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抗战的敌后英勇作战、立下不朽功勋的武工队老英雄贾正喜，在 102 岁高龄与世长辞了。网友们在缅怀的同时，又开始谈起武工队的事儿。
说到武工队，我之前写过好几篇小文章，全是围绕贾正喜参加的、他的亲密战友冯志创作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这种类型写的。实际上，武工队可不是就一种，不同组织形式的武工队区别可大了。
以下给您说一说中共历史上几种不一样组织形式的武工队。
一、抗战时期敌后的各军分区挑选精壮人员组成了武工队
这种武工队是最初的那种，是在华北抗战变得最为艰苦的时候在斗争里出现并成熟起来的。1941 年，日军在华北集中了好多兵力，搞“强化治安运动”，不停地“蚕食”、“扫荡”，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开始变糟。到了 1942 年，局势更差了，特别是“五一大扫荡”以后的冀中根据地，主力部队没法待下去了，全都被迫转移到山区去，根据地七千多个村子，有四千多个有了伪政权，咱们抗日政权多数白天没法活动，有的地区连晚上也活动不了。
为改变这糟糕的状况，从 1941 年夏天开始，咱们华北的八路军就毫不退缩，各个部队先后派出“武装工作团”、“武装宣传队”还有成建制的小分队，跑到日伪占领区的后边，给民众做宣传，惩治汉奸，分化敌军，毁掉敌人的“治安”计划还有重要的军事设施、物资，有力地辅助了正面作战，让敌后游击战争发展起来了。1942 年 1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认可了这种斗争办法，决定接着推广，还明确了组织编制、工作任务和斗争方式，统一叫“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
这种样式的武工队，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说的那样，“是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等各项工作上都比较健全的武装工作队”。
贾正喜参与其中，冯志依据自身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说的就是这种类型的武工队。
这是最典型的武工队，得多讲几句才行。
1. 所属关系
武工队是由军分区选派和指挥的，在业务方面受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的指导，组织关系归活动所在地方的中共委员会。
2. 有关编制和人员的配备
武工队的人数，少的连十人都不到，多的有四十多人，也有更多的，不过通常二十人左右的最常见。
武工队有队长、政委或者指导员。一些人数比较多的武工队，队下面还设有小队或者分队。
一二九师政治部曾经有规定，武工队的队长得是营及以上级别的干部，政委必须得是团及以上级别的干部。
武工队的领导有个挺显眼、挺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不管是队长还是政委，大多都是政工干部。冯志写的小说《敌后武工队》里塑造的武工队小队长魏强，就是从指导员调任过来的，这跟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
由政工干部为主来组成对敌渗透的小分队，这是只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才有的情形，也是武工队跟其他特种小部队不一样的地方，跟西方特种部队的组成人员完全不同，跟如今那些热衷于吹捧西方特种部队和国民党军队的编导们的想法和喜好完全不一样。
这儿抄录的是曾任太行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曾绍山的相关记述：
就全区对敌斗争的几个主要方面来说，组建了平定西、昔阳西、寿阳、榆次太谷、和顺西这五个武工队。武工队的人员，多数是从主力部队里选出来的班排干部，还有一小部分是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队里的领导干部，都是团一级的负责同志。
