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中共，就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追求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组织，不是一个妄图重建中华帝国霸权的法西斯纳粹组织。
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中共开始走上枪杆子割据建政，建立了自己一向反对的镇压人民的暴力机关--国家政权，特别是军队。这里，我不用南昌起义而用秋收起义是因为南昌起义只是暴动，并没有建立政权的打算。
到西安事变，中共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招安，开始打起民族的旗号，放下了国际主义，这不完全是中共的原因，世界上二战的即将爆发，共产国际也认识到了支持其他国家和德日意打的必要性而不是希望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让自己国家败于希特勒的必要性。
但是即使到此时，中共对内宣传还是有着很多左翼理想主义的色彩，限于自己的条件，也在实践中有相当的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行为，也正是这些色彩，吸引了大批左翼青年，包括美国的阳早寒春们，投奔延安。
下一个转折在1950年后，特别是1955年以后，随着中共在中国大陆站稳脚跟，它更多的要考虑政权的稳固性，不得不放弃了早期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开始转向右翼，比如放弃了供给制，开始给干部不同的待遇等等，实际上已经彻底背离了早期中共左翼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这也是让寒春他们感觉理想破灭的开始。但是这个时候，中共宣传口号上还喊着民主自由平等。
最后临门一脚彻底让中共变修的是1989年的64事件。8964之后，中共即使在宣传口号上也不再坚持其早期的自由民主平等口号，相反视自由民主平等为洪水猛兽，而将所谓大国崛起这类明显的法西斯帝国主义思想奉为正道了。自此，中共完成了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党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高喊民族国家秩序的法西斯纳粹党。
所以那些支持中共现在路线的人，本质上就是持法西斯纳粹思维，看早期中共，那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黑透了的坏蛋。
《我的回忆》-张国焘.pdf
关于1920—1923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还在中共“一大”正式召开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维经斯基就曾经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过经济上的援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2001年第12期《百年潮》杂志所刊载俄国学者石克强整理的一组档案文献，披露了其间的一些内幕。综合指派维经斯基来华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1920年8月17日、9月30日、10月23日的电报，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代表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科别茨基的信，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联席会议记录，以及先前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中所发表的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给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加上该部1920年12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等文献，可以了解到以下情况： （1）维经斯基这一阶段是受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国开展工作，其相关的活动经费亦由东方民族部提供。而东方民族部为筹措经费，曾派遣特使带上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去卖，并不止一次地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已知其中一次带去的确切的经费数目即为2万美元。 （2）维经斯基利用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在中国上海成功地展开了工作。其报告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并将出版《劳动界》周报。“宣传报道部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并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同时还将召开有10个当地工会和行会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便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 （3）随着共产国际成立远东书记处，中国工作全部归远东书记处领导，维经斯基因此于1920年12月离开上海并返回了俄国，不仅工人学校等被迫停办，“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指1921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我（指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引者注）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如布哈林和晋里奥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ABC》用中文印行了两万册）”。 （4）维经斯基改归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后，“带着文件和今后工作的经费”曾计划重返中国，因“遇到了麻烦”而未能达到目的，这种情况又一度使“我们在中国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顿”。参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6—59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33、56页。包惠僧多次在回忆中提到，1922年底因维经斯基回国，中央经济来源断绝，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上海后，1921年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发给路费百元。另马林当年为营救陈独秀，还交了5000元保证金和罚款。见《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68、428页。 目前有关中共1920年开始建党后得到苏俄援助的资料还是零星的。比如，我们可以从一些研究成果中看到这样的说法，即1920年夏，上海中共组织发起后，“每月接受宣传费一千元，干部等亦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为旅费的100元汇款。转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建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2、254页。所能见到最早的较为具体的中共取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数目的资料，仍旧是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他同时函询维经斯基称：“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页。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而陈独秀是1921年9月前后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书记一职的。故陈独秀报告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时间，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开，即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这一段时间。它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大”，即从1921年7月到10月之间中共没有党费收入与支出。而从陈独秀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两点：（1）这个时候中共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是包括党的一般性活动经费和工运经费在内的。相比之下，一般性党的活动经费的收支，仅为6600余元。而工运经费，即劳动运动方面的花费，则占去了这时党的全部经费的近三分之二。（2）这时党的全部经费当中，自筹款数仅不足6%，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来自“国际协款”。