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上小學的時候，英國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便成了我心目中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物競天擇”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成為了一個萬古不化的真理。還好，我最終並沒有成長為一個真正的達爾文主義者。但是在幾十年前，在東亞大陸的教育環境下，對達爾文的迷信和崇拜，是無法避免的。 在我那時的想像中，地球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強者“欺負”弱者簡直就是天經地義。落後就會挨打，是我們那一代人口中常說的話。 清國強大嗎？英國強大嗎？皇帝強大嗎？林則徐強大嗎？義律強大嗎？顛地強大嗎？??到底誰可以“欺負”誰？到底誰“欺負”了誰？這些奇怪的問題困擾了我很多年。在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立場下，面對這些問題，是可以有各種截然不同的答案的。強者也會有自己的弱項，弱者也會有自己的強項，孰強孰弱簡直就是一個玄學的問題。最困擾我的是，官府怎麼就斬釘截鐵地一口咬定是洋人欺負了我們呢？如果沒有被欺負，怎麼會一直屈辱了百年都不能忘懷呢？隨著時光流逝，我自己慢慢成長了，變得越來越“老成”了，於是官府私藏的那些“學問”也就逐漸被我看穿了一二。 原來，歷史書中告訴我們的一切，都是作者根據他（她）或他們的需要所選取的某個角度、某個片段或某個立場啊！你長得再醜，總是可以找到一個順眼的角度；你再蠻橫，總是可以找到溫順的瞬間；你再罪不可赦，總能找到迫不得已的立場。於是白紙黑字寫在紙上原以為凜然不可侵犯的歷史變成了浮雲，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也變得不無道理了。因為，既然官府可以選取官府的角度、片段和立場，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照方抓藥呢？難道，在歷史面前“強者”便可以壟斷一切話語，難道官府是強者就可以肆意“欺負”我們這些弱者嗎？ 正因為我有了這樣的認知，所以才有了鴉片戰爭中“到底誰欺負了誰”的疑問。因為我知道，教材裡明示的“洋人欺負中國人”的結論只是一個特定的角度、片段和立場的特定推論。如果可以試著調整一下，我們一定能看到更加豐富、更加真實也更加不同的歷史。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與我一道，坦然面對一百八十多年前的那場戰爭，並由淺入深探究幾個始終困擾大家的問題。 第一個視角：鴉片貿易中到底誰欺負了誰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用史實和數據說明了英國商人與清國之間，長達百年的鴉片貿易的發展情況。直到一八四零年之前，鴉片貿易基本處於平穩的發展和壯大期，大體上沒有發生強買強賣、欺行霸市的現象。換言之，無論參與貿易的哪一方，都沒有對對方忍無可忍。平衡點雖然非常脆弱，但是還是存在的。 如果一定要面對當初的鴉片貿易說出到底誰“欺負”了誰，似乎清國更像是欺負了英國商人。 首先，二者之間的社會地位就不對等，英國商人背後是一個企業——英屬東印度公司，雖然東印度公司的確有一定的官方色彩，但它依然只是一個企業。可是清國方面就不一樣了。雖然所謂的十三行，的確也是企業性質，但是清國政府的“一口通商”政策、清國政府對在清經商的外國商人嚴苛的管制等等，是十分標準的政府行為。那些具有企業性質的公行，只不過是政府或官員的代理人和傳聲筒而已。外國商人，不能在清國長期居留、不能與十三行之外的任何商業機構交易、不能自由拓展市場、不能前往除廣州之外的任何城市，連應當上繳的稅收多寡也由廣州當地的官員隨意定奪。以上的一切，顯然不可能是公行的企業行為。英國商人們面對的是如假包換的大清國政府。 英國商人在政府面前，沒有不遵守規矩的權利（注意，是規矩不是法律）、沒有抗辯的權利、沒有申訴的渠道。相對於清國政府，無論當時的英國商人多麼財大氣粗，妥妥就是一個被欺負的弱者。可以說，當年的英國商人，在指定的經商口岸，就是任由清政府或官員宰割的羔羊。 