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中共六大（1）
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经大连、哈尔滨，偷渡过满洲里边界，进入苏俄境。在共产国际所设立的边境接待站里，我办理了必要的旅行手续。全程约两个星期，便从上海到达了莫斯科。从此，我在莫斯科逗留了两年半，直到一九三一年初，共产国际因为要纠正中共立三路线的错误，才派我回国。我在这里，仅追述我在莫斯科经历的几件大事。
我到达莫斯科后，没有在市内停留，便被带到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的庄园。我记不清楚这个地方和庄园的名称，只记得离主要交通线相当远，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共产国际选择了这里给中共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或系为便于保密之故。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吁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大会场所设备很简陋，类似兵营。没有图书馆，没有娱乐设备，只设立了一间简单的医疗室，为我们检查身体。给我检查的那位医生说，我的体格很强健，这使我特别欣慰。这几年来的艰苦生活，竟没有使我的身体受到折磨，不能不说是最大的幸事。苏方供应我们的伙食，质量特别好。这是对我们的优待，也意味着苏联在经济上经过新经济政策的恢复时期，已有相当大的进步了。
我到达较早，以后每天陆续有代表到来，瞿秋白中央的人员，也先后到达了。大会举行的日期，渐渐逼近，大家都在忙着准备。在大会举行前三五天的一个晚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率领共产国际中国部长米夫等和中山大学学生陈绍禹等，共十余人突然来到，布哈林要求举行一次预备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已经到达的约二十余位代表，便和布哈林他们共同聚集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开始会谈。室内仅有一张长桌，四周摆了一列椅凳，我们大家挤在一块，有的坐着，有的只能靠墙站着。
布哈林首先说，请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先发言。瞿秋白陈绍禹等人立即附和着布哈林说：那就请张国焘同志先发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赞成，并向我催促。北京代表王仲一赞成我发表批评中央政策的意见，但对任意加我以反共产国际的头衔一点，表示抗议。我于是站起来发表演说，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花了约三个钟头。布哈林没有再要求第二个人发言，预备会议就结束了。以后也没有再举行。
我这次演说的全文，自然无法全部记忆，但主要论点，我还是记得很清楚。我从反共产国际这一点说起，没有否认我对共产国际领导的不满。更进而表示：在我看来，中共领导的错误，不在于反共产国际，亦不在于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是太过于倚赖共产国际。年轻的中共，它的领导者不待说是缺乏经验的。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
接着我举例证明：一九二三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一指示，作出结论，认为一切工作应归国民党，全体中共党员，都应加入国民党为党员，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并且预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产生真正的共产党。当时我和其他同志，不同意他的说法，而且希望中共能获得独立的发展。我因此便被视为反共产国际，并受到中共中央的严重处罚。可是，马林说了这些话，仅仅四年以后，共产国际另外一位代表罗明那滋，于一九二七年七月间向我们宣称，中共中央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主要是它放弃了争取整个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的见解恰恰与马林的相反，似乎中共已经强大到这么一种程度，即是只要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就可以在中共领导之下获得胜利。我们又因在没有机会陈述自己意见的情况之下，被判以反共产国际的罪名，受到谴责和处罚。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看法，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们不能发现其中的矛盾么？这些都是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吗？
我进而追述国共合作时期的情况，我没有直指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但认为这是一无可取的。我曾指出中共和国民党在组织上混成一体，相互间的纠纷必然日甚一日。中共在国民党内卖气力、做苦工，且被视为不安份。中共并没有掌握军队，因此也说不上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武汉反蒋时期，我们一直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围攻。中共居于劣势，只有退让，企图阻止反蒋联盟的分崩离析，稳定武汉的所谓左派政权。这其中最显明的事实是中共实力不够或者可以说，不自量力，任重道远的担子把雄心壮志的中共压垮了。
