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白雀园“大肃反”（2）
白雀园“肃反”，闹得真凶。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说我刚来鄂豫边时廖荣坤等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
许继慎一案，是张国焘作文章的借口。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所谓在英山活捉的敌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继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职。有鼻子有眼，以证明张国焘东出方针的正确和“肃反”的必要性。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肃反指示，一手抓着许继慎等人的“证据”，谁还能说话呀！
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曹大骏、熊受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钢、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荆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等团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队纪律严格，抓就抓吧，杀就杀吧；地方上把群众搞翻了，黄安五区的人民起来反对保卫局，群众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群众把张国焘比作杀人不眨眼的帝国主义，不是没有点道理。象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这是第一条教训 。
第二条，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倾幼稚病。象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幼稚得很。其实，哪个人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一点毛病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毛泽东同志说过这句话，就是要我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即辩证的观点，看待同志，看待事物。
天底下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人，总会有缺点和错误。有了缺点或错误，有非无产阶级观念，就变成找寻反革命的线索、依据，行吗？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把一般思想认识问题与反革命混同起来，势必搞扩大化。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记得围黄安时，有个农民领袖、红军团长叫黄钢，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他不服，自杀了。陈昌浩回来说：“你看黄钢反革命多么坚决，他剖腹自杀！”认定人家是改组派，没有证据也信以为真。指导思想上“左”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第三条，逼、供、信，确实害死人。逼、供、信这东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司空见惯，是剥削阶级司法制度的产物。看京戏，那里面的青天大老爷把惊堂木一拍，动不动就上大刑，被屈打成招的事可不少。《苏三起解》里的老解子，见到的冤案太多，才发出“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的感叹。我们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罚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AB团、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更想不到那是掉脑袋的罪名。你说他是，就承认。承认了还不行，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一株连一大片。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
最后一条，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间，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专门作过总结，这里不必多谈。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附带说一下我爱人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这段叙述，也是我对她的悼念。我和程训宣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檀树岗程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她家里弟兄姐妹五个，全都参加了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我们的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兄弟在我们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在红二十五军，也被肃掉了。她被抓走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没什么口供，相当坚强。
一场革命，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由此不难理解，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多么重要！当时内部杀了那么多的人，也没有把我们党搞垮，把红军搞垮。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换一批，再抓一批再换一批。被肃掉的同志，难以数计。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原因是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红军指战员，工农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血海深仇。历史证明，我们的党尽管多灾多难，但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
妻子和家人都被残杀了， 还死心踏地为其卖命。和张国涛有本质区别吗？
徐向前：白雀园“大肃反”（2）
白雀园“肃反”，闹得真凶。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说我刚来鄂豫边时廖荣坤等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
许继慎一案，是张国焘作文章的借口。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所谓在英山活捉的敌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继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职。有鼻子有眼，以证明张国焘东出方针的正确和“肃反”的必要性。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肃反指示，一手抓着许继慎等人的“证据”，谁还能说话呀！
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曹大骏、熊受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钢、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荆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等团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队纪律严格，抓就抓吧，杀就杀吧；地方上把群众搞翻了，黄安五区的人民起来反对保卫局，群众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群众把张国焘比作杀人不眨眼的帝国主义，不是没有点道理。象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这是第一条教训 。
第二条，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倾幼稚病。象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幼稚得很。其实，哪个人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一点毛病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毛泽东同志说过这句话，就是要我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即辩证的观点，看待同志，看待事物。
天底下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人，总会有缺点和错误。有了缺点或错误，有非无产阶级观念，就变成找寻反革命的线索、依据，行吗？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把一般思想认识问题与反革命混同起来，势必搞扩大化。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记得围黄安时，有个农民领袖、红军团长叫黄钢，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他不服，自杀了。陈昌浩回来说：“你看黄钢反革命多么坚决，他剖腹自杀！”认定人家是改组派，没有证据也信以为真。指导思想上“左”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第三条，逼、供、信，确实害死人。逼、供、信这东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司空见惯，是剥削阶级司法制度的产物。看京戏，那里面的青天大老爷把惊堂木一拍，动不动就上大刑，被屈打成招的事可不少。《苏三起解》里的老解子，见到的冤案太多，才发出“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的感叹。我们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罚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AB团、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更想不到那是掉脑袋的罪名。你说他是，就承认。承认了还不行，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一株连一大片。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
最后一条，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间，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专门作过总结，这里不必多谈。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附带说一下我爱人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这段叙述，也是我对她的悼念。我和程训宣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檀树岗程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她家里弟兄姐妹五个，全都参加了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我们的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兄弟在我们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在红二十五军，也被肃掉了。她被抓走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没什么口供，相当坚强。
一场革命，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由此不难理解，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多么重要！当时内部杀了那么多的人，也没有把我们党搞垮，把红军搞垮。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换一批，再抓一批再换一批。被肃掉的同志，难以数计。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原因是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红军指战员，工农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血海深仇。历史证明，我们的党尽管多灾多难，但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
妻子和家人都被残杀了， 还死心踏地为其卖命。和张国涛有本质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