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y, this paper has traced back to the history and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since year 1911.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4 dimensions of food security analysis: farmers’ livelihood, land tenur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ood policy. There are five elements to maintain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griculture, manufacture and commerce should be developed harmoniously, control population, improve the land possession and use system, develop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aintain national stability. Finally, a generalized food security concept and measures, including quantity security, structural safety,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quality safety are put forward.
http://journals.caass.org.cn/nxxb/CN/10.11923/j.issn.2095-4050.cjas2018-1-194
中国粮食安全百年变化历程
成升魁 1 , 徐增让 1 , 谢高地 1 , 甄霖 1 , 王灵恩 1 , 郭金花 1 , 侯鹏 1, 2 , 何中虎 3 作者信息 +The History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Cheng Shengkui 1 , Xu Zengrang 1 , Xie Gaodi 1 , Zhen Lin 1 , Wang Ling’en 1 , Guo Jinhua 1 , Hou Peng 1, 2 , He Zhonghu 3 Author information + History + 摘要以人粮关系为主线、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为辅线,重点回顾了近百余年中国粮食安全变化历程及其社会经济背景。提出粮食安全问题分析的4个纬度,即农民生计、土地制度、农业科技、政策管理。认为重粮重农不轻工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发展农业科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是保障粮食安全的5个要素。最后指出应树立包括数量安全、结构安全、生态安全、质量安全在内的广义粮食安全观,系统地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Abstract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y, this paper has traced back to the history and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since year 1911.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4 dimensions of food security analysis: farmers’ livelihood, land tenur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ood policy. There are five elements to maintain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griculture, manufacture and commerce should be developed harmoniously, control population, improve the land possession and use system, develop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aintain national stability. Finally, a generalized food security concept and measures, including quantity security, structural safety,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quality safety are put forward.
关键词粮食安全 / 灾荒饥馑 / 人口增长 / 膳食变化 / 科技进步
Key wordsFood Security / Famine / Population Growth / Dietary Changes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引用本文 导出引用 成升魁 , 徐增让 , 谢高地 , 甄霖 , 王灵恩 , 郭金花 , 侯鹏 , 何中虎. 中国粮食安全百年变化历程. 农学学报. 2018, 8(1): 194-200 https://doi.org/10.11923/j.issn.2095-4050.cjas2018-1-194 Cheng Shengkui , Xu Zengrang , Xie Gaodi , Zhen Lin , Wang Ling’en , Guo Jinhua , Hou Peng , He Zhonghu. The History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Journal of Agriculture. 2018, 8(1): 194-200 https://doi.org/10.11923/j.issn.2095-4050.cjas2018-1-194 上一篇 下一篇 0 引言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保障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础。按照联合国的定义,粮食安全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几千年来,粮食是中国传统农业的核心。从历史角度考察粮食问题有4个维度：一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封建小农经济形成的重农、重粮思想是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基础,农民是粮食生产的绝对主体;二是生产粮食的土地,几千年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是土地问题;三是影响土地生产力高低的科技水平;四是粮食政策制度和管理水平。