武工队队员的全面素质要求特别严格。彭德怀在《武工队的组织与斗争》里讲，“所有人员都得有很高的政治质量，真正能承担宣传、组织、武装斗争这三项任务。”各军分区基本照这个来做，就是说在文的方面，得有一定文化水平，能演讲、写标语，能做敌军和群众工作；在武的方面，必须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敌后游击作战经验与过硬的单兵战斗技能。排在首位的得有坚强的政治素质，能准确掌握党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确保在特别艰苦的环境里不变节。这是由武工队活动地区的糟糕环境和主要任务决定的，各根据地领导人都反复说过。
3. 相关的装备
在当时那情况，武工队的装备算得上相当不错啦。每个人都有长短两样武器，肯定有一支当时特别热门的“盒子炮”，另外还有一支马枪或者冲锋枪，有的武工队会有掷弹筒，不过装备机枪的武工队不多。
拿冀中七分区武工队来讲，这支队伍刚建立的时候，分成了两个分队，一共二十来个人，有 24 支德造驳壳枪，12 支晋造冲锋枪。笔者走访过的一位老首长（冀南军区的某个武工队员）回忆，他们的武工队刚建时，只有 11 人，装备着 13 支德造驳壳枪，还有 4 支晋造冲锋枪和 4 支捷克马步枪。在抗战队伍里大刀长矛独撅占比还不低的时候，武工队这样的装备可不是一般的好。
4. 任务以及斗争的办法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清楚地给武工队定下任务：“一是对敌人和伪军展开宣传战，把人心收回来；二是和地方党政合作做敌占区群众工作，组织革命两面派的村子，发展秘密的敌后武装；三是开展敌伪军的组织工作（重点是下层）；四是除掉汉奸；五是保护交通，展开经济斗争。”
在 1942 年 9 月 3 日，一二九师政治部颁发的《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里，把武工队的任务与行动准则定成了这样：“1.实实在在照顾和保护群众的利益，发动群众，靠着群众去斗争；2.得有武装做依靠（包括部队公开的武装支持还有武工队自身的武装），这样才能坚持斗争，保持优势；3.惩罚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4.强化武工队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晋察冀军区有这样的规定：“1.散发宣传材料，朝着碉堡喊话，举办伪军伪属的座谈会，让伪军失去斗志；2.狠狠惩治汉奸，把敌伪政权给摧毁掉；3.动员群众，组建秘密武装。”
一一五师做出了这样的规定：“1.深入并系统地开展敌伪方面的工作；2.把敌伪的侦察网、情报站和经济配济机关给破坏掉，打击特务便衣的活动，拦截敌人的运粮队伍；3.进行广泛的小规模宣传活动；4.跟伪军伪政权建立关系，构建咱们自己的情报系统。”
总之能看出来，武工队在各个地区的任务有点不一样，不过大体上差不多。
二、抗战的时候，敌后各县、区派出去的武工队
差不多在各军分区派出武工队的时候，华北敌后的各县、区也组织了武工队。
这里稍微岔开一下话题，给您讲讲既是战士又是诗人的陈辉烈士。
1945 年，这县再次组建武工队，当时是房涞涿县四区区委书记的陈辉积极要求参加，又被选上了，当了武工队的政委。有一回在敌后行动，因为叛徒出卖，陈辉和警卫员两个人被敌人围在了一座民房里。一番激烈战斗后，警卫员牺牲了，陈辉的子弹也打光了。看着蜂拥冲进院子想活捉他的日伪军，他毫不犹豫地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扑向敌人，这位 24 岁的湖南小伙，为了民族解放，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河北的土地上。
咱说回正题，像陈辉带领的这类武工队，在华北、华中敌后那是相当常见。1942 年 7 月下旬，冀中九地委在肃宁县朱庄开扩大会议，会上，地委书记吴立人直说，因为主力外转，地区情况变糟，各县得马上组织手枪队和武工队，进到敌占的村子里，除掉汉奸，发动群众，打击伪政权。随后，九地委管的各县武工队很快就组成了。像情景喜剧《地下交通站》里的石青山武工队，长篇回忆录《城阳武工队》里的李肇兰武工队等，都是县属的武工队。
1945 年 6 月，中共苏中区委给华中局的有关第六军分区情况的报告里讲：这个分区的四个县委“有县武工队四个，区武工队十七个……步枪二百四十多支，机枪六挺，驳壳枪一百四十多支。”
据曾经的武工队员、离休前是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的刘乃晏回忆，在 1941 年，山东根据地的费东县（从费县东部地区分出来设置的），组织了 6 支县属武工队，每队 5 到 7 个人。武工队装备不行，有的是土枪，好点的也就汉阳造。不光枪不好，子弹也少，每人就 2 到 3 发。
