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执政春秋（长文连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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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 -1976）（上） 【原著前言】毛泽东无疑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人物，无疑是给中国这段历史划出最深痕迹的人物，不仅曾左右过他生前的中国，而且仍影响着他身后的中国。

中国大陆学者单少杰，以独立立场、经数载寒暑写成《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前毛泽东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和美国华裔史学大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为该书作序。
李锐先生说：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问题，不彻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过的大大小小的弯路，不彻底弄清“左”为什么根深蒂固的全部历史，我们就还会犯错误。单少杰将毛泽东严厉地摆在历史天平上，很少顾忌，畅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本书所引材料是大量而广泛的，是经得起推敲的。

余英时教授则指出：单少杰先生费了多年功夫写成这部《毛泽东执政春秋》，而且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毅然刊布，充份体现了孟子所谓“大丈夫”的风骨。但本书的价值还远不止此，他不仅仅是写一部当代的信史，而是要重建价值系统，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真与善，兼收而并蓄，是本书的一个显着特色。

单少杰1953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1978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本校哲学系任教至今。

其部分论着有：《论唯心主义这朵生长在人类认识树上的无果花》，《论哲学批判》，《中国古典直觉思维概论》，《当代中国：信仰危机缘于伪善之风》，《中国改革的整体性视角》，《发展的整体性主题》，《发展的非均衡性考察》，《人文学科建设中的个案研究》。《主客体理论批判》曾获《中国社会科学》优秀青年论文奖。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研究类一等奖。 第一篇导论：暴力与政权

引言

1893年，毛泽东诞生于湘潭韶山。这一年是旧历癸巳年，即“蛇年”。不过，毛似乎不属“蛇”而属“龙”。

56年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操着一口湖南土腔宣告一个新国家诞生了。余音缭绕之际，隆隆炮队碾压过长安街面，滚滚人潮翻涌在金水桥前。

正是以这一年为界，中共党史被分成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两大阶段。百年中国也就有了“解放前”与“解放后”两个世界。

正是以这一年为界，一些人半生戎马、半生新贵，另一些人半生纵横捭阖民国官场、半生登高山兮望我大陆。

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前者，他从中国最贫瘠的地方，拉起了一支最强悍的队伍，打了一场最难打的战争，走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并最终走进了北京城。后者，他凭借新国家的力量，对抗美国，顶撞苏联，爆了核弹，发了卫星，但也引发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制造了殃及上亿人的大冤狱。

毛泽东做这两件大事功过如何？

前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评价道：

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做后一件大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

陆定一有六十余年共产党人生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管过全党宣传工作，有阅历，也有眼光。陆还长期在中央工作，受毛直接领导，对他既有就近观察的机会，又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该部长对该主席的评价，当属知根知底者言。

当然，陆公评说不可能价值中立，而多有政治倾向。他所谓“成就”即于中共有利，所谓“错误”即于中共有害。在他看来，毛做第一件大事之所以有功就在于使中共较快地夺得天下，做第二件大事之所以有过就在于使中共差一点丢了江山。

对于毛所做的两件大事以及陆所作的相关评价，人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毛夺取政权与毛执掌政权有何联系？

其“大功”对其“大过”有何影响？

在其夺权业绩与其执政业绩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反相关关系？

这种反相关关系可表述为，暴力革命越成功，和平经营就越有可能遭致失败；或暴力革命胜利得越彻底，就越有可能给由暴力做成的政权带来较难治愈的后遗症。

这些问题均可被提升为一个更一般亦更基本的问题：

暴力与政权关系究竟如何？【一】

谈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似不能不提这两个人：

一是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二是亚里士多德─阐述了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的思想。

很可能在许多人看来，这两个人风马牛不相及，既有着时间与空间上的巨大跨度：一是今人，一是古人，一是中国人，一是外国人；也有着职业与性格上的显着差别：一是政治家，一是学问家；一是不亦乐乎于和天地斗、和人鬼斗，一是不亦乐乎于漫步花园、逍遥讲学。

不过，他们也有相似地方，即都对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有兴趣，并都在这方面有建树。其中一人本身就是一位马背君主，凭借暴力打出了一个血染的中国。另外一人自己未能亲临疆场，却做过一位马背君主的先生，目睹了这个被称做亚历山大大帝的学生如何暴兴又如何速衰的过程，还研究过许多希腊城邦因暴力而兴因暴力而衰的历史，留下了一部《政治学》。

他们分别从自身角度揭示了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所涵盖的两个显然有别且又密切相关的方面：一个着重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前半部份，即暴力可以打出政权来；另一个则着重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后半部份，即用暴力打出的政权容易衰败。两者着重点不同，但可前后连接，有很强的相关性。当然，这种相关性主要是解释意义上的。

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搞得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在这期间，年青的中共犯了一个毛泽东称之为“书生主观的错误”，即只做民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不重视建立自身武装，结果导致了国共分裂后的严重局面：拿枪杆子的国民党把不拿枪杆子的共产党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惨痛的失败使中共领导人终于明白过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共产党的枪杆子，就没有共产党的发言权。于是，他们来到武汉，于1927年8月7日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做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决定。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湖南辣子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义无反顾地表达了他不留中央当“书生”而去下面做“土匪”的决心。(1)

