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大饥荒的岁月（上）
“大跃进”、“大炼钢”、人民公社化和大办农村食堂，严重地破坏工农业生产，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社会发展规律对这种破坏的报复，就是随之而来的长达数年的大饥荒。在这场旷世难见的大饥荒中，全国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四千万以上。中共称此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是文过饰非、推诿责任的谎言。许许多多事实证明，在这三年中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发生过“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也没有所谓的“苏修逼债”。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原因，完完全全是毛泽东和中共制造的人祸。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已是打了折扣的话了。在这几年中，全国六亿人绝大部分都深受其害，经历了长达数年的饥饿岁月。下面我就来说说我在大饥荒岁月的经历。
在这里我首先要声明的一点是我所在的上海市，以及北京、天津等极少数几个大城市，是当时中共全力要保证粮食供应的“全国首善之区”，因此上海地区的饥荒情况相对要远远好过全国其他省市。第二我要声明的是：因为我们是城镇户口居民，粮食由政府供应，每月有一定的数量。这个数量虽不能吃饱，但一般来说也不至于饿死。可是农村就不同。自从一九五三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农民每年的口粮都是根据国家定下的限额，从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中留下的，超过这个限额的“余粮”必须统统出售给国家。中共实行这个“统购统销”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从农民手里尽量多挖一点粮食出来，以供发展城市工业之用，所以这个口粮的数额原本就是定得很低的。许多地方农民一年的口粮只够大半年食用，必须用杂粮、野菜作补充才能勉强应付过去。在正常年份，无论城市、农村，粮食定量虽低但还不致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但是，一九五八年由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大炼钢”和人民公社化三个运动，农村干部在政治压力下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正当秋收季节却抽调大批青壮农民去炼钢，造成当年丰产不丰收；成立人民公社时大刮“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成立公社食堂提倡“吃饭不要钱”；所有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生产规律和经济规律，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造成了极大浪费，复因秋收后政府以虚报的产量强行征收“余粮”，将农民的口粮也征去；结果当集体食堂也没有粮食供应时，农民们就只能去吃树皮草根观音土了。所以那些年饿死最多的就是农民。我是城镇户口的人，虽是乡村小镇，与真正的农村毕竟隔了一层，所以我在下面所谈的大饥荒灾情，非但不能代表全国情况，也不能代表农村情况。可即使如此，在这几年中我们城镇居民过的日子也是很凄惨的，连续数年都在半饥不饱的日子中苦熬，其中还有部分人因为营养不良而过早死亡。
我在《疯狂的一九五八年》中说过，大饥荒最早在一九五八年秋冬就已在部分地区出现，并已开始有人饿死。到一九五九年春天，饥荒开始大面积地在全国蔓延。不过在我们家乡，我们城镇居民觉察到饥荒来临是从夏天的七、八月份开始的。这倒不是我们那儿发生了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因为国家供应给我们城镇居民的口粮突然要搭配黑豆等杂粮了。我们那个地方，居民世世代代习惯吃的是大米。用大米煮饭煮粥。难得吃一次麵条那是偶尔想换一下口味，或者因为有人过生日吃“长寿面”。至于面粉做的大饼、油条、馒头，倒也是常吃的，但这些在当地人眼中都是属于正餐之外垫一下饥的“点心”。所以，即使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国家粮管所供应当地居民的也全部都是大米。现在国家硬性规定搭配黑豆，大家感到一定是粮食供应出了问题。民以食为天，吃饭发生了问题，首先人心就产生了恐慌。这种黑豆我们绝大多数人以前都没有吃过，也不知道怎么吃法。听人说先要把黑豆泡一晚水，再跟米一起煮饭。我们照着做了，可煮出来的豆仍是硬硬的，吃进去一粒粒黑豆，大便拉出来仍是一粒粒黑豆。小孩子根本不肯吃。群众意见很大。这样过了二三个月，大约是因为群众反映太大了，于是国家粮管所不搭配黑豆了，改成搭配麦片和玉米粉。说实话，这麦片我们当地人见过的也不多，但和米煮在一起吃还能接受，慢慢也就习惯了。玉米粉上海人也叫“六谷粉”，过去只有北方来的穷人吃，上海本地人是不吃的。现在国家硬逼着搭配供应，也只好硬着头皮吃了。
这是粮食问题。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市场上副食品的供应越来越少了。在以前，国家定量供应的粮食大家觉得还可以勉强吃饱，是因为副食品起了作用。这些副食品，主要是禽、肉、蛋、鱼和各种蔬菜，一部分从商店买，一部分可在自由市场向农民买。但所有副食品都来自农村。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公社为了斩断“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自留地被收归集体，不准农民私自养鸡、养鸭、养猪，自由市场也被取缔，这就大大减少了副食品的产量。至于公社集体生产的各种蔬菜，饲养的猪、羊、鸡、鸭，因为“五风”泛滥，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受打击，产量很低，禽畜死亡率很高。在这双重因素下，市场副食品总的来源大为减少，供应也就突然之间紧张起来。很快地，国家对猪肉、豆制品等主要副食品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然而数量少得可怜，比如一人一个月只可买半斤肉、一角几分钱的豆制品。这么一丁点东西，说难听点塞牙缝也不够。蔬菜供应虽不限量，但因为货源不多，都要很早排队才买得到。而且有时候商店也会视货源多寡而规定一个人只能买几斤。所以蔬菜供应也是大大不及以前。在这多重因素作用下，人因为连续数日吃不饱，很快就出现了一种对饥饿的恐慌情绪。时间久了，身体就会出现浮肿等现象。因为吃不饱，干活自然也就没有力气，所以那时候工作效率不高也是社会普遍的现象。
