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会 2024-12-13
张纯如是一位美国华裔作家、历史学家和记者，她的代表作《南京大屠杀》是对日本侵华战争中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和描述。
《纽约时报》称之"60多年首次打破中、日、美的沉默"，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也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提供了了解二战历史和人类罪行的重要窗口。
然而，她一直煎熬在残暴黑暗的历史记忆中，身躯和精神都被吞噬，她于2004年11月9日上午，在美国加州自己的汽车内吞枪自杀，年仅36岁。她在自杀前留给家人的纸条里写道：“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在她年轻的岁月里，她用自己的生命，把残暴的真相公布于众。
时值第十个国家公祭日，半城将摘录其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寄往天堂，写给爱妻的信，谨此向用生命照亮历史的她致敬。
“我的妻子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后记
本文有删减
1988年10月，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妻子张纯如，那时她是一个美丽可人、才华横溢的女孩，浑身充满朝气。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她将来会写出一部被翻译成15种语言的畅销书，我丝毫不会感到惊讶。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她去世7年后的今天，我竟然在为她的著作《南京大屠杀》写一篇尾声。
我曾经以为，以纯如在30岁时表现出来的活力、激情和干劲，她即使到了80岁甚至90岁，也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张纯如和丈夫、儿子
虽然在遇到对方之前，我们都没有太多的约会经历，但相识不久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完美的一对。我们幸运地在一起度过了16年的幸福时光。
纯如的离世太过突然，加之她是一个不事张扬的人，因而她生活的许多方面和她的死因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感谢基本书局(Basic Books)给我这个填补空白的机会，澄清纯如生命中的诸多谜团，从而让她的精神和作品永留于世。
智慧与美貌并重的超级纯如
纯如的父母都曾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以科学研究为业，因此纯如从小就重视智力成果的价值。青少年时期，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地方图书馆中花费数千小时，锻炼阅读和快速处理信息的能力。
纯如编辑了一份详尽的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清单，以及奥斯卡获奖电影名单，并着手阅读其中每一部作品，观看每一部影片。她连休息日都在系统研究这些著作和电影。
1968年张纯如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纯如中学阶段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附属中学，学校很小，但学习压力很大，学生主要由通过了严格入学考试的教授子女组成，大家学习都很刻苦。该校出了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其他许多获得杰出成就的毕业生。
1985年，纯如被伊利诺伊大学厄本纳–香槟分校竞争激烈的数学和计算机专业录取，她是少数获得这一录取资格的女性之一。她大学期间的成绩非常优秀，原本有望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毕业，但她在即将获得学位时转到了新闻学专业。
当时，学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女孩相对较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培养计划的人则少之又少，而如此轻松地完成培养计划后又改换专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多数人会认为，入学几乎三年以后再改换专业会大大落后于新专业的其他同学，但纯如很快就迎头赶上，并获得了在《新闻周刊》、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实习机会。
在《芝加哥论坛报》实习期间，纯如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在于撰写长篇专题报道，于是她申请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个颇负盛名的写作研讨班项目，并被录取。就读该项目期间，她年仅22岁，此时她遇到了自己的图书编辑，也是她后来的图书代理人——苏珊•拉宾娜。苏珊给了她一个题目，于是纯如开始为写作自己的第一本书《蚕丝》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纯如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写作硕士学位之后，搬到加州圣巴巴拉与我住在一起。纯如一直对电影怀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她带着自己的一组照片去了某家人才机构，很快被选中在MC哈默的歌曲视频中担任一名舞者。
然而，纯如第二天获得了一份麦克阿瑟基金会的申请书，于是决定放弃这一工作机会。我们觉得这可能是第一次有人拒绝MC 哈默及其公司的工作邀请。纯如的决定是对的，她最终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
纯如后来又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得以继续《蚕丝》的研究工作。非常令人吃惊的是，纯如从未获得过任何自然科学方面的学位，也不隶属于任何大学或研究机
除了她的美貌、智慧和教育背景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促进了纯如的成功。不论自己名气多大，她从不羞于向别人寻求帮助或建议，她总是尽力完善自己。例如，1991年我们结婚时，纯如一想到需要向现场的200名亲友致简短的祝酒词，就非常紧张。
然而，她自觉练习在公众面前发言，到1997年《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时，她已经能在长达1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内吸引1000名观众的注意力，就自己的研究和著作侃侃而谈。
在我们相处的前10年，看着纯如从一个时常害羞且有点儿内向的人转变成“超级纯如”，不仅成为能够写出畅销作品的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而且能用演讲打动听众，并赢得国家电视台的辩论，这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然而，2004年夏天，“超级纯如”却在短时间内被精神疾病击倒，这又令人不胜悲伤。
谜团下的真实纯如
第一个谜团，纯如是否有过灵光一闪的“尤里卡时刻”。
1994年年底，纯如参加了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的一次会议，并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个传播最广的神话是，纯如正是因为见了这些照片，才在彼时彼刻决定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
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与事实恰好相反。
纯如一直保留着一份新书写作构想的详细清单，截至2004年她已经积累了400个构想。纯如从小就从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那里听说过南京大屠杀。
1988年10月我们开始约会后不久，她就告诉过我自己想就南京大屠杀写一本书的愿望。一完成《蚕丝》的终稿，她就下定决心将日军对南京的蹂躏作为下一本书的首选主题，并开始进行相关研究。
一个月之后，即1994年秋天，她参加了在库比蒂诺举行的会议，并见到了赞助会议的一群热心人士。通过这次会议，她见到了许多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照片，也结识了许多后来为她的研究提供极大帮助的人。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认为，恰恰是那次会议上的照片给了她写作南京大屠杀的灵感，这一神话广为流传。但纯如从未做出过如此冲动的职业选择，她为《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计划了好多年，早在参加那次会议之前，她已经开始了相关研究工作。
第二个谜团，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这两个选题导致了纯如的精神崩溃和最终死亡。
纯如早在1997年就完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而且在2004年之前从未真正表现出任何精神疾病的迹象。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的过程中，她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
她几乎每天都会向我介绍自己的最新进展，并经常与自己的父母和几位密友一起探讨相关资料。
我的感觉是，与其说相关照片和阅读资料令她心烦意乱，倒不如说激发了她的工作动力，鞭策她尽最大努力叙述这些事件。
令她难过的是，那些在1937年和1938年经历了如此多苦难的民众，60年后依然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她与巴丹死亡行军的许多老兵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老兵在1942~1945年遭到日军的残酷迫害。
许多老兵与我和纯如的许多童年玩伴一样，都曾是来自美国中西部小镇的男孩，因此纯如对他们怀有深切的同情。纯如做相关调研时，大部分老兵都已年过八旬，到2004年，许多已经去世，或被诊断出患了不治之症。
当纯如得知一位她以朋友相待的巴丹老兵去世后，我第一次见到她因为与工作相关的问题而崩溃并哭泣。
第三个谜团，职业母亲的压力导致了她的精神疾病。
从我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出生到纯如精神崩溃的两年间，我们雇了一位全职保姆照顾克里斯托弗，并承担做饭、打扫卫生、洗衣、购物等家务劳动。我花了大量时间照顾克里斯托弗，我的父母和纯如的父母也来帮忙。在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方面，很难想象能有人获得比纯如更好的支持。
