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左为老师youtube 视频记录整理。如有人认为放在这里不妥，请提出意见，我会删掉）
视频网址：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被选举为第一届临时大总统。这个大总统非常有意义，它代表着中国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彻底的改制。孙中山是中华几千年历史中第一位，真正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最高统治者。然而，这个选出来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中华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统治者。孙中山从1月1日宣誓就职，到2月14日向参议院辞职，只做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在他辞职的第二天，就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选举，全票选出袁世凯作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后人讲述的历史里边，很普遍的一种说法是说他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这种说法是说孙中山率领了革命党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开始，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都失败了，武昌起义是第11次起义终于成功了，结果却被袁世凯通过阴谋手段篡取了大总统的位置。那袁世凯的大总统真的是阴谋篡位吗，还是众望所归呢？这期我们就来聊聊袁世凯为什么能当上大总统。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深入了解辛亥革命的细节。
首先我们来说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湖北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起义。
在清朝末年，全国各地成立了很多的革命组织，这些革命组织里面比较大的像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还有一些其他的革命组织，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同盟会。同盟会是1905年7月在日本成立的，那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呢，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等人。同盟会在成立以后，中国国内的几次大的起义事件，都是由同盟会的成员组织的。
但是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起义之后，同盟会内部产生了很多矛盾，甚至发生了分裂。有很多革命党人对孙中山总是在南方发动起义很不满。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就单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他们想在长江流域，比如说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发动起义。这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湖北的分支叫共进会，当时发动武昌起义的就是共进会，还有当地的文学社。共进会是同盟会的一个分支，文学社是湖北当地专门发展新军士兵的一个组织。
1911年9月，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朝廷把一部分湖北的军队调到四川去镇压。四川会发生保路运动，是因为清政府在摄政王载风上台以后，不断的把汉人的权利收回到满人手里，同时他也把地方的资产收回国有化，比如说把地方的铁路、煤矿都收回国有。这个举动严重地损害了地方利益，因为很多地方的铁路都是有大量的民间投资的。
人民就开始反抗了。四川保路运动反抗尤其严重，还成立了“保路同志会”。为了镇压这次保路运动，朝廷就从湖北调军队去四川。湖北的革命党人就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计划要发动一次起义。武昌起义有三个主要领导人，军事总指挥是蒋翊武，军务部长是孙武，总理是刘仲文。
本来起义时间定的是10月16号，但是在10月9号发生了一个意外的爆炸事件。革命党人的一个据点在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孙武在宝善里配置炸弹，不小心引起了爆炸。这个爆炸引来了巡捕，当时革命党人仓皇逃走，逃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带，革命党人的花名册，起义的文告，起义的文告旗帜还有资金都被缴获了。