这样到了一九五九年秋冬，仅仅几个月时间，社会上已经到处弥漫一种无言的悲惨气氛。商店下午四点来钟就关门了。镇上居民大都在下午四点半左右吃晚饭，吃完后五点多一点就都上床睡觉了。睡这么早，主要是减少活动可以减慢消化，让肚子不致饿得那么快。所以那时候下午五点以后，太阳还没下山，街道上就很少再有行人。整个小镇寂静无声，没有一点人的气息，仿佛死绝了一样。
时间进入一九六〇年以后，饥荒越加严重。因为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听人说浮肿病到严重后，接下来就是死人。因为这样，大家对浮肿也重视了起来，常常用手指按小腿或面颊，看按下去后肌肉会不会很快恢复原状。当时我们全家人人人都有一点浮肿，比较严重的是母亲。但无计可施。听说到医院去看病，凭医生一张处方签到中药店去可以买一斤麸皮，吃了可以改善浮肿。这个东西以前是喂猪的饲料，现在成了营养补品。可这个营养品并不易得，不是严重的浮肿，医生也不敢乱开处方。而且去医院看病要挂号，出挂号费，母亲也不肯。那年夏天，我四姐农业中学毕业分配到公社卫生院去工作。几个月后跟医生们混熟了，一个医生卖交情才给四姐开了一张处方，也算买到了一斤麸皮。回家用一点糖精炒了炒，大家如分享名贵糕点一样分几次分食了。
那时候因为家家陷入饥荒，所以很多有大孩子的人家，在孩子放学后都会叫他们去镇周围的农村去挖野菜。我三个妹妹，小学放学后立即各拿一只小篮子去挑野菜。挑回来的野菜稍经整理洗去泥沙后，母亲就将它们和米混在一起煮晚饭，这样可以增加一点饭量。她们挑些什么野菜呢？春季主要是挑马兰、野菜（荠菜），其他凡是她们认识可以吃的都要。有时去挑田岸边的荷花草。趁没人看见时也会去偷一点田里种的。这种荷花草也叫红花草，学名叫苜蓿，以前大多都是当肥料的，春耕时犁在地里，只有少部分留下等干枯后收割了当耕牛冬季的饲料。到秋天稻子收割后，就去田里拾掉下的稻穗。冬季则去挖农田中农民没有收干净的胡罗卜和遗弃的櫻子，还有红薯的根根等。除了这些，那时我和四姐就读农业中学，学校有蔬菜地。学校就将收获的蔬菜平价卖给我们，春季卖蚕豆，秋季卖毛豆，冬天收了茨菇卖茨菇，记得每次每人可买五斤。一年中这样的机会总有七、八次。这是读普通中学学生没有的福利，对应付饥荒也起了一些作用。
那时许多人家因为你吃多了我吃少了的问题，一家人之间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分开起伙。各人的粮、油各人自己保管。如此，你多吃我少吃的矛盾是解决了，但有时为了谁先煮饭谁后煮饭的事，或谁偷了谁的粮、油又会发生矛盾，弄得人伦、亲情都没了。如我小学时有个朱姓同学家就是这样。这个做儿子的常常与他父母吵，一会儿说他的油瓶里油少了，一会儿说他的米少了，一定是他父母偷吃了，吵得周围街坊都知道。那时候我们家一切由母亲主持，无论饭、菜，都是每人一份平均分好，一碗饭，一碟菜，让我们小孩先挑，她拿最后挑剩下的一碗。记得一九六一年的农历新年，政府比平时多供应了一点肉、蛋。吃年夜饭时，因为这是一年中最隆重的一餐团圆饭，分开吃不吉利，但也不能没有限制，所以母亲事先就吩咐，今天不分餐，但每人只能吃一块肉、一个蛋，不能多吃；有人多吃了，就有人没有得吃。我们也都是规规矩矩，连蔬菜也是等每人都搛了一筷以后，有多余的再酌量搛第二筷。所以这方面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古人说：“衣食足，知荣辱。”当时的人，常常因为饥饿而丧失理智。我举一个亲身例子：一九六〇年夏季“双抢”，学校安排我们城镇学生去公社生产队帮助割稻和种秧。那天是插秧，下午已到平时收工时候，大家肚子已经饿到不行了，可是老师说还有一点点地方没插完秧，大家再坚持一下插完后回家。大家忍着肚饿，好不容易把这个地方插完，挺起腰来准备收工回家。不料老师说傍边还有一小块田，不如一起插完了再回家。那时候老师的话就是命令，大家窝了一肚子火却不敢反抗，只得把那一小块田也插完了才回家。（这位老师这样积极，后来听说他那时正在申请加入共产党。而不久他果然被批准入了党。我很恭喜这位老师的努力，只是我们许多学生却成了他向党表忠心的牺牲品。）回到家中，家里所有人都已吃过晚饭，也都洗过澡上楼睡觉了，因为我还没有回家，母亲一直等着。那时候，国家供应的粮食又减了定量，每人每月减少一斤，油也从每月每人五两减为四两。所以晚餐只能喝粥。母亲留给我的是一种浅口大碗的一碗粥，平日也是这么多。但那天我饿极了，一碗粥好像水一样倒入喉咙只是几秒钟时间，肚子里根本没有感觉。我看到厨房中母亲留下的准备明天当全家早餐的一锅粥，犹豫着要不要再吃一碗，想吃了明天早餐大家就要少吃一点；想不吃吧，腹中饥火难耐，终于本能战胜了理智，我又舀了一碗吃。原以为多吃了一碗粥以后就好了，不料面对这一锅粥我就像魔鬼入了心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不想，只有一个欲望，再多吃一点，再让我多吃一点。结果吃了一碗又一碗，不知不觉中我一口气吃了八大碗，把第二天全家人的早餐全部吃光了才清醒过来：“呀，今天闯了大祸了！我把这些都吃光了明天早饭大家吃什么？”母亲看着我发疯似地吃，几次想阻止而没有阻止，等我吃完了，看着我惊慌失措的样子，才抹了一下眼泪，一声不响把空粥锅拿走，又去淘米煮第二天大家的早餐。多年后我跟一个朋友谈起往事，他说他也有相似经历，那时候人真的饿得不行，无法控制自己，他也一次吃过五大碗南瓜。这位朋友要比我小几岁，在上海市区生活，家里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应该很注重家教，一个十一、二岁左右的男小孩一次吃五大碗南瓜，恐怕也是破纪录的。而我的太太，那时侯在读小学。一天有一个同学带了一个米糠做的饼到学校来炫耀，大家见了都去抢。她也去抢，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舌头也咬断了，去医院缝了好几针。这些事后来谈起时都当笑话讲，其实那是带泪的笑话。不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是讲不出这样的笑话的。
大约在一九六〇年的初冬，从浙江嘉善方向来了一批又一批的逃荒者。我亲眼见到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经过德兴馆饭馆门前时，见到饭馆门前污水沟中有一块不知是菜皮还是肉皮样的东西，他扑上前去从污水中捞出来就往嘴里塞。又一次，就在我家门口，我看见一个年青女难民当街脱下身上的毛线衣，与人交换一些吃的东西。也有女为了有一口饭吃，表示愿意留下给人当老婆。但我们城镇户口的人粮食自己也不够吃，哪有多余的粮食去养活一个没有粮食定量的人？所以即使有人想留也没法留。当时我想，嘉善离我们这里直线距离不过几十里，天侯气象应该差不多，我们这里无天灾，他们那里也不应该有天灾，他们究竟因为什么而要逃荒？一时不明其所以然。多年后我见到一个资料说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派出调查组到全国各地调查“大跃进”后的灾情，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率领一个小组到浙江，选了灾情较重和较轻的两个县调查，其中一个就是嘉善县。调查的目的是比较地方党委执行的政策与灾情的关系。这使我联想起一九六〇年的难民潮，才明白当年那些从嘉善逃荒来的，其实都是当地领导人积极推行毛泽东极左政策的受害者。