《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304页。 从中共“二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赤色职工国际这里沿用当时通用的称谓，新的译文为“红色工会国际”。也开始为中共提供一些财政援助，中共用于工运上的开支明显减少了。这一点在中共“三大”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中和马林档案里，都有明显的反映。在马林档案中不仅可以看到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于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别签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当年也在中国流通的所谓“鹰洋”）、2940港币，及两个3000中国元的收条，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职工国际在1923年5月即开始与共产国际一同向中共汇款3500美元，用于帮助中共、救济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等。故陈独秀在“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到的经费支出，没有提到在党的工作中占据最大份额的劳动运动的开支，似非偶然。报告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在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与上一年度的情况相比，党费的支出中原先占三分之二的劳动运动的开支几乎不存在了。（2）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8、9两个月的收入，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也不超过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实际上已经达到1250元，较上一年度有明显的增长。 陈独秀的报告没有提到工运费开支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在“二大”至“三大”期间中共所从事的劳动运动已减少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没有单独列项提及的必要。事实上，在1922年7月到1923年6月之间，中国的工人运动相当活跃，而北方的工人运动尤其受到中共的影响。像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尽管目前找不到赤色职工国际提供援助的具体资料，但仅在并非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马林的档案中，也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在陈独秀报告中没有提到的俄国人援助工运费用的记载。这包括：（1）1922年1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越飞为唐山罢工工人提供的1000元和准备进一步筹集的400元；（2）1923年“二七大罢工”发生后，俄国铁路工人捐赠给中国京汉铁路工人受难者家属3万卢布；（3）1923年3月赤色职工国际为中国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提供了1000金卢布；（4）1923年5月莫斯科经由北京转交中共278英镑，要求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即将召开的劳动大会；（5）1923年5月赤色职工国际交给中共中央2000金卢布用于帮助中国的工会组织；（6）1923年7月莫斯科汇款1840墨西哥元，说明用于抚恤“二七大罢工”罹难者家属。参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8、151—154、168、169、173页；TonySaich，TheoriginsoftheFirstUnitedFrontinChina，p347。（未完待续） 杨奎松，摘自《读史求实》，浙江大学出版社
就是到了晚年他身上还充满着年轻时的反叛精神，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相比之下，他的一些战友，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地位提高，慢慢变修走了资。邓小平就是一例。
当然，理想破灭改走资变修也不见得是坏事，也许是顺应时势之举。
没有什么问题。觉得有问题，是因为你用纳粹法西斯的思维来思考，什么接受外国资助反对本国政府十恶不赦本来就是纳粹法西斯的反动观念。
就像我们在这个坛子上。
没办法，替楼主科普一下。这几个就这素质。不明白就别说，天天在这里胡说八道的。
早期的中共，就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追求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组织，不是一个妄图重建中华帝国霸权的法西斯纳粹组织。
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中共开始走上枪杆子割据建政，建立了自己一向反对的镇压人民的暴力机关--国家政权，特别是军队。这里，我不用南昌起义而用秋收起义是因为南昌起义只是暴动，并没有建立政权的打算。
到西安事变，中共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招安，开始打起民族的旗号，放下了国际主义，这不完全是中共的原因，世界上二战的即将爆发，共产国际也认识到了支持其他国家和德日意打的必要性而不是希望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让自己国家败于希特勒的必要性。
但是即使到此时，中共对内宣传还是有着很多左翼理想主义的色彩，限于自己的条件，也在实践中有相当的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行为，也正是这些色彩，吸引了大批左翼青年，包括美国的阳早寒春们，投奔延安。
下一个转折在1950年后，特别是1955年以后，随着中共在中国大陆站稳脚跟，它更多的要考虑政权的稳固性，不得不放弃了早期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开始转向右翼，比如放弃了供给制，开始给干部不同的待遇等等，实际上已经彻底背离了早期中共左翼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这也是让寒春他们感觉理想破灭的开始。但是这个时候，中共宣传口号上还喊着民主自由平等。
最后临门一脚彻底让中共变修的是1989年的64事件。8964之后，中共即使在宣传口号上也不再坚持其早期的自由民主平等口号，相反视自由民主平等为洪水猛兽，而将所谓大国崛起这类明显的法西斯帝国主义思想奉为正道了。自此，中共完成了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党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高喊民族国家秩序的法西斯纳粹党。
所以那些支持中共现在路线的人，本质上就是持法西斯纳粹思维，看早期中共，那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黑透了的坏蛋。
《我的回忆》-张国焘.pdf
关于1920—1923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还在中共“一大”正式召开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维经斯基就曾经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过经济上的援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2001年第12期《百年潮》杂志所刊载俄国学者石克强整理的一组档案文献，披露了其间的一些内幕。综合指派维经斯基来华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1920年8月17日、9月30日、10月23日的电报，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代表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科别茨基的信，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联席会议记录，以及先前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中所发表的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给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加上该部1920年12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等文献，可以了解到以下情况：
（1）维经斯基这一阶段是受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国开展工作，其相关的活动经费亦由东方民族部提供。而东方民族部为筹措经费，曾派遣特使带上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去卖，并不止一次地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已知其中一次带去的确切的经费数目即为2万美元。
