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与林彪的败亡
李根清
称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是林彪的杰作，与“四个伟大”“最高指示”一样，深深地打着林彪的印记。对林彪的吹捧保持着清醒的毛泽东，从1968年起，以“三个副词”（其中为主的是“天才地”）为切入点，开始纠正报刊上那些不适当的宣传，使一贯以“高举”为荣的林彪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1970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起而捍卫自己的观点，以称“天才”为炮弹，不点名地向张春桥发起攻击，引发了一场尖锐的党内斗争，林彪也从此走向败亡。
一
“三个副词”源于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讲到全党“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时，林彪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由于这段话被认为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后来被完整地写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1966年12月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也引用了这段话。各种报刊宣传更是连篇累牍，成为“文革”前期歌颂毛泽东的诸多新语汇中最经典、引用频率最高的言语之一。 林彪称颂毛泽东是天才，并不是随意的，是他经过长期研究形成的理论认识。早在1943年，林彪在读《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一书时，就写下这么一段笔记：“无人脑，无自然界，则无思维。故人脑之好坏，将影响其思维力，故天才说是唯物的。”他读李光灿《唯物辩证法》一书时，对书中写的“人类的认识必须要有两方面的物质基础：第一是健全的五官和脑神經系；第二是直接或间接能接触到的事物”表示赞同，认为这种说法是“承认天才的作用”。所以，林彪认为“见识有天分问题”，天才是“先天加后天”，称“毛主席是共产党内第一个有本事的”。他在为“五一八”讲话做准备时，就让秘书李春生从马列著作中搜集了有关天才的论述。如他在会上讲的“恩格斯说，18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列宁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等等，就是由李春生搜集并由笔者抄写在卡片上的话。所以他在会上鼓吹“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要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虽然林彪也说，“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人能超过”，但也不难看出，林彪的天才观是与遗传、五官、人脑相关联的，是偏重于先天条件优越的。因而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克思主义，怎么是天才？” 毛泽东的不满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里就已经有所表露：“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因为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以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些提法”，虽然“总感觉不安”，但是“为了打鬼”，还是“违心地”同意把林彪的讲话发下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指定林彪做自己的接班人。 不过，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一直没有消除，一直都在寻机纠正那些令他“总感觉不安”的“提法”。1966年7月5日，毛泽东就曾批示不要用“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一类的提法等，到1968年就直接向“三个副词”开刀了。
二
1968年10月，准备提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党章（草案），根据事先在全党征询的意见，对毛泽东和林彪各写了一段文字。 其中关于毛泽东的一段文字是：“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中关于林彪的一段文字是：“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在新党章上写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最早是根据1967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进行的。这份通报稿中写道：“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林彪从外地打电话要求把通报稿中这段话全文删去，或改写得轻淡一些。毛泽东在林办呈送的电话记录上批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毛泽东审阅《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时还亲笔圈掉了“和好学生”几个字，从此报刊宣传只称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不再提“好学生”。 于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草案）明确写进了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说：“我有一点保留的意见，就是这次党章上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很不安，很不安。我认为党章是大事，把我写上是不称的，不相称的。这个问题曾向中央提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还保留，组织上服从，但是我还保留这个意见。” 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1968年10月17日，在讨论新党章（草案）的会议上，康生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江青也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张春桥等党章修改小组的人也都同意。 全会期间，周恩来把新党章（草案）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当文件送达林办时，我看到，毛泽东已在“主席”二字上画了圈，并在旁边批了六个字：“圈掉三个副词。”笔者翻看党章（草案），总纲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被毛泽东用铅笔圈掉了，像他以往修改文件一样，笔迹平缓、明确、坚定。 笔者把毛泽东的批件送给秘书张云生，由他向林彪报告。等张云生再把文件交到笔者手里时，“林副主席”几个字上也画了圈，但看得出是张云生替林彪画的。新党章（草案）上写的关于林彪的那段文字也全部用红油笔圈掉了，也是由张云生代为圈掉的。这说明，林彪听了秘书的报告后，虽然表示了修改意见，但仍像往常一样，没亲眼看文件，没动手批文件。 张云生让笔者“做个抄件保存”。笔者认为这是叶群的意见，因为林彪从来不做这样的交代。 据笔者体会，叶群吩咐做传阅件的抄件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林彪“出汗了”“着凉了”，不能听文件，而传阅件又不能滞留，做个抄件留待给林彪讲。这种情況，退走的文件都是叶群做主处理的。二是文件重要，抄存备查，如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批语等。三是留“文字根据”。如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公开信”。