一九六二年以后，中共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动员侨眷写信到海外要求多寄外汇来以支援国家建设，为此给予侨眷一些物资供应上的优待。如根据外汇数额配发一定数量的粮票、油票、布票，允许海外包括港澳同胞邮寄食品包裹回国等等。我们家因得到父亲寄来的食品支援，饥荒情况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轻。但从香港寄食品包裹来代价不菲。因为中国政府规定一个包裹重量不能超过一市斤（500克）。而邮寄费加包装费往往是包裹内食品价格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父亲在香港只是个普通打工的，财力有限，因此虽然中国政府没有限制一人一天可以寄多少个包裹来国内，事实上父亲也不能天天寄包裹来。当时能得到海外食品支援的家庭是极少数。据我所知，我们镇上二千多户人家，只有两三家才有此幸运。而这势必会引起得不到外援人家的妒忌。这是我们当时就有所觉察的！但在那样的年月，我们能因为怕引起别人家妒忌而拒绝这种优待吗？所以文革抄家运动一来，华侨家属几乎家家遭殃，我就心中明白，前几年我们额外得了一点好处，不能与大众“同甘共苦”，现在“报应”来了。但是这是我们的错吗？
时间进入一九六三年以后，粮食、副食品的供应仍然十分紧张。关于这一点，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陈云人生纪实》中《陈云：第四次回乡》一文透露的几个粮食产量的数字，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产量是四千亿斤，一九六〇年是二千八百七十亿斤，一九六二年是三千二百亿斤。根据这三个数字，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八年粮食减产了一千一百三十亿斤。结果这一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一千万。一九六二年虽比一九六〇年增产了三百三十亿斤，但比一九五八年仍然要减产八百亿斤，即少了五分之一。所以，一九六三年的粮食供应仍然是非常紧张的。那段时间，我因从江西回家后没有工作，一直在家里自学。有几次因为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就避开家人偷偷弄一点米，放在一只空的、父亲寄来的食品罐头内，加点水放在煤球炉子底下利用炉灰的余热煮了吃。我以为别人不看见，其实家中人都看见，只是不说穿而已。
一九六四年以后食品供应情况稍有改善，但人们仍然普遍感到吃不饱。这时候社会上开始流行一种赌吃饭的传说。就是赌你一餐能吃多少饭？比如赌在半个小时内能不能吃下二斤或三斤米的饭？能吃完，粮票、钞票庄家出；吃不完，参加赌的人自己负责。常常有传言说某某地方赌吃，胀死了人。但我没有亲眼看到过这种赌吃饭的事，所以也不知真假。一九六四年四月我离开家乡出去工作，发现其他地方也流行这样的传说。我以为这种情况其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两个特点：第一点，说明大饥荒情形已经开始有所好转。不然，若仍然如前几年那样，人人都在死亡线上挣扎，要靠这一点粮食活命，哪有二、三斤粮票这样的“富余”去赌？第二点，说明饥饿的阴影还没有离开人们，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吃一顿饱饭仍然是一种“奢望”。否则，当人人都能吃饱时谁还有兴趣去赌吃饭？
一九六四年春，我被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招去当临时工，工作地点在青东徐泾公社一个叫蟠龙的小镇上，在一起工作的有好几个人。开始我们搭伙在小镇上的商业食堂，伙食非常差。因为当时肉、鱼、蛋都是凭证定量供应的，也许食堂没有票证去买肉，所以天天是稀饭加水煮青菜。后来搭伙到碾米厂，伙食才稍有改善，经常会有一点小荤，但最多也是菜里加几条肉丝或几片肉片。那时我们的粮食定量只有二十四斤，加上单位给我们申请的下乡粮食补助每月五斤，也只有二十九斤，平均一天一斤米也不到。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这点粮食根本吃不饱。还因油脂不够而特别馋吃肉。记得一九六五年的农历新年后，我们过完新年回蟠龙上班，听说镇上的食品店有不要肉票的冷气肉卖，我们三个还在一起做临时工的立刻凑钱买了两、三斤，去一个农村灭螺员家中借炉灶烧红烧肉来吃。烧红肉要糖和酱油做佐料，但我们没有糖票，于是只买了五分钱的酱油。因为柴火也是借的，不敢烧太久，结果仅仅把肉煮熟，还是硬的，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把肉从锅中捞出来，三个人狼吞虎咽空口就吃掉了两大碗，总算是慰劳了一下肚中已经馋了好几年的“馋虫”。留了大半碗肉给灭螺员家抵偿用去的柴火费。
那时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每天下乡与农村灭螺员一起查灭螺，帮他们记录资料和掌握灭螺的用药量。碰上天雨不能下乡，或者应该下乡时天正下雨去不了，后来雨不下了可是再下乡时间又太晚了，于是也干脆不下乡了。这种时候若领导不与我们一起开会，我们只能呆在宿舍里看书、聊天打发时间。一天下雨从上午下到下午二点，下乡已经太晚，又不开会，呆在宿舍感到十分无聊，我们早就听说三里路外就是上海县的诸翟镇，于是决心趁机去玩玩。我们花了大约三刻钟走到诸翟，镇上空荡荡的十分萧条，并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我们在镇上看到饭店里有二两粮票八分钱一个的酒酿饼买，这是蟠龙小镇上没有的。这种发酵麵粉做的饼没有馅，其实也不怎么好吃，但在那个时侯已是我们心中难得的美食，于是每个人买了一个，吃得津津有味。为了吃这个饼，后来我们又去了两次诸翟。
就我自己的感觉，严重的大饥荒是到了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才慢慢改轻的，到了一九六五年情况才有较大的好转，但整个大饥荒的阴影是到了一九六六年，因为文革的爆发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才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的。那时候，经过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数年调整政策的努力，被“三面红旗”破坏的生产力逐渐有所恢复。在我们上海，前几年被减少了的粮食定量和食油定量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市场上各类副食品和日用家庭工业品的供应还远没有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那种状况。直到文革后期，肉、蛋、豆制品等副食品仍然要凭票供应，食糖以及肥皂等日用品则凭证不限量供应。
