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高层抓捕“四人帮”决策【ZT】

一天

楼主 (文学城)

高层抓捕“四人帮”决策

炎黄春秋｜2025-03-02

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最值得注意的是，《叶剑英年谱》称，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去的说法，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叶剑英年谱》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之前，叶、汪已经议论过。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则有详述。据武健华说，9月12日至10月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9月12日，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 9月15日，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会见外宾后，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再次同汪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仅证实了《叶剑英年谱》所说，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具体。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但系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部下；据他说，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与《叶剑英年谱》不一。查《人民日报》，9月11日至14日，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15日未去。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叶、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也有人说，叶剑英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已经就解决“四人帮”达成共识。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叶选基（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的根据，是1976年7月叶剑英曾去华国锋家拜访，表示支持华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党不能搞第二武装，直指“四人帮”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寥寥几句，看不出叶、华是如何谈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于叶、华这次谈话，其实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记述比较细致，而谈话的情况是叶剑英亲口向熊蕾父亲熊向晖（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转述的。据熊蕾所述，叶剑英同华国锋谈话，与熊向晖的建议有关。叶、华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7月，华称叶是“九亿人民的元帅”，表示了对叶的敬重。叶主要问了华两个问题，一是治国方针，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一纲”是阶级斗争，“两目”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二是人事安排，华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华向叶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提醒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一个，不能搞多中心。叶对他和华的面谈非常满意。（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没有提及叶、华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看来，这次谈话加深了叶、华彼此的了解，但说两人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了共识，则根据不足。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酝酿是一回事，提出动议又是一回事。究竟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叶剑英。近十多年来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表明，提出动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他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吴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德不是这个情节的直接当事人，他大概是从华那里得知的。因为他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华国锋回答老熟人的询问说：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另一位直接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发表过回忆。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直接当事人，很可能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他再转告王震和熊向晖的。熊蕾显然是从父亲那里听说了此事。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回忆，也许算是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访叶剑英的，叶选基的转述很含糊。《叶剑英年谱》则明确记述：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一些知情人还提到一个过去不大知道的情况：毛泽东追悼大会后，李鑫曾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记述比较具体。他说，9月12日（不是毛泽东追悼大会之后，追悼大会是9月18日——笔者注）李鑫就跟汪东兴议论过“四人帮”的动向，建议“早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议他找个时间同华谈谈。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东交民巷华国锋家（耿飚也说，华国锋当时的住处是北京东城区东交民巷，参见《耿飚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但《叶剑英传》称，华国锋当时居住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同华谈了“四人帮”的情况，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华“听进去了”，但没有明确态度，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以前引当事人的回忆，李鑫向华汇报时，华此前两天或一天已经委托李先念去向叶提出动议，所以，华不表态很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缘故。华国锋、李先念的回忆，吴德的口述，还有熊蕾的文章，所说时间和对话内容不尽一致，但基本情节相同，都说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目前的疑点有：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何时与华面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细节。据华说，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细究起来，《叶剑英年谱》不仅与华国锋所说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叶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第四，吴德口述谈及一个情况：华曾告诉他，9月11日华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也就是说，叶、汪密谈前一天，华、汪已经谈过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叶、汪密谈应该会涉及华、汪谈话，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华报告。但武健华所记，丝毫没有提及。谁的记忆有误，一时尚难判定。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前引史料，至迟到9月14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与叶之间的互动。华与叶是如何商量的？这方面材料不多，华国锋事后曾零星谈到。1977年3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转引自《叶剑英传》）2000年5月，华对《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谈及，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见。（参见《李先念传》下）更多的详情，由于两位都已故去，无法向人们披露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间的联系，是叶剑英分别沟通的。据叶向真说，这是叶剑英的安排。叶向真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队的??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叶帅的部署。”“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走来走去。”事后叶向真问汪东兴、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汪说，“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周海滨《“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从回忆和口述史料看，商议过程中，华、叶、汪的确未曾三人碰头；不过，华汪之间还是有几次直接面商的。有意思的是，与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联系，是华国锋本人沟通的。据吴德口述，大约是（九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他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他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华国锋的记忆证实了吴德口述，他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他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音刚落，有位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华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的谈话，2000年5月20日。参见《李先念传》下）华、吴所忆，情形基本一致。与吴德口述对照，华说的“有位同志”就是纪登奎。吴德口述和华国锋的回忆表明，华、叶、汪、李分别联系后，华又同政治局成员吴德、陈锡联、纪登奎或许加上陈永贵作了沟通。据吴德口述，事后华国锋曾告诉他，华还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说，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说，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知晓此事。高层人士之间的联系，除了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一些元老和将帅，后者主要是通过叶剑英来沟通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1日，叶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聂荣臻派去的杨成武（时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谈话，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有关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9月24日或25日，叶在住地同粟裕（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宋时轮（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谈话，告知要解决“四人帮”问题；10月3、4日，应陈云要求，叶剑英派叶选基将陈接至家中，征求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此前，叶还在住所同邓颖超谈话。据陈云说，叶还准备告诉聂（荣臻）、徐（向前）两帅。聂荣臻的回忆证实：10月5日叶剑英要杨成武告诉他，事情已商量好，请他放心。（《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传》说，毛的追悼活动结束后，叶剑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围部队的情况，粟知道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了解了部队情况，向叶作过汇报。（《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叶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硕果仅存的仍居党政军权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将希望寄托于他。上述情况还说明，“四人帮”积怨甚深，毛泽东逝世前后，党内上层对其不满已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而这种不满也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渐成一种隐伏的共识。尚存的疑问，一是在国务院会议室的议论到底是几号？吴德只记得十几号，华明确记得是9月16日；二是陈永贵是否参加了这次碰头会？华说陈参加了，吴德口述则未提及。李先念也说过，陈永贵不知此事。