当我说到这里，布哈林打断我的话，说道：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为甚么花许多时间，旧事重提？我停顿了一下，想了一想，心中觉得我既没有直接指斥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现在也不必直说共产国际的估计错误，因而接着表示八七会议的告党员书，就没有说到武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这一点。似乎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曾导致革命失败，因而失败的责任也应由中共中央完全负担。难道这种批评是恰当的么？我继续表示我不否认中共中央在武汉时期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是必须纠正的；但如果纠正不得其当，又会诱发另一种极端的左倾错误。
我继而检讨南昌暴动的问题，指出这是我们在武汉末期停止让步，转而积极反抗的严正表现。当时罗明那滋根据共产国际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电令，要我亲自赶赴南昌，阻止暴动的举行，我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的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旨。后来，南昌暴动因事实上无法停止，终于发动了。但南昌暴动失败后，瞿秋白中央竟抹煞事实，指斥我没有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反假传圣旨，予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接着我郑重质问：现在，我要请问布哈林同志，究竟有无拍发这个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要请问当时在场的瞿秋白同志，为甚么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我假传圣旨呢？
我又根据事实，批评瞿秋白中央儿戏暴动；把过去一切，不分青红皂白，都当作机会主义来掩饰种种可笑的行为，反自诩现在的中央是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指挥部。因此，我讥笑瞿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动指挥部，只不过是不高明的“暴动编辑部”而已。
接着，我申述对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动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暴动，而应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实力。又由于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更不应有轻率冒险行动，而应保全实力。可是，中央的方针恰恰相反，不注重团集革命势力，只图急功，不断暴动；即在广州暴动严重失败之后，仍认为革命潮流在继续高涨；制定两湖暴动计划，坚持继续不断的暴动，这简直等于自杀。我认为争取群众的机会很多。并着重指出今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瞿秋白中央竟认为这种反日运动，会帮助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而采取消极态度。虽然我和上海的同志曾表示异议，要求中央领导反日的群众运动，但中央仍置之不理；这简直是放弃争取群众的机会。中央似认为实现土地革命的暴动，才是主要的工作；但对反日反帝国主义则不予重视。可是，我要问我们甚么时候取消了这个反帝的根本任务。在我看来，反日并不会帮助蒋介石，恰恰相反，不仅可以将群众团集，在中共反帝旗帜的周围，也可以打击压抑反帝运动的蒋介石。
我说到这里，布哈林皱皱眉，摇摇头，惊叹着说：原来是怎样的！你先从这里说起就好了。我接着表示，故事还多得很，我只能说个大概。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原是我们久已适用的原则，但瞿秋白中央却否定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日常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在农运方面也是一样，只希望农民武装，攻城略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表面胜利，忽视农民的组织和各种程度的经济要求。至于中共本身则已沦为支离破碎之局，我们除了遭受敌人的肉体摧残外，又遭受中央错误政策的蹂晌。现在中央为了推行它的错误政策，实施强迫命令和惩罚手段，因而党内滋生一种离心的倾向；党内民主也已不存在了。
我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更坦率指出瞿秋白中央犯了严重的盲动主义错误；我虽屡次提出建议，企图纠瓜，但均为瞿秋白所拒绝；因而我曾十分愤慨，准备采取行动，反抗这种错误政策，直到共产国际直接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大会，我才决定停止反抗，到这里来陈述自己的意见。我也并不想算旧账，而是希望错误能获得纠正，并规划出今后所应采取的路线。我记得在这篇演说的末尾，我曾说：“这就是我这个被指为反共产国际的人的真实意见。”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护向我表示：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划出中共的真相；但他指出，惟一的缺点是没有更明确的提出自己的积极主张，他希望我在大会的正式发言中，补充这一点。
现代文明和近代中国 （目录链接）
听3个小时不稀奇。
毛作报告也很吸引人，开口就让台下的人都笑了。“我是一个游说先生。。。”, 五十年代还到连续几天游说几个城市，每天作报告，在右派运动之前的整风动员。后来到各地就不作报告了。
在娘肚子里听过两小时。
没有这个婆娘的支持，毛在井冈山是立不住脚的，更别说，夺取天下！
大家一边听“报告”，一边换烟抽！
当然，后来，很多人肺都烂光了，甚至肺癌！
包括他们旁边吸二手烟的人！
根据地不存在了。
：)
南下成都吃大米了。
不失幽默，下山摘桃子。