在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花名册。当时清廷的湖光总督是瑞澂，瑞澂就按照花名册开始抓捕革命党人。革命党人的三个主要领导刘仲文和孙武逃到了汉口的法租界。蒋翊武就决定提前发动起义。这时候很多的革命党人都逃走了，有二十几个革命党人被抓，其中有三个被处决。他们被处决之后，三颗人头被示威性地挂在了床头，10月10号的白天。总督瑞澂下令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并且下令新军的官兵一律不准出营。这就在新军中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不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恐慌，其他士兵也很恐慌，因为革命党人的花名册是他们自己造的，新军中的士兵有很多跟他们有接触。自己的名字到底有没有在花名册上，谁也不知道。还有一些士兵呢，虽然没有加入革命党组织，但是平时跟他们交往比较多，不知道会不会受到牵连。后来有一个新军的士兵说，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下，有很多人心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想法，起义是死，不起义也是死，同样是死，为什么不铤而走险试一下呢？可以说，由于总督瑞澂的这种做法形成的这种恐怖的氛围，给革命党人进行了最好的动员。
在10月10号的晚上。因为一个兵营里面的小冲突，起义就爆发了。起义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清军应对得当，完全是可以控制的。当时清军最高的官员是湖广总督瑞澂和镇统治张彪那。武汉的清军有一个镇和一个混成协，一共11000多人。在起义之前，大约有两个标被调到了四川去镇压保路运动，剩下的部队不到一万人。当时起义的部队也就3000人。没起义的人远远多于起义的人。
但是瑞澂一听到起义立刻就害怕了，起义军还没到他总督府呢，他就吓的不敢出门了，让清兵在后墙挖了两个狗洞，自己带着家眷钻狗洞就跑了，直接跑到了江边的楚豫舰上。那为什么跑到楚豫舰上呢？因为跑到楚豫舰上不算逃跑。按照大清的律令，弃城逃跑的官员是要判死刑的，他跑到楚豫舰上等清廷救援，就不算弃城逃跑。瑞澂跑了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就是张彪。张彪做了一些不太顽强的抵抗，然后他也跑了，他跑到城外去扎营了，也等朝廷救援。清廷这两个最高指挥官一跑，那些没起义的部队有的跟着起义了，剩下的不参与的也就都散掉了。就这样，武昌起义成功了。
起义成功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可以服众的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出来，武昌起义其实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士兵暴动。起义士兵里面的小革命党人像熊秉坤这样的普通士兵，他没法服人，被临时推为总指挥的吴兆麟也只是个对官，也只能临时指挥一下。在这么一个已经习惯了资历、身份、地位的社会里边，如果要想率领起义的士兵，也得看这些东西，要想服众，你就得有资历。如果没有革命的资历，就得有传统的资历。有革命资历的革命领导人因为起义的提前暴露，领导人死的死逃的逃一个都不剩了，那就只能找有传统资历的人了，这时候就让人想到了黎元洪。
黎元洪是新军混成协的统领，按照新军的官职，黎元洪是仅次于镇统制张彪之下的官员，他的资历是足够服众的。而且黎元洪平时在军队中的人缘也不错，他对待士兵很好，所以大家就都推举他来当领导。可是黎元洪还不想造反，在起义发动的时候，黎元洪甚至是站在了革命党反面的，他还带兵进行了镇压，只是他镇压的并不积极，镇压没多大一会儿看势不妙他就逃走了。逃走之后，他觉得危险，甚至都没回自己家，而是躲到了参谋刘文吉家里。革命党人就从刘文吉的家里面把黎元洪给绑了出来。黎元洪本来以为革命党要杀他，没想到是想让他出来做都督。他不想造反，但是他已经被革命党人控制了，他也没办法。
黎元洪在做都督的前几天，每天都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大家都说他像一尊佛菩萨，都叫他黎菩萨。革命党人为了逼他就范就想了个办法，就所有发出去的通电和文告，都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出，这就等于强行把黎元洪拉入了革命的阵营，他要想不从都身不由己了。后来黎元洪是看到了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才真正的做了新政府的都督。
自己来做这个皇帝；也有下属及其他亲近人士向他建议，一定程度上他可能自己也被一些舆论蒙蔽，认为这是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他自己对权力也有贪恋。但时代不同了， 人们思想的觉醒，使社会大流不允许开历史的倒车。
慈禧生前可能考虑过向君主立宪转型，她如果晚死几年，或者接班的皇帝不是几岁小孩，而是一位成熟的有改良意识的人， 可能有希望。
维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8%B7%AF%E8%BF%90%E5%8A%A8?
