给高考。
丁薛详就是那个大学毕业的
丁薛详就是那个大学毕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