危机这个汉语词，多有哲理呀，没有危哪来机。
张国焘：中共六大（1）
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经大连、哈尔滨，偷渡过满洲里边界，进入苏俄境。在共产国际所设立的边境接待站里，我办理了必要的旅行手续。全程约两个星期，便从上海到达了莫斯科。从此，我在莫斯科逗留了两年半，直到一九三一年初，共产国际因为要纠正中共立三路线的错误，才派我回国。我在这里，仅追述我在莫斯科经历的几件大事。
我到达莫斯科后，没有在市内停留，便被带到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的庄园。我记不清楚这个地方和庄园的名称，只记得离主要交通线相当远，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共产国际选择了这里给中共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或系为便于保密之故。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吁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大会场所设备很简陋，类似兵营。没有图书馆，没有娱乐设备，只设立了一间简单的医疗室，为我们检查身体。给我检查的那位医生说，我的体格很强健，这使我特别欣慰。这几年来的艰苦生活，竟没有使我的身体受到折磨，不能不说是最大的幸事。苏方供应我们的伙食，质量特别好。这是对我们的优待，也意味着苏联在经济上经过新经济政策的恢复时期，已有相当大的进步了。
我到达较早，以后每天陆续有代表到来，瞿秋白中央的人员，也先后到达了。大会举行的日期，渐渐逼近，大家都在忙着准备。在大会举行前三五天的一个晚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率领共产国际中国部长米夫等和中山大学学生陈绍禹等，共十余人突然来到，布哈林要求举行一次预备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已经到达的约二十余位代表，便和布哈林他们共同聚集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开始会谈。室内仅有一张长桌，四周摆了一列椅凳，我们大家挤在一块，有的坐着，有的只能靠墙站着。
布哈林首先说，请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先发言。瞿秋白陈绍禹等人立即附和着布哈林说：那就请张国焘同志先发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赞成，并向我催促。北京代表王仲一赞成我发表批评中央政策的意见，但对任意加我以反共产国际的头衔一点，表示抗议。我于是站起来发表演说，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花了约三个钟头。布哈林没有再要求第二个人发言，预备会议就结束了。以后也没有再举行。
我这次演说的全文，自然无法全部记忆，但主要论点，我还是记得很清楚。我从反共产国际这一点说起，没有否认我对共产国际领导的不满。更进而表示：在我看来，中共领导的错误，不在于反共产国际，亦不在于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是太过于倚赖共产国际。年轻的中共，它的领导者不待说是缺乏经验的。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
接着我举例证明：一九二三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一指示，作出结论，认为一切工作应归国民党，全体中共党员，都应加入国民党为党员，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并且预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产生真正的共产党。当时我和其他同志，不同意他的说法，而且希望中共能获得独立的发展。我因此便被视为反共产国际，并受到中共中央的严重处罚。可是，马林说了这些话，仅仅四年以后，共产国际另外一位代表罗明那滋，于一九二七年七月间向我们宣称，中共中央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主要是它放弃了争取整个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的见解恰恰与马林的相反，似乎中共已经强大到这么一种程度，即是只要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就可以在中共领导之下获得胜利。我们又因在没有机会陈述自己意见的情况之下，被判以反共产国际的罪名，受到谴责和处罚。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看法，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们不能发现其中的矛盾么？这些都是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吗？
我进而追述国共合作时期的情况，我没有直指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但认为这是一无可取的。我曾指出中共和国民党在组织上混成一体，相互间的纠纷必然日甚一日。中共在国民党内卖气力、做苦工，且被视为不安份。中共并没有掌握军队，因此也说不上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武汉反蒋时期，我们一直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围攻。中共居于劣势，只有退让，企图阻止反蒋联盟的分崩离析，稳定武汉的所谓左派政权。这其中最显明的事实是中共实力不够或者可以说，不自量力，任重道远的担子把雄心壮志的中共压垮了。