当然，这是因为上海市地位较特殊的原因，至于其他省市自治区与上海相比，物资供应情况又差了好多。比如浙江嘉善，就在上海旁边，但到文革后期，食糖、肥皂等供应还十分紧张。以致我每有机会出差去那里，就会代买一点带去给那边一个生病需要食糖的同事。又如江苏，记得一九七二年“五一劳动节”我和单位内几个同事搭便车到无锡去游玩，在一家卖陶瓷等日用品商店的门口看到一块黑板上密密麻麻写着购买各种商品所需的票券号码，如买碗用几号券，买瓷羹用几号券，买砂锅用几号券，买筷子用几号券，票券的编号编到二百多号。这意味着有二百多种日用品都是要凭票证才能购买的。这让我们上海来的人不仅感到吃惊，也感到我们上海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心想这无锡再怎么也算是江南鱼米之乡、东南富庶之地的一个中等城市，物资供应却是差得这个样子，那么其他内地的一些小城镇，供应情况就更不可想象了。正巧那几天流亡中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也来无锡，另外听说外事部门还安排了一批外宾从上海到无锡来参观访问，因此当地一些大商店为了装门面，摆出了一些平时根本见不到的商品，如桂圆、核桃、红枣等，让外宾参观时感觉中国各种商品供应充足，经济繁荣，已走出大饥荒困境。但是，商店同时用一张纸片用中文写明“仅供参观，不出售”，与这些商品放在一起。这种情况上海也有。不过在上海市区这种“告示牌”商店一般是不用的。因为上海外宾多，有些还是懂一点中文的，用告示牌怕露“马脚”。听单位内家住上海市区的同事说，一般大商店的售货员都练就“金睛火眼”，一眼就能区别顾客是外宾还是内宾。若是外宾，他们会热情地招待你，你要什么买给你什么；若是内宾，他们就会轻声告诉你“这是非卖品”。好在中国人大多都很自律，听闻此言，也就识相地转身而走了。当然，听说也有“不识相”的，故装糊涂一定要买，而且往往趁商店内正巧有外宾在场的机会提出要买，碰到这种情况售货员会不动声色地卖给你。但是，你且不要高兴太早，等你走出店门不远，就会有公安人员拦住你，请你去公安局“谈谈”。态度好的，写个检查，然后等单位或街道来人领你回去。态度不好的，关你几天再说。当然，文革中各类物资的紧张与文革生产不正常也有关，不能全算在“大跃进”账上。但把这种情形形容为“老伤”加“新伤”，我以为还是符合实际的。
最后我要说一说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究竟有没有人饿死？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已不用我再来饶舌，因为已经有许多人以许许多多的事实做了说明了。我在这里只是想补充一点我们青浦县的情况。
还在大饥荒期间我就知道，有一些老弱病残者，身体本身不好，再加上长期的饥饿、营养不良，导致了过早死亡。这种情况在许多地方发生，但一般不为大众所注意，人们也不会将他们的死归因于饥荒。因为死者的家人以及亲戚、朋友、邻居，他们知道某人的死与营养不良有关，但为了怕招来政治上的麻烦，一般都不会说是饿死的，而只会说是病死的、老死的。但是他们也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大饥荒，这个人至少还可以多活几年的。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我的二哥一九五六年去新疆参加解放军建设兵团工作，在新疆得了肺病，一九五九年申请退伍回家养病。这个病当时国外已有特效药“雷米锋”可治，但国内还没有。国内治这个病还是老办法，主要靠增加营养。因为这个病是一种消耗性疾病，只要有足够的营养支持不让病情恶化，一般十年、二十年都不会死人。当时镇上有一个姓孙的青年，与我二哥年纪相仿，也患肺病。两人同病相怜，常常在一起玩。因为大饥荒时期，他们得不到足够营养，人就变得十分消瘦。看着他们面黄肌瘦的样子，很多人对他们的前途都不乐观。一九六二年初，我二哥经数年申请终于获得政府批准去了香港治病。到港后因为有足够的营养，又经药物治疗，他几个月就恢复了健康。可是那个姓孙的因为在国内，既没有足够的营养，又没有特效药治病，在我二哥去港后不久就死了，死时只有三十岁左右。这种人的死，如果说与大饥荒一点都没有关系，又人死后若真的会变鬼，相信这鬼也会从坟墓中爬出来抗议。
以上我说的是那些死因不明显、但与大饥荒有关的死者。至于死因明显与大饥荒有关的死者，在我们青浦县也有不少。但这些死者因为政治的原因，除了当地人知道，外地的知道的很少。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在我们县赵屯公社的南山大队就有十几、二十来个这样的死者。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情况的呢？说来话长。当时赵屯公社血防组一个组员叫“阿板”。他是当地农民，后来参军在部队入了党。临复员时，他那个部队中的党员被上级集体转业到江西上饶一个生产原子弹原料铀的工厂当工人。因为铀有放射性，而工厂的防护设施又很简陋，结果他去了一年不到就得了白血病。一九六五年阿板退伍回家被公社安排在公社血防组工作。那年九月我从徐泾调到赵屯工作，与阿板成了好朋友。几个月后我回单位参加“四清”，“四清”结束调城东公社试点组工作。接着文革爆发，我们县血防站的人集中在单位内搞运动，只是间中派人下去“促生产”了解一下情况。一九六九年春，时隔三年多我又被派去赵屯“促生产”。阿板见我来到十分高兴，陪我到大盈江西边的蔡家、江家、南山几个大队走走。在路上我们边走边聊天，讲得很是投机。在快到南山大队时，阿板突然停住脚步，指着西面的一个村庄问我，说“你还记得不记得这个南山大队的妇女队长？”那时全县大部分大队的血防卫生工作是由大队的妇女队长负责的。她们年纪大多相仿，打扮也差不多，都是一头齐颈的短发，如电影《龙江颂》中的江水英，不是经常接触的还真记不住。我已经几年不来赵屯了，想了一下实在想不起，说：“记不起来了。但见了面我能认出来。”阿板说：“你知道吗，她是个寡妇。”我感到奇怪，她是寡妇又怎么了？不料阿板接着又说：“她们那个村叫寡妇村。村里像她那样年纪的妇女都是寡妇。前些年，这个村里三十几岁的男人都饿死了。”听闻此言，犹如耳边响了一个惊雷，吓得我不敢接嘴。所谓“前些年村里三十几岁的男人都饿死了”，指的当然是“大跃进”后的那场大饥荒。似这样赤裸裸“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要是被别人听到报告给政府，那是百分之百的“现行反革命”。幸亏我们走在乡村小路上，除了我们两人没有第三个人，不会有人去报告政府，但我还是感到害怕。当然，我相信阿板说的都是真的，因为他说的都是我们认识的人，所以不可能是杜撰的。但这个话题毕竟是犯忌的。当时我不敢接嘴，只管走路。阿板看此情形也会意过来，也不再与我说话。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们青浦县在大饥荒年代也有大批人饿死的消息。以前我在赵屯工作了好几个月也没有听说过。阿板为什么要讲这些给我听呢？后来我想，他应是不忍心将这些事情烂在肚子里，又因为信任我，将我当知己，才在这四野无人，只有他和我两个人的情况下说给我听的。当时，我因为害怕不敢问他这些青壮男子是怎么死的，后来一直后悔，同时也一直奇怪为什么不死老人反而死三十多岁的青壮年男子呢？文革后我去了香港，在香港的书刊上看到过好几篇当事人回忆“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情况的文章，有一篇里边说到因为大搞冬季水利，严寒天气下民工吃不饱加上劳动强度大，造成许多青壮社员不正常死亡。从“大跃进”年代起，冬季兴修水利是农村一项普遍的工作，几乎全国都如此。因此我就想到南山大队这些青壮男社员的死，估计也是这个原因。因为生产队抽调去水利工地开河的，一般都是青壮的男性社员。那末南山大队死了好多青壮社员，其他公社、其他大队有没有也有这样死人的情况发生呢？！
2020年7月25日
四川也有1.80米高个，我的一个熟人1.82米，不都像你那么矮。
中文教师等10几个马甲，使得中坦，茶坛冷清，现在目标是几坛 。
更多的是没得逞。