第四个谜团，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政府应为纯如的精神崩溃负责。
纯如自己相信这一点，这跟她在肯塔基采访时曾被强行送到路易斯维尔的精神病房有关。对她来说那是一段极为恐怖的经历，连续几天很少进食、喝水或是睡觉，她认为美国政府在背后盯着她。
在她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她曾跟好几个人谈过这一想法，但我从未发现支持她这种想法的任何证据。
第五个谜团，日本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为纯如的自杀负责。纯如的生活经历使她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日本人。
1937~1945年，她的父母和他们的家人都经历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因此，纯如是听着日军暴行的故事长大的。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她所接触的许多人都经历过日军对中国的侵略。
纯如巡回推介自己的图书期间，许多美国老兵(甚至许多来自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人)经常找到纯如，告诉她日军占领下发生的恐怖故事，以及他们对日本政府的恐惧。日本媒体和激进分子抓住任何机会对纯如进行文字攻击。
1998~1999年，当纯如积极推介《南京大屠杀》一书时，她收到了许多恐吓信。那时，纯如生活中的每件事都使她有理由害怕日本人，并造成恐惧的恶性循环。然而，当纯如开始专注于下一本书《美国华人》的研究与写作时，恐吓信逐渐减少，后来几乎没有了。
在我与纯如共同生活的整整13年间，我从未发现任何证据能证明有来自日本的人威胁到纯如的人身安全，或做了导致纯如精神崩溃或自杀的事情。
很多人推测，纯如在2004年前就患上了精神疾病。这一观点可能与纯如的生活背景有关，另外可能是由于她的职业和生活方式。纯如的父母都经历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内战，他们给纯如讲过许多自己看到或听到过的恐怖事件。
在纯如的写作生涯中，她研究过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纳粹的崛起及其对犹太人的迫害、“二战”期间的种种暴行，以及中国的内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美国政府的许多做法让纯如深受困扰，尤其是2003年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攻击。
大卫教派的袭击和杀戮、克林顿政府在莱温斯基丑闻期间对多个中东国家的轰炸、发生在科索沃的“人道主义轰炸”、2001年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敌对行为、爱国者法案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侵犯，以及在没有犯罪指控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禁可疑恐怖分子的做法，这些都令纯如极为不安。
在纯如看来，这一系列事件都在使美国变成一个能够实施各种暴行的社会，就像她所研究的那些暴行一样。她经常与别人就类似的话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并探讨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将会导致怎样的灾难性后果。
纯如在公开场合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在私下的交谈中，她经常会情绪激动地讨论对她来说很重要的话题。偶尔与纯如有过私下交谈的人可能会认为她的行为属于狂躁症。
我想这是因为她对许多话题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感情，并且有足够的精力和智慧满怀激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1988~2004年，我没看出她这方面的行为有什么异常。
纯如是个目标导向的人，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她大多数时候都专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认为，纯如在许多人眼中的反常行为并不是精神疾病的结果，而是因为她足够幸运，可以随心所欲地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2019年，美国圣何塞市离张纯如生前住处不远的一个地方，张纯如纪念公园落成：石刻“一个人的力量”
新书促销给她增添了沉重的负担。
对此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类比就是摇滚歌星的巡回演唱会。大部分时间，纯如一起床就要赶到机场，飞往另一个城市参加图书签售活动，并出席随后的聚会，直到夜里很晚才能回到自己在宾馆的房间。在图书签售过程中，很多人跑来告诉纯如“二战”期间落入日军之手的战俘和日军占领区的平民的恐怖经历。
纯如通常会连续多日重复着同样的签售活动。她曾在1998年的大部分时间、1999年上半年、2003年的6个星期和2004年的5个星期，过着这样的生活。在她生命的最后7年中，生活状态无比混乱的情况下，纯如遇到的大部分人都是向她讲述战争期间日军恐怖暴行的人。
很多人都想过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纯如的精神崩溃。我自己也不清楚。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1999年夏天，为期一年半的《南京大屠杀》巡回签售活动终于结束。纯如打算在家休息和调整一段时间，我们也开始试着要第一个孩子。接下来的几个月，纯如遭遇了几次流产，这造成严重的荷尔蒙紊乱，我们后来知道荷尔蒙不调可能导致躁郁症的发病。
她变得比2004年以前的任何时候都反复无常，并且极易激动。那时候见到她的人如果不了解她正因巡回签售和荷尔蒙紊乱而身心俱疲的话，或许会以为她患了精神疾病。
纯如的工作习惯也与常人不同。她大学毕业后直接成为一位自由作家，从未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她经常通宵工作，以便能在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前完稿。她使用富兰克林每日规划记事本，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每天的工作效率。
当有人请她为即将出版的新书写书封推荐时，她总是逐页阅读该书后再给出一份认真的推荐意见。因此，为避免拖延自己的工作计划，她总是工作到深夜。等她30岁以后，这样的工作习惯无疑使她承受着更大的身体和精神压力，这或许也是导致她精神崩溃的原因之一。
纯如29岁开始《南京大屠杀》的巡回签售活动，31岁时结束。在此期间，她至少去过65个城市，有些城市甚至去过多次。那时她还年轻，似乎能很快从旅途劳顿中恢复过来。
然而，当她为《美国华人》一书宣传时，她已经三十五六岁了。她的旅行日程更短，但活动安排却更紧凑，而她没法再像6年前一样快速从疲惫中恢复过来。2004年4月，纯如动身去参加新书巡回签售，但5周后再回来时，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认为纯如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频繁的通宵工作以及紧张的图书巡回签售等因素最终导致了2004年8月她在路易斯维尔的精神崩溃。保拉•卡门曾在书中写过，有一种精神疾病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以下就是纯如的恐惧不断升级的过程。
你在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当我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开始有自闭症的迹象时，纯如发现许多人认为疫苗是致病原因。她深入研究后发现，海湾战争中给士兵们注射的疫苗和服用的药物可以引起各种疾病。
那时，我们去看了2004年版的电影《谍影迷魂》，影片中美国政府对海湾战争中的士兵实施了精神控制。这部影片让纯如更加焦虑。接下来的几天，她准备去路易斯维尔出差，会见亚瑟•凯利上校，并采访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这几天她晚上不睡觉，而是在网上查阅关于自闭症、海湾战争综合征以及各种阴谋论的资料。
那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她的路易斯维尔之行，但我们原以为她继续研究之旅的话就能够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不再理会那些阴谋论的内容。然而，由于缺乏睡眠，她的意识开始作弄她。
她相信美国政府正试图给她下毒，因此她离家之后滴水不进、粒米不沾。由于不吃不喝且缺乏睡眠，她的状况迅速恶化。在状态极差的情况下，她给自己的母亲打了电话，她母亲建议她联系凯利上校。凯利上校的妻子是一位退休护士，他们看到纯如的状况后叫了救护车。
在此之前纯如从未当面见过凯利，她开始觉得凯利夫妇或许是试图伤害她的同谋，因此她试图逃跑。警察和医护人员强行把她送到医院，以便对她进行全面检查。根据纯如的说法，她被安置到精神病房，在那里一再遭到看护人员的威胁。
此时她已坚定地相信，他们正试图给她下毒或实施麻醉，因此她在医院时再次拒绝饮食或睡觉。如果纯如是在家中出现精神崩溃，有她深爱和信任的人陪在身旁，她或许不会遭受如此严重的精神创伤。
然而事实恰好相反，纯如断定那些在路易斯维尔试图帮助她的人都是小布什政府阴谋加害于她的一部分。在她生命的最后3个月里，我们一直没法使她摆脱这种想法。
纯如的父母把她从路易斯维尔接回家中之后，我们在为她寻找合适的精神病专家方面遇到麻烦。更糟的是，纯如是一个不配合的病人。我们解决生育问题的经历使她丧失了对大多数医生的信任。
纯如对生育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通常比她遇到的医生知道得还要多。有了这种经历之后，她对大多数医生都不太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位出色的精神病专家，更需要纯如能够遵从治疗方案，但她对治疗过程的每一步骤都很抗拒。
纯如的父母和我都认为，送纯如去参加一个躁郁症患者互助小组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他们带纯如去参加该小组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会议。
她在那里见到的都是没有战胜躁郁症的人，他们几乎都没有工作，许多甚至同时服用五六种药物。
纯如描述说，这些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并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像他们那样接受治疗。