当我说到这里，布哈林打断我的话，说道：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为甚么花许多时间，旧事重提？我停顿了一下，想了一想，心中觉得我既没有直接指斥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现在也不必直说共产国际的估计错误，因而接着表示八七会议的告党员书，就没有说到武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这一点。似乎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曾导致革命失败，因而失败的责任也应由中共中央完全负担。难道这种批评是恰当的么？我继续表示我不否认中共中央在武汉时期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是必须纠正的；但如果纠正不得其当，又会诱发另一种极端的左倾错误。
我继而检讨南昌暴动的问题，指出这是我们在武汉末期停止让步，转而积极反抗的严正表现。当时罗明那滋根据共产国际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电令，要我亲自赶赴南昌，阻止暴动的举行，我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的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旨。后来，南昌暴动因事实上无法停止，终于发动了。但南昌暴动失败后，瞿秋白中央竟抹煞事实，指斥我没有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反假传圣旨，予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接着我郑重质问：现在，我要请问布哈林同志，究竟有无拍发这个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要请问当时在场的瞿秋白同志，为甚么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我假传圣旨呢？
我又根据事实，批评瞿秋白中央儿戏暴动；把过去一切，不分青红皂白，都当作机会主义来掩饰种种可笑的行为，反自诩现在的中央是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指挥部。因此，我讥笑瞿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动指挥部，只不过是不高明的“暴动编辑部”而已。
接着，我申述对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动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暴动，而应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实力。又由于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更不应有轻率冒险行动，而应保全实力。可是，中央的方针恰恰相反，不注重团集革命势力，只图急功，不断暴动；即在广州暴动严重失败之后，仍认为革命潮流在继续高涨；制定两湖暴动计划，坚持继续不断的暴动，这简直等于自杀。我认为争取群众的机会很多。并着重指出今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瞿秋白中央竟认为这种反日运动，会帮助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而采取消极态度。虽然我和上海的同志曾表示异议，要求中央领导反日的群众运动，但中央仍置之不理；这简直是放弃争取群众的机会。中央似认为实现土地革命的暴动，才是主要的工作；但对反日反帝国主义则不予重视。可是，我要问我们甚么时候取消了这个反帝的根本任务。在我看来，反日并不会帮助蒋介石，恰恰相反，不仅可以将群众团集，在中共反帝旗帜的周围，也可以打击压抑反帝运动的蒋介石。
我说到这里，布哈林皱皱眉，摇摇头，惊叹着说：原来是怎样的！你先从这里说起就好了。我接着表示，故事还多得很，我只能说个大概。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原是我们久已适用的原则，但瞿秋白中央却否定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日常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在农运方面也是一样，只希望农民武装，攻城略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表面胜利，忽视农民的组织和各种程度的经济要求。至于中共本身则已沦为支离破碎之局，我们除了遭受敌人的肉体摧残外，又遭受中央错误政策的蹂晌。现在中央为了推行它的错误政策，实施强迫命令和惩罚手段，因而党内滋生一种离心的倾向；党内民主也已不存在了。
我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更坦率指出瞿秋白中央犯了严重的盲动主义错误；我虽屡次提出建议，企图纠瓜，但均为瞿秋白所拒绝；因而我曾十分愤慨，准备采取行动，反抗这种错误政策，直到共产国际直接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大会，我才决定停止反抗，到这里来陈述自己的意见。我也并不想算旧账，而是希望错误能获得纠正，并规划出今后所应采取的路线。我记得在这篇演说的末尾，我曾说：“这就是我这个被指为反共产国际的人的真实意见。”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护向我表示：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划出中共的真相；但他指出，惟一的缺点是没有更明确的提出自己的积极主张，他希望我在大会的正式发言中，补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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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个婆娘的支持，毛在井冈山是立不住脚的，更别说，夺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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