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是一个与“冰雕连”一样沉重的话题，关于这些战俘在战俘营的遭遇，请看下面这个视频。 看着视频中战俘们的遭遇及无助、凄苦的表情让人终身难忘，难怪有些镜头被作为绝密资料尘封数十年。然而这些前辈毕竟为国殊死奋战过，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据统计，志愿军战俘中有6673人回到了大陆，14334人到了台湾，另有12人到了印度。 这些战俘回到大陆后，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待遇，后又给予平反。鉴于这方面的资料较多，就不赘述了。那么去台湾的这14000多人，又过得如何呢？ 1.赴台过程 1954年1月20日，早晨9点， 14000多名战俘挥舞着青天白日旗、高喊“回台湾”的口号，离开了朝鲜板门店附近的联合国军战俘营。扛着孙中山、蒋介石巨幅照片的台湾代表团迎上来，向战俘们表示热烈欢迎。不少战俘纷纷向孙和蒋的照片致敬。在美军陆军第八军的护送下，530辆卡车把战俘送到仁川。在这里，他们转乘15艘美军运输船去台湾，美第七舰队和美空军第五军则一路随行保护。 在海上漂泊了88个小时后，他们到达目的地 — 台湾基隆港，另有142名重伤病员，已先由军机直接送往台北接受治疗。 2.回台伊始 台湾方面动用了极高的规格来欢迎志愿军战俘抵达台湾。蒋介石派了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等到码头欢迎。站在岸边的蒋经国，甚至流下了泪水。欢迎场面之宏大，媒体报道之热烈，自不必说。上岸后，又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国民党安排的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车队到达台北后，沿主要街道行进，沿途不断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庆气氛。 1月23日，心情激动的蒋介石接到伤病战俘先期乘军机平安抵台的报告后，这位败退台北后，饱受失眠症困扰的67岁老人安睡了9小时。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实为今年来最安眠之一夜也。”在日记中，蒋介石把此事称为“五年以来精神上对俄斗争之重大胜利。” 台湾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行政院长”陈诚在会上致词。不久，蒋介石还派“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代表他前往各“义士新村”及各医院宣慰战俘们。2月4日，他又出面接见战俘代表三十余人，对他们“慰问勉励”。他说：“你们这次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就犹如被匪绑票日久的子弟，经过了漫长的挣扎和斗争，终于获致了今日，比父兄子弟团圆欢欣更为有意义，有价值，无比快乐和胜利。”他要求全体战俘“为三民主义而奋斗”。1955年1月23日，台湾当局为纪念战俘们到台一周年，又将该日定名为“自由日”，发起“条条大路通自由运动”。 3.台湾的承诺及安置情况 然而喜庆过后，台湾方面“战俘去台湾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等承诺，并没有兑现。“行政院长”陈诚在视察大湖、杨梅等地志愿军战俘驻地时，曾虚弱地解释道：“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是分不开的，要争取个人的自由，必须争取国家的自由”。 欢迎活动结束后，战俘们立刻丧失了做“自由平民”的权利，失去自由，并被迫接受国民党方面所授予的“义士”的“荣誉”，被集体送往台北市郊的苦苓岭接受洗脑。台湾国军“总政治部”在这里设有一个叫做“心战总队”的部门。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义士’上课，灌输党国思想教育。台当局又发起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两个月的“思想训导”之后，台湾当局于1954年4月5日公开宣布：全体志愿军战俘“宣誓加入国军部队”。在编入之前，蒋经国领导下的“义士就业辅导处”曾对全体战俘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比较关键的几项数据如下：战俘总数14334人，其中21-35岁年龄段者12229人；文化程度为大学者仅4人，无学历者6986人；军官、士兵比例为1：10。这些调查资料，直接影响到了台湾方面对战俘们的分配调拨。 “就业辅导处”制定的志愿军战俘“志愿加入国军”的门槛是：16岁以上40岁以下；体检合格；政治考察合格。结果，大约有12300人被编入国军，占战俘总数的86%；其余2000余人，有1000余人因为年龄不合标准而被淘汰，以平民身份另行安置；此外还有1000余人，究竟因何原因未被编入国军，则不得而知；其具体去向，也尚无统计资料披露。 