weed123

一天

感觉此文比较严谨，特转发。

竞

竞选

一天

这篇文章说：毛病重期间，叶剑英王震等军头最初决定不仅要抓四人帮，连华国锋、汪东兴也要同时抓捕，后来才与华、汪联手抓四人帮

随后汪东兴来了，把杜修贤召唤到停放毛泽东遗体的大房间里，并叮嘱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等贴身侍从也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八个人走进来，围绕停放着毛泽东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排成一行在遗体前照像。八个人手挽手、十指相扣，在遗体前照像。照完后又照其他合影。总共照了二十几张，以后，遗体即被转移至人民大会堂，等着“万民瞻仰”。而且整个拍照过程都安排在深夜进行，令人感觉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八人帮合影照片，照片中左起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

毛发动“文革”，是借所谓“群众运动”来扫除一切对建造毛家王朝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由中共元老们组成的官僚群集团，其中最大的群体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文职官僚系统。在这方面毛通过文革从中央到地方，在各级政权中都己基本完成了清洗，即所谓的打倒走资派，由“造反派”取而代之。但在军队系统却还远未完成。在将级军官以上根本没有“造反派”的位置。尤其在林彪事件后，原来的老军头们好多都官复了原职。而这些人与刘、邓文职官僚系统的人都有千丝万缕关系，看见朋友的下场能不兔死狐悲？何况好多人自己都在文革中不同程度遭过整。所以看见毛要咽气了，当然不想让江青一伙再当权。而此时的老毛大限将至，已无力在军中搞大清洗了。

于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和几个将军就私下找到叶剑英提出以武力抓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但是老谋深算的叶剑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他用右手单独伸直大姆指，然后用左手把右手姆指按下去，以这种“肢体语言”表示要等老毛“倒头”（死了）才能行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李德生到北京吊唁，乘机便跑到玉泉山看望叶剑英。叶剑英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以防止别人的窃听，然后低声的和李德生商量以武力抓捕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等人。叶剑英认为华国锋、汪东兴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心腹，也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也是靠迫害老干部起家的政治暴发户，江青集团的四个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如果上台会继续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自己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必须一起打掉。李德生支持叶剑英的行动，并提出在沈阳军区秘密抽调800名精干的军人荷枪实弹赶来北京和其它部队一道攻打中南海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一场宫廷政变就这么定了下来。

