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 从他自己随手写的和口述的文字看，林彪每天所思所想有军国大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有穿衣、吃饭、出汗、着凉一类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 林彪许多重要决策是在这种思考中形成的。如关于“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关于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关于在京津等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建造人造山的建议，关于加强部队在江河湖海和水网地带军事训练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保持军队稳定的指示，命令，以及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等，都是踱步中做出的，考虑成熟就口述下来，然后制成正式文件，下发落实。 林彪大量所思所得所言没有公之于众，只是被保存在档案里，或是写在一张张散纸上，或是记在书本里，或是写在卡片上。林彪每天在不停地思考，同时也在不停地写着心得笔记。这是林彪的习惯，有所得必有所记。叶群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千年文字会说话。”林彪就是天天用“烂笔头”，给后人留下许多“会说话”的“千年文字”。 下面摘录几例，看看林彪每天都想些什么，记些什么： 例一：“忠庸，张春桥、柯庆施”。这是林彪口授由我写的一张卡片。“忠庸”的“忠”字，我写的是“中”，林彪在下面又加了个“心”。林彪心目中的张春桥是一个只会耍笔杆子、喊口号的平庸之辈。 例二：“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物质，不尊重人就会犯最大错误，青（指江青）威风正在犯大错误。”这是林彪口授让林立果写在《毛主席语录》上的一段话，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 例三：林彪写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笔记。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这段话旁边写道：“恩格斯未解决此点，而列宁则解决了，列宁说电子也是可以分割的。列宁有牢固一是多的观念，而恩则无，列高于恩，列由多引出二，恩是硬套成二”。 例四：林彪认为立场是决定观点、方法的。他写道：“立场、观点、方法之比重（是）7∶2∶1”。 他还写道：“两点（论）是说明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要用唯（物）论，查明情况才能定（性）质定政策。” 例五：林彪重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写的散记中有大量关于发展经济的内容，比如他写道：“只有影响人的生活的事是社会最大事”。“猛发展这一点”是“人类的灵魂、国魂、党魂，劳苦大众的良心，负责人的气概，高贵的品格”。党“须为经济努力”。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是“党兴亡定律”。 例六：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总想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3）主劳臣逸（视察之类）”。 林彪不爱交际，他认为“交际搞不出名堂来（且有百害——坚决天马行空）”。 例七：关于政策，林彪写道：“左中右——三节，用中节，循天命，勿过，勿不及”。“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中间政策就能团（结）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所以应该“左而留中。左，但反极左极右而成之”。 例八：林彪精心研究战争，写了许多关于打仗的笔记。其中，我在一张卡片上就记了林彪这样几句话：“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战争中要善于投机取巧，见利则进，不利则止（仗不在大小）。”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叶群办公室有一个被称作“卡片柜”的木头柜子，是专门用来保存卡片资料的。其中，就有许多是经叶群整理后的“散记”卡片。叶群办公室还有一个小保险柜，那里还有叶群的追记——《一〇一笔记》，林彪与叶群聊天时林彪的言论，叶群就追记在这个笔记本里。 每当整理“散记”，叶群都会让我去帮忙。一般的是把林彪亲笔写的制成卡片，存入“一〇一”卡片专柜；把林彪与叶群聊天时说的，记在《一〇一笔记》里；也有林彪亲笔写的一张张散纸，被原封不动地存进“一〇一”“手迹”专柜里。 叶群做事不专一，时常边整理边打电话，一个电话能打一个多小时，一句“那就这样吧”不知重复多少次才会把电话撂下。所以，每次整理“散记”都要花上几个小时。 在林彪的“散记”里也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林彪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林彪并不像在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什么都正确。 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 林彪读过我给他抄写的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写道：“指什么呢？有时是指总体，有时是指两成分，有时是互冲突。悟出，一指化合体，一指两成分，非同语异议，故使人迷糊了。” 林彪还写道：“没有单纯的过程，一切都是可再细分的，此点毛尚不了解。” 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为联（系），而非动、质、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未如此了解，他（以）为矛（盾）为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林彪写道，获得正确认识，不仅是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和感觉、思维的关系”，“单只实践仍得不到（正确）认识的”。 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 二是，“自我崇拜”。 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认为毛泽东搞“小帮帮”。所以他说：“毛应该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三是，“忌才”。 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 四是，“捏造”。 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 第一策是“拥”。 林彪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 第二策是“顺”。 林彪与毛泽东打交道几十年，深知毛泽东对敢于违逆自己意见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地倒台，使林彪懂得了“犯上者殊，用上者存”的道理。所以，他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自主事——唯胜是图（对下对事）。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 第三策是“默”。 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一个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办？故宜后帮。”“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江天按：本文为转载文章， 作者李银清，为唐山市开平区政府退休干部，原载于 2014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 责任编辑 黄 钟） 本文链接：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
附视频：文革初期毛泽东与朱德一场心照不宣的高手过招// 陈毅为何总不能让毛释怀// 周恩来与力挺毛泽东你的《中央九月来信》//杨尚昆说毛的多疑和记仇—— 细说1958年整肃粟裕大将之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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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坛小百脸网友的贱内二十多年前就在这本杂志发表过文章。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571974.html
加速了其灭亡。
..