二十九，大饥荒的岁月（上）
“大跃进”、“大炼钢”、人民公社化和大办农村食堂，严重地破坏工农业生产，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社会发展规律对这种破坏的报复，就是随之而来的长达数年的大饥荒。在这场旷世难见的大饥荒中，全国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四千万以上。中共称此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是文过饰非、推诿责任的谎言。许许多多事实证明，在这三年中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发生过“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也没有所谓的“苏修逼债”。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原因，完完全全是毛泽东和中共制造的人祸。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已是打了折扣的话了。在这几年中，全国六亿人绝大部分都深受其害，经历了长达数年的饥饿岁月。下面我就来说说我在大饥荒岁月的经历。
在这里我首先要声明的一点是我所在的上海市，以及北京、天津等极少数几个大城市，是当时中共全力要保证粮食供应的“全国首善之区”，因此上海地区的饥荒情况相对要远远好过全国其他省市。第二我要声明的是：因为我们是城镇户口居民，粮食由政府供应，每月有一定的数量。这个数量虽不能吃饱，但一般来说也不至于饿死。可是农村就不同。自从一九五三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农民每年的口粮都是根据国家定下的限额，从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中留下的，超过这个限额的“余粮”必须统统出售给国家。中共实行这个“统购统销”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从农民手里尽量多挖一点粮食出来，以供发展城市工业之用，所以这个口粮的数额原本就是定得很低的。许多地方农民一年的口粮只够大半年食用，必须用杂粮、野菜作补充才能勉强应付过去。在正常年份，无论城市、农村，粮食定量虽低但还不致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但是，一九五八年由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大炼钢”和人民公社化三个运动，农村干部在政治压力下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正当秋收季节却抽调大批青壮农民去炼钢，造成当年丰产不丰收；成立人民公社时大刮“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成立公社食堂提倡“吃饭不要钱”；所有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生产规律和经济规律，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造成了极大浪费，复因秋收后政府以虚报的产量强行征收“余粮”，将农民的口粮也征去；结果当集体食堂也没有粮食供应时，农民们就只能去吃树皮草根观音土了。所以那些年饿死最多的就是农民。我是城镇户口的人，虽是乡村小镇，与真正的农村毕竟隔了一层，所以我在下面所谈的大饥荒灾情，非但不能代表全国情况，也不能代表农村情况。可即使如此，在这几年中我们城镇居民过的日子也是很凄惨的，连续数年都在半饥不饱的日子中苦熬，其中还有部分人因为营养不良而过早死亡。
我在《疯狂的一九五八年》中说过，大饥荒最早在一九五八年秋冬就已在部分地区出现，并已开始有人饿死。到一九五九年春天，饥荒开始大面积地在全国蔓延。不过在我们家乡，我们城镇居民觉察到饥荒来临是从夏天的七、八月份开始的。这倒不是我们那儿发生了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因为国家供应给我们城镇居民的口粮突然要搭配黑豆等杂粮了。我们那个地方，居民世世代代习惯吃的是大米。用大米煮饭煮粥。难得吃一次麵条那是偶尔想换一下口味，或者因为有人过生日吃“长寿面”。至于面粉做的大饼、油条、馒头，倒也是常吃的，但这些在当地人眼中都是属于正餐之外垫一下饥的“点心”。所以，即使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国家粮管所供应当地居民的也全部都是大米。现在国家硬性规定搭配黑豆，大家感到一定是粮食供应出了问题。民以食为天，吃饭发生了问题，首先人心就产生了恐慌。这种黑豆我们绝大多数人以前都没有吃过，也不知道怎么吃法。听人说先要把黑豆泡一晚水，再跟米一起煮饭。我们照着做了，可煮出来的豆仍是硬硬的，吃进去一粒粒黑豆，大便拉出来仍是一粒粒黑豆。小孩子根本不肯吃。群众意见很大。这样过了二三个月，大约是因为群众反映太大了，于是国家粮管所不搭配黑豆了，改成搭配麦片和玉米粉。说实话，这麦片我们当地人见过的也不多，但和米煮在一起吃还能接受，慢慢也就习惯了。玉米粉上海人也叫“六谷粉”，过去只有北方来的穷人吃，上海本地人是不吃的。现在国家硬逼着搭配供应，也只好硬着头皮吃了。
这是粮食问题。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市场上副食品的供应越来越少了。在以前，国家定量供应的粮食大家觉得还可以勉强吃饱，是因为副食品起了作用。这些副食品，主要是禽、肉、蛋、鱼和各种蔬菜，一部分从商店买，一部分可在自由市场向农民买。但所有副食品都来自农村。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公社为了斩断“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自留地被收归集体，不准农民私自养鸡、养鸭、养猪，自由市场也被取缔，这就大大减少了副食品的产量。至于公社集体生产的各种蔬菜，饲养的猪、羊、鸡、鸭，因为“五风”泛滥，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受打击，产量很低，禽畜死亡率很高。在这双重因素下，市场副食品总的来源大为减少，供应也就突然之间紧张起来。很快地，国家对猪肉、豆制品等主要副食品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然而数量少得可怜，比如一人一个月只可买半斤肉、一角几分钱的豆制品。这么一丁点东西，说难听点塞牙缝也不够。蔬菜供应虽不限量，但因为货源不多，都要很早排队才买得到。而且有时候商店也会视货源多寡而规定一个人只能买几斤。所以蔬菜供应也是大大不及以前。在这多重因素作用下，人因为连续数日吃不饱，很快就出现了一种对饥饿的恐慌情绪。时间久了，身体就会出现浮肿等现象。因为吃不饱，干活自然也就没有力气，所以那时候工作效率不高也是社会普遍的现象。
这样到了一九五九年秋冬，仅仅几个月时间，社会上已经到处弥漫一种无言的悲惨气氛。商店下午四点来钟就关门了。镇上居民大都在下午四点半左右吃晚饭，吃完后五点多一点就都上床睡觉了。睡这么早，主要是减少活动可以减慢消化，让肚子不致饿得那么快。所以那时候下午五点以后，太阳还没下山，街道上就很少再有行人。整个小镇寂静无声，没有一点人的气息，仿佛死绝了一样。