此后不久，她的精神病医生正式诊断她患有躁郁症，并要求纯如服用情绪稳定药物进行治疗，而非抗抑郁症和抗精神病药物。后来我们知道，精神疾病患者在改换药物时，自杀的风险会上升。
纯如去世之后，她母亲对医生给她开的药物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亚洲人对许多普通的处方药更敏感。
由于亚洲人只占美国人口的一小部分，这些药物很少对亚洲人进行测试，因此亚洲患者在服用这些药物时产生副作用的风险更高。纯如的情况可能正是这样，她所服用的药效强劲的抗精神病药物和情绪稳定药物似乎在她身上产生了许多副作用。
医生诊断她患有躁郁症并为她改换药物两天之后，纯如的母亲在她手包中发现了一份里德枪械商店的枪支安全使用手册。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她计划买枪的迹象。当我们就此质问她时，她说自己确信美国政府即将加害于她，她需要一支枪自卫。
在会议上见到重度躁郁症患者、被正式确诊患有躁郁症、更换药物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等因素综合在一起，使纯如陷入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纯如的父母、精神病专家和我都努力找来一些成功战胜躁郁症的人与她聊天并鼓励她，但已经来不及了。
有了在路易斯维尔的经历之后，纯如坚信小布什政府想要加害于她。她希望约翰•克里在2004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能击败小布什，然而11月3日小布什宣布赢得选举。想到还要再遭受4年的迫害，纯如觉得难以忍受。警察在她去世后调查发现，她在小布什获胜后的第二天就购买了一支手枪。
我认为导致纯如自杀的另一个因素是她的骄傲，这一点其他人从未提到过。纯如在自杀前留给我们的遗书上写道：“如果你们能记住我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最意气风发的样子，而非我从路易斯维尔回来之后眼神憔悴的病人形象，那再好不过了。”
就个人层面而言，纯如完全是一个不爱炫耀的人。
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她开着一辆杰傲米特罗汽车。如果有人未经预约来到我家，会发现纯如戴着厚厚的眼镜，没有化妆，穿着T恤衫和松松垮垮的运动服。然而纯如出席公共场合时，发型和妆容都堪称完美，她戴着隐形眼镜，身穿传统的职业套装，向公众发表早已准备好且预先排练过的演讲。她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树立并维持自己的公众形象。我认为，她觉得自己精神崩溃之后再也无力维持这种形象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的张纯如铜像
纯如在短暂的一生中共写过三本书。
第一本书《蚕丝》是基本书局的编辑苏珊•拉宾娜为她选的题目。
最后一本书《美国华人》是维京企鹅出版社的出版人给她选的题目。
《南京大屠杀》的题目则是纯如自己选择的。这是她自小就想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占据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数周之久，被翻译成15种文字。
纯如的梦想是能把她的书拍成纪录片或故事片。尽管许多人声称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基础上拍摄了电影，但截至我写作本文之时，还没有哪位制片人就纯如的任何一本著作拍成纪录片或故事片。纯如是个无神论者，但如果她能从天堂俯瞰人间，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更令她高兴的了。
有很多默默无闻的英雄，正从事着纯如未竟的工作。
纯如是一个英雄，她勇敢地向世人讲述了南京人民在1937年冬天至1938年期间所遭受的种种劫难。
纯如或许又是一个悲剧式英雄，因为她那异乎寻常的激情和干劲不仅使她在29岁时就取得惊人成就，而且也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年仅36岁便英年早逝。
纯如通过她的著作和图书巡回签售活动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她所认识的人中，我只见过一小部分，而且在她去世7年之后，我对她的了解仍在不断加深。
布雷特•道格拉斯
2011年9月23日
加上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吓更使得她觉得自己的幻想得到证实。
“Iris Chang - Can not forget the history of women”
https://www.amazon.com/Iris-Chang-forget-history-Chinese/dp/7508632370
她丈夫说： "与其说相关照片和阅读资料令她心烦意乱，倒不如说激发了她的工作动力，鞭策她尽最大努力叙述这些事件"。
张纯如母亲张盈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她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绝对是不愉快的，但这种状态是很短暂的。因为她用了2年时间就把这本书写完了，而她自杀是在7年以后。中间她还写了另外一本
本报记者 赵妍 实习生 赖宇航 发自上海
毫无疑问，华裔作家张纯如的名字将永远与“南京大屠杀”联系在一起，她写下的《南京大屠杀》改变了西方社会看待二战亚洲战场的视角，曾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停留长达10周之久，销量近30万册。但就是这位迅速赢得国际关注的女作家，却在2004年11月9日，开枪结束了自己36岁的生命。
外界舆论一度曾将张纯如的死与她在写作《南京大屠杀》所接触到的残忍、阴暗的史料联系在一起，但在近日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由张纯如母亲张盈盈所撰写的回忆录《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中，张盈盈第一次披露了张纯如的死因与舆论所传相去甚远。
“关于纯如的死因，是我一直要澄清的一点。好多人，包括媒体记者，都说是因为她写了这么一本很黑暗的书，对她的精神造成了困扰，从而导致忧郁症。但我们认为绝对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她开枪自杀。”因宣传回忆录而到国内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演讲的张盈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她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绝对是不愉快的，但这种状态是很短暂的。因为她用了2年时间就把这本书写完了，而她自杀是在7年以后。中间她还写了另外一本书《美国华人》。”
曾受日本右翼狂热分子威胁
在《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中，张盈盈以一个母亲的视角，回忆了女儿从生至死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着墨最多之处自然是张纯如写作《南京大屠杀》的过程。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以及书出版后曾因“受到日本右翼狂热分子威胁”而一度成为媒体焦点，书中，张盈盈对这一细节做出了回应。
张纯如最初与母亲谈及“日本右翼狂热分子威胁”，是在她从大陆、台湾搜集史料回家后。她写信给父母，汇报当时她的第一本书《钱学森传》的写作进展，并提及了安全顾虑：
亲爱的妈妈：
忘了跟你说，如果有空的话，布瑞特和我要搬到一个两居室的公寓里去了。搬家的原因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但也因为我想让我们的新家不那么容易被一些日本狂热分子找到。有人对我的安全问题表示了担忧。（我的大部分朋友都觉得一旦这本书出版后，我就会安全得多了，因为南京大屠杀的“秘密”已经大白于天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点疑神疑鬼……
“对于那些日本右翼狂热分子可能带来的威胁，我建议她听从私人侦探的建议，做好自我保护。然而，我并不觉得她有必要过于恐慌甚至疑神疑鬼。”张盈盈回忆，“纯如跟我们说，她收到过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不过据我所知，她并没有遭受到人身安全上的威胁，虽然的确也收到过一些恶意来信，但都是在网上，数量很少。”
虽然如此，但无论是张纯如还是张盈盈，都认为日本右翼狂热分子曾在《南京大屠杀》出版、发行期间“有所作为”。美国《新闻周刊》曾于1997年刊登《南京大屠杀》书摘，但原定11月17日刊出的书摘，后被改为延期至12月1日（即下一期）刊登。这让张纯如一家着实紧张了一把：“书摘刊登之前，我跟纯如的爸爸系统分析了《新闻周刊》之前几期的广告。我们发现，每周杂志上平均登出四五个日本公司的广告，其中包括佳能、铃木、日立、索尼、丰田、东芝、三菱、夏普和爱普生等。我很担心纯如的书摘会不会在12月1日那一期的《新闻周刊》上刊出。”在多次打电话至报刊亭后，张盈盈最终找到了登有《南京大屠杀》书摘的《新闻周刊》，但她仔细阅读，发现当期没有任何日本广告：“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12月1日的这一期杂志上，一个日本公司的广告都没有，而在11月17日那一期上却刊登了两倍于正常数目的广告。”
不过《新闻周刊》方面给出的推迟原因，是因为西摩尔·赫什的书《卡美洛王朝的阴暗面》（一本关于肯尼迪家族的富有争议的书），从而把其他书摘都向后推了一周，与日本广告商毫无关系。张氏母女都认为此说不具说服力。
此外，日本政界、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批评也多次在张盈盈的回忆录中被提及，而阻碍该书在日本出版发行也被她们认为是右翼分子施加压力的结果。
“自从‘柏书房’1998年春天取得纯如的书的日文版版权后，一直到7月份，纯如都没有听到任何翻译的进展。纯如告诉我们，她听说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教授拒绝了‘柏书房’请他们评价译本的要求，至少其中一个人承认，拒绝的原因来自某个‘不为人知的组织’对其家人施加的压力。纯如说这可不是好征兆。与此同时，有谣言说，当‘柏书房’获得《南京大屠杀》一书日文版权的消息泄露后，这家出版社受到了死亡威胁。”张盈盈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来自日本右翼分子的压力到底有多大—这些压力最终导致日本版的夭折，直到又过了十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根据张盈盈的回忆，1998年8月，“柏书房”第一次表示打算更改书中内容的意图。当月，该出版社称，一个由右翼学者联合起来的“南京事件研究委员会”正在对张纯如书中内容进行事实核查。该出版社的总编辑芳贺给张纯如写信解释说，日本的保守分子坚持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他们采用的策略是“挑处作者评论中的细节瑕疵”，然后“指出这些错误的存在，表明作者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于是再利用这些错误证明全部内容的不可靠”。同年10月，张纯如收到了一张长长的勘误表。其中，因夏淑琴案而为国人熟知的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中东野道修从“前64页中找到90处事实错误”。