这次做“圈掉三个副词”的抄件，说明毛泽东的意见引起了叶群的重视。按叶群一贯敬畏主席的心态，她与林彪“说事”时可能还会谈及这件事。林彪有什么说法不得而知，若按叶群曾经在秘书面前讲过的，“这是主席谦虚”。 笔者找出一份新党章（草案）印刷稿，把毛泽东的批语、毛泽东和林彪删去的文字以及他们画的圈，都照原件的样子标在上面，此后一直保存在档案里，但林彪、叶群并没有查阅过。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开会期间，周恩来主持会议又对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党章（草案）做了一些改动。林彪在审阅时再次把党章（草案）中写他的那一段话全部圈掉了。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关于毛泽东的那一段文字没写“三个副词”。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讲到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时，也没有使用“三个副词”，而写林彪是接班人的那一段文字依然保留着。因为江青说了：“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三
1970年8月13日，在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在宪法上写“三个副词”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他这个意见本来没有错，党章上就没有写嘛，可他说的话惹恼了在座的吴法宪。张春桥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三个副词”和“指针”是林彪“高举”“紧跟”的象征和资本，不提“三个副词”和“指针”意味着什么，人人都清楚，就像毛泽东讲“四个伟大，讨嫌”，人们一听就知道是在批评林彪讨嫌一样。所以，吴法宪当时就认为张春桥是冲着林彪来的，于是驳斥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张春桥见吴法宪这么反驳他，“一下就急了”，慌忙抬出毛泽东：“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 林彪对自己的理论见解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更不能够容忍张春桥拿赫鲁晓夫来影射自己。最后，“指针”写进了宪法（草案），“三个副词”没有写，林彪对张春桥耿耿于怀。 8月23日，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表讲话。针对张春桥在“三个副词”和“指针”问题上的态度，他以针锋相对的口吻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你看哪个时期没有创造？……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需要慎重。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层一些同志的一股风吹下去，就可能把下面的事情改变面貌。” 林彪不点名地向张春桥发动反击，又经过陈伯达、汪东兴和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各小组宣讲鼓动，本来就不得人心的张春桥立刻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于是，毛泽东亲自出面阻拦，并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才扭转会议局面。
四
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上批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这里所指的就是林彪等人不理会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的批示。1971年，毛泽东南巡时又说：“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的确，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不止一次，是几次，且表达的不满一次比一次强烈。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毛泽东在审阅这一社论稿时就把里面的“三个副词”圈掉了，并且把所有“毛泽东思想”的文字也删去了，大多都是林彪吹捧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写了这样一个批语：“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如果說，在这之前毛泽东是同意“三个副词”的，那么从这时起，毛泽东的态度改变了。他以“三个副词”为切入点，开始对个人崇拜着手降温了。所以说，他圈掉新党章（草案）里的“三个副词”，并特意写下“圈掉三个副词”这六个字的批语，是着意为之的。 毛泽东有意造成九大党章与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此前报刊宣传的提法不同，无疑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他在天才问题上的立场变化，也是对林彪态度的一种温和的改变。不过在“文革”年月，从上到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的口号震天动地，崇拜得不得了，不崇拜也不得了。所以，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的批示，犹如一颗石子投进汪洋大海里一样，那点涟漪很快被淹没了。 1970年4月，“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仍然把“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当代的列宁”等等写了进去。这一次，毛泽东愤怒了。他不仅把这些话统统删去，还在批语中写道：“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此时，毛泽东对这些林彪吹捧他的话已经不能容忍了。所以说，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并不是什么“伟大谦虚”，而是在释放着不满林彪的信号。他要与林彪的唯心论划清界限。这种信号所代表的这种意图被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证实了：“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这里虽然只批陈伯达，但也是说，林彪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70年11月，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把林彪比作“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 林彪对毛泽东在“天才”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和在个人迷信问题上的降温做法不予重视，对毛泽东表露的对自己的不满情绪缺乏清醒判断，在庐山上又拿“天才”当武器攻击张春桥，挨批后又拒不承认有错，等于公开与毛泽东叫板，结果可想而知。 林彪把败阵庐山的原因归咎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说：“这个话不该讲。”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他在重大政策（包括设国家主席问题）和理论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他鼓吹个人迷信一时博得毛泽东的肯定，但他顽固坚持自己的“天才史观”把自己送进了坟墓。
党史博览 201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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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习太难搞，怎么请也不去，送什么都退回来。
