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在历史上曾因军纪太差，对民众如狼似虎，而被老百姓怒称为“遭殃军”（取其与“中央军”谐音之意）。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当事人很多已经去世了。有些人就开始以为：这或许只是大陆处于敌对方而对国民党的污蔑宣传吧？事实上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没有那么不堪吧？
首先对此有不同意见的，可能就是我们“伟大”的 蒋公……
“我们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是扰民。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而最好的房间，一定是我们最高的主官住，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1949年10月22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3卷42页
这是蒋介石1949年对国民党军军纪的总结。但他这次并不是第一次抨击国民党军队的军纪问题。
“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
——《蒋委员长对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训词（上）》（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1册，70页
“据一般民众的报告，在益阳长龙乡以东的地区还没有什麼，到了该乡以西一带，就有许多散兵游勇，甚至有连排长率领，强占民房，调戏妇女，翻箱倒箧，杀猪宰羊，试问这种行为与军阀时代的部队有什麼分别？又第三师退出德山经过朱家站时，因当地民众逃散，见一家只有数人在内，怪他不办招待，其连长某，就火焚民房，这桩事不知你们军长师长知道不知道？”
——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44年2月14日），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346页
蒋介石红口白牙做了死证：国军当年对百姓的抢劫掳掠是他“亲眼看见”的。而且据他所说，这还是令他最始料未及和痛心疾首的。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还意识到将军纪败坏会成为打败仗的主要原因。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指1944年豫中会战——笔者注）失败的主因。”
——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
而且这还不仅仅是蒋介石一个人的认识。其他国民党军官——无论是杂牌的还是嫡系的——都提到了国民党军队军纪废弛，残害民众的现象。
“3.战斗军纪废弛：
(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宫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摘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64页
“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社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到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
——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1938年8月7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97页
“几年来剿共劳而无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剿共部队良莠不齐，甚至有的腐化恶化，为人民所痛恨，致共区有‘宁可给匪杀，不可给兵扎’之语。以这样比共军还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估计眼前的利害，当然宁愿为共军所裹挟，而不愿帮助国军剿共了。”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2章第8节“张英部的改编”
“军纪废弛，民怨甚深，失我增援”（陈诚总结的“围剿”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之一）
——《陈诚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744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282,283页
“只要有机会，他们（作者手下的国民党士兵——笔者注）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干净。”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一章“中国内陆”
“平静的寺院日子，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五年，当时日本人投降，内战爆发。新四军首先到了狼山，天真的我们及邻区的乡民还不知道新四军就是共产党。当他们出现时，我们很高兴，经过长期日本人的迫害与占领，好运终于降临了！共产党宣称是为人民，属于人民的党，他们看起来和善、周到、有纪律。他们不索求食物，也不威胁人民。……后来国民党来了，控制了乡间；共产党转入了地下，开始打游击战。
国民党的军队进驻我们的寺院。每回有新的兵团到达，我的师父就会为他们准备特别的晚餐，而他们却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成群地下山，在共产党不经意的时候袭击、围堵他们。很快地，国民党的军人害怕起游击队，因此当他们进城时，便会换穿平民衣服，并要我陪着。他们是衣衫褴褛的一群，除了美制的武器，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他们军饷微薄，常常挨饿，士气长久低迷，他们把古老寺院的门板拆下来当床；打烂了无价的古董桌椅，拿去当柴烧；殴打僧众，当他们抗议时，连我也被打，只是我还小，所以没有受到太多的肉体惩罚。
他们拆毁寺院，使乡间陷入恐惧，寺院无法再待下去了，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相继离开。”
——[台湾]圣严法师：《雪中足迹》，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版，50-51页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是国民党军队的官方报告。而张发奎、陈诚分别是国民党军队中杂牌、嫡系的高级将领。黄仁宇则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也就是说，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无论对蒋介石的亲疏远近，都承认国民党军队存在严重的军纪、扰民问题。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军纪问题是导致失败（无论是和共产党作战时失败，还是抗战时打败仗）的重要原因。如“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以这样比共军还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估计眼前的利害，当然宁愿为共军所裹挟，而不愿帮助国军剿共了”等等，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国民党将领对国民党军队因军纪问题导致战败的恨铁不成钢。
除了国民党将领之外，国民党军队残害民众的实例还有很多。如众做周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长沙文夕大火事件。此处就不赘述了。但可能鲜为人知的是，当我们指责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时，却未必知道：南京城的第一批难民（甚至可能还包括第一批惨遭屠杀的百姓）是国民党军队而非日军造成的！
“今天，我们听见远处隆隆的炮声，声音似乎来自南面。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日本人就会到（南京）城里来。我担心中国军队被困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接收了第一批难民，他们讲述了令人心碎的经历。中国军队命令他们立刻离开，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们就被当做汉奸，并被枪毙。大部分人来自南门附近和城市的东南地区。”