保路运动，又称保路风潮，发生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为清朝末年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反对清朝政府将地方准备兴建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进行国有化而发生的运动。其中四川省的运动最为激烈。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和平抗议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此次运动因使清廷调派湖北官军前往四川地方镇压，导致守备缺乏，是武昌起事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1904年，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在成都设立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股本来源除认购之股、官本之股和公利之股外，主要是“抽租之股”，也称“租股”。租股的抽收办法，一般是随粮征集，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所抽租股均按市价折银，填给股票，每50两一股，按年领息，路成后可分红利。因此凡是纳税的四川农户皆为公司股东。为保障四川民众权益，《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55条，明确宣布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专集华股。由于租股占川汉铁路公司股本的比重越来越大，因此四川绅民强烈要求改官办为商办。
1907年，官股退出，名义上成为商办公司，但是公司管理层依然充斥各级官员，如该公司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为前邮传部参议；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其在1905年升任公司经理前，曾任广州府知府、琼州府知府、榆林府知府。
1909年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和湖北湖南境内的粤汉铁路，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五厘起息。后张之洞病逝，不久由邮传大臣盛宣怀接手督办。
1911年5月，清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四国银行团享有湘鄂境内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延长修筑的优先权。 1905年收回的粤汉铁路筑路权、四川民众拥有的川汉铁路筑路权因此丧失。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盛宣怀本欲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四川由于发生官员亏空案，反对尤为激烈，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发生。
至保路运动爆发为止，川汉铁路公司总共从民间募集1400万两的股款。因各种困难，宜万铁路（宜昌至万县）段于1909年底方才开工。据估算，其中约700万两用于的建设，对应等值股票，剩余700万两中的300万两，被前广州府知府、时任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在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中投机亏空。清中央政府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而不负责承担施典章亏空的300万两损失。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款项至保路运动发生前就已经消耗损失近半。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川汉公司商人股东本欲藉国有化让政府弥补亏空案损失。川汉铁路公司管理层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1][2]，商人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发动以一般民众为主要群体的中小股东抗争，希望让清中央政府承认官员亏空，否则将反对铁路国有化、并敲打清中央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权威。但清中央政府与盛宣怀拒不答应条件，遂使矛盾激化。[来源请求]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8%B7%AF%E8%BF%90%E5%8A%A8/603759
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是反对清政府出卖川汉、粤汉铁路的群众运动。1911年5月清政府皇族内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清廷出卖筑路权的行径激起各地人民反对。湖南各界群众以铁路公司、咨议局为阵地，积极争路，迫使湘抚杨文鼎奏请清廷收回成命。上奏遭申斥后，民众相继罢工、罢市、罢课，拒交捐税。湖北咨议局亦召开大会抗议，疾呼“存路救国”。
宜昌商股股东纷纷向铁路公司索回股本，铁路工人和附近农民起而支持，与官军发生流血冲突。广东铁路股东反对清廷强占粤路，坚持商办，华侨股东声明“誓死不从”。民众拒用纸币，挤兑银根，以示抵抗。在粤督张鸣岐高压下，股东赴香港成立保路会，继续抗争。
四川斗争尤为激烈，立宪派绅商首先发起保路，五月二十一日(6.17)组织保路同志会，持有租股的农民争相入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在清廷强行接收宜万段后，群起抗粮抗捐和暴动。七月十五日川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等人，查封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并用武力镇压请愿群众，死伤数百人，造成“成都血案”。
清廷饬令解散各地保路同志会，扩大镇压。中国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号召保路同志军乘机起义。各路义军攻打成都，久攻不下，转而分兵攻略各州县，发展为全川范围的武装起义，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3] [7]