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与林彪的败亡
李根清
称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是林彪的杰作，与“四个伟大”“最高指示”一样，深深地打着林彪的印记。对林彪的吹捧保持着清醒的毛泽东，从1968年起，以“三个副词”（其中为主的是“天才地”）为切入点，开始纠正报刊上那些不适当的宣传，使一贯以“高举”为荣的林彪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1970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起而捍卫自己的观点，以称“天才”为炮弹，不点名地向张春桥发起攻击，引发了一场尖锐的党内斗争，林彪也从此走向败亡。
一
“三个副词”源于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讲到全党“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时，林彪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由于这段话被认为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后来被完整地写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1966年12月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也引用了这段话。各种报刊宣传更是连篇累牍，成为“文革”前期歌颂毛泽东的诸多新语汇中最经典、引用频率最高的言语之一。
林彪称颂毛泽东是天才，并不是随意的，是他经过长期研究形成的理论认识。早在1943年，林彪在读《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一书时，就写下这么一段笔记：“无人脑，无自然界，则无思维。故人脑之好坏，将影响其思维力，故天才说是唯物的。”他读李光灿《唯物辩证法》一书时，对书中写的“人类的认识必须要有两方面的物质基础：第一是健全的五官和脑神經系；第二是直接或间接能接触到的事物”表示赞同，认为这种说法是“承认天才的作用”。所以，林彪认为“见识有天分问题”，天才是“先天加后天”，称“毛主席是共产党内第一个有本事的”。他在为“五一八”讲话做准备时，就让秘书李春生从马列著作中搜集了有关天才的论述。如他在会上讲的“恩格斯说，18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列宁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等等，就是由李春生搜集并由笔者抄写在卡片上的话。所以他在会上鼓吹“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要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虽然林彪也说，“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人能超过”，但也不难看出，林彪的天才观是与遗传、五官、人脑相关联的，是偏重于先天条件优越的。因而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克思主义，怎么是天才？”
毛泽东的不满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里就已经有所表露：“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因为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以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些提法”，虽然“总感觉不安”，但是“为了打鬼”，还是“违心地”同意把林彪的讲话发下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指定林彪做自己的接班人。
不过，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一直没有消除，一直都在寻机纠正那些令他“总感觉不安”的“提法”。1966年7月5日，毛泽东就曾批示不要用“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一类的提法等，到1968年就直接向“三个副词”开刀了。
二
1968年10月，准备提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党章（草案），根据事先在全党征询的意见，对毛泽东和林彪各写了一段文字。
其中关于毛泽东的一段文字是：“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中关于林彪的一段文字是：“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在新党章上写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最早是根据1967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进行的。这份通报稿中写道：“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林彪从外地打电话要求把通报稿中这段话全文删去，或改写得轻淡一些。毛泽东在林办呈送的电话记录上批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毛泽东审阅《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时还亲笔圈掉了“和好学生”几个字，从此报刊宣传只称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不再提“好学生”。
于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草案）明确写进了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说：“我有一点保留的意见，就是这次党章上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很不安，很不安。我认为党章是大事，把我写上是不称的，不相称的。这个问题曾向中央提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还保留，组织上服从，但是我还保留这个意见。”
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1968年10月17日，在讨论新党章（草案）的会议上，康生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江青也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张春桥等党章修改小组的人也都同意。
全会期间，周恩来把新党章（草案）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当文件送达林办时，我看到，毛泽东已在“主席”二字上画了圈，并在旁边批了六个字：“圈掉三个副词。”笔者翻看党章（草案），总纲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被毛泽东用铅笔圈掉了，像他以往修改文件一样，笔迹平缓、明确、坚定。
笔者把毛泽东的批件送给秘书张云生，由他向林彪报告。等张云生再把文件交到笔者手里时，“林副主席”几个字上也画了圈，但看得出是张云生替林彪画的。新党章（草案）上写的关于林彪的那段文字也全部用红油笔圈掉了，也是由张云生代为圈掉的。这说明，林彪听了秘书的报告后，虽然表示了修改意见，但仍像往常一样，没亲眼看文件，没动手批文件。
张云生让笔者“做个抄件保存”。笔者认为这是叶群的意见，因为林彪从来不做这样的交代。
据笔者体会，叶群吩咐做传阅件的抄件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林彪“出汗了”“着凉了”，不能听文件，而传阅件又不能滞留，做个抄件留待给林彪讲。这种情況，退走的文件都是叶群做主处理的。二是文件重要，抄存备查，如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批语等。三是留“文字根据”。如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公开信”。这次做“圈掉三个副词”的抄件，说明毛泽东的意见引起了叶群的重视。按叶群一贯敬畏主席的心态，她与林彪“说事”时可能还会谈及这件事。林彪有什么说法不得而知，若按叶群曾经在秘书面前讲过的，“这是主席谦虚”。
