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三年前的今天（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人山人海，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囚车碌碌地在街板上碾过，被带至刑场侯斩。
沿途，愤怒的群众向他们投掷烂菜叶、臭鸡蛋……
监斩官一声大喝，尔等乱臣贼子，还用辩解吗？死有余辜！然后用力投去杀头的令箭，刽子手们持刀急忙上前。
当六位维新志士人头落地时，周围一片叫好欢呼声。行刑完毕后，围观者一拥而上，哄抢戊戌六君子的鲜血作治病的良药……
戊戌政变后，清廷宣布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六君子”的罪状，其中有一条是：
“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谭嗣同从来就不是清廷的奴才，“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主所买（章士钊语）”。他从未想过要替清廷卖命，念兹在兹的，始终是天下苍生，他想让中国的国民摆脱奴才的桎梏。在其所著《仁学》中，谭嗣同重新界定了“君民关系”：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国君是为老百姓做事的；大臣是帮助国君为老百姓办事的。赋税是从老百姓那里取来的，是用来为百姓办事的资金。不为老百姓办事，就换掉那不办事的人，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谭嗣同是正儿八经的官二代（其父亲谭继洵时任湖广总督，是大清朝的部级高官），他超越了自身的阶层而为天下苍生鼓与呼，“为生民立命”，并且曾幻想以自己的鲜血惊醒世人。
然而，一旦困于囚车之中，世人只是羞辱他，诅咒他。他们丝毫不会体谅他是在一心为天下苍生，只会怪罪他打扰了自己安心当奴才的清梦，视他为寇仇。
谭嗣同遇害以前，清廷将给他罗织的各种“罪行”一道一道昭告天下。大清朝的百姓，一个个义愤填膺。
这些平日里饱受欺压，在大清衙役的的淫威下战战兢兢，为了苟活早就断了脊梁弯了膝盖的大清百姓，突然雄起了，一个个怒发冲冠。
大清逼他们剃发易服时，他们不愤怒；大清杀人祖先夺人妻女时，他们不愤怒……可是，当有人冒犯了大清时，他们愤怒了。在囚车经过时，他们将满腔的怒火发泄到谭嗣同等人的身上，将一些臭鸡蛋、烂菜叶往他们脸上扔，恨不能“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
一心想要拯救陷入水火之中的百姓，付出的却是血祭的代价。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实例：
南宋岳飞被冤杀后，临安百姓敲锣打鼓庆贺朝廷为国除奸，组织缙绅团到朝堂向高宗敬献“慧眼如炬，明辨忠奸”的匾额。
明朝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下令施以最残酷的刑罚：3543刀凌迟处死。行刑那天，民众争啖其肉，争抢刚开膛取出的肠胃就着烧酒喝，鲜血从齿颊之间流下，还唾骂不已。
壮烈赴死，不曾想百姓会是这种态度，满腔热血，竟可叹落得如此下场。
历史上没有记载谭嗣同、岳飞、袁崇焕临死前的心酸与悲凉，但鲁迅先生却是一语点破了其中的道理：“先觉的人，历来都是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
我想，对于民众的愚昧，谭嗣同应该早有预料。相传谭嗣同临刑前，妻子李闰曾这样哭诉：“我们还没有孩子啊！”谭嗣同惨然回答：“在腐朽的大清，多生一个孩子就是多生一个奴隶。”
谭嗣同心中明白，遮蔽这世界光明的，除了清廷的腐朽，还有这愚昧的人心。他与妻子的对话，不仅是对清廷黑暗的控诉，也是对百姓麻木的无奈。
所以，谭嗣同才想要用自己的鲜血惊醒国人，开启民智。只是，民众已经愚昧至此，纵以血警醒，又有何用？
谭嗣同等人被斩首后，大清上下风声鹤唳，没人敢为六君子发言，反倒是上海租界里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给了六君子很高的评价：“……他们个个都具有舍身成仁的意志。我们常常对中国表示灰心和绝望，但是任何一个国家能产生像这样一些烈士，是没有理由对它绝望的。”
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我都有一种内心澎湃的感动。按理说，谭嗣同是大清的既得利益者，他跟那些他一心想要拯救的苍生，其实不该是一个战壕的。
他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在大清的官场步步高升，为何要痛苦如斯，让自己的父亲革职流落乡下忧惧而终，让自己的妻子余生忍辱含悲苟活于世？
他为什么要替那些被欺压者拼命，最终落了个被那些一力想要拯救的人唾骂的悲惨结局？
谭嗣同是知道大清民众的愚昧的，但他也许从来没有想过“拯救这些大清的愚民还有没有意义？”之类的问题，有的只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
这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心中有见死不能不救的悲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使命。
（能当得起知识分子这四个字的，古今寥寥，谭嗣同当之无愧。）
他既做不到像初唐宋之问那样跪舔权贵不计廉耻，也做不到像东晋陶渊明那样退隐山林不问世事。如果让他一辈子坐在书斋中终老，面对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一切熟视无睹，会让他的良心不安。
他要拯救天下苍生，明知是在“以身饲虎”，也要挺身而出实践自己内心坚持的价值观。