事件背景
1911年6月1日，为了偿还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中向列强的借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川督王人文发出“歌电”，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此电明示，不许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即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邓孝可原认为“政府接收路，并非接收款”，至此方知政府款路皆收。王人文收电后，知此电一宣，全省必大乱，于是竟压下不宣。盛宣怀、端方又径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歌电”，李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转询督署。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电文公开，全省舆论大哗。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查帐员遭拒。
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后，原先的“文明争路”逐渐转向激烈抗争，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 [5]1911年5月，四川保路运动爆发，荣县人民积极响应。8月4日，四川同盟会领导人龙鸣剑及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将四川各地哥老会首领召集在资中罗泉镇召开会议，决定把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准备武装起义。 [6]
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清廷的压力下，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死难三十余人，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5]
“成都血案”后，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组成同志军，围攻省城。各州县同志军纷纷起兵，彝、藏、羌等少数民族也聚众起义。1911年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在四川省荣县宣布独立。 [5]
全川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此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大清王朝就此轰然倒塌。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5]
（本文根据左为老师youtube 视频记录整理。如有人认为放在这里不妥，请提出意见，我会删掉）
视频网址：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被选举为第一届临时大总统。这个大总统非常有意义，它代表着中国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彻底的改制。孙中山是中华几千年历史中第一位，真正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最高统治者。然而，这个选出来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中华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统治者。孙中山从1月1日宣誓就职，到2月14日向参议院辞职，只做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在他辞职的第二天，就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选举，全票选出袁世凯作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后人讲述的历史里边，很普遍的一种说法是说他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这种说法是说孙中山率领了革命党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开始，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都失败了，武昌起义是第11次起义终于成功了，结果却被袁世凯通过阴谋手段篡取了大总统的位置。那袁世凯的大总统真的是阴谋篡位吗，还是众望所归呢？这期我们就来聊聊袁世凯为什么能当上大总统。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深入了解辛亥革命的细节。
武昌起义首先我们来说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湖北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起义。
在清朝末年，全国各地成立了很多的革命组织，这些革命组织里面比较大的像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还有一些其他的革命组织，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同盟会。同盟会是1905年7月在日本成立的，那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呢，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等人。同盟会在成立以后，中国国内的几次大的起义事件，都是由同盟会的成员组织的。
但是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起义之后，同盟会内部产生了很多矛盾，甚至发生了分裂。有很多革命党人对孙中山总是在南方发动起义很不满。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就单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他们想在长江流域，比如说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发动起义。这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湖北的分支叫共进会，当时发动武昌起义的就是共进会，还有当地的文学社。共进会是同盟会的一个分支，文学社是湖北当地专门发展新军士兵的一个组织。
