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毛发动的文革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76年毛死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四人帮”，江青被列在“四人帮”之首。
1981年，中共最高法院成立的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了所谓的公开审判，并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将文革的罪责推到他们身上，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江青被判死缓，后改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江青自杀身亡，终年77岁。
对于中共最高法的判决，江青拒不服从。江青曾针对公诉人的起诉书，在法庭上进行了自我辩护，并指其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尽管其声明几次被打断，但从她的质疑中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一些真相，可以了解中共的此次审判的确是在“歪曲、篡改历史”。
谁应当为文革承担罪责？
对于由“四人帮”承担文革主要罪责，江青在声明中表示，其从文革1966年发动以来，到毛死去，她“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执行毛中央的指示和政策。江青质问道：“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江青的不服确有道理。文革是毛发动的，江青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秉承毛的指示。
至于“四人帮”一词的出现更是在文革之后，而且是出自毛之口。1974年7月1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又对王洪文说：“你不要搞四人帮”。
在毛所定义的“四人帮”中，江青曾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九大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文革时期上海公社领袖，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王洪文，文革时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头目，十大时成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毛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姚文元，因其那篇著名的文章宣告了文革的开始，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此四人完全依赖毛的提拔和庇护，而他们对毛的忠心也是显而易见的。
很显然的是，“四人帮”形成于中共十大（1973年）之后。他们并不应该为文革的发动承担主要责任，虽然他们依赖文革而爬上了政治舞台的高峰，并且做了不少坏事。正如江青在庭审中所说的那样，她不过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咬谁就咬谁。她迫害刘少奇夫妇如果没有毛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而中共官方也承认：“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贯彻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助手。既然是助手，无疑是要听主子的话的。正是在毛的授意下，“四人帮”于1974年初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同时，“四人帮”在毛的默许下，将该运动指向了当年病重住院的周恩来。
1975年，还是在毛的指示下，“四人帮”又展开了关于社会不平等与政治权力的讨论并涉及了诸如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教育方针，引进国外技术，老干部复职等问题。“四人帮”大肆批判了资产阶级权利，提出对此要进行限制，而要进行独裁专政。没有毛这个后台，周恩来、邓小平是不会把“四人帮”当回事的。
显然，中共将发动文革的罪责推到“四人帮”身上，是有原因和目的的。因为戕害了无数中国人、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文革，必须有人承担罪责，但如果将罪责推到毛身上，中共能否保住显然是个大问题。是以为了延续中共的寿命，中共有意推卸毛的罪责，并对反思文革加以控制，其目的就是掩盖中共的邪恶本质，使其继续为害中国。
（网络照片）
林彪与江青是亲密战友？
中共的起诉书中将林彪和江青同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此，江青反驳称：“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确如江青所言，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相反，二者之间却充满了冲突。据说，林彪相当排斥江青所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多次支持黄永胜挫败江青想染指军队的企图，而江青对林彪也是恨之入骨的。
而且，文革的爆发根本与林彪无关，能够打倒刘少奇并擢升林彪的正是毛本人。在对待文革的发动问题和文革中，林彪一方面公开表示支持毛，另一方面却亲自签发了军委八条，主张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表明了其真实的态度。
1969年，林彪在成为毛的接班人后，开始与毛在对美关系上和如何重建中共的权力机构，如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上产生了分歧。多疑的毛开始怀疑林彪要搞垮他，怀疑林彪想要从自己手中夺权。特别在随后由毛发动的“批陈（伯达）整风”运动中，林彪并没有完全顺从毛，而是采取了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这让毛更加怀疑，并由此设下了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选择充当了毛的帮凶，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飞机在蒙古坠毁。其后，毛开始了新的一轮的清洗。支持林彪的20多个高级军官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1人被解除职务，而林彪则被扣上了一大堆如阴谋杀害毛，建立军事独裁“极左”等罪行。
所以，中共将林彪和“四人帮”混在一起加以鞭挞，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歪曲历史，掩盖中共的罪恶。
否认说过“邓小平是汉奸”
江青在辩护词中指出，起诉书中罗织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比如说她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
关于“邓小平是汉奸”的说法，中共党史并无提及，而海外曾有媒体依据苏联档案证实此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且邓小平之女邓榕回忆说，邓小平在儿女面前从来不提他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在刻意回避什么？
资料显示，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20世纪初广安的风云人物，曾娶过四房妻室，邓小平的生母是他的第二个妻子；邓文明曾当过广安县团练局长，后又成了哥老会协兴乡分会的老大，镇压了几次共产党挑动的暴乱，杀死了很多共匪。1936年的一天，在拜佛回家的路上，被土匪或仇敌打死。邓小平后来回忆道，童年的生活都是很自由很丰富的贵公子生活，邓的父亲曾担任广安县警卫总办。
外界分析，亲生父亲在家乡被杀，也许杀死邓小平父亲的人就是共产党，自己又是共党主要领导人，这样的家乡如果回去了，邓小平情何以堪？
其他党内高官承担什么责任？
针对起诉书中将罪责指向“四人帮”，江青反问邓小平等高官：“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和批示？”
“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
“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
“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
“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