悲哉，谭嗣同！
你看到你的政敌落水，也要拉一把吧。
嘴里天天“西方文明”，一点儿都没有西方的公平竞争和人道主义精神，呸！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君，革命党人 林觉民都是。出身官家，心系苍生，让人想起乔达摩悉达多王子，抛弃富贵，苦度众生。
楼上说谭嗣同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潮流，真是大话欺人。当时维新派是主流啊。革命派是在戊戌变法和八国联军后才真正发展起来。但是辛亥革命其实维新派的贡献比革命派的还大：各地的议会士绅是赞成维新的，四川保路运动是维新派发起的。
不要以为维新派就是保大清。当时的维新派不要命的很多，反大清的多的是。就是戊戌变法和八国联军让国人对清廷不指望了。比维新派更保守的南方官僚也搞东南互保了。
谭嗣同在湖南办南学会，实类地方议会，开未来十年地方政治形态之先河。辛亥革命一大主力就是地方议会。
谭嗣同一直是很激进的。他去北京不见得是因为忠君。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后来以身殉国而不是殉光绪。你读读他的文章就知道他的思想了。谭是反君权的。他的“民权”说严厉批判了“君权神授”论。他指责中国从秦始皇开始的历代君主都是“大盗”，特别痛斥清室把“天下”当作自己家传的“私产”，把四万万中国人当作“娼妓”蹂躏，“无复人理”。谭嗣同的《仁学》一书，不仅对君主专制作了严厉批判，而且锋芒直指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三纲五常”，并以他的“仁”与之相对立。他认为“仁”的最大特点，就是“通”。“通”，又以“平等”为惟一依据。“平等者，致一之谓也”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的早期活动中，曾经希望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曾于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夏上书李鸿章，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以实现他“改良祖国”的宏愿。但是失败了。当孙中山在实践中觉悟到这条道路走不通时，就在这年秋天，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它，勇敢地开展革命活动，并于一八九五年秋天举起武装革命的火炬，踏上了推翻清朝反动封建统治的革命征途。
9月28日是谭嗣同的忌日。一百二十三年前的今天（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人山人海，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囚车碌碌地在街板上碾过，被带至刑场侯斩。
沿途，愤怒的群众向他们投掷烂菜叶、臭鸡蛋……
谭嗣同走下囚车时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监斩官一声大喝，尔等乱臣贼子，还用辩解吗？死有余辜！然后用力投去杀头的令箭，刽子手们持刀急忙上前。
当六位维新志士人头落地时，周围一片叫好欢呼声。行刑完毕后，围观者一拥而上，哄抢戊戌六君子的鲜血作治病的良药……
戊戌政变后，清廷宣布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六君子”的罪状，其中有一条是：
“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谭嗣同从来就不是清廷的奴才，“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主所买（章士钊语）”。他从未想过要替清廷卖命，念兹在兹的，始终是天下苍生，他想让中国的国民摆脱奴才的桎梏。在其所著《仁学》中，谭嗣同重新界定了“君民关系”：
国君是为老百姓做事的；大臣是帮助国君为老百姓办事的。赋税是从老百姓那里取来的，是用来为百姓办事的资金。不为老百姓办事，就换掉那不办事的人，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谭嗣同是正儿八经的官二代（其父亲谭继洵时任湖广总督，是大清朝的部级高官），他超越了自身的阶层而为天下苍生鼓与呼，“为生民立命”，并且曾幻想以自己的鲜血惊醒世人。
然而，一旦困于囚车之中，世人只是羞辱他，诅咒他。他们丝毫不会体谅他是在一心为天下苍生，只会怪罪他打扰了自己安心当奴才的清梦，视他为寇仇。
谭嗣同遇害以前，清廷将给他罗织的各种“罪行”一道一道昭告天下。大清朝的百姓，一个个义愤填膺。
这些平日里饱受欺压，在大清衙役的的淫威下战战兢兢，为了苟活早就断了脊梁弯了膝盖的大清百姓，突然雄起了，一个个怒发冲冠。
大清逼他们剃发易服时，他们不愤怒；大清杀人祖先夺人妻女时，他们不愤怒……可是，当有人冒犯了大清时，他们愤怒了。在囚车经过时，他们将满腔的怒火发泄到谭嗣同等人的身上，将一些臭鸡蛋、烂菜叶往他们脸上扔，恨不能“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
一心想要拯救陷入水火之中的百姓，付出的却是血祭的代价。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实例：
南宋岳飞被冤杀后，临安百姓敲锣打鼓庆贺朝廷为国除奸，组织缙绅团到朝堂向高宗敬献“慧眼如炬，明辨忠奸”的匾额。
明朝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下令施以最残酷的刑罚：3543刀凌迟处死。行刑那天，民众争啖其肉，争抢刚开膛取出的肠胃就着烧酒喝，鲜血从齿颊之间流下，还唾骂不已。
壮烈赴死，不曾想百姓会是这种态度，满腔热血，竟可叹落得如此下场。