1911年9月，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朝廷把一部分湖北的军队调到四川去镇压。四川会发生保路运动，是因为清政府在摄政王载风上台以后，不断的把汉人的权利收回到满人手里，同时他也把地方的资产收回国有化，比如说把地方的铁路、煤矿都收回国有。这个举动严重地损害了地方利益，因为很多地方的铁路都是有大量的民间投资的。
人民就开始反抗了。四川保路运动反抗尤其严重，还成立了“保路同志会”。为了镇压这次保路运动，朝廷就从湖北调军队去四川。湖北的革命党人就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计划要发动一次起义。武昌起义有三个主要领导人，军事总指挥是蒋翊武，军务部长是孙武，总理是刘仲文。
本来起义时间定的是10月16号，但是在10月9号发生了一个意外的爆炸事件。革命党人的一个据点在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孙武在宝善里配置炸弹，不小心引起了爆炸。这个爆炸引来了巡捕，当时革命党人仓皇逃走，逃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带，革命党人的花名册，起义的文告，起义的文告旗帜还有资金都被缴获了。
在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花名册。当时清廷的湖光总督是瑞澂，瑞澂就按照花名册开始抓捕革命党人。革命党人的三个主要领导刘仲文和孙武逃到了汉口的法租界。蒋翊武就决定提前发动起义。这时候很多的革命党人都逃走了，有二十几个革命党人被抓，其中有三个被处决。他们被处决之后，三颗人头被示威性地挂在了床头，10月10号的白天。总督瑞澂下令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并且下令新军的官兵一律不准出营。这就在新军中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不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恐慌，其他士兵也很恐慌，因为革命党人的花名册是他们自己造的，新军中的士兵有很多跟他们有接触。自己的名字到底有没有在花名册上，谁也不知道。还有一些士兵呢，虽然没有加入革命党组织，但是平时跟他们交往比较多，不知道会不会受到牵连。后来有一个新军的士兵说，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下，有很多人心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想法，起义是死，不起义也是死，同样是死，为什么不铤而走险试一下呢？可以说，由于总督瑞澂的这种做法形成的这种恐怖的氛围，给革命党人进行了最好的动员。
在10月10号的晚上。因为一个兵营里面的小冲突，起义就爆发了。起义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清军应对得当，完全是可以控制的。当时清军最高的官员是湖广总督瑞澂和镇统治张彪那。武汉的清军有一个镇和一个混成协，一共11000多人。在起义之前，大约有两个标被调到了四川去镇压保路运动，剩下的部队不到一万人。当时起义的部队也就3000人。没起义的人远远多于起义的人。
但是瑞澂一听到起义立刻就害怕了，起义军还没到他总督府呢，他就吓的不敢出门了，让清兵在后墙挖了两个狗洞，自己带着家眷钻狗洞就跑了，直接跑到了江边的楚豫舰上。那为什么跑到楚豫舰上呢？因为跑到楚豫舰上不算逃跑。按照大清的律令，弃城逃跑的官员是要判死刑的，他跑到楚豫舰上等清廷救援，就不算弃城逃跑。瑞澂跑了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就是张彪。张彪做了一些不太顽强的抵抗，然后他也跑了，他跑到城外去扎营了，也等朝廷救援。清廷这两个最高指挥官一跑，那些没起义的部队有的跟着起义了，剩下的不参与的也就都散掉了。就这样，武昌起义成功了。
起义成功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可以服众的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出来，武昌起义其实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士兵暴动。起义士兵里面的小革命党人像熊秉坤这样的普通士兵，他没法服人，被临时推为总指挥的吴兆麟也只是个对官，也只能临时指挥一下。在这么一个已经习惯了资历、身份、地位的社会里边，如果要想率领起义的士兵，也得看这些东西，要想服众，你就得有资历。如果没有革命的资历，就得有传统的资历。有革命资历的革命领导人因为起义的提前暴露，领导人死的死逃的逃一个都不剩了，那就只能找有传统资历的人了，这时候就让人想到了黎元洪。
黎元洪是新军混成协的统领，按照新军的官职，黎元洪是仅次于镇统制张彪之下的官员，他的资历是足够服众的。而且黎元洪平时在军队中的人缘也不错，他对待士兵很好，所以大家就都推举他来当领导。可是黎元洪还不想造反，在起义发动的时候，黎元洪甚至是站在了革命党反面的，他还带兵进行了镇压，只是他镇压的并不积极，镇压没多大一会儿看势不妙他就逃走了。逃走之后，他觉得危险，甚至都没回自己家，而是躲到了参谋刘文吉家里。革命党人就从刘文吉的家里面把黎元洪给绑了出来。黎元洪本来以为革命党要杀他，没想到是想让他出来做都督。他不想造反，但是他已经被革命党人控制了，他也没办法。
黎元洪在做都督的前几天，每天都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大家都说他像一尊佛菩萨，都叫他黎菩萨。革命党人为了逼他就范就想了个办法，就所有发出去的通电和文告，都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出，这就等于强行把黎元洪拉入了革命的阵营，他要想不从都身不由己了。后来黎元洪是看到了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才真正的做了新政府的都督。
自己来做这个皇帝；也有下属及其他亲近人士向他建议，一定程度上他可能自己也被一些舆论蒙蔽，认为这是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他自己对权力也有贪恋。但时代不同了， 人们思想的觉醒，使社会大流不允许开历史的倒车。
慈禧生前可能考虑过向君主立宪转型，她如果晚死几年，或者接班的皇帝不是几岁小孩，而是一位成熟的有改良意识的人， 可能有希望。
维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8%B7%AF%E8%BF%90%E5%8A%A8?