李德生回沈阳军区和副司令员萧全夫秘密商量（瞒着毛远新与曾绍山）从39军64军16军23军和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分别抽调了800名精干的、有实战经验的军人，每人一支自动手枪200发子弹，于9月底坐汽车秘密赶到北京玉泉山叶剑英的家附近等待叶剑英的命令。沈阳军区司令部警卫连长于大海（化名，30年后他成为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发现还有北京军区和几个军区的许多军人荷枪实弹在一起等待命令。但是军人们不知道要干什么，于大海只是感到气氛非常紧张。此时在玉泉山会议室中，王震、杨成武等几个高级将领好像在争论一个什么重大的事情，众人七嘴八舌乱成一团。站在窗外面警戒的于大海突然听到王震猛击桌子大喝一声，“就这么定了”！于大海事后才知道，在将领中是王震一锤定音：抓捕四人帮！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平时并不大来往的李先念突然联系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与汪东兴的想法。说他们也想以武力抓捕江青等人。使叶剑英又惊又喜。原来毛死后，江青更加骄横跋扈，根本不把华、汪等人放在眼里。于是华国锋意识到，自己这个大位不但坐不稳，很可能不久就会被江取代。而华国锋所持有的最大“护身符”，即毛所谓的“遗诏”：“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六个字是“有问题找江青”。这更令华感到不安。其次华也深知，军队根本不会听他的。单靠他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那些人根本打不过老军头们已部署进京的兵力，因此决定倒戈与叶剑英合作。而叶剑英和几个心腹商量后，也认为应该转变原来的方案，抓住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联合华国锋、汪东兴共同打掉江青集团。因为华国锋是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如此一来便占有道义上的制高点，对党内、党外，现实和历史都能有一个站得住脚的说法。更名正言顺了！于是最后决定利用汪东兴的警卫团实施这次抓捕行动。叶剑英从外地调来的军人，部署在二线，既是后援，又是监督。于是叶剑英派出几个贴身警卫员去中南海现场参与并监督中央警卫团的行动。为了以防万一，叶剑英命令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中南海周围埋伏警卫一师荷枪实弹，沈阳军区等一千名军人紧握手枪蹲在中南海地下通道中，以防汪东兴万一变卦，就冲进中南海，消灭中央警卫团，打死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王洪文、毛远新等。卫戍区的另外三个警卫师在北京城内待命，同时北京军区的几个军在北京周边待命随时准备阻击万一有企图来救援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的部队。这几个军是老华北军区的部队，都是杨成武的部下。

由于部署如此周密，华、汪又是真心合作。而江青一伙，除了狂妄傲慢就只剩孤家寡人。所以到时完全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前后仅用了35分钟便大功告成。毛家王朝的政治香火与“传位梦”，也就此永远破灭！

四年后，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被迫下台。再加上早已被判了刑的毛远新，于是坊间有了个戏谑性的称谓曰“八人帮”。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桩大公案，却由一张照片引发。

八人帮合影照片，照片中左起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八人手拉手，十指相扣，如此向遗体告别，世所罕见。

1976年9月10日，毛泽东死后第二天晚上，汪东兴突然令中南海专职摄影小组组长杜修贤带上足够的胶卷跟他走一趟，杜紧跟着到中南海毛泽东死前的最后住处。四下无人，他在过道里等了大约40分钟。既不敢进又不敢退，正在犹豫之间，内门忽然开启，他看到华国锋、陈锡联、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陆续从里面的房间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着牙，像是才吃过饭，似乎还有一股酒气。姚文元走过来的时候说：“我几次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看了看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随后汪东兴来了，把杜修贤召唤到停放毛泽东遗体的大房间里，并叮嘱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等贴身侍从也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八个人走进来，围绕停放着毛泽东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排成一行在遗体前照像。八个人手挽手、十指相扣，在遗体前照像。照完后又照其他合影。总共照了二十几张，以后，遗体即被转移至人民大会堂，等着“万民瞻仰”。而且整个拍照过程都安排在深夜进行，令人感觉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曾向杜修贤询问，要这次照片的样片。杜修贤暗想，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张，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于是连忙冲洗了三份样片，分别送去。每份有七、八张。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手挽手的，一张是没有挽手的。江青表示很满意，责成杜修贤修版、放大，赶快冲印八份，分别送给八个人。毛泽东逝世后的头一个月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十分微妙。表面看来老实敦厚的华国锋，一直在权衡与比较着各种政治力量，并在其中小心谨慎地拿捏着分寸。这张照片充分证明，华与“四人帮”的几个人曾经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因此杜修贤将这些照片密藏了一份。

1978年12月汪东兴被解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杜修贤为求自保，考虑再三，拖到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夕，经由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将该照片和亲笔写的拍摄过程转呈给中共中央纪委。此后不久，华国锋即被迫辞职。

责任编辑：东方白来源：议报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2019/1126/13744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