笔者以粮食与人口矛盾为主线,从上述视角梳理中国粮食发展历程,剖析粮食安全变化及社会经济动因,旨在为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提供理论基础。 1 1949年之前中国人粮关系波动与危机 随着耕地面积扩大和农业技术进步,中国粮食总产量从春秋战国的100亿kg,增加到明清1500亿kg,除春秋战国和明清以后出现粮食供应紧张外,在大部分时期粮食供求相对平衡。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被一步步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战乱不断,灾荒频发,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1.1 古代中国重农重粮传统浓厚,粮食自给半自给 春秋战国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320 kg,粮食生产尚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秦汉时期农业生产获得长足发展,为人口成倍增长奠定了基础,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500 kg,满足需求的同时还有余粮储藏或小范围贸易。魏晋南北朝分裂和战乱影响了农业生产,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粮食供求关系紧张。隋唐时期,粮食生产超过秦汉,粮食产量超过消费量,若无战争、无大灾,粮食安全是有一定保障的。宋元时期,江南农业快速进步,农业生产达到一个新高度,人均粮食占有量处于历史高位水平,应对灾荒的能力提高。明代粮食总产量突破 1000亿kg,人口达到2亿,因人口增幅快于粮食增长,粮食人均占有量下滑。清代人口呈几何级数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比明代大幅下降,至晚清人均占粮仅比春秋战国略高（表1）。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前221
Full size|PPT slide
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和农业科技发展。周恩来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农业”,毛泽东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推动科学种田。但“大跃进”期间,鼓吹“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民大炼钢铁”,农民无暇耕作,粮食大幅减产。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大,公购粮任务重,加上自然灾害,曾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文革”期间,在“以粮为纲”、“全国学大寨”的号召下,确定了“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粮食增产目标。一方面,国家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修水利、建设农田、发展粮食生产,为后来粮食持续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85%以上的耕地种植粮食,加之激励机制缺乏,粮食生产目标未能实现[18]。 30年间,国内粮食流通体制经历了从自由购销到统购统销的转变。1949—1952年实行自由购销体制,粮食市场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195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标志着中国进入长达31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时期。 2.2 农业科技尤其是育种、栽培技术进步明显 在育种领域,矮秆水稻、半矮秆抗锈小麦,玉米单交种培育等方面进展突出。丁颖(1888—1964)首创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育种。黄耀祥(1916—2004)开创水稻矮化育种,育成‘珍珠矮’、‘广陆稻4号’、‘桂朝2号’。杨守仁(1912—2005)在水稻籼粳杂交育种方面取得突破。周拾禄(1897—1979)开创水稻地方品种鉴定。中国现代小麦科学奠基人金善宝(1895—1997)育成‘南大2419’、‘矮立多’等小麦品种[19]。赵洪璋(1918—1994)育成‘碧蚂1号’、‘丰产3号’和‘矮丰3号’[20]。蔡旭(1911—1985)育成‘农大183’、‘东方红3号’和‘农大139’。庄巧生(1916—)育成‘北京8号’、‘北京10’和‘丰抗8号’等。肖步阳(1914—)育成‘克丰3号’和‘新克旱9号’[21],为发展国内春小麦生产做出了贡献。李竟雄(1913—1997)开展玉米自交系间杂交育种,育成‘中单2号’。20世纪50年代初吴绍骙(1905—1998)倡导玉米品种间杂交种和综合种的选育,育成‘洛阳混选1号’。杨允奎(1902—1970)利用细胞质雄性不育系配制玉米杂交种。景奉文(1919—1980)育成330自交系和‘丹玉6号’。在大豆科技方面,王绶(1897—1972)育成‘金大332’大豆。王金陵(1917—2013)在东北育成‘东农4号’、‘东农36’等大豆杂交种,把中国大豆种植向北推进100 km以上。盛家廉(1917—)开创有性杂交甘薯育种,育成‘华北117’、‘栗子香’、‘丰收白’、‘徐薯18’等品种。栽培与耕作学及植保等学科也得到较快发展。沈学年(1906—2002)20世纪50年代以来奠定了国内耕作、栽培学基础。杨开渠(1902—1962)倡导种植双季稻。马世均(1918—)对北方地区间套复种、作物低温冷害防御做出了贡献。张锦熙(1919—1984)提出小麦叶龄指标促控法,制定不同条件下的栽培技术措施。余松烈(1921—2016)首创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为黄淮海小麦高产开创了新途径。曾省(1899—1968)在害虫生物防治上取得突破。魏景超(1908—1976)对粮油作物病害防治做出了重要贡献。陈永康(1907—1985)1957年提出水稻"三黑三黄"看苗诊断法。方中达(1916—)发现水稻白叶枯病传播媒介、侵染途径、水稻品种抗病性机理等。何家泌(1914—)选育出16个抗白粉病的小麦品系。曾士迈(1926—2014)在小麦条锈病流行学方面有突出贡献。 3 1979—2013年改革开放带来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迅速提高 3.1 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安全的发展历程 “首先解决农村问题”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新发展。1982年邓小平提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22]。1983年邓小平提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先要增产粮食。