保路运动，又称保路风潮，发生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为清朝末年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反对清朝政府将地方准备兴建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进行国有化而发生的运动。其中四川省的运动最为激烈。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和平抗议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此次运动因使清廷调派湖北官军前往四川地方镇压，导致守备缺乏，是武昌起事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导火线 [编辑]1904年，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在成都设立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股本来源除认购之股、官本之股和公利之股外，主要是“抽租之股”，也称“租股”。租股的抽收办法，一般是随粮征集，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所抽租股均按市价折银，填给股票，每50两一股，按年领息，路成后可分红利。因此凡是纳税的四川农户皆为公司股东。为保障四川民众权益，《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55条，明确宣布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专集华股。由于租股占川汉铁路公司股本的比重越来越大，因此四川绅民强烈要求改官办为商办。
1907年，官股退出，名义上成为商办公司，但是公司管理层依然充斥各级官员，如该公司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为前邮传部参议；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其在1905年升任公司经理前，曾任广州府知府、琼州府知府、榆林府知府。
1909年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和湖北湖南境内的粤汉铁路，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五厘起息。后张之洞病逝，不久由邮传大臣盛宣怀接手督办。
1911年5月，清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四国银行团享有湘鄂境内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延长修筑的优先权。 1905年收回的粤汉铁路筑路权、四川民众拥有的川汉铁路筑路权因此丧失。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盛宣怀本欲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四川由于发生官员亏空案，反对尤为激烈，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发生。
至保路运动爆发为止，川汉铁路公司总共从民间募集1400万两的股款。因各种困难，宜万铁路（宜昌至万县）段于1909年底方才开工。据估算，其中约700万两用于的建设，对应等值股票，剩余700万两中的300万两，被前广州府知府、时任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在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中投机亏空。清中央政府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而不负责承担施典章亏空的300万两损失。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款项至保路运动发生前就已经消耗损失近半。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川汉公司商人股东本欲藉国有化让政府弥补亏空案损失。川汉铁路公司管理层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1][2]，商人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发动以一般民众为主要群体的中小股东抗争，希望让清中央政府承认官员亏空，否则将反对铁路国有化、并敲打清中央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权威。但清中央政府与盛宣怀拒不答应条件，遂使矛盾激化。[来源请求]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8%B7%AF%E8%BF%90%E5%8A%A8/603759
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是反对清政府出卖川汉、粤汉铁路的群众运动。1911年5月清政府皇族内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清廷出卖筑路权的行径激起各地人民反对。湖南各界群众以铁路公司、咨议局为阵地，积极争路，迫使湘抚杨文鼎奏请清廷收回成命。上奏遭申斥后，民众相继罢工、罢市、罢课，拒交捐税。湖北咨议局亦召开大会抗议，疾呼“存路救国”。
宜昌商股股东纷纷向铁路公司索回股本，铁路工人和附近农民起而支持，与官军发生流血冲突。广东铁路股东反对清廷强占粤路，坚持商办，华侨股东声明“誓死不从”。民众拒用纸币，挤兑银根，以示抵抗。在粤督张鸣岐高压下，股东赴香港成立保路会，继续抗争。
四川斗争尤为激烈，立宪派绅商首先发起保路，五月二十一日(6.17)组织保路同志会，持有租股的农民争相入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在清廷强行接收宜万段后，群起抗粮抗捐和暴动。七月十五日川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等人，查封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并用武力镇压请愿群众，死伤数百人，造成“成都血案”。
清廷饬令解散各地保路同志会，扩大镇压。中国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号召保路同志军乘机起义。各路义军攻打成都，久攻不下，转而分兵攻略各州县，发展为全川范围的武装起义，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3] [7]
事件背景
1911年6月1日，为了偿还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中向列强的借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川督王人文发出“歌电”，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此电明示，不许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即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邓孝可原认为“政府接收路，并非接收款”，至此方知政府款路皆收。王人文收电后，知此电一宣，全省必大乱，于是竟压下不宣。盛宣怀、端方又径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歌电”，李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转询督署。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电文公开，全省舆论大哗。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查帐员遭拒。
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后，原先的“文明争路”逐渐转向激烈抗争，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 [5]1911年5月，四川保路运动爆发，荣县人民积极响应。8月4日，四川同盟会领导人龙鸣剑及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将四川各地哥老会首领召集在资中罗泉镇召开会议，决定把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准备武装起义。 [6]
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清廷的压力下，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死难三十余人，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5]
“成都血案”后，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组成同志军，围攻省城。各州县同志军纷纷起兵，彝、藏、羌等少数民族也聚众起义。1911年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在四川省荣县宣布独立。 [5]
全川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此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大清王朝就此轰然倒塌。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