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1）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
上篇 关于“三反”和“五反”运动
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共曾发动一场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并波及所有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的“五反”运动。很多人家因此被弄得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这场运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共革命的进程：民族资产阶级被提前消灭；国家的性质被提前改变，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变为了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这场“五反”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政治运动呢？当年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否真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建国“三年以来”，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在用行贿、偷税漏税等不法手段向中共进行“猖狂进攻”，所以才发动这个运动进行反击的呢？毛泽东发动这个运动，与当时中共长期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尤其是突然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需要大笔战争经费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由于中共一开始就实行严密的舆论控制，不准真相传布和有计划的散布谎言，以致迷雾重重，至今很少人知道真相。
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五反”是由“三反”引起的；而“三反”又是因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干部贪腐现象严重所引起的。毛泽东发动“三反”，是为了整肃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贪腐问题，使共产党不做“李自成”；而发动“五反”则是为了反击建国以来民族资产阶级持续不断的、向党的“猖狂进攻”。同时，很多人也认为“三反”“五反”都是针对国内阶级斗争的状况而发动的政治运动，与正在国境线外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多大关系。殊不知事实正好相反：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抗美援朝”缺乏战争经费，是为了筹集战费才发动的；而为了让“五反”运动师出有名，才又先发动了“三反”。所以“三反” “五反”发动的原因十分荒谬。这种情形就如俗语说的那样：“城门失火，殃及鱼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朝鲜战争这把邪火竟会烧到他们头上，还差点把他们烧死。多年来，我见到史学界论述“抗美援朝”的著作有不少，但论述“五反”的就不多了。至于揭露“五反”和“抗美援朝”这两者关系的我竟没有见过。为此，本人不揣谫陋，试图从揭发“三反”、“五反”以及“抗美援朝”的真相入手，来揭开这两者的因果关系。唯本人自知学养不够，拙作难登大雅之堂，然若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最终将真相揭开大白于天下，则亦於愿足矣。
“五反”运动发生在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所谓“五反”，指的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个运动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私营工商业者，但一般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也被罗网在内，无一能幸免。在“五反”发动之前，中共还发动了一个“三反”运动。这个运动标榜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中工作的人员。发动这两场运动，按中共的说法是因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了大量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因此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中率先发动了“三反运动”。然后又在“三反”中发现了资产阶级腐蚀政府公务员、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等严重罪行，为了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于是又发动了“五反”运动。按照这套说法，中共发动这两个运动的动机纯正的，理由是充分的，是属于堂堂正正、伸张正义之举，无可指责。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假如事情真是如中共所说的那样，有人向党“猖狂进攻”，那也不至于所有私营工商业者几乎百分之百地“进攻”呀！如果作为老百姓的私营工商业者真的几乎百分之百地犯法，则这“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呢？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犯法，我以为那也决不是工商业者的责任，而是政府的责任。如果不是政府没有尽到教化的责任，就是法律出了问题，或者根本就是政府在滥刑。这里，我们且不说古代先贤针对执法者早有“明德慎罚”这样的训戒，也不提对当权者早有“不教而诛”这样的批评，就是共产党中也不是个个不懂这个道理的。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有一个关于“两条路线”的讲话，很有名，中共中央办公厅还特为将这个讲话印成小册子在全国散发。