像这种从县、区派出来的武工队，跟贾正喜参加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里描绘的那种武工队，在人员选配还有武器装备这些方面，差别可大着呢。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各县、区有武工队，华北敌后的各主力旅、团也组织了武工队，这些武工队都差不太多。
三、抗战期间往敌后去拓展根据地的武工队
拿冀热辽军区的武工队来说。
1942 年，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巩固口里，发展口外，扩大根据地，武装开辟‘满州国’”的指示，冀东区党分委和十三军分区从这年秋天开始，组织了一支武工队，队长是宋国祥，指导员是张仲三。这支武工队前往滦东、卢龙、抚宁、监榆、凌源、青龙、绥中等地侦察敌情，动员群众，为开辟工作做准备。武工队出关后，东北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张化东也加入进来，成为武工队的第一书记一块儿行动。
这个武工队跟冀中五一反扫荡之后的武工队不太一样，它是为了在敌人占领的地方用武装手段开辟政权才组建的，武工队本身就是政权的预备队伍。就在同一年 12 月，冀东十三地委决定成立临抚凌青绥联合县工委和行政办事处。武工队的第一书记张化东当上了联合县的工委书记，武工队的队长宋国祥成了办事处主任（也就是县长），武工队的指导员变成了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
1945 年春天，十六地分委和十六军分区依照冀热辽区党委以及冀热辽军区的指示，再次组建了四个武工队，持续朝着“满州国”开拓新的区域。这四个武工队都是预备的政权班子，武工队队长同时也就是开拓后的联合县的工委书记。像凌（源）绥（中）兴（城）武工队的队长刘云鹤，被明确是开拓后的凌绥兴联合县的工委书记；朝（阳）建（平）新（惠）武工队的队长周鸣歧，被明确是开拓后的朝建新联合县的工委书记，其他的也都这样。
这种样式的武工队跟贾正喜他们那种样式的武工队存在好几处不一样：
一是在政权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不一样。像冀中各军分区武工队的人员构成前面说过了，它工作重点主要在敌工方面，和政权建设有点关联但不大（协助建设区、村政权，基本不涉及县政权），而冀东（冀热辽）的武工队本身就是党政军民融合在一起的一元化县级领导班子，通常是预备县的班子加上一个建制排组成的。
二是所属不一样。冀中敌后各个军分区的武工队是敌工部门直接管着。冀热辽的武工队直接由地委和军分区领导。
三是人员组成有差别。贾正喜他们那种武工队更像是特种部队，人员都是精挑细选的，通常不会扩充，不是谁想参加就能参加的。可冀热辽那种武工队却是想尽办法扩充，只要愿意参加就来者不拒，越多越好。像特委第一地委组织的武工队，1944 年朝敌后挺进的时候才五十多人，一年之后，已经发展到快六百人了。
四、临时把建制单位指派去充当武工队
1941 年 6 月 10 号，小日本鬼子对冀中大清河以北咱的十分区根据地搞了一场空前残忍的“大扫荡”，这地方情况变糟了，咱部队连以连为单位活动都难，哪怕以排为单位也不好行动，于是第十军分区 35、43 地区队就有了“大班”这种特别的编制。就是连下面不再有排和班的编制，直接管着“大班”。这“大班”比排小点，比班大点，差不多二十来人，连、排干部都到“大班”里去了。“大班”里面有党的分支部，还配了搞政工的人。按照冀中十地委书记兼十分区政委旷伏兆的规定，这些在大清河北敌后单独活动的“大班”，全都要履行武工队的职责。
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成建制临时充当的武工队。1946 年夏天，东北的伊通、双阳、磐石、桦甸这四个县被国民党军给占了，咱们这四个县的政权还有县大队没地方待，只能撤出来。为了能让党在这四个县继续开展工作，吉南地委和吉南军分区派出去四支武工队，跑到敌人后面去，分别在四县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搞敌后建政的工作。这四支武工队，其实就是 24 旅 70 团的四个建制排。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部特别出名的长篇小说叫《桐柏英雄》，在里面开辟新区的那个章节，男一号排长赵永生，带着他所在的排，奉命成为武工队，在新区斗争了一阵子之后就归队了。