另外，根据《洛杉矶时报》记者索尼·埃夫隆的报道，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不仅遭到了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南京大屠杀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抗议，还遭到了“自由主义者”阵营的批评—他们尽管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认为张纯如有缺陷的学术水平歪曲了事实真相，两者的主要争议点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
欠缺“准确性”：来自西方历史学界的批评
实际上，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在获得巨大声誉的同时，在历史“准确性”等方面也受到了来自西方历史学界的批评。
“1998年10月10日，纯如受邀出席了在伊利诺伊大学校园内举行的‘东方战争罪行’主题研讨大会，并担任组委成员。会上，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抨击了纯如的书，这令所有人都非常吃惊。”张盈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位伊利诺伊大学的历史教授并不是唯一一位抨击《南京大屠杀》的西方学者，“批评纯如的书的历史教授还有不少。”
约克大学的加拿大研究会主席约书亚·A·福杰撰文认为，《南京大屠杀》一书存在“严重瑕疵”以及“充满了错误和轻率的解释”。他认为这本书在张纯如试图解释为何大屠杀会发生时就“开始崩溃”：她反复地对她认为是“导致了大屠杀的几个世纪以来局限的历史产物”的“日本精神”作出评判。福杰认为张纯如的问题在于她“缺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训练”。
获得过普利策奖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大卫·M·肯尼迪也指出，“这本书的主旨在于指责和义愤，而不是分析和理解。尽管义愤是对南京大屠杀在道德上应有的反应，但在理智上却是不足的”。
来自华盛顿与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罗杰·B·吉恩斯则把张纯如的书当做是“不完全的历史”，并批评她缺乏对这一主题的经验：“在写这一可怕的事件的时候，张纯如努力地想要将它描述成是未经证实的亚洲浩劫。不幸的是，她削弱了她自己的论据，她忽视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日文和英文的丰富资源。这致使她犯了一些错误，例如大大地夸大了南京当时的人口，以及不加判断地就使用了远东军事法庭和当时中国对于被杀平民和士兵的统计。”
记者提摩西·M·凯利形容张纯如的书显示出“粗心大意、马虎和历史错误”，他还批评张纯如“缺乏对细节的注意力”。最后，他指控张纯如抄袭大卫•伯尔格米尼所著的《日本的帝国主义阴谋》的图文。
《洛杉矶时报》的索尼•埃夫隆警告说，就张纯如的著作所进行的激烈争吵给西方人留下了“日本很少描写南京大屠杀”的错误印象，实际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至少有42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在战时所犯罪行的著作，其中21本是在对日本的战时罪行进行自由调查后写下的。此外，埃夫隆还注意到，年老的日本士兵出版回忆录、发表演讲和接受采访的人数在上升，他们叙述在战时所犯下的或者亲眼见证的罪行。在日本政府长期的强制否认之后，日本中学的教科书现在承认南京大屠杀是真实的。
与大篇幅描写日本政界、学界对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批评不同，张盈盈的回忆录并没有太多谈及西方历史学界对该书的批评，只用了“纯如的书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的一致好评，并受到全世界华人社会的尊敬”来过渡，她认为来自日本的批评属于诋毁。不过，张盈盈向时代周报回应，女儿的《南京大屠杀》正是因为畅销而受到多方关注，而“任何作品都会存在争议”。
自杀或因抗精神病药物副作用
“纯如从精神崩溃到自杀，只有3个月的时间，所以绝对不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她一直认为写作这本书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她非常为此感到骄傲。”张盈盈在她的回忆录最后两章，详细回忆了女儿精神崩溃的经过，并分析了她开枪自杀的原因。
张纯如在2004年4月图书签售旅行回来后反复向父母提及，她在路上曾被人威胁，但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遭到威胁。她只是说：“有个人演讲后走过来，用充满威胁的口气对我说话，‘如果你加入我们的组织的话，或许可以安全些。’我大吃一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立即走开了，我是不是做错了？”张盈盈回忆，自此，张纯如变得越来越恐惧。
同年8月，她在路易斯维尔采访，住进一家旅店，认为“前台的服务生看着她的表情很可疑，还与另外一个后来频频注视她窗户的人交谈”。她随即给母亲打电话，怀疑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电视里播放的恐怖画面都是真的，是有些人故意放来吓唬她的。第二日，她被送入当地医院精神病病房。随后，家人积极为纯如寻找治疗精神疾病的专家，而在医生的指导下，她开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Risperdal。后因情况加重，她服用的药物从Risperdal被换为相对较新的同类抗精神病药物Abilify，并增加了抗抑郁药Celexa。医生还建议张纯如住进疗养院，被她本人拒绝。
“纯如听了之后立即表示反对。我能理解她对那种所谓专门针对‘精神病患者’的疗养机构的不信任。她以前听说过许多关于政府将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迫害致死的事例。我无法责怪她的多疑。”张盈盈说。
张盈盈坚持认为，女儿开枪自杀与药物的副作用有关。“我们现在知道了，Abilify的网站上警告说，这种药物‘可能影响你的判断力、思想或运动能力’，以及诸如增加自杀风险、嗜睡、焦虑和肌肉僵直等副作用。而Celexa的网站上则警告说，可能导致自杀、焦虑和静坐不能（一种与自毁或侵犯性举动相关的危险症状）。”获得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张盈盈为女儿的自杀找到了一些外在原因。
“其实纯如是反对吃药的，她从来没有信任过医生。现在回想起来，当然觉得是非常可惜。吃了这些药以后，会变得非常暴力。女孩子用手枪，想想可不可能？纯如以前从来没有碰过枪，在我们作为母女相识相知的这么多年里，纯如一直十分坚强无畏，从来没有考虑过以自杀逃避。”不过，张盈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们并不会因此对医生提出诉讼，“我在书里提到的医生也用了A和B来代替，毕竟他们的处方是严格按照规定开的。”
（本报记者张子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张盈盈回应美国学界批评《南京大屠杀》：“美国学者批评纯如，或因受日本资助”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时代周报：《南京大屠杀》一书中认为死亡人数在30万左右，这个数据是颇受争议的，也是日本方面反对声最大的一点。纯如是否曾与你讨论过死亡人数的问题？
张盈盈：在死亡人数上，纯如参考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如江苏社会科学院的孙宅魏教授，还有一个华人学者吴天威，他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现在去世了。孙宅魏与吴天威合写过很多文章，孙教授是专门研究死亡人数的，他认为超过30万，应该有35万。日本右翼的人说，怎么可能杀30万人？当时南京城里的人都跑光了。孙教授有一篇论文就说那时候并不是逃光，事实上因为逃难，好多人涌入了南京城。
时代周报：与这个数字相关，也与历史学界批评相关的一点是，纯如在写作的过程中没有参考日本方面的资料。
张盈盈：是，的确有人说纯如没有使用日本方面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但纯如有用到日本兵忏悔的一本书，而且她也采访到了一些忏悔的日本兵。但是日本学者的研究，在纯如的资料里好像是没有，而且在日本很难找到公正的资料。
时代周报：如果说来自日本的批评是因为立场，那该如何看待西方学者对《南京大屠杀》在史实准确性上的批评？
张盈盈：我在书里提到，一个伊利诺伊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忽然批评了纯如的书，他是个白人。不是只有他一个，在美国还有一些历史学教授批评了纯如的书。我是觉得，日本在美国的“东亚研究”领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他们资助了这些领域的人做研究，所以如果你的研究经费是来自日本，多半是会为日本人讲话。现在美国的东亚研究很多都是日本资助，有些你看不出来，都是用奖金、奖学金的方式给你，所以这些批评，我是怀疑他们多半有日本的资助。
时代周报：虽然没有参考日本方面的资料，她曾到大陆和台湾收集史料。
张盈盈：对，我书里有讲到，纯如在南京不仅采访到了幸存者，还去了大屠杀现场。她到南京找江苏社会科学院的孙宅魏教授，但他当时不在南京，所以叫了另外一位学者王卫星做向导。她请了个翻译，帮忙将幸存者的中文采访内容口头翻译成英文。她虽然可以听懂幸存者的一些话，但南京方言她是不太明白的。她还跟我们讲述采访幸存者的进展，“每个我见到的幸存者都极其渴望讲述他们的故事，所以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她去大屠杀现场，那些行刑场都很荒芜，还被蚊子咬了。
时代周报：纯如在写作《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认为自己会受到“日本右翼极端分子威胁”，你作为她的母亲，是否观察到了这种威胁？
张盈盈： 纯如本人其实并没有具体地受到来自日本右翼的威胁，有些写信来，很少量。但真正的人身安全上的攻击，没有。日本右翼一直讲她夸大了这方面的威胁，美国学者又认为纯如夸大了日本右翼的影响力。但的确有一个日本学者，在记录了整个南京之行、写了南京大屠杀的过程后，就受到了日本右翼的威胁，只能戴假发、墨镜出门，还改变自己的地址、电话，很怕自己的小孩遭遇危险。所以他们说纯如夸大很没有道理：如果纯如是夸大，那么为什么这个日本学者要这么做？日本右翼对讲真话的日本学者也是封杀的，所以日本学者不敢讲。
美国社会是稀缺资源
半城会 2024-12-13