时间进入一九六〇年以后，饥荒越加严重。因为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听人说浮肿病到严重后，接下来就是死人。因为这样，大家对浮肿也重视了起来，常常用手指按小腿或面颊，看按下去后肌肉会不会很快恢复原状。当时我们全家人人人都有一点浮肿，比较严重的是母亲。但无计可施。听说到医院去看病，凭医生一张处方签到中药店去可以买一斤麸皮，吃了可以改善浮肿。这个东西以前是喂猪的饲料，现在成了营养补品。可这个营养品并不易得，不是严重的浮肿，医生也不敢乱开处方。而且去医院看病要挂号，出挂号费，母亲也不肯。那年夏天，我四姐农业中学毕业分配到公社卫生院去工作。几个月后跟医生们混熟了，一个医生卖交情才给四姐开了一张处方，也算买到了一斤麸皮。回家用一点糖精炒了炒，大家如分享名贵糕点一样分几次分食了。
那时候因为家家陷入饥荒，所以很多有大孩子的人家，在孩子放学后都会叫他们去镇周围的农村去挖野菜。我三个妹妹，小学放学后立即各拿一只小篮子去挑野菜。挑回来的野菜稍经整理洗去泥沙后，母亲就将它们和米混在一起煮晚饭，这样可以增加一点饭量。她们挑些什么野菜呢？春季主要是挑马兰、野菜（荠菜），其他凡是她们认识可以吃的都要。有时去挑田岸边的荷花草。趁没人看见时也会去偷一点田里种的。这种荷花草也叫红花草，学名叫苜蓿，以前大多都是当肥料的，春耕时犁在地里，只有少部分留下等干枯后收割了当耕牛冬季的饲料。到秋天稻子收割后，就去田里拾掉下的稻穗。冬季则去挖农田中农民没有收干净的胡罗卜和遗弃的櫻子，还有红薯的根根等。除了这些，那时我和四姐就读农业中学，学校有蔬菜地。学校就将收获的蔬菜平价卖给我们，春季卖蚕豆，秋季卖毛豆，冬天收了茨菇卖茨菇，记得每次每人可买五斤。一年中这样的机会总有七、八次。这是读普通中学学生没有的福利，对应付饥荒也起了一些作用。
那时许多人家因为你吃多了我吃少了的问题，一家人之间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分开起伙。各人的粮、油各人自己保管。如此，你多吃我少吃的矛盾是解决了，但有时为了谁先煮饭谁后煮饭的事，或谁偷了谁的粮、油又会发生矛盾，弄得人伦、亲情都没了。如我小学时有个朱姓同学家就是这样。这个做儿子的常常与他父母吵，一会儿说他的油瓶里油少了，一会儿说他的米少了，一定是他父母偷吃了，吵得周围街坊都知道。那时候我们家一切由母亲主持，无论饭、菜，都是每人一份平均分好，一碗饭，一碟菜，让我们小孩先挑，她拿最后挑剩下的一碗。记得一九六一年的农历新年，政府比平时多供应了一点肉、蛋。吃年夜饭时，因为这是一年中最隆重的一餐团圆饭，分开吃不吉利，但也不能没有限制，所以母亲事先就吩咐，今天不分餐，但每人只能吃一块肉、一个蛋，不能多吃；有人多吃了，就有人没有得吃。我们也都是规规矩矩，连蔬菜也是等每人都搛了一筷以后，有多余的再酌量搛第二筷。所以这方面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古人说：“衣食足，知荣辱。”当时的人，常常因为饥饿而丧失理智。我举一个亲身例子：一九六〇年夏季“双抢”，学校安排我们城镇学生去公社生产队帮助割稻和种秧。那天是插秧，下午已到平时收工时候，大家肚子已经饿到不行了，可是老师说还有一点点地方没插完秧，大家再坚持一下插完后回家。大家忍着肚饿，好不容易把这个地方插完，挺起腰来准备收工回家。不料老师说傍边还有一小块田，不如一起插完了再回家。那时候老师的话就是命令，大家窝了一肚子火却不敢反抗，只得把那一小块田也插完了才回家。（这位老师这样积极，后来听说他那时正在申请加入共产党。而不久他果然被批准入了党。我很恭喜这位老师的努力，只是我们许多学生却成了他向党表忠心的牺牲品。）回到家中，家里所有人都已吃过晚饭，也都洗过澡上楼睡觉了，因为我还没有回家，母亲一直等着。那时候，国家供应的粮食又减了定量，每人每月减少一斤，油也从每月每人五两减为四两。所以晚餐只能喝粥。母亲留给我的是一种浅口大碗的一碗粥，平日也是这么多。但那天我饿极了，一碗粥好像水一样倒入喉咙只是几秒钟时间，肚子里根本没有感觉。我看到厨房中母亲留下的准备明天当全家早餐的一锅粥，犹豫着要不要再吃一碗，想吃了明天早餐大家就要少吃一点；想不吃吧，腹中饥火难耐，终于本能战胜了理智，我又舀了一碗吃。原以为多吃了一碗粥以后就好了，不料面对这一锅粥我就像魔鬼入了心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不想，只有一个欲望，再多吃一点，再让我多吃一点。结果吃了一碗又一碗，不知不觉中我一口气吃了八大碗，把第二天全家人的早餐全部吃光了才清醒过来：“呀，今天闯了大祸了！我把这些都吃光了明天早饭大家吃什么？”母亲看着我发疯似地吃，几次想阻止而没有阻止，等我吃完了，看着我惊慌失措的样子，才抹了一下眼泪，一声不响把空粥锅拿走，又去淘米煮第二天大家的早餐。多年后我跟一个朋友谈起往事，他说他也有相似经历，那时候人真的饿得不行，无法控制自己，他也一次吃过五大碗南瓜。这位朋友要比我小几岁，在上海市区生活，家里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应该很注重家教，一个十一、二岁左右的男小孩一次吃五大碗南瓜，恐怕也是破纪录的。而我的太太，那时侯在读小学。一天有一个同学带了一个米糠做的饼到学校来炫耀，大家见了都去抢。她也去抢，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舌头也咬断了，去医院缝了好几针。这些事后来谈起时都当笑话讲，其实那是带泪的笑话。不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是讲不出这样的笑话的。
大约在一九六〇年的初冬，从浙江嘉善方向来了一批又一批的逃荒者。我亲眼见到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经过德兴馆饭馆门前时，见到饭馆门前污水沟中有一块不知是菜皮还是肉皮样的东西，他扑上前去从污水中捞出来就往嘴里塞。又一次，就在我家门口，我看见一个年青女难民当街脱下身上的毛线衣，与人交换一些吃的东西。也有女为了有一口饭吃，表示愿意留下给人当老婆。但我们城镇户口的人粮食自己也不够吃，哪有多余的粮食去养活一个没有粮食定量的人？所以即使有人想留也没法留。当时我想，嘉善离我们这里直线距离不过几十里，天侯气象应该差不多，我们这里无天灾，他们那里也不应该有天灾，他们究竟因为什么而要逃荒？一时不明其所以然。多年后我见到一个资料说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派出调查组到全国各地调查“大跃进”后的灾情，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率领一个小组到浙江，选了灾情较重和较轻的两个县调查，其中一个就是嘉善县。调查的目的是比较地方党委执行的政策与灾情的关系。这使我联想起一九六〇年的难民潮，才明白当年那些从嘉善逃荒来的，其实都是当地领导人积极推行毛泽东极左政策的受害者。