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17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里，因为家里的事情，我很生气，就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的训练飞机，要回学校。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最让家长放心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是意外和伤心，他坐下来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指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磨杀驴啊！
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谁把林副主席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父亲一句，谁还敢整林副主席啊？
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号“响尾蛇”……说要“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虽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父亲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借刀杀人的意思。
父亲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通过了之后，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复到了平时对我们循循诱导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谈话，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这一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
时值8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纪要》里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间是被毛泽东“利用”了的无奈境地，只是出自我父亲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不幸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
很多人描述过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但从他们的描述里，我听出父亲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劳”，也听出了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他不是“党办的周副主任”，他只是一个同时兼有儿子、兄长、丈夫、父亲身份的普通人。接下来的40年里，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
9月10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
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
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
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
9月12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说是让他以后用来照顾老母亲。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同时被搜去的还有一块林立果送的劳力士金表，据说世界上只有60只，至今都没有归还。
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
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
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1957年一上大学就赶上“反右”，所以历来对政治没兴趣，淡泊名利。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以前哥俩碰在一起就经常辩论。
1969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
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
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
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
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
我父亲告诉他，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需要知识分子。
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
此时，他只有安慰哥哥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
我父亲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他反驳道：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父亲接着说，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我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我父亲接着我妈妈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我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
我妈妈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亲，也从来不过问我父亲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也没见过他们彼此之间交谈。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父亲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妈妈“交底”，我妈妈怎么跟他走呢？
1971年9月12日的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
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奶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了。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
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谁也顾不了了！
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行就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了”，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妈妈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临终遗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据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9月12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叵测，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1971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口气挺内疚的。
以前他们俩人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
他也准备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我走访过一些父亲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父亲本质和能力的评价使我宽慰。
正像于新野叔叔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青涩过、失落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有“破罐子破摔”。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面价值，要活得有意义，不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父亲是尽力了，他想做到忠孝两全。我遐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父亲在一起，去遵循道义，说不定也会跟他一样向妈妈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虽死犹荣。
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
从他自己随手写的和口述的文字看，林彪每天所思所想有军国大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有穿衣、吃饭、出汗、着凉一类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
林彪许多重要决策是在这种思考中形成的。如关于“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关于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关于在京津等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建造人造山的建议，关于加强部队在江河湖海和水网地带军事训练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保持军队稳定的指示，命令，以及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等，都是踱步中做出的，考虑成熟就口述下来，然后制成正式文件，下发落实。
林彪大量所思所得所言没有公之于众，只是被保存在档案里，或是写在一张张散纸上，或是记在书本里，或是写在卡片上。林彪每天在不停地思考，同时也在不停地写着心得笔记。这是林彪的习惯，有所得必有所记。叶群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千年文字会说话。”林彪就是天天用“烂笔头”，给后人留下许多“会说话”的“千年文字”。
下面摘录几例，看看林彪每天都想些什么，记些什么：
例一：“忠庸，张春桥、柯庆施”。这是林彪口授由我写的一张卡片。“忠庸”的“忠”字，我写的是“中”，林彪在下面又加了个“心”。林彪心目中的张春桥是一个只会耍笔杆子、喊口号的平庸之辈。
例二：“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物质，不尊重人就会犯最大错误，青（指江青）威风正在犯大错误。”这是林彪口授让林立果写在《毛主席语录》上的一段话，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
例三：林彪写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笔记。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这段话旁边写道：“恩格斯未解决此点，而列宁则解决了，列宁说电子也是可以分割的。列宁有牢固一是多的观念，而恩则无，列高于恩，列由多引出二，恩是硬套成二”。
例四：林彪认为立场是决定观点、方法的。他写道：“立场、观点、方法之比重（是）7∶2∶1”。
他还写道：“两点（论）是说明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要用唯（物）论，查明情况才能定（性）质定政策。”
例五：林彪重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写的散记中有大量关于发展经济的内容，比如他写道：“只有影响人的生活的事是社会最大事”。“猛发展这一点”是“人类的灵魂、国魂、党魂，劳苦大众的良心，负责人的气概，高贵的品格”。党“须为经济努力”。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是“党兴亡定律”。
例六：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总想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3）主劳臣逸（视察之类）”。
林彪不爱交际，他认为“交际搞不出名堂来（且有百害——坚决天马行空）”。
例七：关于政策，林彪写道：“左中右——三节，用中节，循天命，勿过，勿不及”。“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中间政策就能团（结）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所以应该“左而留中。左，但反极左极右而成之”。
例八：林彪精心研究战争，写了许多关于打仗的笔记。其中，我在一张卡片上就记了林彪这样几句话：“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战争中要善于投机取巧，见利则进，不利则止（仗不在大小）。”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叶群办公室有一个被称作“卡片柜”的木头柜子，是专门用来保存卡片资料的。其中，就有许多是经叶群整理后的“散记”卡片。叶群办公室还有一个小保险柜，那里还有叶群的追记——《一〇一笔记》，林彪与叶群聊天时林彪的言论，叶群就追记在这个笔记本里。