为便于消化，每个军事单位只分配一个战俘。他们先是被编入新兵营接受基本的军事、政治训练，然后被“个个击破”式地分散分配到各个具体单位，原则是每个单位只分配一个战俘，如此来保证战俘们被孤立后能够迅速“融入”国军。至于部分被分配到军事单位，但始终心怀不满的战俘，则多被送往特设的“反共义士感训团”接受二次洗脑，待政治思想合格后再返回军队；仍不合格者则有可能被送往“火烧岛”监禁关押。 至于战俘们参军后的具体待遇，受自身文化程度的影响比较大。陈诚在台湾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很重视专门技术人员，为这类公职人员制定的薪酬比普通公职人员高出许多；军队系统也不例外。战俘们进入新兵营后，经常被鼓励去考取各种技术类的特训班以及各兵种的专业学校，有一定文化的战俘因此受益颇多。至于那些文盲、半文盲战俘，则大多被分配去当列兵、伙夫、马夫、勤务兵，虽然有按“年资加俸”的优待，但境遇与有文化的战俘比起来，就相差甚远了。尤其是退伍后，许多人只能干些底层的粗活，生活大都比较困苦。当然，最实际的，还是1954年10月5日通过的为国军士兵制定的《授田条例》，按照这个条例，每个退伍的战俘将被授予年产两千斤稻谷的田地。只是台湾田地本就很少，等轮到这批“义士”们授田时，已经无田可授，最后当局选择以发放与田地价值相当的现金作为补偿。 4.战俘们的国际活动 1954年2月到11月，台湾当局组织各种“义士访问团”在岛内外到处活动。台湾当局非常看重这些战俘们所带来的宣传效应。所以，一方面战俘们被强迫参加国军，另一方面，台湾当局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义士访问团”，到处“出访”。1954年2月到3月这段时间，“义士访问团”主要局限于访问台湾本地各县、市以及各部队；从4月份开始，“义士访问团”开始被陆续派往海外。参加访问团的战俘，主要是原战俘营里会英语的亲国民党骨干；这些骨干分子，部分是原国民党干部或士兵，也有的是台湾派遣进入战俘营的特务；而且各访问团均配备有台湾当局的情报人员作为“顾问”，以便监督。菲律宾、泰国、日本、越南、美国、古巴、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均曾多次留下“义士访问团”的足迹。 5.战俘们的晚景 随着战俘们的宣传价值与日俱减，他们与普通国军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战俘们从军队退役后的境遇，与普通国军退伍军人，也就是所谓的“荣民”们中晚年的遭遇，大致相同。一方面是外省人语言不通、习俗不同，本就难以融入台湾本土社会；另一方面，50年代出于“反攻大陆”的需要，台湾当局又针对他们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特殊限制，如延长服役期限、限制结婚条件等等，导致“荣民”们的成家、就业、医保、养老全都成了问题，甚至激发为社会事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由蒋经国全盘主持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蒋经国主持“退辅会”不到半年，为“荣民”们先后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荣民”们得以在此通过务农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荣民之家”，解决年老“荣民”的养老问题。1956年6月6日，台北“荣民总医院”也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三年后建成投入使用，该医院成为许多“荣民”看病的地方，因其设施先进、专家阵容强大，许多国民党高层人物诊疗的首选。 婚姻是战俘们最大的痛。或许是顾及到赴台战俘们的特殊性，一开始在台湾的桃园县曾特别修建有一所“义士之家”，专门收容那些退役后无力自谋生路又无处投靠的“义士”。后来，“义士之家”更名为“荣民之家”，战俘们和普通国军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与普通“荣民”一样，战俘们最大的痛不是养老与医保，这些问题随着台湾当局的政策已渐渐解决，台湾当局解决不了的，是他们的婚姻问题，如桃园的“义士之家”所收容的光棍“义士”，就曾一度达3000余人。 1988年，台湾当局正式允许志愿军战俘返回大陆探亲，免费为其去除身上敏感的政治刺青。 1989年1月3日，大陆出台《关于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的处理意见》，由此，战俘们不但可以返乡探亲，也可以选择回大陆定居了。该处理意见规定： “我军在战斗中被俘去台人员，不同于一般台胞和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兵。他们要求回大陆定居，经说明大陆生活条件等情况后仍要求定居的，原则上应予批准，并予以妥善安置。……对批准定居的被俘去台人员的政治历史不审查、不追究。对他们被俘前参加我军的一般历史应予承认，但不补办复员、转业和离休、退休手续。……” 这些前辈们真的不易！