我想，用“欺負”這個詞，的確有點不恰當。實際上，在當時的鴉片貿易中，英國商人只是一個被“欺壓”的角色。雖然這些商人的背後的確有一個強大的“日不落帝國”，但是英國政府與清政府之間的數次官方接觸，均以失敗告終，英國並沒有“野蠻”到不問青紅皂白提槍硬上的地步。更何況，從雙方政府的數次接觸中，大家也應當能分辨出，到底是誰在欺負誰。 如果你是當年的英國商人，你是不是對這種局面也感到無力呢？如果事後，那些曾經欺負你的人，還一把鼻涕、一把淚控訴你曾經欺負他們的悲慘往事，並不斷發誓要一雪前恥的時候，不知道你會做何感想？！ 看到這裡，有人會問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既然被欺負了，英國人為什麼不發聲呢？原本，我是懶得就這個問題說廢話的，但是轉念一想，能秉持這樣的邏輯提問的人應當不在少數，於是，還是決定給大家一個答案。面對極權專制制度（現在東亞大陸是不是這個制度，你一定非常清楚），你敢發聲嗎？就算你敢發聲，你的聲音別人能聽到嗎？如果你非發聲不可，你能承擔那個後果嗎？如果你思考了以上問題，你還需要我將答案寫在這裡嗎？對於極權專制政府而言，他們只能聽懂槍與砲的語言，後來英國人說話了，用的正是槍與砲。大清國的確聽懂了，可是很多人就此覺得恥辱了。 二百年前，英國商人不遠萬里到遠東做生意，他們沒有責任也沒有義務對抗他們不喜歡的制度，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賺錢。於是，在長達百年的貿易交往中，英國商人基本秉持了逆來順受、入鄉隨俗的方法，他們不惜血本，大筆賄賂清國的官員；他們虛心向聰明的清國同行學習如何雞鳴狗盜；他們低下高貴的頭顱，主動尋找保護傘，並不惜重金聘用官員家眷??一切都是為了賺錢。這就是資本家的本性，英國資本家也不例外。你可以說他們活該，這是你的階級立場決定的，但是如果你硬要反過來說這些英國資本家欺負了大清國，我也沒有意見，因為那是你的智商決定的。事實上，就社會地位而言，對比當今在大陸城管面前唯唯諾諾的小商販，當年英國商人的在大清國的地位似乎還要更低一些。 引用達爾文的學說，此時大清國明白無誤地扮演了強者的角色，從物競天擇的角度看，英國商人所從事的鴉片貿易中，始終扮演著唯唯諾諾的卑微角色。為什麼要這麼說呢？你想想，消費者在大清國的手中，銷售通路在大清國的手中，定價權在大清國手中，大清國自己也能種植罌粟，大清國自己也能加工鴉片，在這樣的交易中，誰是強者還用說嗎？誰仰仗誰的鼻息還用說嗎？ 我不知道教材中或部分歷史文章中，是以怎樣的視角將英國商人強行拉到強者一方的，似乎英國商人當年是明火執仗、欺行霸市的一幫匪徒。就算他們真的是彪悍無比的匪徒，他們依然不可能扮演所謂的強者，因為大清國除了有一尊的堅強領導，還有戰無不勝的百萬雄師，還有始終能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各種自信。在極權專制制度下的國家裡，“強者”有且只能有一個。在這個天選的“強者”眼前，只有一群又一群的“弱者”，這其中自然包括那些英國商人。 那麼，問題來了，如此板上釘釘的“弱者”，怎麼就在東亞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中成為了欺負專制者的“超人”了呢？如果你沒有搞懂這個問題，說明你還是沒有開竅。你知道嗎？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真正的“強者”，才能做到想讓你當弱者，你就能當弱者；想讓你當強者，你就能當強者。在這些真正的“強者”面前，歷史，就像大款面前的青樓中女子一樣，大爺想怎麼玩就怎麼玩。 好了，我想我應當說明白了一個問題，就是在一八四零年之前，長達百年的東亞大陸鴉片貿易過程中，英國商人以及英國政府沒有“欺負”大清國，反而他們才是那個被欺負的群體。 按照東亞大陸人的邏輯習慣，既然“ 咱們” 欺負了“ 他們” ，咱們就不要感到恥辱了，最起碼對一八四零年之前的歷史，“ 咱們” 無需背負“ 恥辱” 二字。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記得在上小學的時候，英國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便成了我心目中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物競天擇”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成為了一個萬古不化的真理。還好，我最終並沒有成長為一個真正的達爾文主義者。但是在幾十年前，在東亞大陸的教育環境下，對達爾文的迷信和崇拜，是無法避免的。
