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新讲：国共互殴争天下（1）
蒋闻铭
近代中国，孙文革命党和袁世凯合力，推翻了满清王朝，换来的却是天下大乱。北平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东北是张作霖，西北是冯玉祥，山西是阎锡山，广西是李宗仁，广东是孙中山陈炯明，江浙一带是孙传芳，再加上后来的蒋介石和无数股在各地起兵造反的共产党。乱世英雄起四方，大家自立山头，一堆的乱七八糟。
后面几十年，国民党共产党，就成了中国现实政治的主力。向日本学习的潮流，彻底消退。大家以俄为师，国共之争，蜕变成了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国民党共产党，你杀我我杀你，武力兼并，一步一步，军阀做成了领袖，领袖做成了皇帝。事情说起来，惊心动魄，其实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中国的集权王朝，两千多年，几百年一轮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刘邦刘秀扬坚朱元璋努尔哈赤，再加上三国水浒说唐演义，同样的故事，多了去了，说不完，其实也没什么新鲜。再有就是几十年的歪曲捏造，改来改去，共产党如何如何，国民党怎样怎样，谁做了什么样的贡献，谁做坏了什么事，谁品德高尚，谁人品低劣，连标点符号，都没法信，你想去弄，也不可能弄得明白，所以不值当的，没必要白费这个工夫。 现在要想知道点什么，千万不要去查百度百科，那里边全都是胡说八道。维基百科要好不少，可以做参考。
共产党任意歪曲伪造历史，登峰造极的时期，固然是文革。文革期间，最有名的油画，一幅是毛主席去安源，一幅是井冈山林彪和毛泽东会师。不过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就说前面我们讲过的一大，下面是官网上的描述：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这几段，从会议地点，到会议的内容，和张国焘的回忆，没有一点能对上。中共有那么多的党史专家，说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些依据吧？明摆着就是这些人在瞎编故事，胡说八道。
中国近代，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一直是内忧外患。共产党强调外患，把中国的近代史，说成了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国耻。其实呢，中国近代，除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始终是内忧大于外患。整体上给中华民族，近代的全体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伤害的，是内忧。前面是太平天国洪杨之乱，蹂躏中国南方十四年；后面先是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接下来是国共互杀，军阀混战。好不容易东北易帜，蒋中正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又来了日本人。抗日救亡，国共再次合作，两边都是一边抗日，一边接着中国人杀中国人。八年抗战，国共两党一共消灭了多少日本人，说不明白，但是国民党实实在在地是消灭了初期的新四军，共产党也通过剿灭兼并国民党无数在敌后的抗日武装，发展壮大，是不争的事实。后来的国共二次内战，中共表现最出色的将领，是粟裕。要了解共产党在敌后的作为，只要去读他的回忆录，数一下他打了多少次日本鬼子，同时消灭了多少国民党在敌后的抗日武装。
最后救了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的，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而是美国。中国差一点被日本灭了，幸亏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打败日本救了中国。
天下大乱的中国，未必不好！
天下大乱，则文学科学之士不断涌现，活力无限。这，就是中国问题的根本。
其实，在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并未处于无政府状态，当局的统治依然有效，只不过统治管理机构更换了名称而已。“文革”期间政府是否有效地行使着管理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得很清楚。
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的10余年间，中国的各级政府中，真正失效或瘫痪的只是一些相对次要的部门和机构，而且这种失效和瘫痪只发生在1966年到1967年这一段时间。中央政府关键部门的运作基本保持正常，象外交、宣传、军事、财政金融、海关、铁路、航空、重要工业设施等，一直处在政府和党的强力控制下。在这些部门虽然也有“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其正常运作。以刘少奇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为标志，“文革”中的权力斗争暂告一段落，政府运作随即基本恢复正常。因此，从“文革”的整个历史看，根本就未出现过彻底的无政府状态。
中国是党政合一的国家，党对政府行领导之责，而领袖与党的关系又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绝对独裁。因此“朕即国家”实在是“文革”时期中国最准确的写照。“朕既国家”式的独裁统治在“文革”期内一直非常有效，“文革”高潮时期部份政府职能部门的短时间瘫痪，并不等于国家行政能力的真空。实际上，政府或准政府的权力机构一直存在，比如“文革领导小组”、“军宣队”、“工宣队”、“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及各种各样的指挥部、“军管会”，后来则是各级“革命委员会”。而这些机构里的执掌权力者，除了一部份是“造反派”外，其他的人或者是军队干部，或者是原政府机关中剔除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后剩下的官员，货真价实的“老走资派”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也为数不少。整个社会并没有因政府机构的短期瘫痪而失控，只不过控制方式有所变换。当时的社会控制实际上主要有3种形式：随时发布的领袖的最高指示，这可被称为“崇拜力控制”；“红卫兵”和一般群众自发的服从和追随，这是“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如果有人的言语和行动越出了这两种控制，则还有“群众专政”以及军队和公安的“武力控制”。