张纯如是一位美国华裔作家、历史学家和记者，她的代表作《南京大屠杀》是对日本侵华战争中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和描述。
《纽约时报》称之"60多年首次打破中、日、美的沉默"，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也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提供了了解二战历史和人类罪行的重要窗口。
然而，她一直煎熬在残暴黑暗的历史记忆中，身躯和精神都被吞噬，她于2004年11月9日上午，在美国加州自己的汽车内吞枪自杀，年仅36岁。她在自杀前留给家人的纸条里写道：“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在她年轻的岁月里，她用自己的生命，把残暴的真相公布于众。
时值第十个国家公祭日，半城将摘录其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寄往天堂，写给爱妻的信，谨此向用生命照亮历史的她致敬。
“我的妻子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后记
本文有删减
1988年10月，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妻子张纯如，那时她是一个美丽可人、才华横溢的女孩，浑身充满朝气。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她将来会写出一部被翻译成15种语言的畅销书，我丝毫不会感到惊讶。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她去世7年后的今天，我竟然在为她的著作《南京大屠杀》写一篇尾声。
我曾经以为，以纯如在30岁时表现出来的活力、激情和干劲，她即使到了80岁甚至90岁，也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张纯如和丈夫、儿子
虽然在遇到对方之前，我们都没有太多的约会经历，但相识不久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完美的一对。我们幸运地在一起度过了16年的幸福时光。
纯如的离世太过突然，加之她是一个不事张扬的人，因而她生活的许多方面和她的死因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感谢基本书局(Basic Books)给我这个填补空白的机会，澄清纯如生命中的诸多谜团，从而让她的精神和作品永留于世。
智慧与美貌并重的超级纯如
纯如的父母都曾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以科学研究为业，因此纯如从小就重视智力成果的价值。青少年时期，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地方图书馆中花费数千小时，锻炼阅读和快速处理信息的能力。
纯如编辑了一份详尽的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清单，以及奥斯卡获奖电影名单，并着手阅读其中每一部作品，观看每一部影片。她连休息日都在系统研究这些著作和电影。
1968年张纯如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纯如中学阶段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附属中学，学校很小，但学习压力很大，学生主要由通过了严格入学考试的教授子女组成，大家学习都很刻苦。该校出了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其他许多获得杰出成就的毕业生。
1985年，纯如被伊利诺伊大学厄本纳–香槟分校竞争激烈的数学和计算机专业录取，她是少数获得这一录取资格的女性之一。她大学期间的成绩非常优秀，原本有望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毕业，但她在即将获得学位时转到了新闻学专业。
当时，学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女孩相对较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培养计划的人则少之又少，而如此轻松地完成培养计划后又改换专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多数人会认为，入学几乎三年以后再改换专业会大大落后于新专业的其他同学，但纯如很快就迎头赶上，并获得了在《新闻周刊》、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实习机会。
在《芝加哥论坛报》实习期间，纯如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在于撰写长篇专题报道，于是她申请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个颇负盛名的写作研讨班项目，并被录取。就读该项目期间，她年仅22岁，此时她遇到了自己的图书编辑，也是她后来的图书代理人——苏珊•拉宾娜。苏珊给了她一个题目，于是纯如开始为写作自己的第一本书《蚕丝》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纯如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写作硕士学位之后，搬到加州圣巴巴拉与我住在一起。纯如一直对电影怀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她带着自己的一组照片去了某家人才机构，很快被选中在MC哈默的歌曲视频中担任一名舞者。
然而，纯如第二天获得了一份麦克阿瑟基金会的申请书，于是决定放弃这一工作机会。我们觉得这可能是第一次有人拒绝MC 哈默及其公司的工作邀请。纯如的决定是对的，她最终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
纯如后来又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得以继续《蚕丝》的研究工作。非常令人吃惊的是，纯如从未获得过任何自然科学方面的学位，也不隶属于任何大学或研究机
除了她的美貌、智慧和教育背景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促进了纯如的成功。不论自己名气多大，她从不羞于向别人寻求帮助或建议，她总是尽力完善自己。例如，1991年我们结婚时，纯如一想到需要向现场的200名亲友致简短的祝酒词，就非常紧张。
然而，她自觉练习在公众面前发言，到1997年《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时，她已经能在长达1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内吸引1000名观众的注意力，就自己的研究和著作侃侃而谈。
在我们相处的前10年，看着纯如从一个时常害羞且有点儿内向的人转变成“超级纯如”，不仅成为能够写出畅销作品的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而且能用演讲打动听众，并赢得国家电视台的辩论，这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然而，2004年夏天，“超级纯如”却在短时间内被精神疾病击倒，这又令人不胜悲伤。
谜团下的真实纯如
第一个谜团，纯如是否有过灵光一闪的“尤里卡时刻”。
1994年年底，纯如参加了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的一次会议，并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个传播最广的神话是，纯如正是因为见了这些照片，才在彼时彼刻决定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
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与事实恰好相反。
纯如一直保留着一份新书写作构想的详细清单，截至2004年她已经积累了400个构想。纯如从小就从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那里听说过南京大屠杀。
1988年10月我们开始约会后不久，她就告诉过我自己想就南京大屠杀写一本书的愿望。一完成《蚕丝》的终稿，她就下定决心将日军对南京的蹂躏作为下一本书的首选主题，并开始进行相关研究。
一个月之后，即1994年秋天，她参加了在库比蒂诺举行的会议，并见到了赞助会议的一群热心人士。通过这次会议，她见到了许多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照片，也结识了许多后来为她的研究提供极大帮助的人。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认为，恰恰是那次会议上的照片给了她写作南京大屠杀的灵感，这一神话广为流传。但纯如从未做出过如此冲动的职业选择，她为《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计划了好多年，早在参加那次会议之前，她已经开始了相关研究工作。
第二个谜团，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这两个选题导致了纯如的精神崩溃和最终死亡。
纯如早在1997年就完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而且在2004年之前从未真正表现出任何精神疾病的迹象。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的过程中，她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
她几乎每天都会向我介绍自己的最新进展，并经常与自己的父母和几位密友一起探讨相关资料。
我的感觉是，与其说相关照片和阅读资料令她心烦意乱，倒不如说激发了她的工作动力，鞭策她尽最大努力叙述这些事件。
令她难过的是，那些在1937年和1938年经历了如此多苦难的民众，60年后依然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她与巴丹死亡行军的许多老兵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老兵在1942~1945年遭到日军的残酷迫害。
许多老兵与我和纯如的许多童年玩伴一样，都曾是来自美国中西部小镇的男孩，因此纯如对他们怀有深切的同情。纯如做相关调研时，大部分老兵都已年过八旬，到2004年，许多已经去世，或被诊断出患了不治之症。
当纯如得知一位她以朋友相待的巴丹老兵去世后，我第一次见到她因为与工作相关的问题而崩溃并哭泣。
第三个谜团，职业母亲的压力导致了她的精神疾病。
从我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出生到纯如精神崩溃的两年间，我们雇了一位全职保姆照顾克里斯托弗，并承担做饭、打扫卫生、洗衣、购物等家务劳动。我花了大量时间照顾克里斯托弗，我的父母和纯如的父母也来帮忙。在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方面，很难想象能有人获得比纯如更好的支持。