在我那時的想像中，地球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強者“欺負”弱者簡直就是天經地義。落後就會挨打，是我們那一代人口中常說的話。
清國強大嗎？英國強大嗎？皇帝強大嗎？林則徐強大嗎？義律強大嗎？顛地強大嗎？??到底誰可以“欺負”誰？到底誰“欺負”了誰？這些奇怪的問題困擾了我很多年。在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立場下，面對這些問題，是可以有各種截然不同的答案的。強者也會有自己的弱項，弱者也會有自己的強項，孰強孰弱簡直就是一個玄學的問題。最困擾我的是，官府怎麼就斬釘截鐵地一口咬定是洋人欺負了我們呢？如果沒有被欺負，怎麼會一直屈辱了百年都不能忘懷呢？隨著時光流逝，我自己慢慢成長了，變得越來越“老成”了，於是官府私藏的那些“學問”也就逐漸被我看穿了一二。
原來，歷史書中告訴我們的一切，都是作者根據他（她）或他們的需要所選取的某個角度、某個片段或某個立場啊！你長得再醜，總是可以找到一個順眼的角度；你再蠻橫，總是可以找到溫順的瞬間；你再罪不可赦，總能找到迫不得已的立場。於是白紙黑字寫在紙上原以為凜然不可侵犯的歷史變成了浮雲，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也變得不無道理了。因為，既然官府可以選取官府的角度、片段和立場，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照方抓藥呢？難道，在歷史面前“強者”便可以壟斷一切話語，難道官府是強者就可以肆意“欺負”我們這些弱者嗎？
正因為我有了這樣的認知，所以才有了鴉片戰爭中“到底誰欺負了誰”的疑問。因為我知道，教材裡明示的“洋人欺負中國人”的結論只是一個特定的角度、片段和立場的特定推論。如果可以試著調整一下，我們一定能看到更加豐富、更加真實也更加不同的歷史。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與我一道，坦然面對一百八十多年前的那場戰爭，並由淺入深探究幾個始終困擾大家的問題。
第一個視角：鴉片貿易中到底誰欺負了誰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用史實和數據說明了英國商人與清國之間，長達百年的鴉片貿易的發展情況。直到一八四零年之前，鴉片貿易基本處於平穩的發展和壯大期，大體上沒有發生強買強賣、欺行霸市的現象。換言之，無論參與貿易的哪一方，都沒有對對方忍無可忍。平衡點雖然非常脆弱，但是還是存在的。
如果一定要面對當初的鴉片貿易說出到底誰“欺負”了誰，似乎清國更像是欺負了英國商人。
首先，二者之間的社會地位就不對等，英國商人背後是一個企業——英屬東印度公司，雖然東印度公司的確有一定的官方色彩，但它依然只是一個企業。可是清國方面就不一樣了。雖然所謂的十三行，的確也是企業性質，但是清國政府的“一口通商”政策、清國政府對在清經商的外國商人嚴苛的管制等等，是十分標準的政府行為。那些具有企業性質的公行，只不過是政府或官員的代理人和傳聲筒而已。外國商人，不能在清國長期居留、不能與十三行之外的任何商業機構交易、不能自由拓展市場、不能前往除廣州之外的任何城市，連應當上繳的稅收多寡也由廣州當地的官員隨意定奪。以上的一切，顯然不可能是公行的企業行為。英國商人們面對的是如假包換的大清國政府。
英國商人在政府面前，沒有不遵守規矩的權利（注意，是規矩不是法律）、沒有抗辯的權利、沒有申訴的渠道。相對於清國政府，無論當時的英國商人多麼財大氣粗，妥妥就是一個被欺負的弱者。可以說，當年的英國商人，在指定的經商口岸，就是任由清政府或官員宰割的羔羊。
我想，用“欺負”這個詞，的確有點不恰當。實際上，在當時的鴉片貿易中，英國商人只是一個被“欺壓”的角色。雖然這些商人的背後的確有一個強大的“日不落帝國”，但是英國政府與清政府之間的數次官方接觸，均以失敗告終，英國並沒有“野蠻”到不問青紅皂白提槍硬上的地步。更何況，從雙方政府的數次接觸中，大家也應當能分辨出，到底是誰在欺負誰。