在党国一体的统治方式下，中国的各级政府仅仅是党的权力意志的执行机构而已，所有实际权力集中在中共中央，而中共中央主席则是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真正的最高领袖。正因为如此，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刘少奇可以被随意罢免、拘禁、迫害至死，而国人当时并未觉得是“翻了天”；在民众心目中，他只不过是执行最高领袖旨意的一个“臣子”而已。同样，各级政府瘫痪了，但党委还在，因此民众并不觉得国家机器垮台了。当时毛泽东号召揪出各级“走资派”，但从来没有说过要取缔政府，“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也从来没有宣布过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非法或失效的国家权力机关。这些机构无论多么橡皮图章化或者彻底瘫痪，在法律意义上却一直存在。类似枪毙遇罗克这样的案子，仍然要通过法院而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来审判定罪──哪怕是形式上的。虽然各级地方政府被“革命委员会”所取代，但“革命委员会”所行使的权力和先前的政府其实并没有实质区别，只不过是政府机关名称的一种改换罢了。当时一切具有法律作用的文件，对外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发布，对内在中共“九大”以前主要是以中共中央或“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来不认为“文革”期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或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文件是非法的。
用今天的眼光审视“文革”的这段历史，那时的中国确实有过“动乱”，但这种“动乱”是最高领袖通过国家机器有目的地组织实现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从“文革”前党政机构运作模式的眼光去看，毛泽东发动的这次运动当然是一场“动乱”；但从“文革”时期有效统治的角度去看，这场“动乱”并未动摇中共的统治，也未改变中国的国家机器之基本特点，它在“动乱”中仍然是一个具有高度全面的社会控制力、国家权力无限的全能国家。既然极权体制的特徵未变，当然不能假定在极权体制的控制下会出现无政府状态。
https://blog.creaders.net/u/2923/201401/170725.html
是一种恐惧之下的安分。
党史新讲：国共互殴争天下（1）
蒋闻铭
近代中国，孙文革命党和袁世凯合力，推翻了满清王朝，换来的却是天下大乱。北平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东北是张作霖，西北是冯玉祥，山西是阎锡山，广西是李宗仁，广东是孙中山陈炯明，江浙一带是孙传芳，再加上后来的蒋介石和无数股在各地起兵造反的共产党。乱世英雄起四方，大家自立山头，一堆的乱七八糟。
后面几十年，国民党共产党，就成了中国现实政治的主力。向日本学习的潮流，彻底消退。大家以俄为师，国共之争，蜕变成了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国民党共产党，你杀我我杀你，武力兼并，一步一步，军阀做成了领袖，领袖做成了皇帝。事情说起来，惊心动魄，其实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中国的集权王朝，两千多年，几百年一轮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刘邦刘秀扬坚朱元璋努尔哈赤，再加上三国水浒说唐演义，同样的故事，多了去了，说不完，其实也没什么新鲜。再有就是几十年的歪曲捏造，改来改去，共产党如何如何，国民党怎样怎样，谁做了什么样的贡献，谁做坏了什么事，谁品德高尚，谁人品低劣，连标点符号，都没法信，你想去弄，也不可能弄得明白，所以不值当的，没必要白费这个工夫。 现在要想知道点什么，千万不要去查百度百科，那里边全都是胡说八道。维基百科要好不少，可以做参考。
共产党任意歪曲伪造历史，登峰造极的时期，固然是文革。文革期间，最有名的油画，一幅是毛主席去安源，一幅是井冈山林彪和毛泽东会师。不过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就说前面我们讲过的一大，下面是官网上的描述：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这几段，从会议地点，到会议的内容，和张国焘的回忆，没有一点能对上。中共有那么多的党史专家，说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些依据吧？明摆着就是这些人在瞎编故事，胡说八道。
中国近代，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一直是内忧外患。共产党强调外患，把中国的近代史，说成了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国耻。其实呢，中国近代，除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始终是内忧大于外患。整体上给中华民族，近代的全体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伤害的，是内忧。前面是太平天国洪杨之乱，蹂躏中国南方十四年；后面先是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接下来是国共互杀，军阀混战。好不容易东北易帜，蒋中正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又来了日本人。抗日救亡，国共再次合作，两边都是一边抗日，一边接着中国人杀中国人。八年抗战，国共两党一共消灭了多少日本人，说不明白，但是国民党实实在在地是消灭了初期的新四军，共产党也通过剿灭兼并国民党无数在敌后的抗日武装，发展壮大，是不争的事实。后来的国共二次内战，中共表现最出色的将领，是粟裕。要了解共产党在敌后的作为，只要去读他的回忆录，数一下他打了多少次日本鬼子，同时消灭了多少国民党在敌后的抗日武装。