第四个谜团，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政府应为纯如的精神崩溃负责。
纯如自己相信这一点，这跟她在肯塔基采访时曾被强行送到路易斯维尔的精神病房有关。对她来说那是一段极为恐怖的经历，连续几天很少进食、喝水或是睡觉，她认为美国政府在背后盯着她。
在她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她曾跟好几个人谈过这一想法，但我从未发现支持她这种想法的任何证据。
第五个谜团，日本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为纯如的自杀负责。纯如的生活经历使她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日本人。
1937~1945年，她的父母和他们的家人都经历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因此，纯如是听着日军暴行的故事长大的。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她所接触的许多人都经历过日军对中国的侵略。
纯如巡回推介自己的图书期间，许多美国老兵(甚至许多来自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人)经常找到纯如，告诉她日军占领下发生的恐怖故事，以及他们对日本政府的恐惧。日本媒体和激进分子抓住任何机会对纯如进行文字攻击。
1998~1999年，当纯如积极推介《南京大屠杀》一书时，她收到了许多恐吓信。那时，纯如生活中的每件事都使她有理由害怕日本人，并造成恐惧的恶性循环。然而，当纯如开始专注于下一本书《美国华人》的研究与写作时，恐吓信逐渐减少，后来几乎没有了。
在我与纯如共同生活的整整13年间，我从未发现任何证据能证明有来自日本的人威胁到纯如的人身安全，或做了导致纯如精神崩溃或自杀的事情。
很多人推测，纯如在2004年前就患上了精神疾病。这一观点可能与纯如的生活背景有关，另外可能是由于她的职业和生活方式。纯如的父母都经历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内战，他们给纯如讲过许多自己看到或听到过的恐怖事件。
在纯如的写作生涯中，她研究过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纳粹的崛起及其对犹太人的迫害、“二战”期间的种种暴行，以及中国的内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美国政府的许多做法让纯如深受困扰，尤其是2003年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攻击。
大卫教派的袭击和杀戮、克林顿政府在莱温斯基丑闻期间对多个中东国家的轰炸、发生在科索沃的“人道主义轰炸”、2001年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敌对行为、爱国者法案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侵犯，以及在没有犯罪指控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禁可疑恐怖分子的做法，这些都令纯如极为不安。
在纯如看来，这一系列事件都在使美国变成一个能够实施各种暴行的社会，就像她所研究的那些暴行一样。她经常与别人就类似的话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并探讨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将会导致怎样的灾难性后果。
纯如在公开场合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在私下的交谈中，她经常会情绪激动地讨论对她来说很重要的话题。偶尔与纯如有过私下交谈的人可能会认为她的行为属于狂躁症。
我想这是因为她对许多话题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感情，并且有足够的精力和智慧满怀激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1988~2004年，我没看出她这方面的行为有什么异常。
纯如是个目标导向的人，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她大多数时候都专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认为，纯如在许多人眼中的反常行为并不是精神疾病的结果，而是因为她足够幸运，可以随心所欲地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2019年，美国圣何塞市离张纯如生前住处不远的一个地方，张纯如纪念公园落成：石刻“一个人的力量”
新书促销给她增添了沉重的负担。
对此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类比就是摇滚歌星的巡回演唱会。大部分时间，纯如一起床就要赶到机场，飞往另一个城市参加图书签售活动，并出席随后的聚会，直到夜里很晚才能回到自己在宾馆的房间。在图书签售过程中，很多人跑来告诉纯如“二战”期间落入日军之手的战俘和日军占领区的平民的恐怖经历。
纯如通常会连续多日重复着同样的签售活动。她曾在1998年的大部分时间、1999年上半年、2003年的6个星期和2004年的5个星期，过着这样的生活。在她生命的最后7年中，生活状态无比混乱的情况下，纯如遇到的大部分人都是向她讲述战争期间日军恐怖暴行的人。
很多人都想过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纯如的精神崩溃。我自己也不清楚。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1999年夏天，为期一年半的《南京大屠杀》巡回签售活动终于结束。纯如打算在家休息和调整一段时间，我们也开始试着要第一个孩子。接下来的几个月，纯如遭遇了几次流产，这造成严重的荷尔蒙紊乱，我们后来知道荷尔蒙不调可能导致躁郁症的发病。
她变得比2004年以前的任何时候都反复无常，并且极易激动。那时候见到她的人如果不了解她正因巡回签售和荷尔蒙紊乱而身心俱疲的话，或许会以为她患了精神疾病。
纯如的工作习惯也与常人不同。她大学毕业后直接成为一位自由作家，从未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她经常通宵工作，以便能在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前完稿。她使用富兰克林每日规划记事本，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每天的工作效率。
当有人请她为即将出版的新书写书封推荐时，她总是逐页阅读该书后再给出一份认真的推荐意见。因此，为避免拖延自己的工作计划，她总是工作到深夜。等她30岁以后，这样的工作习惯无疑使她承受着更大的身体和精神压力，这或许也是导致她精神崩溃的原因之一。
纯如29岁开始《南京大屠杀》的巡回签售活动，31岁时结束。在此期间，她至少去过65个城市，有些城市甚至去过多次。那时她还年轻，似乎能很快从旅途劳顿中恢复过来。
然而，当她为《美国华人》一书宣传时，她已经三十五六岁了。她的旅行日程更短，但活动安排却更紧凑，而她没法再像6年前一样快速从疲惫中恢复过来。2004年4月，纯如动身去参加新书巡回签售，但5周后再回来时，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认为纯如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频繁的通宵工作以及紧张的图书巡回签售等因素最终导致了2004年8月她在路易斯维尔的精神崩溃。保拉•卡门曾在书中写过，有一种精神疾病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以下就是纯如的恐惧不断升级的过程。
你在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当我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开始有自闭症的迹象时，纯如发现许多人认为疫苗是致病原因。她深入研究后发现，海湾战争中给士兵们注射的疫苗和服用的药物可以引起各种疾病。
那时，我们去看了2004年版的电影《谍影迷魂》，影片中美国政府对海湾战争中的士兵实施了精神控制。这部影片让纯如更加焦虑。接下来的几天，她准备去路易斯维尔出差，会见亚瑟•凯利上校，并采访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这几天她晚上不睡觉，而是在网上查阅关于自闭症、海湾战争综合征以及各种阴谋论的资料。
那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她的路易斯维尔之行，但我们原以为她继续研究之旅的话就能够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不再理会那些阴谋论的内容。然而，由于缺乏睡眠，她的意识开始作弄她。
她相信美国政府正试图给她下毒，因此她离家之后滴水不进、粒米不沾。由于不吃不喝且缺乏睡眠，她的状况迅速恶化。在状态极差的情况下，她给自己的母亲打了电话，她母亲建议她联系凯利上校。凯利上校的妻子是一位退休护士，他们看到纯如的状况后叫了救护车。
在此之前纯如从未当面见过凯利，她开始觉得凯利夫妇或许是试图伤害她的同谋，因此她试图逃跑。警察和医护人员强行把她送到医院，以便对她进行全面检查。根据纯如的说法，她被安置到精神病房，在那里一再遭到看护人员的威胁。
此时她已坚定地相信，他们正试图给她下毒或实施麻醉，因此她在医院时再次拒绝饮食或睡觉。如果纯如是在家中出现精神崩溃，有她深爱和信任的人陪在身旁，她或许不会遭受如此严重的精神创伤。
然而事实恰好相反，纯如断定那些在路易斯维尔试图帮助她的人都是小布什政府阴谋加害于她的一部分。在她生命的最后3个月里，我们一直没法使她摆脱这种想法。
纯如的父母把她从路易斯维尔接回家中之后，我们在为她寻找合适的精神病专家方面遇到麻烦。更糟的是，纯如是一个不配合的病人。我们解决生育问题的经历使她丧失了对大多数医生的信任。
纯如对生育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通常比她遇到的医生知道得还要多。有了这种经历之后，她对大多数医生都不太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位出色的精神病专家，更需要纯如能够遵从治疗方案，但她对治疗过程的每一步骤都很抗拒。
纯如的父母和我都认为，送纯如去参加一个躁郁症患者互助小组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他们带纯如去参加该小组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会议。
她在那里见到的都是没有战胜躁郁症的人，他们几乎都没有工作，许多甚至同时服用五六种药物。
纯如描述说，这些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并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像他们那样接受治疗。
此后不久，她的精神病医生正式诊断她患有躁郁症，并要求纯如服用情绪稳定药物进行治疗，而非抗抑郁症和抗精神病药物。后来我们知道，精神疾病患者在改换药物时，自杀的风险会上升。