如果你是當年的英國商人，你是不是對這種局面也感到無力呢？如果事後，那些曾經欺負你的人，還一把鼻涕、一把淚控訴你曾經欺負他們的悲慘往事，並不斷發誓要一雪前恥的時候，不知道你會做何感想？！
看到這裡，有人會問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既然被欺負了，英國人為什麼不發聲呢？原本，我是懶得就這個問題說廢話的，但是轉念一想，能秉持這樣的邏輯提問的人應當不在少數，於是，還是決定給大家一個答案。面對極權專制制度（現在東亞大陸是不是這個制度，你一定非常清楚），你敢發聲嗎？就算你敢發聲，你的聲音別人能聽到嗎？如果你非發聲不可，你能承擔那個後果嗎？如果你思考了以上問題，你還需要我將答案寫在這裡嗎？對於極權專制政府而言，他們只能聽懂槍與砲的語言，後來英國人說話了，用的正是槍與砲。大清國的確聽懂了，可是很多人就此覺得恥辱了。
二百年前，英國商人不遠萬里到遠東做生意，他們沒有責任也沒有義務對抗他們不喜歡的制度，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賺錢。於是，在長達百年的貿易交往中，英國商人基本秉持了逆來順受、入鄉隨俗的方法，他們不惜血本，大筆賄賂清國的官員；他們虛心向聰明的清國同行學習如何雞鳴狗盜；他們低下高貴的頭顱，主動尋找保護傘，並不惜重金聘用官員家眷??一切都是為了賺錢。這就是資本家的本性，英國資本家也不例外。你可以說他們活該，這是你的階級立場決定的，但是如果你硬要反過來說這些英國資本家欺負了大清國，我也沒有意見，因為那是你的智商決定的。事實上，就社會地位而言，對比當今在大陸城管面前唯唯諾諾的小商販，當年英國商人的在大清國的地位似乎還要更低一些。
引用達爾文的學說，此時大清國明白無誤地扮演了強者的角色，從物競天擇的角度看，英國商人所從事的鴉片貿易中，始終扮演著唯唯諾諾的卑微角色。為什麼要這麼說呢？你想想，消費者在大清國的手中，銷售通路在大清國的手中，定價權在大清國手中，大清國自己也能種植罌粟，大清國自己也能加工鴉片，在這樣的交易中，誰是強者還用說嗎？誰仰仗誰的鼻息還用說嗎？
我不知道教材中或部分歷史文章中，是以怎樣的視角將英國商人強行拉到強者一方的，似乎英國商人當年是明火執仗、欺行霸市的一幫匪徒。就算他們真的是彪悍無比的匪徒，他們依然不可能扮演所謂的強者，因為大清國除了有一尊的堅強領導，還有戰無不勝的百萬雄師，還有始終能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各種自信。在極權專制制度下的國家裡，“強者”有且只能有一個。在這個天選的“強者”眼前，只有一群又一群的“弱者”，這其中自然包括那些英國商人。
那麼，問題來了，如此板上釘釘的“弱者”，怎麼就在東亞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中成為了欺負專制者的“超人”了呢？如果你沒有搞懂這個問題，說明你還是沒有開竅。你知道嗎？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真正的“強者”，才能做到想讓你當弱者，你就能當弱者；想讓你當強者，你就能當強者。在這些真正的“強者”面前，歷史，就像大款面前的青樓中女子一樣，大爺想怎麼玩就怎麼玩。
好了，我想我應當說明白了一個問題，就是在一八四零年之前，長達百年的東亞大陸鴉片貿易過程中，英國商人以及英國政府沒有“欺負”大清國，反而他們才是那個被欺負的群體。
按照東亞大陸人的邏輯習慣，既然“
咱們”
欺負了“
他們”
，咱們就不要感到恥辱了，最起碼對一八四零年之前的歷史，“
咱們”
無需背負“
恥辱”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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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到底誰欺負了誰（一） 到底該不該禁菸 鴉片戰爭爆發前英國政府致大清皇帝的一封信 從大清國視角審視鴉片戰爭 英國政府最終選擇了對大清國動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