一九六二年以后，中共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动员侨眷写信到海外要求多寄外汇来以支援国家建设，为此给予侨眷一些物资供应上的优待。如根据外汇数额配发一定数量的粮票、油票、布票，允许海外包括港澳同胞邮寄食品包裹回国等等。我们家因得到父亲寄来的食品支援，饥荒情况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轻。但从香港寄食品包裹来代价不菲。因为中国政府规定一个包裹重量不能超过一市斤（500克）。而邮寄费加包装费往往是包裹内食品价格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父亲在香港只是个普通打工的，财力有限，因此虽然中国政府没有限制一人一天可以寄多少个包裹来国内，事实上父亲也不能天天寄包裹来。当时能得到海外食品支援的家庭是极少数。据我所知，我们镇上二千多户人家，只有两三家才有此幸运。而这势必会引起得不到外援人家的妒忌。这是我们当时就有所觉察的！但在那样的年月，我们能因为怕引起别人家妒忌而拒绝这种优待吗？所以文革抄家运动一来，华侨家属几乎家家遭殃，我就心中明白，前几年我们额外得了一点好处，不能与大众“同甘共苦”，现在“报应”来了。但是这是我们的错吗？
时间进入一九六三年以后，粮食、副食品的供应仍然十分紧张。关于这一点，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陈云人生纪实》中《陈云：第四次回乡》一文透露的几个粮食产量的数字，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产量是四千亿斤，一九六〇年是二千八百七十亿斤，一九六二年是三千二百亿斤。根据这三个数字，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八年粮食减产了一千一百三十亿斤。结果这一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一千万。一九六二年虽比一九六〇年增产了三百三十亿斤，但比一九五八年仍然要减产八百亿斤，即少了五分之一。所以，一九六三年的粮食供应仍然是非常紧张的。那段时间，我因从江西回家后没有工作，一直在家里自学。有几次因为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就避开家人偷偷弄一点米，放在一只空的、父亲寄来的食品罐头内，加点水放在煤球炉子底下利用炉灰的余热煮了吃。我以为别人不看见，其实家中人都看见，只是不说穿而已。
一九六四年以后食品供应情况稍有改善，但人们仍然普遍感到吃不饱。这时候社会上开始流行一种赌吃饭的传说。就是赌你一餐能吃多少饭？比如赌在半个小时内能不能吃下二斤或三斤米的饭？能吃完，粮票、钞票庄家出；吃不完，参加赌的人自己负责。常常有传言说某某地方赌吃，胀死了人。但我没有亲眼看到过这种赌吃饭的事，所以也不知真假。一九六四年四月我离开家乡出去工作，发现其他地方也流行这样的传说。我以为这种情况其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两个特点：第一点，说明大饥荒情形已经开始有所好转。不然，若仍然如前几年那样，人人都在死亡线上挣扎，要靠这一点粮食活命，哪有二、三斤粮票这样的“富余”去赌？第二点，说明饥饿的阴影还没有离开人们，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吃一顿饱饭仍然是一种“奢望”。否则，当人人都能吃饱时谁还有兴趣去赌吃饭？
一九六四年春，我被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招去当临时工，工作地点在青东徐泾公社一个叫蟠龙的小镇上，在一起工作的有好几个人。开始我们搭伙在小镇上的商业食堂，伙食非常差。因为当时肉、鱼、蛋都是凭证定量供应的，也许食堂没有票证去买肉，所以天天是稀饭加水煮青菜。后来搭伙到碾米厂，伙食才稍有改善，经常会有一点小荤，但最多也是菜里加几条肉丝或几片肉片。那时我们的粮食定量只有二十四斤，加上单位给我们申请的下乡粮食补助每月五斤，也只有二十九斤，平均一天一斤米也不到。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这点粮食根本吃不饱。还因油脂不够而特别馋吃肉。记得一九六五年的农历新年后，我们过完新年回蟠龙上班，听说镇上的食品店有不要肉票的冷气肉卖，我们三个还在一起做临时工的立刻凑钱买了两、三斤，去一个农村灭螺员家中借炉灶烧红烧肉来吃。烧红肉要糖和酱油做佐料，但我们没有糖票，于是只买了五分钱的酱油。因为柴火也是借的，不敢烧太久，结果仅仅把肉煮熟，还是硬的，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把肉从锅中捞出来，三个人狼吞虎咽空口就吃掉了两大碗，总算是慰劳了一下肚中已经馋了好几年的“馋虫”。留了大半碗肉给灭螺员家抵偿用去的柴火费。
那时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每天下乡与农村灭螺员一起查灭螺，帮他们记录资料和掌握灭螺的用药量。碰上天雨不能下乡，或者应该下乡时天正下雨去不了，后来雨不下了可是再下乡时间又太晚了，于是也干脆不下乡了。这种时候若领导不与我们一起开会，我们只能呆在宿舍里看书、聊天打发时间。一天下雨从上午下到下午二点，下乡已经太晚，又不开会，呆在宿舍感到十分无聊，我们早就听说三里路外就是上海县的诸翟镇，于是决心趁机去玩玩。我们花了大约三刻钟走到诸翟，镇上空荡荡的十分萧条，并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我们在镇上看到饭店里有二两粮票八分钱一个的酒酿饼买，这是蟠龙小镇上没有的。这种发酵麵粉做的饼没有馅，其实也不怎么好吃，但在那个时侯已是我们心中难得的美食，于是每个人买了一个，吃得津津有味。为了吃这个饼，后来我们又去了两次诸翟。
就我自己的感觉，严重的大饥荒是到了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才慢慢改轻的，到了一九六五年情况才有较大的好转，但整个大饥荒的阴影是到了一九六六年，因为文革的爆发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才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的。那时候，经过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数年调整政策的努力，被“三面红旗”破坏的生产力逐渐有所恢复。在我们上海，前几年被减少了的粮食定量和食油定量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市场上各类副食品和日用家庭工业品的供应还远没有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那种状况。直到文革后期，肉、蛋、豆制品等副食品仍然要凭票供应，食糖以及肥皂等日用品则凭证不限量供应。