每当整理“散记”，叶群都会让我去帮忙。一般的是把林彪亲笔写的制成卡片，存入“一〇一”卡片专柜；把林彪与叶群聊天时说的，记在《一〇一笔记》里；也有林彪亲笔写的一张张散纸，被原封不动地存进“一〇一”“手迹”专柜里。
叶群做事不专一，时常边整理边打电话，一个电话能打一个多小时，一句“那就这样吧”不知重复多少次才会把电话撂下。所以，每次整理“散记”都要花上几个小时。
在林彪的“散记”里也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林彪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林彪并不像在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什么都正确。
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
林彪读过我给他抄写的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写道：“指什么呢？有时是指总体，有时是指两成分，有时是互冲突。悟出，一指化合体，一指两成分，非同语异议，故使人迷糊了。”
林彪还写道：“没有单纯的过程，一切都是可再细分的，此点毛尚不了解。”
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为联（系），而非动、质、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未如此了解，他（以）为矛（盾）为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林彪写道，获得正确认识，不仅是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和感觉、思维的关系”，“单只实践仍得不到（正确）认识的”。
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
二是，“自我崇拜”。
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认为毛泽东搞“小帮帮”。所以他说：“毛应该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三是，“忌才”。
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
四是，“捏造”。
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
第一策是“拥”。
林彪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
第二策是“顺”。
林彪与毛泽东打交道几十年，深知毛泽东对敢于违逆自己意见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地倒台，使林彪懂得了“犯上者殊，用上者存”的道理。所以，他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自主事——唯胜是图（对下对事）。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
第三策是“默”。
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一个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办？故宜后帮。”“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江天按：本文为转载文章， 作者李银清，为唐山市开平区政府退休干部，原载于 2014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 责任编辑 黄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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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 也聊川普与俄乌和谈及其转归 再侃红颜薄命 由里根的段子说到暴君的急智和习主席的另类幽默 由大S之死说到为何红颜多薄命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2%8E%E9%BB%84%E6%98%A5%E7%A7%8B
本坛小百脸网友的贱内二十多年前就在这本杂志发表过文章。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571974.html
加速了其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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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17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里，因为家里的事情，我很生气，就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的训练飞机，要回学校。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最让家长放心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是意外和伤心，他坐下来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指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磨杀驴啊！
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谁把林副主席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父亲一句，谁还敢整林副主席啊？
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号“响尾蛇”……说要“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虽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父亲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借刀杀人的意思。
父亲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通过了之后，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复到了平时对我们循循诱导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谈话，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这一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
时值8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纪要》里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间是被毛泽东“利用”了的无奈境地，只是出自我父亲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不幸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
很多人描述过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但从他们的描述里，我听出父亲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劳”，也听出了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他不是“党办的周副主任”，他只是一个同时兼有儿子、兄长、丈夫、父亲身份的普通人。接下来的40年里，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
9月10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
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
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
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
9月12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说是让他以后用来照顾老母亲。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同时被搜去的还有一块林立果送的劳力士金表，据说世界上只有60只，至今都没有归还。
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
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
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1957年一上大学就赶上“反右”，所以历来对政治没兴趣，淡泊名利。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以前哥俩碰在一起就经常辩论。
1969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
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
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
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
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
我父亲告诉他，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需要知识分子。
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
此时，他只有安慰哥哥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
我父亲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他反驳道：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父亲接着说，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我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我父亲接着我妈妈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我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
我妈妈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亲，也从来不过问我父亲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也没见过他们彼此之间交谈。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父亲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妈妈“交底”，我妈妈怎么跟他走呢？
1971年9月12日的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
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奶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了。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
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谁也顾不了了！
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行就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了”，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妈妈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临终遗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据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9月12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叵测，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1971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口气挺内疚的。
以前他们俩人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
他也准备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我走访过一些父亲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父亲本质和能力的评价使我宽慰。
正像于新野叔叔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青涩过、失落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有“破罐子破摔”。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面价值，要活得有意义，不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父亲是尽力了，他想做到忠孝两全。我遐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父亲在一起，去遵循道义，说不定也会跟他一样向妈妈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虽死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