陈伯达在这个讲话中批评许多地方党委将大批学生、群众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他引用西川南充一个妇女批评南充地委的话说：“如果这两千多学生都是搞反革命工作（按：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许多大专院校学生反对校党委和工作组，被打成了反革命。南充这两千多学生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打成反革命的。）那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如果出这么多的‘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是有问题。”这个“老夫子”虽然文化大革命中说过很多错话，做过很多错事，对文革的发动也犯有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后来又因卷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被打倒，但这话我认为说得没有错。因为学生绝大多数都很单纯，他们的是非价值观都是接受中共的教育形成的。如果有这么多学生反工作组，反学校党委，那不是因为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做法按中共的是非观衡量是错的，就是党对这些学生的教育出了问题，以致让这些学生的是非价值观发生了偏差。同样道理，如果私营工商业者中有少数人犯法，那可以理解；但几乎百分之百地“犯法”，那就不正常了。那一定是执政者没有做好法律的宣教工作，或者根本就是所定的法律不当。对于这个道理，我相信既然陈伯达能懂，熟读古书的毛泽东不会不懂。“五反”运动中几乎百分之百的私营工商业者，包括所有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都被中共指控犯了“偷税”、“漏税”罪行，几乎所有的私营工商业者，包括如我舅父那样老实巴交的小手工业者都在这场运动中被整得倾家荡产、几乎家破人亡，这是不合情理的。我以为这个事实不仅说明了“五反”运动的不合理，也说明了中共发动这个运动，除了台面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必定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此，长久以来我对“五反”运动的正义性、真实性是一直心存怀疑的。但是，要解开我心中的疑团何其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根本就见不到任何有关“五反”运动的真实报道，尤其看不到能反映毛泽东发动这两个运动的真实意图的真实史料，能见到的只是中共片面的宣传。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赤手空拳想要透过这层层迷雾找出真相来，简直难如登天。但是，近年来情况开始有所转变。中共第一代的领导人纷纷谢世，出版了好多关于他们的传记和回忆录；此外相关的历史丛书也比较地多了起来，其中有一些人和事无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这场运动，这样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透露出一些真相来。这就使我慢慢看清了这场运动的真相，看明白了毛泽东所以发动这场运动的原因。当然，这些由中共出版的著作无可避免地会对许多敏感问题或回避、或伪饰，仅靠这些资料还不足以完整地还原事情的原貌。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还会有更多的资料披露出来。而且，也正因为这些资料都是从中共出版物中摘取的，因此也可使本文引用的资料令中共无可辩驳、无法否认。
据我从这些资料得出的印象：中共发动“五反”，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恰恰相反，是中共在向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是为了从民族资产阶级头上掠夺金钱去解救因朝鲜战争而引起的财政危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的财政就一直是连年赤字、入不敷出，靠大量印钞票在勉强支撑。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需要大笔的军费开支。钱从何来？曾经有钱的地主、富农和官僚资本已经被打倒，他们的财产已经被中共没收花掉或被贫苦农民瓜分掉了；向有钱的外国借吧，又因中共实行“一边倒”政策，把帝国主义都赶跑了，此时欲借又无门；环顾整个社会，还比较有钱的唯有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从民族资产阶级头上搜刮钱财来充任朝鲜战争经费，对于中共来说已是势在必行。但是怎样一个拿法？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共同纲领》规定的“人民”的一份子，赤裸裸地、像对待地主阶级一样直接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财产劫夺，理由上站不住脚，传出去也太难听。于是为了“师出有名”，毛泽东先以“三反”运动做铺垫，然后再发动“五反”，以私营工商者“偷税”“漏税”的罪名逼迫他们缴出“罚款”。中共靠着这个“五反”，果然收获巨大，一举解决了“抗美援朝”缺乏战费的困难。其实，“三反”“五反”都是在十分勉强的理由下发动的。绝大多数“三反”中的“老虎”和“五反”中的“五毒分子”，其实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民族资产阶级经过“五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遭到了严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而这又是导致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到来并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
我对“五反”运动作这样的判断，根据主要来自下三个方面：