纯如去世之后，她母亲对医生给她开的药物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亚洲人对许多普通的处方药更敏感。
由于亚洲人只占美国人口的一小部分，这些药物很少对亚洲人进行测试，因此亚洲患者在服用这些药物时产生副作用的风险更高。纯如的情况可能正是这样，她所服用的药效强劲的抗精神病药物和情绪稳定药物似乎在她身上产生了许多副作用。
医生诊断她患有躁郁症并为她改换药物两天之后，纯如的母亲在她手包中发现了一份里德枪械商店的枪支安全使用手册。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她计划买枪的迹象。当我们就此质问她时，她说自己确信美国政府即将加害于她，她需要一支枪自卫。
在会议上见到重度躁郁症患者、被正式确诊患有躁郁症、更换药物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等因素综合在一起，使纯如陷入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纯如的父母、精神病专家和我都努力找来一些成功战胜躁郁症的人与她聊天并鼓励她，但已经来不及了。
有了在路易斯维尔的经历之后，纯如坚信小布什政府想要加害于她。她希望约翰•克里在2004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能击败小布什，然而11月3日小布什宣布赢得选举。想到还要再遭受4年的迫害，纯如觉得难以忍受。警察在她去世后调查发现，她在小布什获胜后的第二天就购买了一支手枪。
我认为导致纯如自杀的另一个因素是她的骄傲，这一点其他人从未提到过。纯如在自杀前留给我们的遗书上写道：“如果你们能记住我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最意气风发的样子，而非我从路易斯维尔回来之后眼神憔悴的病人形象，那再好不过了。”
就个人层面而言，纯如完全是一个不爱炫耀的人。
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她开着一辆杰傲米特罗汽车。如果有人未经预约来到我家，会发现纯如戴着厚厚的眼镜，没有化妆，穿着T恤衫和松松垮垮的运动服。然而纯如出席公共场合时，发型和妆容都堪称完美，她戴着隐形眼镜，身穿传统的职业套装，向公众发表早已准备好且预先排练过的演讲。她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树立并维持自己的公众形象。我认为，她觉得自己精神崩溃之后再也无力维持这种形象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的张纯如铜像
纯如在短暂的一生中共写过三本书。
第一本书《蚕丝》是基本书局的编辑苏珊•拉宾娜为她选的题目。
最后一本书《美国华人》是维京企鹅出版社的出版人给她选的题目。
《南京大屠杀》的题目则是纯如自己选择的。这是她自小就想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占据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数周之久，被翻译成15种文字。
纯如的梦想是能把她的书拍成纪录片或故事片。尽管许多人声称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基础上拍摄了电影，但截至我写作本文之时，还没有哪位制片人就纯如的任何一本著作拍成纪录片或故事片。纯如是个无神论者，但如果她能从天堂俯瞰人间，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更令她高兴的了。
有很多默默无闻的英雄，正从事着纯如未竟的工作。
纯如是一个英雄，她勇敢地向世人讲述了南京人民在1937年冬天至1938年期间所遭受的种种劫难。
纯如或许又是一个悲剧式英雄，因为她那异乎寻常的激情和干劲不仅使她在29岁时就取得惊人成就，而且也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年仅36岁便英年早逝。
纯如通过她的著作和图书巡回签售活动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她所认识的人中，我只见过一小部分，而且在她去世7年之后，我对她的了解仍在不断加深。
布雷特•道格拉斯
2011年9月23日
加上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吓更使得她觉得自己的幻想得到证实。
“Iris Chang - Can not forget the history of women”
https://www.amazon.com/Iris-Chang-forget-history-Chinese/dp/7508632370
她丈夫说： "与其说相关照片和阅读资料令她心烦意乱，倒不如说激发了她的工作动力，鞭策她尽最大努力叙述这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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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盈盈披露女儿死因：张纯如自杀不是因为《南京大屠杀》 2012-05-24 05:41:33 来源: 时代周报本报记者 赵妍 实习生 赖宇航 发自上海
毫无疑问，华裔作家张纯如的名字将永远与“南京大屠杀”联系在一起，她写下的《南京大屠杀》改变了西方社会看待二战亚洲战场的视角，曾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停留长达10周之久，销量近30万册。但就是这位迅速赢得国际关注的女作家，却在2004年11月9日，开枪结束了自己36岁的生命。
外界舆论一度曾将张纯如的死与她在写作《南京大屠杀》所接触到的残忍、阴暗的史料联系在一起，但在近日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由张纯如母亲张盈盈所撰写的回忆录《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中，张盈盈第一次披露了张纯如的死因与舆论所传相去甚远。
“关于纯如的死因，是我一直要澄清的一点。好多人，包括媒体记者，都说是因为她写了这么一本很黑暗的书，对她的精神造成了困扰，从而导致忧郁症。但我们认为绝对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她开枪自杀。”因宣传回忆录而到国内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演讲的张盈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她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绝对是不愉快的，但这种状态是很短暂的。因为她用了2年时间就把这本书写完了，而她自杀是在7年以后。中间她还写了另外一本书《美国华人》。”
曾受日本右翼狂热分子威胁
在《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中，张盈盈以一个母亲的视角，回忆了女儿从生至死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着墨最多之处自然是张纯如写作《南京大屠杀》的过程。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以及书出版后曾因“受到日本右翼狂热分子威胁”而一度成为媒体焦点，书中，张盈盈对这一细节做出了回应。
张纯如最初与母亲谈及“日本右翼狂热分子威胁”，是在她从大陆、台湾搜集史料回家后。她写信给父母，汇报当时她的第一本书《钱学森传》的写作进展，并提及了安全顾虑：
亲爱的妈妈：
忘了跟你说，如果有空的话，布瑞特和我要搬到一个两居室的公寓里去了。搬家的原因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但也因为我想让我们的新家不那么容易被一些日本狂热分子找到。有人对我的安全问题表示了担忧。（我的大部分朋友都觉得一旦这本书出版后，我就会安全得多了，因为南京大屠杀的“秘密”已经大白于天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点疑神疑鬼……
“对于那些日本右翼狂热分子可能带来的威胁，我建议她听从私人侦探的建议，做好自我保护。然而，我并不觉得她有必要过于恐慌甚至疑神疑鬼。”张盈盈回忆，“纯如跟我们说，她收到过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不过据我所知，她并没有遭受到人身安全上的威胁，虽然的确也收到过一些恶意来信，但都是在网上，数量很少。”
虽然如此，但无论是张纯如还是张盈盈，都认为日本右翼狂热分子曾在《南京大屠杀》出版、发行期间“有所作为”。美国《新闻周刊》曾于1997年刊登《南京大屠杀》书摘，但原定11月17日刊出的书摘，后被改为延期至12月1日（即下一期）刊登。这让张纯如一家着实紧张了一把：“书摘刊登之前，我跟纯如的爸爸系统分析了《新闻周刊》之前几期的广告。我们发现，每周杂志上平均登出四五个日本公司的广告，其中包括佳能、铃木、日立、索尼、丰田、东芝、三菱、夏普和爱普生等。我很担心纯如的书摘会不会在12月1日那一期的《新闻周刊》上刊出。”在多次打电话至报刊亭后，张盈盈最终找到了登有《南京大屠杀》书摘的《新闻周刊》，但她仔细阅读，发现当期没有任何日本广告：“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12月1日的这一期杂志上，一个日本公司的广告都没有，而在11月17日那一期上却刊登了两倍于正常数目的广告。”
不过《新闻周刊》方面给出的推迟原因，是因为西摩尔·赫什的书《卡美洛王朝的阴暗面》（一本关于肯尼迪家族的富有争议的书），从而把其他书摘都向后推了一周，与日本广告商毫无关系。张氏母女都认为此说不具说服力。
此外，日本政界、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批评也多次在张盈盈的回忆录中被提及，而阻碍该书在日本出版发行也被她们认为是右翼分子施加压力的结果。
“自从‘柏书房’1998年春天取得纯如的书的日文版版权后，一直到7月份，纯如都没有听到任何翻译的进展。纯如告诉我们，她听说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教授拒绝了‘柏书房’请他们评价译本的要求，至少其中一个人承认，拒绝的原因来自某个‘不为人知的组织’对其家人施加的压力。纯如说这可不是好征兆。与此同时，有谣言说，当‘柏书房’获得《南京大屠杀》一书日文版权的消息泄露后，这家出版社受到了死亡威胁。”张盈盈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来自日本右翼分子的压力到底有多大—这些压力最终导致日本版的夭折，直到又过了十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根据张盈盈的回忆，1998年8月，“柏书房”第一次表示打算更改书中内容的意图。当月，该出版社称，一个由右翼学者联合起来的“南京事件研究委员会”正在对张纯如书中内容进行事实核查。该出版社的总编辑芳贺给张纯如写信解释说，日本的保守分子坚持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他们采用的策略是“挑处作者评论中的细节瑕疵”，然后“指出这些错误的存在，表明作者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于是再利用这些错误证明全部内容的不可靠”。同年10月，张纯如收到了一张长长的勘误表。其中，因夏淑琴案而为国人熟知的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中东野道修从“前64页中找到90处事实错误”。