最后救了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的，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而是美国。中国差一点被日本灭了，幸亏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打败日本救了中国。
天下大乱的中国，未必不好！
天下大乱，则文学科学之士不断涌现，活力无限。这，就是中国问题的根本。
其实，在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并未处于无政府状态，当局的统治依然有效，只不过统治管理机构更换了名称而已。“文革”期间政府是否有效地行使着管理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得很清楚。
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的10余年间，中国的各级政府中，真正失效或瘫痪的只是一些相对次要的部门和机构，而且这种失效和瘫痪只发生在1966年到1967年这一段时间。中央政府关键部门的运作基本保持正常，象外交、宣传、军事、财政金融、海关、铁路、航空、重要工业设施等，一直处在政府和党的强力控制下。在这些部门虽然也有“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其正常运作。以刘少奇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为标志，“文革”中的权力斗争暂告一段落，政府运作随即基本恢复正常。因此，从“文革”的整个历史看，根本就未出现过彻底的无政府状态。
中国是党政合一的国家，党对政府行领导之责，而领袖与党的关系又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绝对独裁。因此“朕即国家”实在是“文革”时期中国最准确的写照。“朕既国家”式的独裁统治在“文革”期内一直非常有效，“文革”高潮时期部份政府职能部门的短时间瘫痪，并不等于国家行政能力的真空。实际上，政府或准政府的权力机构一直存在，比如“文革领导小组”、“军宣队”、“工宣队”、“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及各种各样的指挥部、“军管会”，后来则是各级“革命委员会”。而这些机构里的执掌权力者，除了一部份是“造反派”外，其他的人或者是军队干部，或者是原政府机关中剔除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后剩下的官员，货真价实的“老走资派”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也为数不少。整个社会并没有因政府机构的短期瘫痪而失控，只不过控制方式有所变换。当时的社会控制实际上主要有3种形式：随时发布的领袖的最高指示，这可被称为“崇拜力控制”；“红卫兵”和一般群众自发的服从和追随，这是“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如果有人的言语和行动越出了这两种控制，则还有“群众专政”以及军队和公安的“武力控制”。
在党国一体的统治方式下，中国的各级政府仅仅是党的权力意志的执行机构而已，所有实际权力集中在中共中央，而中共中央主席则是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真正的最高领袖。正因为如此，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刘少奇可以被随意罢免、拘禁、迫害至死，而国人当时并未觉得是“翻了天”；在民众心目中，他只不过是执行最高领袖旨意的一个“臣子”而已。同样，各级政府瘫痪了，但党委还在，因此民众并不觉得国家机器垮台了。当时毛泽东号召揪出各级“走资派”，但从来没有说过要取缔政府，“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也从来没有宣布过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非法或失效的国家权力机关。这些机构无论多么橡皮图章化或者彻底瘫痪，在法律意义上却一直存在。类似枪毙遇罗克这样的案子，仍然要通过法院而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来审判定罪──哪怕是形式上的。虽然各级地方政府被“革命委员会”所取代，但“革命委员会”所行使的权力和先前的政府其实并没有实质区别，只不过是政府机关名称的一种改换罢了。当时一切具有法律作用的文件，对外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发布，对内在中共“九大”以前主要是以中共中央或“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来不认为“文革”期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或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文件是非法的。
用今天的眼光审视“文革”的这段历史，那时的中国确实有过“动乱”，但这种“动乱”是最高领袖通过国家机器有目的地组织实现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从“文革”前党政机构运作模式的眼光去看，毛泽东发动的这次运动当然是一场“动乱”；但从“文革”时期有效统治的角度去看，这场“动乱”并未动摇中共的统治，也未改变中国的国家机器之基本特点，它在“动乱”中仍然是一个具有高度全面的社会控制力、国家权力无限的全能国家。既然极权体制的特徵未变，当然不能假定在极权体制的控制下会出现无政府状态。
https://blog.creaders.net/u/2923/201401/170725.html
是一种恐惧之下的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