一，中共发动“五反”运动的时代背景。分析“五反”发生的时代背景，就可以看出中共发动这个运动的真实意图。因为任何一个大的政治运动都不可能无缘无故发生，也都离不开它特定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清楚了，运动的目的也可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二，毛泽东的有关讲话和中共有关文件。毛泽东有不少讲话、批示以及中共的一些文件，都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他发动“五反”的目的。而暴露得比较清楚的一次是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那时“五反”运动已经基本结束，还在扫尾阶段。毛泽东在那次讲话中得意洋洋地说：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过去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十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十二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66。）
中共从一九四九年到五十年代初的三、四年中，财政一直非常困难，入不敷出，赤字庞大，主要靠大量印行钞票在支撑。“抗美援朝”开始以后突然增加的军费开支更令财政困难雪上加霜。然而，搞了一个“三反”“五反”运动以后，这些困难竟然都没有了。天上不会掉金元宝，地上也不会真有摇钱树。若非是中共从“五反”中搞到了大笔金钱，天下何能“大定”？！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说：“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几年仗，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04。）
朝鲜战争用钱多不多，下面会有事实来说话，不是毛泽东说不多就不多的。关键问题是哪一年的工商业税能收那么多，竟然可供打几年仗还用不完？如果我们将这话与毛泽东去年八月四日“天下大定”的讲话联系起来看，则这他所说的“一年”指的就是一九五二年。中共从一九五〇年起就开始加强税收工作，非但增加税种，扩大征税对象，还提高了税率。假如一九五二年的工商业税是如五〇、五一年那样的征收法，则五〇、五一年的财政赤字并没有得到解决，何以到了一九五二年就能解决了呢？俗语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若非中共从“五反”中狠狠地捞到了一笔横财，几年不能解决的财政困难何能一朝而解除呢？如果正常的工商业税收一年可以支持几年朝鲜战争的战费，那当时的中国就不应该是“一穷二白”落后的农业国，而是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先进工业国了。所以，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实际上是自己暴露了朝鲜战争战费的来历，暴露了 “三反”“五反”与抗美援朝的关系。
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生了许多令人诧异的怪现象。将这些怪现象综合起来分析，则一个经过精心安排、层层伪装的阴谋就无所遁形了。
笋壳要一层层地剥，伪装也要一层层地揭。下面我就先从“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前，中共的财政状况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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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1）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
上篇 关于“三反”和“五反”运动
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共曾发动一场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并波及所有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的“五反”运动。很多人家因此被弄得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这场运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共革命的进程：民族资产阶级被提前消灭；国家的性质被提前改变，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变为了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这场“五反”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政治运动呢？当年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否真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建国“三年以来”，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在用行贿、偷税漏税等不法手段向中共进行“猖狂进攻”，所以才发动这个运动进行反击的呢？毛泽东发动这个运动，与当时中共长期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尤其是突然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需要大笔战争经费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由于中共一开始就实行严密的舆论控制，不准真相传布和有计划的散布谎言，以致迷雾重重，至今很少人知道真相。
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五反”是由“三反”引起的；而“三反”又是因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干部贪腐现象严重所引起的。毛泽东发动“三反”，是为了整肃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贪腐问题，使共产党不做“李自成”；而发动“五反”则是为了反击建国以来民族资产阶级持续不断的、向党的“猖狂进攻”。同时，很多人也认为“三反”“五反”都是针对国内阶级斗争的状况而发动的政治运动，与正在国境线外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多大关系。殊不知事实正好相反：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抗美援朝”缺乏战争经费，是为了筹集战费才发动的；而为了让“五反”运动师出有名，才又先发动了“三反”。所以“三反” “五反”发动的原因十分荒谬。这种情形就如俗语说的那样：“城门失火，殃及鱼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朝鲜战争这把邪火竟会烧到他们头上，还差点把他们烧死。多年来，我见到史学界论述“抗美援朝”的著作有不少，但论述“五反”的就不多了。至于揭露“五反”和“抗美援朝”这两者关系的我竟没有见过。为此，本人不揣谫陋，试图从揭发“三反”、“五反”以及“抗美援朝”的真相入手，来揭开这两者的因果关系。唯本人自知学养不够，拙作难登大雅之堂，然若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最终将真相揭开大白于天下，则亦於愿足矣。