另外，根据《洛杉矶时报》记者索尼·埃夫隆的报道，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不仅遭到了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南京大屠杀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抗议，还遭到了“自由主义者”阵营的批评—他们尽管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认为张纯如有缺陷的学术水平歪曲了事实真相，两者的主要争议点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
欠缺“准确性”：来自西方历史学界的批评
实际上，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在获得巨大声誉的同时，在历史“准确性”等方面也受到了来自西方历史学界的批评。
“1998年10月10日，纯如受邀出席了在伊利诺伊大学校园内举行的‘东方战争罪行’主题研讨大会，并担任组委成员。会上，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抨击了纯如的书，这令所有人都非常吃惊。”张盈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位伊利诺伊大学的历史教授并不是唯一一位抨击《南京大屠杀》的西方学者，“批评纯如的书的历史教授还有不少。”
约克大学的加拿大研究会主席约书亚·A·福杰撰文认为，《南京大屠杀》一书存在“严重瑕疵”以及“充满了错误和轻率的解释”。他认为这本书在张纯如试图解释为何大屠杀会发生时就“开始崩溃”：她反复地对她认为是“导致了大屠杀的几个世纪以来局限的历史产物”的“日本精神”作出评判。福杰认为张纯如的问题在于她“缺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训练”。
获得过普利策奖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大卫·M·肯尼迪也指出，“这本书的主旨在于指责和义愤，而不是分析和理解。尽管义愤是对南京大屠杀在道德上应有的反应，但在理智上却是不足的”。
来自华盛顿与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罗杰·B·吉恩斯则把张纯如的书当做是“不完全的历史”，并批评她缺乏对这一主题的经验：“在写这一可怕的事件的时候，张纯如努力地想要将它描述成是未经证实的亚洲浩劫。不幸的是，她削弱了她自己的论据，她忽视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日文和英文的丰富资源。这致使她犯了一些错误，例如大大地夸大了南京当时的人口，以及不加判断地就使用了远东军事法庭和当时中国对于被杀平民和士兵的统计。”
记者提摩西·M·凯利形容张纯如的书显示出“粗心大意、马虎和历史错误”，他还批评张纯如“缺乏对细节的注意力”。最后，他指控张纯如抄袭大卫•伯尔格米尼所著的《日本的帝国主义阴谋》的图文。
《洛杉矶时报》的索尼•埃夫隆警告说，就张纯如的著作所进行的激烈争吵给西方人留下了“日本很少描写南京大屠杀”的错误印象，实际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至少有42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在战时所犯罪行的著作，其中21本是在对日本的战时罪行进行自由调查后写下的。此外，埃夫隆还注意到，年老的日本士兵出版回忆录、发表演讲和接受采访的人数在上升，他们叙述在战时所犯下的或者亲眼见证的罪行。在日本政府长期的强制否认之后，日本中学的教科书现在承认南京大屠杀是真实的。
与大篇幅描写日本政界、学界对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批评不同，张盈盈的回忆录并没有太多谈及西方历史学界对该书的批评，只用了“纯如的书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的一致好评，并受到全世界华人社会的尊敬”来过渡，她认为来自日本的批评属于诋毁。不过，张盈盈向时代周报回应，女儿的《南京大屠杀》正是因为畅销而受到多方关注，而“任何作品都会存在争议”。
自杀或因抗精神病药物副作用
“纯如从精神崩溃到自杀，只有3个月的时间，所以绝对不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她一直认为写作这本书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她非常为此感到骄傲。”张盈盈在她的回忆录最后两章，详细回忆了女儿精神崩溃的经过，并分析了她开枪自杀的原因。
张纯如在2004年4月图书签售旅行回来后反复向父母提及，她在路上曾被人威胁，但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遭到威胁。她只是说：“有个人演讲后走过来，用充满威胁的口气对我说话，‘如果你加入我们的组织的话，或许可以安全些。’我大吃一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立即走开了，我是不是做错了？”张盈盈回忆，自此，张纯如变得越来越恐惧。
同年8月，她在路易斯维尔采访，住进一家旅店，认为“前台的服务生看着她的表情很可疑，还与另外一个后来频频注视她窗户的人交谈”。她随即给母亲打电话，怀疑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电视里播放的恐怖画面都是真的，是有些人故意放来吓唬她的。第二日，她被送入当地医院精神病病房。随后，家人积极为纯如寻找治疗精神疾病的专家，而在医生的指导下，她开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Risperdal。后因情况加重，她服用的药物从Risperdal被换为相对较新的同类抗精神病药物Abilify，并增加了抗抑郁药Celexa。医生还建议张纯如住进疗养院，被她本人拒绝。
“纯如听了之后立即表示反对。我能理解她对那种所谓专门针对‘精神病患者’的疗养机构的不信任。她以前听说过许多关于政府将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迫害致死的事例。我无法责怪她的多疑。”张盈盈说。
张盈盈坚持认为，女儿开枪自杀与药物的副作用有关。“我们现在知道了，Abilify的网站上警告说，这种药物‘可能影响你的判断力、思想或运动能力’，以及诸如增加自杀风险、嗜睡、焦虑和肌肉僵直等副作用。而Celexa的网站上则警告说，可能导致自杀、焦虑和静坐不能（一种与自毁或侵犯性举动相关的危险症状）。”获得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张盈盈为女儿的自杀找到了一些外在原因。
“其实纯如是反对吃药的，她从来没有信任过医生。现在回想起来，当然觉得是非常可惜。吃了这些药以后，会变得非常暴力。女孩子用手枪，想想可不可能？纯如以前从来没有碰过枪，在我们作为母女相识相知的这么多年里，纯如一直十分坚强无畏，从来没有考虑过以自杀逃避。”不过，张盈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们并不会因此对医生提出诉讼，“我在书里提到的医生也用了A和B来代替，毕竟他们的处方是严格按照规定开的。”
（本报记者张子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张盈盈回应美国学界批评《南京大屠杀》：“美国学者批评纯如，或因受日本资助”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时代周报：《南京大屠杀》一书中认为死亡人数在30万左右，这个数据是颇受争议的，也是日本方面反对声最大的一点。纯如是否曾与你讨论过死亡人数的问题？
张盈盈：在死亡人数上，纯如参考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如江苏社会科学院的孙宅魏教授，还有一个华人学者吴天威，他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现在去世了。孙宅魏与吴天威合写过很多文章，孙教授是专门研究死亡人数的，他认为超过30万，应该有35万。日本右翼的人说，怎么可能杀30万人？当时南京城里的人都跑光了。孙教授有一篇论文就说那时候并不是逃光，事实上因为逃难，好多人涌入了南京城。
时代周报：与这个数字相关，也与历史学界批评相关的一点是，纯如在写作的过程中没有参考日本方面的资料。
张盈盈：是，的确有人说纯如没有使用日本方面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但纯如有用到日本兵忏悔的一本书，而且她也采访到了一些忏悔的日本兵。但是日本学者的研究，在纯如的资料里好像是没有，而且在日本很难找到公正的资料。
时代周报：如果说来自日本的批评是因为立场，那该如何看待西方学者对《南京大屠杀》在史实准确性上的批评？
张盈盈：我在书里提到，一个伊利诺伊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忽然批评了纯如的书，他是个白人。不是只有他一个，在美国还有一些历史学教授批评了纯如的书。我是觉得，日本在美国的“东亚研究”领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他们资助了这些领域的人做研究，所以如果你的研究经费是来自日本，多半是会为日本人讲话。现在美国的东亚研究很多都是日本资助，有些你看不出来，都是用奖金、奖学金的方式给你，所以这些批评，我是怀疑他们多半有日本的资助。
时代周报：虽然没有参考日本方面的资料，她曾到大陆和台湾收集史料。
张盈盈：对，我书里有讲到，纯如在南京不仅采访到了幸存者，还去了大屠杀现场。她到南京找江苏社会科学院的孙宅魏教授，但他当时不在南京，所以叫了另外一位学者王卫星做向导。她请了个翻译，帮忙将幸存者的中文采访内容口头翻译成英文。她虽然可以听懂幸存者的一些话，但南京方言她是不太明白的。她还跟我们讲述采访幸存者的进展，“每个我见到的幸存者都极其渴望讲述他们的故事，所以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她去大屠杀现场，那些行刑场都很荒芜，还被蚊子咬了。
时代周报：纯如在写作《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认为自己会受到“日本右翼极端分子威胁”，你作为她的母亲，是否观察到了这种威胁？
张盈盈： 纯如本人其实并没有具体地受到来自日本右翼的威胁，有些写信来，很少量。但真正的人身安全上的攻击，没有。日本右翼一直讲她夸大了这方面的威胁，美国学者又认为纯如夸大了日本右翼的影响力。但的确有一个日本学者，在记录了整个南京之行、写了南京大屠杀的过程后，就受到了日本右翼的威胁，只能戴假发、墨镜出门，还改变自己的地址、电话，很怕自己的小孩遭遇危险。所以他们说纯如夸大很没有道理：如果纯如是夸大，那么为什么这个日本学者要这么做？日本右翼对讲真话的日本学者也是封杀的，所以日本学者不敢讲。
美国社会是稀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