笔者找出一份新党章（草案）印刷稿，把毛泽东的批语、毛泽东和林彪删去的文字以及他们画的圈，都照原件的样子标在上面，此后一直保存在档案里，但林彪、叶群并没有查阅过。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开会期间，周恩来主持会议又对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党章（草案）做了一些改动。林彪在审阅时再次把党章（草案）中写他的那一段话全部圈掉了。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关于毛泽东的那一段文字没写“三个副词”。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讲到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时，也没有使用“三个副词”，而写林彪是接班人的那一段文字依然保留着。因为江青说了：“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三
1970年8月13日，在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在宪法上写“三个副词”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他这个意见本来没有错，党章上就没有写嘛，可他说的话惹恼了在座的吴法宪。张春桥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三个副词”和“指针”是林彪“高举”“紧跟”的象征和资本，不提“三个副词”和“指针”意味着什么，人人都清楚，就像毛泽东讲“四个伟大，讨嫌”，人们一听就知道是在批评林彪讨嫌一样。所以，吴法宪当时就认为张春桥是冲着林彪来的，于是驳斥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张春桥见吴法宪这么反驳他，“一下就急了”，慌忙抬出毛泽东：“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
林彪对自己的理论见解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更不能够容忍张春桥拿赫鲁晓夫来影射自己。最后，“指针”写进了宪法（草案），“三个副词”没有写，林彪对张春桥耿耿于怀。
8月23日，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表讲话。针对张春桥在“三个副词”和“指针”问题上的态度，他以针锋相对的口吻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你看哪个时期没有创造？……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需要慎重。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层一些同志的一股风吹下去，就可能把下面的事情改变面貌。”
林彪不点名地向张春桥发动反击，又经过陈伯达、汪东兴和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各小组宣讲鼓动，本来就不得人心的张春桥立刻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于是，毛泽东亲自出面阻拦，并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才扭转会议局面。
四
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上批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这里所指的就是林彪等人不理会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的批示。1971年，毛泽东南巡时又说：“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的确，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不止一次，是几次，且表达的不满一次比一次强烈。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毛泽东在审阅这一社论稿时就把里面的“三个副词”圈掉了，并且把所有“毛泽东思想”的文字也删去了，大多都是林彪吹捧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写了这样一个批语：“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如果說，在这之前毛泽东是同意“三个副词”的，那么从这时起，毛泽东的态度改变了。他以“三个副词”为切入点，开始对个人崇拜着手降温了。所以说，他圈掉新党章（草案）里的“三个副词”，并特意写下“圈掉三个副词”这六个字的批语，是着意为之的。
毛泽东有意造成九大党章与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此前报刊宣传的提法不同，无疑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他在天才问题上的立场变化，也是对林彪态度的一种温和的改变。不过在“文革”年月，从上到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的口号震天动地，崇拜得不得了，不崇拜也不得了。所以，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的批示，犹如一颗石子投进汪洋大海里一样，那点涟漪很快被淹没了。
1970年4月，“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仍然把“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当代的列宁”等等写了进去。这一次，毛泽东愤怒了。他不仅把这些话统统删去，还在批语中写道：“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此时，毛泽东对这些林彪吹捧他的话已经不能容忍了。所以说，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并不是什么“伟大谦虚”，而是在释放着不满林彪的信号。他要与林彪的唯心论划清界限。这种信号所代表的这种意图被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证实了：“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这里虽然只批陈伯达，但也是说，林彪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70年11月，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把林彪比作“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
林彪对毛泽东在“天才”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和在个人迷信问题上的降温做法不予重视，对毛泽东表露的对自己的不满情绪缺乏清醒判断，在庐山上又拿“天才”当武器攻击张春桥，挨批后又拒不承认有错，等于公开与毛泽东叫板，结果可想而知。
林彪把败阵庐山的原因归咎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说：“这个话不该讲。”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他在重大政策（包括设国家主席问题）和理论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他鼓吹个人迷信一时博得毛泽东的肯定，但他顽固坚持自己的“天才史观”把自己送进了坟墓。
党史博览 201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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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习太难搞，怎么请也不去，送什么都退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