“五反”运动发生在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所谓“五反”，指的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个运动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私营工商业者，但一般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也被罗网在内，无一能幸免。在“五反”发动之前，中共还发动了一个“三反”运动。这个运动标榜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中工作的人员。发动这两场运动，按中共的说法是因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了大量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因此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中率先发动了“三反运动”。然后又在“三反”中发现了资产阶级腐蚀政府公务员、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等严重罪行，为了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于是又发动了“五反”运动。按照这套说法，中共发动这两个运动的动机纯正的，理由是充分的，是属于堂堂正正、伸张正义之举，无可指责。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假如事情真是如中共所说的那样，有人向党“猖狂进攻”，那也不至于所有私营工商业者几乎百分之百地“进攻”呀！如果作为老百姓的私营工商业者真的几乎百分之百地犯法，则这“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呢？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犯法，我以为那也决不是工商业者的责任，而是政府的责任。如果不是政府没有尽到教化的责任，就是法律出了问题，或者根本就是政府在滥刑。这里，我们且不说古代先贤针对执法者早有“明德慎罚”这样的训戒，也不提对当权者早有“不教而诛”这样的批评，就是共产党中也不是个个不懂这个道理的。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有一个关于“两条路线”的讲话，很有名，中共中央办公厅还特为将这个讲话印成小册子在全国散发。陈伯达在这个讲话中批评许多地方党委将大批学生、群众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他引用西川南充一个妇女批评南充地委的话说：“如果这两千多学生都是搞反革命工作（按：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许多大专院校学生反对校党委和工作组，被打成了反革命。南充这两千多学生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打成反革命的。）那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如果出这么多的‘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是有问题。”这个“老夫子”虽然文化大革命中说过很多错话，做过很多错事，对文革的发动也犯有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后来又因卷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被打倒，但这话我认为说得没有错。因为学生绝大多数都很单纯，他们的是非价值观都是接受中共的教育形成的。如果有这么多学生反工作组，反学校党委，那不是因为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做法按中共的是非观衡量是错的，就是党对这些学生的教育出了问题，以致让这些学生的是非价值观发生了偏差。同样道理，如果私营工商业者中有少数人犯法，那可以理解；但几乎百分之百地“犯法”，那就不正常了。那一定是执政者没有做好法律的宣教工作，或者根本就是所定的法律不当。对于这个道理，我相信既然陈伯达能懂，熟读古书的毛泽东不会不懂。“五反”运动中几乎百分之百的私营工商业者，包括所有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都被中共指控犯了“偷税”、“漏税”罪行，几乎所有的私营工商业者，包括如我舅父那样老实巴交的小手工业者都在这场运动中被整得倾家荡产、几乎家破人亡，这是不合情理的。我以为这个事实不仅说明了“五反”运动的不合理，也说明了中共发动这个运动，除了台面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必定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此，长久以来我对“五反”运动的正义性、真实性是一直心存怀疑的。但是，要解开我心中的疑团何其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根本就见不到任何有关“五反”运动的真实报道，尤其看不到能反映毛泽东发动这两个运动的真实意图的真实史料，能见到的只是中共片面的宣传。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赤手空拳想要透过这层层迷雾找出真相来，简直难如登天。但是，近年来情况开始有所转变。中共第一代的领导人纷纷谢世，出版了好多关于他们的传记和回忆录；此外相关的历史丛书也比较地多了起来，其中有一些人和事无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这场运动，这样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透露出一些真相来。这就使我慢慢看清了这场运动的真相，看明白了毛泽东所以发动这场运动的原因。当然，这些由中共出版的著作无可避免地会对许多敏感问题或回避、或伪饰，仅靠这些资料还不足以完整地还原事情的原貌。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还会有更多的资料披露出来。而且，也正因为这些资料都是从中共出版物中摘取的，因此也可使本文引用的资料令中共无可辩驳、无法否认。