当然，这是因为上海市地位较特殊的原因，至于其他省市自治区与上海相比，物资供应情况又差了好多。比如浙江嘉善，就在上海旁边，但到文革后期，食糖、肥皂等供应还十分紧张。以致我每有机会出差去那里，就会代买一点带去给那边一个生病需要食糖的同事。又如江苏，记得一九七二年“五一劳动节”我和单位内几个同事搭便车到无锡去游玩，在一家卖陶瓷等日用品商店的门口看到一块黑板上密密麻麻写着购买各种商品所需的票券号码，如买碗用几号券，买瓷羹用几号券，买砂锅用几号券，买筷子用几号券，票券的编号编到二百多号。这意味着有二百多种日用品都是要凭票证才能购买的。这让我们上海来的人不仅感到吃惊，也感到我们上海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心想这无锡再怎么也算是江南鱼米之乡、东南富庶之地的一个中等城市，物资供应却是差得这个样子，那么其他内地的一些小城镇，供应情况就更不可想象了。正巧那几天流亡中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也来无锡，另外听说外事部门还安排了一批外宾从上海到无锡来参观访问，因此当地一些大商店为了装门面，摆出了一些平时根本见不到的商品，如桂圆、核桃、红枣等，让外宾参观时感觉中国各种商品供应充足，经济繁荣，已走出大饥荒困境。但是，商店同时用一张纸片用中文写明“仅供参观，不出售”，与这些商品放在一起。这种情况上海也有。不过在上海市区这种“告示牌”商店一般是不用的。因为上海外宾多，有些还是懂一点中文的，用告示牌怕露“马脚”。听单位内家住上海市区的同事说，一般大商店的售货员都练就“金睛火眼”，一眼就能区别顾客是外宾还是内宾。若是外宾，他们会热情地招待你，你要什么买给你什么；若是内宾，他们就会轻声告诉你“这是非卖品”。好在中国人大多都很自律，听闻此言，也就识相地转身而走了。当然，听说也有“不识相”的，故装糊涂一定要买，而且往往趁商店内正巧有外宾在场的机会提出要买，碰到这种情况售货员会不动声色地卖给你。但是，你且不要高兴太早，等你走出店门不远，就会有公安人员拦住你，请你去公安局“谈谈”。态度好的，写个检查，然后等单位或街道来人领你回去。态度不好的，关你几天再说。当然，文革中各类物资的紧张与文革生产不正常也有关，不能全算在“大跃进”账上。但把这种情形形容为“老伤”加“新伤”，我以为还是符合实际的。
最后我要说一说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究竟有没有人饿死？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已不用我再来饶舌，因为已经有许多人以许许多多的事实做了说明了。我在这里只是想补充一点我们青浦县的情况。
还在大饥荒期间我就知道，有一些老弱病残者，身体本身不好，再加上长期的饥饿、营养不良，导致了过早死亡。这种情况在许多地方发生，但一般不为大众所注意，人们也不会将他们的死归因于饥荒。因为死者的家人以及亲戚、朋友、邻居，他们知道某人的死与营养不良有关，但为了怕招来政治上的麻烦，一般都不会说是饿死的，而只会说是病死的、老死的。但是他们也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大饥荒，这个人至少还可以多活几年的。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我的二哥一九五六年去新疆参加解放军建设兵团工作，在新疆得了肺病，一九五九年申请退伍回家养病。这个病当时国外已有特效药“雷米锋”可治，但国内还没有。国内治这个病还是老办法，主要靠增加营养。因为这个病是一种消耗性疾病，只要有足够的营养支持不让病情恶化，一般十年、二十年都不会死人。当时镇上有一个姓孙的青年，与我二哥年纪相仿，也患肺病。两人同病相怜，常常在一起玩。因为大饥荒时期，他们得不到足够营养，人就变得十分消瘦。看着他们面黄肌瘦的样子，很多人对他们的前途都不乐观。一九六二年初，我二哥经数年申请终于获得政府批准去了香港治病。到港后因为有足够的营养，又经药物治疗，他几个月就恢复了健康。可是那个姓孙的因为在国内，既没有足够的营养，又没有特效药治病，在我二哥去港后不久就死了，死时只有三十岁左右。这种人的死，如果说与大饥荒一点都没有关系，又人死后若真的会变鬼，相信这鬼也会从坟墓中爬出来抗议。
以上我说的是那些死因不明显、但与大饥荒有关的死者。至于死因明显与大饥荒有关的死者，在我们青浦县也有不少。但这些死者因为政治的原因，除了当地人知道，外地的知道的很少。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在我们县赵屯公社的南山大队就有十几、二十来个这样的死者。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情况的呢？说来话长。当时赵屯公社血防组一个组员叫“阿板”。他是当地农民，后来参军在部队入了党。临复员时，他那个部队中的党员被上级集体转业到江西上饶一个生产原子弹原料铀的工厂当工人。因为铀有放射性，而工厂的防护设施又很简陋，结果他去了一年不到就得了白血病。一九六五年阿板退伍回家被公社安排在公社血防组工作。那年九月我从徐泾调到赵屯工作，与阿板成了好朋友。几个月后我回单位参加“四清”，“四清”结束调城东公社试点组工作。接着文革爆发，我们县血防站的人集中在单位内搞运动，只是间中派人下去“促生产”了解一下情况。一九六九年春，时隔三年多我又被派去赵屯“促生产”。阿板见我来到十分高兴，陪我到大盈江西边的蔡家、江家、南山几个大队走走。在路上我们边走边聊天，讲得很是投机。在快到南山大队时，阿板突然停住脚步，指着西面的一个村庄问我，说“你还记得不记得这个南山大队的妇女队长？”那时全县大部分大队的血防卫生工作是由大队的妇女队长负责的。她们年纪大多相仿，打扮也差不多，都是一头齐颈的短发，如电影《龙江颂》中的江水英，不是经常接触的还真记不住。我已经几年不来赵屯了，想了一下实在想不起，说：“记不起来了。但见了面我能认出来。”阿板说：“你知道吗，她是个寡妇。”我感到奇怪，她是寡妇又怎么了？不料阿板接着又说：“她们那个村叫寡妇村。村里像她那样年纪的妇女都是寡妇。前些年，这个村里三十几岁的男人都饿死了。”听闻此言，犹如耳边响了一个惊雷，吓得我不敢接嘴。所谓“前些年村里三十几岁的男人都饿死了”，指的当然是“大跃进”后的那场大饥荒。似这样赤裸裸“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要是被别人听到报告给政府，那是百分之百的“现行反革命”。幸亏我们走在乡村小路上，除了我们两人没有第三个人，不会有人去报告政府，但我还是感到害怕。当然，我相信阿板说的都是真的，因为他说的都是我们认识的人，所以不可能是杜撰的。但这个话题毕竟是犯忌的。当时我不敢接嘴，只管走路。阿板看此情形也会意过来，也不再与我说话。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们青浦县在大饥荒年代也有大批人饿死的消息。以前我在赵屯工作了好几个月也没有听说过。阿板为什么要讲这些给我听呢？后来我想，他应是不忍心将这些事情烂在肚子里，又因为信任我，将我当知己，才在这四野无人，只有他和我两个人的情况下说给我听的。当时，我因为害怕不敢问他这些青壮男子是怎么死的，后来一直后悔，同时也一直奇怪为什么不死老人反而死三十多岁的青壮年男子呢？文革后我去了香港，在香港的书刊上看到过好几篇当事人回忆“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情况的文章，有一篇里边说到因为大搞冬季水利，严寒天气下民工吃不饱加上劳动强度大，造成许多青壮社员不正常死亡。从“大跃进”年代起，冬季兴修水利是农村一项普遍的工作，几乎全国都如此。因此我就想到南山大队这些青壮男社员的死，估计也是这个原因。因为生产队抽调去水利工地开河的，一般都是青壮的男性社员。那末南山大队死了好多青壮社员，其他公社、其他大队有没有也有这样死人的情况发生呢？！
2020年7月25日
四川也有1.80米高个，我的一个熟人1.82米，不都像你那么矮。
中文教师等10几个马甲，使得中坦，茶坛冷清，现在目标是几坛 。
更多的是没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