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1986年他要求：“到2000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后国内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明确了新时期农业政策走向。1980年秋《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肯定了农村基层“包产（干）到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t到1984年4.07亿t、1996年5.05亿t、2013年6.02亿t,连上3个台阶,对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起了重大作用[23]。2015年中国粮食总产达6.21亿t。近30年来中国粮食发展的实践,对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疑虑,做出了“中国人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有力回应,实现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在农业投入方面,《决定》提出“为了适应发展农村信贷事业的需要,中国农业银行应当积极做好农村的信贷工作。”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决定》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布局,逐步实行区域化、专业化生产,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2017年《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在耕地保护方面,1994年国家颁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6年将“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写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此外,在粮食补贴、粮食购销储运、国际贸易与农业走出去等方面不断出台新举措。需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粮食改革的市场化不断推进,尽管这个改革曾几度反复,但大方向没有变。 3.2 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和矮秆小麦育种等农业科技取得突破 袁隆平(1930—)研发出“三系法”杂交水稻、“两系法”杂交水稻、超级杂交稻一期、二期,2017年9月又宣布一项剔除水稻重金属镉的新成果。谢华安(1941—)育成‘汕优63’杂交水稻品种。陆懋曾(1928—)选育推广了‘泰山1号’、‘济南2号’等小麦良种。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1931—)通过小麦与偃麦草杂交,培育出抗病强的小偃系列品种。颜济(1924—)培育出‘大头黄’、‘雅安早’等小麦品种。程顺和(1939—)育成小麦新品种（品系）11个。赵振东(1942—)育成济麦系列品种。“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1949—)选育玉米新品种80余个,6次刷新中国夏玉米的高产纪录。戴景瑞(1934—)首次在中国实现玉米双交种三系配套,育成玉米自交系综3、综31和杂交种‘农大60’等。王连铮(1930—)培育了超高产高蛋白‘中黄13’大豆品种。在栽培耕作与持续农业方面也颇有进展。王树安(1929—)建立小麦—玉米两茬平播亩产吨粮技术体系,在华北平原广泛应用。卢良恕(1924—2017)提出以培养地力、减轻湿害和合理密植为中心的南方小麦增产配套技术体系。刘巽浩(1931—)坚持中国特色的耕作学和耕作制度,提出集约多维用地、叶-日积理论、多熟高产高效同步、用地养地结合、以无机促有机、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结合、倡导集约持续农业等科学思想,对解决国内粮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国外特别是西方学术思想涌入,国内农学界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讨论和学术争鸣,为后来的农业和粮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4 新时代粮食安全展望(2013—2030) 4.1 回顾中国粮食安全历程的启示 （1）重农重粮具有合理性,但不应走向重农轻商的歧途。据《墨子·非儒》,从农事可“生九谷”、“长地财”,“农事缓则贫”。《管子·五辅》指出“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汜胜之书》说：“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16]中国传统的重农重粮思想与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环境相适应,有其合理性[24]。而主张“农本商末”,甚至轻商、抑商、拒商,则走向了极端,不利于粮食流通贸易。 （2）人口增长是粮食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人口增速过快对粮食需求压力过大,如何实现人粮平衡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秦汉以来,人口与粮食同步增长,人粮关系长期相对缓和。明清以来,人口增速过快,人粮关系紧张。 （3）合理的土地制度是粮食安全的基石。西汉实施授田制,隋唐实施均田制,保障农民小块土地占有,鼓励垦荒、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推动了农业发展,开创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孙中山主张“以平均地权的和平方式”[11],激发了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4）科学技术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用养结合和地力常新壮等措施是粮食持续增产的基础,高产抗逆品种繁育、病虫害防治对抗灾稳产具有重要意义。 （5）粮食生产必须与粮食消费统筹考虑。过去重视粮食生产和供给,一味地强调“增产、增产再增产”,片面认为粮食越多越安全,粮食库存越多越安全,自给率越高越安全,进口越多越不安全。实际上,粮食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保障消费。一旦消费需求发生结构性变化,粮食生产结构（包括品种结构、品质结构等）也必须跟着改变。这也是最近国内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缘由。 （6）主权完整、国家强盛是保障粮食安全最根本的因素。清末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农业危机,既需要现代科学技术,更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外族入侵、社会动荡的环境下,何来粮食安全? 