（2）维经斯基利用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在中国上海成功地展开了工作。其报告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并将出版《劳动界》周报。“宣传报道部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并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同时还将召开有10个当地工会和行会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便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
（3）随着共产国际成立远东书记处，中国工作全部归远东书记处领导，维经斯基因此于1920年12月离开上海并返回了俄国，不仅工人学校等被迫停办，“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指1921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我（指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引者注）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如布哈林和晋里奥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ABC》用中文印行了两万册）”。
（4）维经斯基改归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后，“带着文件和今后工作的经费”曾计划重返中国，因“遇到了麻烦”而未能达到目的，这种情况又一度使“我们在中国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顿”。参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6—59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33、56页。包惠僧多次在回忆中提到，1922年底因维经斯基回国，中央经济来源断绝，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上海后，1921年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发给路费百元。另马林当年为营救陈独秀，还交了5000元保证金和罚款。见《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68、428页。
目前有关中共1920年开始建党后得到苏俄援助的资料还是零星的。比如，我们可以从一些研究成果中看到这样的说法，即1920年夏，上海中共组织发起后，“每月接受宣传费一千元，干部等亦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为旅费的100元汇款。转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建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2、254页。所能见到最早的较为具体的中共取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数目的资料，仍旧是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他同时函询维经斯基称：“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页。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而陈独秀是1921年9月前后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书记一职的。故陈独秀报告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时间，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开，即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这一段时间。它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大”，即从1921年7月到10月之间中共没有党费收入与支出。而从陈独秀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两点：（1）这个时候中共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是包括党的一般性活动经费和工运经费在内的。相比之下，一般性党的活动经费的收支，仅为6600余元。而工运经费，即劳动运动方面的花费，则占去了这时党的全部经费的近三分之二。（2）这时党的全部经费当中，自筹款数仅不足6%，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来自“国际协款”。《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304页。
从中共“二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赤色职工国际这里沿用当时通用的称谓，新的译文为“红色工会国际”。也开始为中共提供一些财政援助，中共用于工运上的开支明显减少了。这一点在中共“三大”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中和马林档案里，都有明显的反映。在马林档案中不仅可以看到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于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别签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当年也在中国流通的所谓“鹰洋”）、2940港币，及两个3000中国元的收条，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职工国际在1923年5月即开始与共产国际一同向中共汇款3500美元，用于帮助中共、救济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等。故陈独秀在“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到的经费支出，没有提到在党的工作中占据最大份额的劳动运动的开支，似非偶然。报告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在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与上一年度的情况相比，党费的支出中原先占三分之二的劳动运动的开支几乎不存在了。（2）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8、9两个月的收入，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也不超过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实际上已经达到1250元，较上一年度有明显的增长。
陈独秀的报告没有提到工运费开支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在“二大”至“三大”期间中共所从事的劳动运动已减少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没有单独列项提及的必要。事实上，在1922年7月到1923年6月之间，中国的工人运动相当活跃，而北方的工人运动尤其受到中共的影响。像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尽管目前找不到赤色职工国际提供援助的具体资料，但仅在并非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马林的档案中，也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在陈独秀报告中没有提到的俄国人援助工运费用的记载。这包括：（1）1922年1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越飞为唐山罢工工人提供的1000元和准备进一步筹集的400元；（2）1923年“二七大罢工”发生后，俄国铁路工人捐赠给中国京汉铁路工人受难者家属3万卢布；（3）1923年3月赤色职工国际为中国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提供了1000金卢布；（4）1923年5月莫斯科经由北京转交中共278英镑，要求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即将召开的劳动大会；（5）1923年5月赤色职工国际交给中共中央2000金卢布用于帮助中国的工会组织；（6）1923年7月莫斯科汇款1840墨西哥元，说明用于抚恤“二七大罢工”罹难者家属。参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8、151—154、168、169、173页；TonySaich，TheoriginsoftheFirstUnitedFrontinChina，p347。（未完待续）
杨奎松，摘自《读史求实》，浙江大学出版社
就是到了晚年他身上还充满着年轻时的反叛精神，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相比之下，他的一些战友，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地位提高，慢慢变修走了资。邓小平就是一例。
当然，理想破灭改走资变修也不见得是坏事，也许是顺应时势之举。
没有什么问题。觉得有问题，是因为你用纳粹法西斯的思维来思考，什么接受外国资助反对本国政府十恶不赦本来就是纳粹法西斯的反动观念。
就像我们在这个坛子上。
没办法，替楼主科普一下。这几个就这素质。不明白就别说，天天在这里胡说八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