诚如江青所言，虽然其秉承毛的旨意做了许多坏事，但其他追随毛的中共高官如周恩来、邓小平、华国锋等难道不也是在助纣为虐？他们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江青，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毛发动的文革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76年毛死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四人帮”，江青被列在“四人帮”之首。
1981年，中共最高法院成立的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了所谓的公开审判，并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将文革的罪责推到他们身上，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江青被判死缓，后改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江青自杀身亡，终年77岁。
对于中共最高法的判决，江青拒不服从。江青曾针对公诉人的起诉书，在法庭上进行了自我辩护，并指其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尽管其声明几次被打断，但从她的质疑中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一些真相，可以了解中共的此次审判的确是在“歪曲、篡改历史”。
谁应当为文革承担罪责？
对于由“四人帮”承担文革主要罪责，江青在声明中表示，其从文革1966年发动以来，到毛死去，她“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执行毛中央的指示和政策。江青质问道：“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江青的不服确有道理。文革是毛发动的，江青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秉承毛的指示。
至于“四人帮”一词的出现更是在文革之后，而且是出自毛之口。1974年7月1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又对王洪文说：“你不要搞四人帮”。
在毛所定义的“四人帮”中，江青曾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九大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文革时期上海公社领袖，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王洪文，文革时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头目，十大时成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毛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姚文元，因其那篇著名的文章宣告了文革的开始，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此四人完全依赖毛的提拔和庇护，而他们对毛的忠心也是显而易见的。
很显然的是，“四人帮”形成于中共十大（1973年）之后。他们并不应该为文革的发动承担主要责任，虽然他们依赖文革而爬上了政治舞台的高峰，并且做了不少坏事。正如江青在庭审中所说的那样，她不过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咬谁就咬谁。她迫害刘少奇夫妇如果没有毛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而中共官方也承认：“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贯彻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助手。既然是助手，无疑是要听主子的话的。正是在毛的授意下，“四人帮”于1974年初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同时，“四人帮”在毛的默许下，将该运动指向了当年病重住院的周恩来。
1975年，还是在毛的指示下，“四人帮”又展开了关于社会不平等与政治权力的讨论并涉及了诸如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教育方针，引进国外技术，老干部复职等问题。“四人帮”大肆批判了资产阶级权利，提出对此要进行限制，而要进行独裁专政。没有毛这个后台，周恩来、邓小平是不会把“四人帮”当回事的。
显然，中共将发动文革的罪责推到“四人帮”身上，是有原因和目的的。因为戕害了无数中国人、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文革，必须有人承担罪责，但如果将罪责推到毛身上，中共能否保住显然是个大问题。是以为了延续中共的寿命，中共有意推卸毛的罪责，并对反思文革加以控制，其目的就是掩盖中共的邪恶本质，使其继续为害中国。
（网络照片）
林彪与江青是亲密战友？
中共的起诉书中将林彪和江青同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此，江青反驳称：“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确如江青所言，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相反，二者之间却充满了冲突。据说，林彪相当排斥江青所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多次支持黄永胜挫败江青想染指军队的企图，而江青对林彪也是恨之入骨的。
而且，文革的爆发根本与林彪无关，能够打倒刘少奇并擢升林彪的正是毛本人。在对待文革的发动问题和文革中，林彪一方面公开表示支持毛，另一方面却亲自签发了军委八条，主张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表明了其真实的态度。
1969年，林彪在成为毛的接班人后，开始与毛在对美关系上和如何重建中共的权力机构，如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上产生了分歧。多疑的毛开始怀疑林彪要搞垮他，怀疑林彪想要从自己手中夺权。特别在随后由毛发动的“批陈（伯达）整风”运动中，林彪并没有完全顺从毛，而是采取了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这让毛更加怀疑，并由此设下了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选择充当了毛的帮凶，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飞机在蒙古坠毁。其后，毛开始了新的一轮的清洗。支持林彪的20多个高级军官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1人被解除职务，而林彪则被扣上了一大堆如阴谋杀害毛，建立军事独裁“极左”等罪行。
所以，中共将林彪和“四人帮”混在一起加以鞭挞，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歪曲历史，掩盖中共的罪恶。
否认说过“邓小平是汉奸”
江青在辩护词中指出，起诉书中罗织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比如说她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
关于“邓小平是汉奸”的说法，中共党史并无提及，而海外曾有媒体依据苏联档案证实此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且邓小平之女邓榕回忆说，邓小平在儿女面前从来不提他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在刻意回避什么？
资料显示，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20世纪初广安的风云人物，曾娶过四房妻室，邓小平的生母是他的第二个妻子；邓文明曾当过广安县团练局长，后又成了哥老会协兴乡分会的老大，镇压了几次共产党挑动的暴乱，杀死了很多共匪。1936年的一天，在拜佛回家的路上，被土匪或仇敌打死。邓小平后来回忆道，童年的生活都是很自由很丰富的贵公子生活，邓的父亲曾担任广安县警卫总办。
外界分析，亲生父亲在家乡被杀，也许杀死邓小平父亲的人就是共产党，自己又是共党主要领导人，这样的家乡如果回去了，邓小平情何以堪？
（网络照片）
其他党内高官承担什么责任？
针对起诉书中将罪责指向“四人帮”，江青反问邓小平等高官：“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和批示？”
“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
“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
“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
“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
诚如江青所言，虽然其秉承毛的旨意做了许多坏事，但其他追随毛的中共高官如周恩来、邓小平、华国锋等难道不也是在助纣为虐？他们该承担什么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