志愿军战俘是一个与“冰雕连”一样沉重的话题，关于这些战俘在战俘营的遭遇，请看下面这个视频。
看着视频中战俘们的遭遇及无助、凄苦的表情让人终身难忘，难怪有些镜头被作为绝密资料尘封数十年。然而这些前辈毕竟为国殊死奋战过，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据统计，志愿军战俘中有6673人回到了大陆，14334人到了台湾，另有12人到了印度。
这些战俘回到大陆后，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待遇，后又给予平反。鉴于这方面的资料较多，就不赘述了。那么去台湾的这14000多人，又过得如何呢？
1.赴台过程
1954年1月20日，早晨9点， 14000多名战俘挥舞着青天白日旗、高喊“回台湾”的口号，离开了朝鲜板门店附近的联合国军战俘营。扛着孙中山、蒋介石巨幅照片的台湾代表团迎上来，向战俘们表示热烈欢迎。不少战俘纷纷向孙和蒋的照片致敬。在美军陆军第八军的护送下，530辆卡车把战俘送到仁川。在这里，他们转乘15艘美军运输船去台湾，美第七舰队和美空军第五军则一路随行保护。
在海上漂泊了88个小时后，他们到达目的地 — 台湾基隆港，另有142名重伤病员，已先由军机直接送往台北接受治疗。
2.回台伊始
台湾方面动用了极高的规格来欢迎志愿军战俘抵达台湾。蒋介石派了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等到码头欢迎。站在岸边的蒋经国，甚至流下了泪水。欢迎场面之宏大，媒体报道之热烈，自不必说。上岸后，又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国民党安排的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车队到达台北后，沿主要街道行进，沿途不断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庆气氛。
1月23日，心情激动的蒋介石接到伤病战俘先期乘军机平安抵台的报告后，这位败退台北后，饱受失眠症困扰的67岁老人安睡了9小时。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实为今年来最安眠之一夜也。”在日记中，蒋介石把此事称为“五年以来精神上对俄斗争之重大胜利。”
台湾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行政院长”陈诚在会上致词。不久，蒋介石还派“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代表他前往各“义士新村”及各医院宣慰战俘们。2月4日，他又出面接见战俘代表三十余人，对他们“慰问勉励”。他说：“你们这次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就犹如被匪绑票日久的子弟，经过了漫长的挣扎和斗争，终于获致了今日，比父兄子弟团圆欢欣更为有意义，有价值，无比快乐和胜利。”他要求全体战俘“为三民主义而奋斗”。1955年1月23日，台湾当局为纪念战俘们到台一周年，又将该日定名为“自由日”，发起“条条大路通自由运动”。
3.台湾的承诺及安置情况
然而喜庆过后，台湾方面“战俘去台湾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等承诺，并没有兑现。“行政院长”陈诚在视察大湖、杨梅等地志愿军战俘驻地时，曾虚弱地解释道：“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是分不开的，要争取个人的自由，必须争取国家的自由”。
欢迎活动结束后，战俘们立刻丧失了做“自由平民”的权利，失去自由，并被迫接受国民党方面所授予的“义士”的“荣誉”，被集体送往台北市郊的苦苓岭接受洗脑。台湾国军“总政治部”在这里设有一个叫做“心战总队”的部门。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义士’上课，灌输党国思想教育。台当局又发起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两个月的“思想训导”之后，台湾当局于1954年4月5日公开宣布：全体志愿军战俘“宣誓加入国军部队”。在编入之前，蒋经国领导下的“义士就业辅导处”曾对全体战俘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比较关键的几项数据如下：战俘总数14334人，其中21-35岁年龄段者12229人；文化程度为大学者仅4人，无学历者6986人；军官、士兵比例为1：10。这些调查资料，直接影响到了台湾方面对战俘们的分配调拨。
“就业辅导处”制定的志愿军战俘“志愿加入国军”的门槛是：16岁以上40岁以下；体检合格；政治考察合格。结果，大约有12300人被编入国军，占战俘总数的86%；其余2000余人，有1000余人因为年龄不合标准而被淘汰，以平民身份另行安置；此外还有1000余人，究竟因何原因未被编入国军，则不得而知；其具体去向，也尚无统计资料披露。