历史上没有记载谭嗣同、岳飞、袁崇焕临死前的心酸与悲凉，但鲁迅先生却是一语点破了其中的道理：“先觉的人，历来都是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
我想，对于民众的愚昧，谭嗣同应该早有预料。相传谭嗣同临刑前，妻子李闰曾这样哭诉：“我们还没有孩子啊！”谭嗣同惨然回答：“在腐朽的大清，多生一个孩子就是多生一个奴隶。”
谭嗣同心中明白，遮蔽这世界光明的，除了清廷的腐朽，还有这愚昧的人心。他与妻子的对话，不仅是对清廷黑暗的控诉，也是对百姓麻木的无奈。
所以，谭嗣同才想要用自己的鲜血惊醒国人，开启民智。只是，民众已经愚昧至此，纵以血警醒，又有何用？
谭嗣同等人被斩首后，大清上下风声鹤唳，没人敢为六君子发言，反倒是上海租界里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给了六君子很高的评价：“……他们个个都具有舍身成仁的意志。我们常常对中国表示灰心和绝望，但是任何一个国家能产生像这样一些烈士，是没有理由对它绝望的。”
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我都有一种内心澎湃的感动。按理说，谭嗣同是大清的既得利益者，他跟那些他一心想要拯救的苍生，其实不该是一个战壕的。
他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在大清的官场步步高升，为何要痛苦如斯，让自己的父亲革职流落乡下忧惧而终，让自己的妻子余生忍辱含悲苟活于世？
他为什么要替那些被欺压者拼命，最终落了个被那些一力想要拯救的人唾骂的悲惨结局？
谭嗣同是知道大清民众的愚昧的，但他也许从来没有想过“拯救这些大清的愚民还有没有意义？”之类的问题，有的只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
这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心中有见死不能不救的悲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使命。
（能当得起知识分子这四个字的，古今寥寥，谭嗣同当之无愧。）
他既做不到像初唐宋之问那样跪舔权贵不计廉耻，也做不到像东晋陶渊明那样退隐山林不问世事。如果让他一辈子坐在书斋中终老，面对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一切熟视无睹，会让他的良心不安。
他要拯救天下苍生，明知是在“以身饲虎”，也要挺身而出实践自己内心坚持的价值观。
悲哉，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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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里天天“西方文明”，一点儿都没有西方的公平竞争和人道主义精神，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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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君，革命党人 林觉民都是。出身官家，心系苍生，让人想起乔达摩悉达多王子，抛弃富贵，苦度众生。
楼上说谭嗣同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潮流，真是大话欺人。当时维新派是主流啊。革命派是在戊戌变法和八国联军后才真正发展起来。但是辛亥革命其实维新派的贡献比革命派的还大：各地的议会士绅是赞成维新的，四川保路运动是维新派发起的。
不要以为维新派就是保大清。当时的维新派不要命的很多，反大清的多的是。就是戊戌变法和八国联军让国人对清廷不指望了。比维新派更保守的南方官僚也搞东南互保了。
谭嗣同在湖南办南学会，实类地方议会，开未来十年地方政治形态之先河。辛亥革命一大主力就是地方议会。
谭嗣同一直是很激进的。他去北京不见得是因为忠君。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后来以身殉国而不是殉光绪。你读读他的文章就知道他的思想了。谭是反君权的。他的“民权”说严厉批判了“君权神授”论。他指责中国从秦始皇开始的历代君主都是“大盗”，特别痛斥清室把“天下”当作自己家传的“私产”，把四万万中国人当作“娼妓”蹂躏，“无复人理”。谭嗣同的《仁学》一书，不仅对君主专制作了严厉批判，而且锋芒直指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三纲五常”，并以他的“仁”与之相对立。他认为“仁”的最大特点，就是“通”。“通”，又以“平等”为惟一依据。“平等者，致一之谓也”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的早期活动中，曾经希望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曾于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夏上书李鸿章，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以实现他“改良祖国”的宏愿。但是失败了。当孙中山在实践中觉悟到这条道路走不通时，就在这年秋天，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它，勇敢地开展革命活动，并于一八九五年秋天举起武装革命的火炬，踏上了推翻清朝反动封建统治的革命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