——《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8日
“今晚，城市的西南角火光冲天。在下午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西北方向外，到处浓烟滚滚。
中国军队的目的是把所有妨碍他们的障碍清除掉——妨碍他们射击，并可能利于日军埋伏或成为掩护日军的屏障。
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斯说，他看见火是用煤油点燃的。这些房子的主人是过去两天大批拥入城内的难民。如果这种方法能使日军延缓12～24个小时进城，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因为它给平民造成了如此大的灾难。”
——《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9日
魏特琳是美国人，女传教士。她的《魏特琳日记》记载了南京被日军攻陷前后的惨状，是今天我们指证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之一。但她却同时留下这个记录：在日军破城5天前，还没等日军开始屠城，国民党军队先对南京城外的无辜平民和民房进行了扫荡。他们强迫居民离开，否则就枪毙。然后他们烧掉了大面积的民房。
钳住了日本的头、背、尾，日本这个蚂蚱就动弹不得了。
一、天灾的因素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其中1954年的洪水灾害较大，从受灾面积看，仍“属中等水平”（《灾情报告》第374页）。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未能播种，河南有73万公顷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中的地位，可以从下表中看出：1958年全国受灾面积65571万亩，1959年98812万亩，1960年全国受灾面积92623万亩，1978年全国受灾面积72660万亩（原表有五十年数据，略去）。这三年受灾面积确实大大高于建国五十年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1949-1994年全国农作物成灾受灾面积曲线图单位：万亩（暂缺）
说明：据《灾情报告》制成。1966-1977年统计数字因“文革”动乱不完整舍去，这11年除1972年自然灾害较大外，其余为中等程度以下。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6页）。
专家通常认为，旱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之比一般为50-60%（王劲峰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影响评估方法研究》，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68.8%计算，我们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 ）为611.5亿公斤÷68.8%＝888.8亿公斤。
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700＋1435＋1475）亿公斤＝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因旱灾粮食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
相当1949-1959年平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第一卷《当代中国的自然灾害》第705、5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和缺粮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00万。集中地区、集中年份的灾害打击，使其力度比数字所能反映出的更为严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
因此，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国民党军，在历史上曾因军纪太差，对民众如狼似虎，而被老百姓怒称为“遭殃军”（取其与“中央军”谐音之意）。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当事人很多已经去世了。有些人就开始以为：这或许只是大陆处于敌对方而对国民党的污蔑宣传吧？事实上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没有那么不堪吧？
首先对此有不同意见的，可能就是我们“伟大”的 蒋公……
“我们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是扰民。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而最好的房间，一定是我们最高的主官住，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1949年10月22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3卷42页
这是蒋介石1949年对国民党军军纪的总结。但他这次并不是第一次抨击国民党军队的军纪问题。
“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
——《蒋委员长对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训词（上）》（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1册，70页
“据一般民众的报告，在益阳长龙乡以东的地区还没有什麼，到了该乡以西一带，就有许多散兵游勇，甚至有连排长率领，强占民房，调戏妇女，翻箱倒箧，杀猪宰羊，试问这种行为与军阀时代的部队有什麼分别？又第三师退出德山经过朱家站时，因当地民众逃散，见一家只有数人在内，怪他不办招待，其连长某，就火焚民房，这桩事不知你们军长师长知道不知道？”
——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44年2月14日），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346页
蒋介石红口白牙做了死证：国军当年对百姓的抢劫掳掠是他“亲眼看见”的。而且据他所说，这还是令他最始料未及和痛心疾首的。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还意识到将军纪败坏会成为打败仗的主要原因。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指1944年豫中会战——笔者注）失败的主因。”
——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
而且这还不仅仅是蒋介石一个人的认识。其他国民党军官——无论是杂牌的还是嫡系的——都提到了国民党军队军纪废弛，残害民众的现象。
“3.战斗军纪废弛：
(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宫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摘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64页
“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社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到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
——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1938年8月7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97页
“几年来剿共劳而无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剿共部队良莠不齐，甚至有的腐化恶化，为人民所痛恨，致共区有‘宁可给匪杀，不可给兵扎’之语。以这样比共军还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估计眼前的利害，当然宁愿为共军所裹挟，而不愿帮助国军剿共了。”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2章第8节“张英部的改编”