为便于消化，每个军事单位只分配一个战俘。他们先是被编入新兵营接受基本的军事、政治训练，然后被“个个击破”式地分散分配到各个具体单位，原则是每个单位只分配一个战俘，如此来保证战俘们被孤立后能够迅速“融入”国军。至于部分被分配到军事单位，但始终心怀不满的战俘，则多被送往特设的“反共义士感训团”接受二次洗脑，待政治思想合格后再返回军队；仍不合格者则有可能被送往“火烧岛”监禁关押。
至于战俘们参军后的具体待遇，受自身文化程度的影响比较大。陈诚在台湾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很重视专门技术人员，为这类公职人员制定的薪酬比普通公职人员高出许多；军队系统也不例外。战俘们进入新兵营后，经常被鼓励去考取各种技术类的特训班以及各兵种的专业学校，有一定文化的战俘因此受益颇多。至于那些文盲、半文盲战俘，则大多被分配去当列兵、伙夫、马夫、勤务兵，虽然有按“年资加俸”的优待，但境遇与有文化的战俘比起来，就相差甚远了。尤其是退伍后，许多人只能干些底层的粗活，生活大都比较困苦。当然，最实际的，还是1954年10月5日通过的为国军士兵制定的《授田条例》，按照这个条例，每个退伍的战俘将被授予年产两千斤稻谷的田地。只是台湾田地本就很少，等轮到这批“义士”们授田时，已经无田可授，最后当局选择以发放与田地价值相当的现金作为补偿。
4.战俘们的国际活动
1954年2月到11月，台湾当局组织各种“义士访问团”在岛内外到处活动。台湾当局非常看重这些战俘们所带来的宣传效应。所以，一方面战俘们被强迫参加国军，另一方面，台湾当局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义士访问团”，到处“出访”。1954年2月到3月这段时间，“义士访问团”主要局限于访问台湾本地各县、市以及各部队；从4月份开始，“义士访问团”开始被陆续派往海外。参加访问团的战俘，主要是原战俘营里会英语的亲国民党骨干；这些骨干分子，部分是原国民党干部或士兵，也有的是台湾派遣进入战俘营的特务；而且各访问团均配备有台湾当局的情报人员作为“顾问”，以便监督。菲律宾、泰国、日本、越南、美国、古巴、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均曾多次留下“义士访问团”的足迹。
5.战俘们的晚景
随着战俘们的宣传价值与日俱减，他们与普通国军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战俘们从军队退役后的境遇，与普通国军退伍军人，也就是所谓的“荣民”们中晚年的遭遇，大致相同。一方面是外省人语言不通、习俗不同，本就难以融入台湾本土社会；另一方面，50年代出于“反攻大陆”的需要，台湾当局又针对他们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特殊限制，如延长服役期限、限制结婚条件等等，导致“荣民”们的成家、就业、医保、养老全都成了问题，甚至激发为社会事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由蒋经国全盘主持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蒋经国主持“退辅会”不到半年，为“荣民”们先后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荣民”们得以在此通过务农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荣民之家”，解决年老“荣民”的养老问题。1956年6月6日，台北“荣民总医院”也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三年后建成投入使用，该医院成为许多“荣民”看病的地方，因其设施先进、专家阵容强大，许多国民党高层人物诊疗的首选。
婚姻是战俘们最大的痛。或许是顾及到赴台战俘们的特殊性，一开始在台湾的桃园县曾特别修建有一所“义士之家”，专门收容那些退役后无力自谋生路又无处投靠的“义士”。后来，“义士之家”更名为“荣民之家”，战俘们和普通国军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与普通“荣民”一样，战俘们最大的痛不是养老与医保，这些问题随着台湾当局的政策已渐渐解决，台湾当局解决不了的，是他们的婚姻问题，如桃园的“义士之家”所收容的光棍“义士”，就曾一度达3000余人。
1988年，台湾当局正式允许志愿军战俘返回大陆探亲，免费为其去除身上敏感的政治刺青。
1989年1月3日，大陆出台《关于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的处理意见》，由此，战俘们不但可以返乡探亲，也可以选择回大陆定居了。该处理意见规定：
“我军在战斗中被俘去台人员，不同于一般台胞和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兵。他们要求回大陆定居，经说明大陆生活条件等情况后仍要求定居的，原则上应予批准，并予以妥善安置。……对批准定居的被俘去台人员的政治历史不审查、不追究。对他们被俘前参加我军的一般历史应予承认，但不补办复员、转业和离休、退休手续。……”
这些前辈们真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