据我从这些资料得出的印象：中共发动“五反”，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恰恰相反，是中共在向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是为了从民族资产阶级头上掠夺金钱去解救因朝鲜战争而引起的财政危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的财政就一直是连年赤字、入不敷出，靠大量印钞票在勉强支撑。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需要大笔的军费开支。钱从何来？曾经有钱的地主、富农和官僚资本已经被打倒，他们的财产已经被中共没收花掉或被贫苦农民瓜分掉了；向有钱的外国借吧，又因中共实行“一边倒”政策，把帝国主义都赶跑了，此时欲借又无门；环顾整个社会，还比较有钱的唯有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从民族资产阶级头上搜刮钱财来充任朝鲜战争经费，对于中共来说已是势在必行。但是怎样一个拿法？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共同纲领》规定的“人民”的一份子，赤裸裸地、像对待地主阶级一样直接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财产劫夺，理由上站不住脚，传出去也太难听。于是为了“师出有名”，毛泽东先以“三反”运动做铺垫，然后再发动“五反”，以私营工商者“偷税”“漏税”的罪名逼迫他们缴出“罚款”。中共靠着这个“五反”，果然收获巨大，一举解决了“抗美援朝”缺乏战费的困难。其实，“三反”“五反”都是在十分勉强的理由下发动的。绝大多数“三反”中的“老虎”和“五反”中的“五毒分子”，其实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民族资产阶级经过“五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遭到了严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而这又是导致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到来并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
我对“五反”运动作这样的判断，根据主要来自下三个方面：
一，中共发动“五反”运动的时代背景。分析“五反”发生的时代背景，就可以看出中共发动这个运动的真实意图。因为任何一个大的政治运动都不可能无缘无故发生，也都离不开它特定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清楚了，运动的目的也可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二，毛泽东的有关讲话和中共有关文件。毛泽东有不少讲话、批示以及中共的一些文件，都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他发动“五反”的目的。而暴露得比较清楚的一次是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那时“五反”运动已经基本结束，还在扫尾阶段。毛泽东在那次讲话中得意洋洋地说：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过去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十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十二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66。）
中共从一九四九年到五十年代初的三、四年中，财政一直非常困难，入不敷出，赤字庞大，主要靠大量印行钞票在支撑。“抗美援朝”开始以后突然增加的军费开支更令财政困难雪上加霜。然而，搞了一个“三反”“五反”运动以后，这些困难竟然都没有了。天上不会掉金元宝，地上也不会真有摇钱树。若非是中共从“五反”中搞到了大笔金钱，天下何能“大定”？！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说：“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几年仗，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04。）
朝鲜战争用钱多不多，下面会有事实来说话，不是毛泽东说不多就不多的。关键问题是哪一年的工商业税能收那么多，竟然可供打几年仗还用不完？如果我们将这话与毛泽东去年八月四日“天下大定”的讲话联系起来看，则这他所说的“一年”指的就是一九五二年。中共从一九五〇年起就开始加强税收工作，非但增加税种，扩大征税对象，还提高了税率。假如一九五二年的工商业税是如五〇、五一年那样的征收法，则五〇、五一年的财政赤字并没有得到解决，何以到了一九五二年就能解决了呢？俗语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若非中共从“五反”中狠狠地捞到了一笔横财，几年不能解决的财政困难何能一朝而解除呢？如果正常的工商业税收一年可以支持几年朝鲜战争的战费，那当时的中国就不应该是“一穷二白”落后的农业国，而是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先进工业国了。所以，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实际上是自己暴露了朝鲜战争战费的来历，暴露了 “三反”“五反”与抗美援朝的关系。
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生了许多令人诧异的怪现象。将这些怪现象综合起来分析，则一个经过精心安排、层层伪装的阴谋就无所遁形了。
笋壳要一层层地剥，伪装也要一层层地揭。下面我就先从“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前，中共的财政状况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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