4.2 面临问题与未来需求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内外影响持续扩大,农业生产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首先是在灾毁、环境污染、建设用地扩张,弃耕撂荒、预期收益不高等影响下,农地利用非农化、非粮化趋势明显。这是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增速高于粮食收益增速,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的表现[25]。其次,国内粮食产量提高、国际粮食进口增长、粮食浪费严重并存的现象值得警惕。国内粮食连年增产,总产量已突破6亿t。同时,大豆、玉米等进口大增,到2015年,粮食进口量已达1.2亿t。受供大于求的影响,国内粮食库存量激增。据中华粮网,2016/2017年国内粮食期末结转库存约为5.7亿t。随着国内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浪费日益严重。据项目组自2013年的研究显示,仅国内城市餐饮业餐桌浪费的食物高达1700万~1800万t左右,相当于3100~3300万t谷物。第三,有限的水、耕地等资源,脆弱的农田生态系统和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土壤、地下水等）对农业生产的硬约束不断增强,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高污染的农业发展道路难以为继。第四,粮食生产的国内外社会环境发生历史性变化,过去以自给自足和增产再增产为特点的传统粮食安全观念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第五,对食物的营养健康消费需求正在改变膳食结构,在老百姓日益丰富的饭碗里,粮食的绝对重要性正在悄然下降。刚刚闭幕的“十九大”,为中国社会发展乃至世界发展描绘了光明前景,特别是对“新时代”和“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历史性判断,为中国粮食发展提供了基本历史坐标和发展目标。整体来看,中国粮食“患寡”的时代基本结束,今后的问题是“患不均”、“患不优”、“患不持续”。从现在起至2030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将从全面小康社会走向富裕、民主、美丽、文明、和谐社会。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种养业结构的调整、人口结构和膳食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云谲波诡,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洞悉国际农业与粮食发展趋势,把握国内农情和粮情动向,重构适合新时代特点的粮食安全新战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1—2015年间,国内人均口粮年消费量从241 kg下降到134 kg,降幅达44%。1981年肉、蛋、禽、水产品的人均消费量仅为16 kg,2015年增加至52 kg。一方面,由于对食物多样性和营养健康的重视,国内居民人均口粮消费不断下降,口粮需求总量明显减少。2015年国内小麦与水稻的生产量（3.4亿 t）高于口粮需求;另一方面,国内居民人均肉类食物摄入量增加,饲料用粮需求增加。据估计国内饲料用粮需求在3.8亿~4.0亿t,而目前饲料用粮仅为2.7亿t,饲料粮缺口较大。综合口粮与饲料用粮需求,中国2030年粮食需求6.5亿t基本安全,而目前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已能够满足这一需求。单纯的数量安全已难以涵盖中国粮食安全的科学内涵。 4.3 新时代粮食安全观与主要内涵 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不应是单一的“吃得饱”的数量安全观,而应该发展成由数量安全、结构安全、生态安全、质量安全构成的多元、多层次、多架构的广义粮食安全观。 在数量安全方面,要从“粮食”聚焦“口粮”,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这条粮食安全的数量底线;考虑到中国国情和资源属性,合理储备和适度进口是新时期国内粮食安全的重要屏障。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粮食调配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革国内储粮制度,重新定位粮食储备社会功能,同时要充分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把中国粮食安全置放在全球格局中,从战略上统筹考虑。 在结构安全方面,以“市场主导+政府补贴”的方式来调整粮经饲种植结构,发展多功能农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能力,促进粮食流通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以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的消费结构来倒逼农产品的供给侧改革。 在生态安全方面,要从“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高污染”的集约农业转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突出粮食生产中科技支撑功能,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和绿色生产。 在质量安全方面,以“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为目标来完善农产品的可追溯体系和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监管体系,保证食品安全,提高国内农产品的质量水平,切实保障中国长远的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前221
现在同学聚会大家哀叹的就是：上代父母叔婶舅姨２０人，我们这代７个人，下代２－３个人，对再下代的预测是０－１
你这里面可以看出几点。
一个是清朝的穷敝很大程度是人口增加太快无处扩张（比如东北禁止汉人进入开荒），因此影响财富的积累和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因为重农抑商，没法像欧洲国家大举扩张到邻近地区，只有少数沿海人口到海外被认为弃民。
一个是，元朝对社会结构损害严重承受力降低，饥荒发生得多。
第三个是明朝为何饥荒多，张献李闯只是在最后十几年才闹得大，不像清朝，白莲教，太平天国溃烂腹心一个接一个。
那时候北方游牧民族应该是需要依托长城南农业民族才能生存，无论是以贸易还是掠夺。
完全靠放牧是活不下去的，经常性的被灾害搞一下人口就消灭大半，几十年才长回来。塞外广大地方人口总数一直很少。内蒙比外蒙人口多N倍是因为靠搞农业。
was reduced by more than half due to collapse of social order.
人口数提出是由户口数得来。但中国各个朝代疆土变化，户口自然减少。如南宋领土就减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