“军纪废弛，民怨甚深，失我增援”（陈诚总结的“围剿”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之一）
——《陈诚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744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282,283页
“只要有机会，他们（作者手下的国民党士兵——笔者注）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干净。”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一章“中国内陆”
“平静的寺院日子，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五年，当时日本人投降，内战爆发。新四军首先到了狼山，天真的我们及邻区的乡民还不知道新四军就是共产党。当他们出现时，我们很高兴，经过长期日本人的迫害与占领，好运终于降临了！共产党宣称是为人民，属于人民的党，他们看起来和善、周到、有纪律。他们不索求食物，也不威胁人民。……后来国民党来了，控制了乡间；共产党转入了地下，开始打游击战。
国民党的军队进驻我们的寺院。每回有新的兵团到达，我的师父就会为他们准备特别的晚餐，而他们却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成群地下山，在共产党不经意的时候袭击、围堵他们。很快地，国民党的军人害怕起游击队，因此当他们进城时，便会换穿平民衣服，并要我陪着。他们是衣衫褴褛的一群，除了美制的武器，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他们军饷微薄，常常挨饿，士气长久低迷，他们把古老寺院的门板拆下来当床；打烂了无价的古董桌椅，拿去当柴烧；殴打僧众，当他们抗议时，连我也被打，只是我还小，所以没有受到太多的肉体惩罚。
他们拆毁寺院，使乡间陷入恐惧，寺院无法再待下去了，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相继离开。”
——[台湾]圣严法师：《雪中足迹》，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版，50-51页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是国民党军队的官方报告。而张发奎、陈诚分别是国民党军队中杂牌、嫡系的高级将领。黄仁宇则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也就是说，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无论对蒋介石的亲疏远近，都承认国民党军队存在严重的军纪、扰民问题。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军纪问题是导致失败（无论是和共产党作战时失败，还是抗战时打败仗）的重要原因。如“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以这样比共军还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估计眼前的利害，当然宁愿为共军所裹挟，而不愿帮助国军剿共了”等等，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国民党将领对国民党军队因军纪问题导致战败的恨铁不成钢。
除了国民党将领之外，国民党军队残害民众的实例还有很多。如众做周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长沙文夕大火事件。此处就不赘述了。但可能鲜为人知的是，当我们指责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时，却未必知道：南京城的第一批难民（甚至可能还包括第一批惨遭屠杀的百姓）是国民党军队而非日军造成的！
“今天，我们听见远处隆隆的炮声，声音似乎来自南面。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日本人就会到（南京）城里来。我担心中国军队被困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接收了第一批难民，他们讲述了令人心碎的经历。中国军队命令他们立刻离开，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们就被当做汉奸，并被枪毙。大部分人来自南门附近和城市的东南地区。”
——《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8日
“今晚，城市的西南角火光冲天。在下午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西北方向外，到处浓烟滚滚。
中国军队的目的是把所有妨碍他们的障碍清除掉——妨碍他们射击，并可能利于日军埋伏或成为掩护日军的屏障。
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斯说，他看见火是用煤油点燃的。这些房子的主人是过去两天大批拥入城内的难民。如果这种方法能使日军延缓12～24个小时进城，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因为它给平民造成了如此大的灾难。”
——《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9日
魏特琳是美国人，女传教士。她的《魏特琳日记》记载了南京被日军攻陷前后的惨状，是今天我们指证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之一。但她却同时留下这个记录：在日军破城5天前，还没等日军开始屠城，国民党军队先对南京城外的无辜平民和民房进行了扫荡。他们强迫居民离开，否则就枪毙。然后他们烧掉了大面积的民房。
钳住了日本的头、背、尾，日本这个蚂蚱就动弹不得了。
一、天灾的因素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其中1954年的洪水灾害较大，从受灾面积看，仍“属中等水平”（《灾情报告》第374页）。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未能播种，河南有73万公顷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中的地位，可以从下表中看出：1958年全国受灾面积65571万亩，1959年98812万亩，1960年全国受灾面积92623万亩，1978年全国受灾面积72660万亩（原表有五十年数据，略去）。这三年受灾面积确实大大高于建国五十年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1949-1994年全国农作物成灾受灾面积曲线图单位：万亩（暂缺）
说明：据《灾情报告》制成。1966-1977年统计数字因“文革”动乱不完整舍去，这11年除1972年自然灾害较大外，其余为中等程度以下。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6页）。
专家通常认为，旱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之比一般为50-60%（王劲峰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影响评估方法研究》，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68.8%计算，我们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 ）为611.5亿公斤÷68.8%＝888.8亿公斤。
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700＋1435＋1475）亿公斤＝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因旱灾粮食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
相当1949-1959年平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第一卷《当代中国的自然灾害》第705、5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和缺粮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00万。集中地区、集中年份的灾害打击，使其力度比数字所能反映出的更为严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
因此，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