“八七”会议后，毛说干就干，策划秋收暴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红色政权，一干就是二十二年。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枪杆子与政权间所能有的最直接的联系，既可看到其间质的联系，即有红色武装就有红色政权，也可看到其间量的联系，即有多少杆枪就有多大地盘：

当他有了“红四军”数千杆枪时，便割据绵延数县的湘赣边界；

当他有了“红一方面军”数万人马时，便建起纵横数十县的中央根据地；

当他有了数十万“八路军”、“新四军”时，便与老蒋、鬼子三分天下；

当他最终有了数百万“解放军”时，便一举夺下中国大陆，并使自己做了紫禁城里的新主子。

与毛泽东不同，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一个学者型人物，先在阿卡德米学园当柏拉图的学生，后到马其顿王宫任亚历山大王子的先生，再后又开吕克昂学园做逍遥学派的宗师，一生大多数时间都立于静僻之处冷观世事变化。

他在考察希腊城邦政治时，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许多依仗武功的城邦，仅仅适合于战争生活，一旦实现霸权而停止战斗，就会迅速衰落下去。在和平的年代里，他们就像一把尘封的锈剑。”(2)

他以斯巴达为例，指出其国家目标是十分可疑的：

“整个体制都只是为战争服务的，以保证他们能够克敌致胜。因此，只要战争仍在继续，斯巴达人就能保持优势。可是，当他们一旦取得战争胜利，便立刻开始衰落下去。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享用闲暇的时光，不懂得如何处理战争以外的事，除了能征善战外，别无所长。”(3)

他们“在战争中，在辛劳中，显示出很好的质量，但到了和平时，到了闲暇时，就堕落下去，就显示出某些最卑劣的奴隶质量。”(4)

他还具体地陈述了斯巴达的种种弊端(5)：

在外交上，它常常以一种硬梆梆的缺乏弹性的外交姿态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致使“所有邻邦”，如“阿尔卡斯人，麦西尼亚人，阿卡地亚人都与其长期为敌”，致使自己长期处于严峻的国际压力之下。

在经济上，它的财产制度导致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它的赋税政策又致使国库空虚，结果“国家日渐贪困，私家则日趋贪婪。”

在政治上，它仍保留着长老院组织，可是，“智能犹如身体，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弱的”；并且，“身为长老的人在处理公务时常常是徇私舞弊的”。尽管斯巴达也有监察制度，但监察官员们大都对城邦普通公民“太严厉”而对自身“太放纵”了。

在社会风气上，许多斯巴达人好奢侈，好贪婪，尤其好淫乱─亚里士多德正是据此得出“一切好战的民族往往好色”的结论，并且好伪善─一面发誓要遵守严格的斯巴达律，一面又“偷偷地违反法律而去寻求感官的快乐。”

亚里士多德还考察了所谓“第三种僭主政体”。(6)这也是一种源于暴力的权力体制，其间既有靠着雇佣军力量上台的僭主，也有靠着武装民众力量上台的僭主。后者多曾是平民领袖，故很容易窃用民众的力量。

这些僭主们一旦执掌大权，就实行个人独裁制，任意践踏城邦公民的各种权利。“其统治的目的只服从于他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及他统治下的人民的利益”。亚里士多德不无厌恶地称这种政体为“暴力的统治”，是“世上一切自由人所不能忍受的暴政”。这种暴政也大多不能长寿。

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和“第三种僭主政体”的这些论述，似是言犹未尽的，甚至是含沙射影的，即在明说这两种暴力政权的同时，又影射另一种暴力政权。

就在亚里士多德主持吕克昂学园期间，亚历山大正率领他的马其顿军团东讨西伐、南征北战，硬是打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军威、打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先生似乎不看重弟子这些赫赫武功，在其著述中不仅不提这个大帝国的事情，反而专拣历史上那些崛起与马其顿相类似而结局均不好的政体来大加阐释。这很像是在借古讽今：明说斯巴达，暗指马其顿；明斥僭主，暗讽亚帝。先生似是想以古为鉴地告诫学生，刀剑兴国的事，开场戏好看，收场戏就难说了。

历史似也公平，既给弟子提供了表演盘马弯弓的机会，也给先生提供了显示远见卓识的实例。亚历山大一去世，他用暴力打出的帝国也随之衰落下来，很快分裂为三，即安提柯王朝、塞留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在漫漫历史星空中，亚历山大帝国就像一道闪电，虽耀眼夺目，却转瞬即逝。这恰好印证了亚历山大老师的思想。

尽管先生与弟子有很大差别，一个贬斥暴政，一个推行强权；但师徒二人也有许多联系，一个把暴力与政权的关系说得头头是道，另一个则把弓马打天下的事情做得样样实在。先生说了，弟子做了。先生既可用写出的文字来予以论证，也可借教出的弟子来加以验证。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这部书无疑是他的一篇杰作，而亚历山大这个弟子何尝不也是他的一篇杰作。

注解：

(1)参见《“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改数据》第14册，第1─12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本，1334a；商务中文本1965年版，第392页；伦敦英文本1912年版，第230页。

(3)同(2)，贝克尔，1271b；商务，第91页；伦敦，第56页。

(4)同(2)，贝克尔，1334a；商务，第394页；伦敦，第231页。

(5)同(2)，第二卷，第九章。

(6)同(2)，第四卷，第十章。
附视频：善恶只在一念间—— 解析粟裕与南阳事件 ——细说1958年整肃粟裕大将之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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