这样的武工队，人员构成还有武器装备啥的，跟一般部队完全相同，一点区别都没有。
五、解放战争那个时候敌后政权性质的武工队
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年，不少解放区都沦陷了，变成了国统区，成了敌后。就这种敌后的情况，为了恢复和开辟新的区域，各级党组织大量组织了武工队。
1946 年 12 月 18 日，中共辽宁省委做出的《关于坚持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里，着重指出：“在各个地区都得组织那种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的武工队来开展活动，这是涵盖党政军民工作的综合性组织。”
据当时担任中共辽宁省西安地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政委的李砥平回忆说：“开辟敌后根据地，主要靠武装部队打开局面，同时也得有武装工作队配合，解决大部队作战解决不了的事儿。武工队主要负责肃清敌特、了解情况、发动群众、征粮征款啥的。武工队得有比较厉害的军事和政治干部带领，规模小但精悍，机动灵活，既能打击敌人，又能向群众宣传。”
李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西安地区，每个县都有武工队。而且地委和军分区还有直属的 4 个武工队，每个队大概 40 人。其中一个在开原东北的郜家店、威远堡那一块儿活动；一个在西丰北柏树村、高力墓子那一块儿活动；一个在东丰、西丰之间的小四平、老营厂那一块儿活动；还有一个在东丰西南山城北的姜家油房、胡仙堂那一块儿活动。
这种样式的武工队，东北有，华北有，西北有，华东也有，甚至比抗战那会还常见。峻青的小说《黎明的河边》，讲的就是他自己参加过的解放战争时武工队的战斗情况。
这种类型的武工队，往往有着敌后政权的属性，好多武工队自身就相当于敌后某个县或者某个区的班子，武工队的领导同时也是某个政权的领导。当年有“上马武工队，下马区政府”的说法，讲的就是这种状况。像张家口被敌人占领后成立的崇礼西区武工队，政委宋春元同时也是西区的区委书记；像辽吉被敌人占领后成立的长岭武工队，政委吴甄铎同时也是长岭县的县委书记；像苏常太被敌人占领后成立的江南武工队，队长兼政委包厚昌同时也是当地的工委书记。北平近郊的房山、良乡、宛平、大兴等县，咱们所有的区政权，都是以武工队的形式存在，武工队长就是区长，武工队政委就是区委书记。老电影《红色的种子》里出现的那支武工队，带队的领导（孙道临饰演），就是咱们敌后某县的县委书记。
六、解放初期剿灭土匪和建立政权时的武工队
渡江战役结束后，咱们解放大军很快向南推进，解放了好多地方。在这些新解放的区域，咱们的政权刚建立，还不太稳当，土匪也没清理干净，靠政权来完成征粮征款的工作很困难，所以就组织了好多武工队去新区的各个村子开展工作。这种武工队，有的专门剿匪，有的专门征粮，还有的既剿匪又征粮。
1951 年 5 月 1 日，中南局和中南军区在《关于清匪肃特的指示》里提出：“负责清剿潜藏分散匪特的部队，要依照不同地区、不同状况，从地方武装还有公安部队里挑出比较精干的人，组成好些个 10 人到 20 人的武装工作队，当作联合民兵以及广大群众的骨干力量。在工作队里面再组织若干个飞行捕捉小组，专门负责抓捕潜藏的匪首以及破获特务地下军这类工作。”
1950 年 11 月 10 号，为了消灭“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曹绍华那股土匪，咱贵州军区剿匪东集团指挥部展开了长（顺）紫（云）惠（水）铁壁合围的战役，活捉了“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曹绍华等 208 个人，打死了“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委员会”主席兼总参谋长马启忠等 125 个人。这次战役中咱参战的主要力量，是八支武工队和 140 团的一部分。比黄继光还早用身体堵敌机枪眼的有名战斗英雄肖国宝，就是这场战役里的一名武工队员。
这时候的武工队，通常由营、连级干部当队长，一些班排长以及作战经验足的老兵做队员。因为大军刚从北方南下，对这儿的地理、民情、风俗、口音啥的都不清楚，所以每队都让部分当地县区武装的骨干加入进来。炒了好几十年还在炒的“双枪女匪陈大嫂”，是被武工队员陈凤美抓住的，而陈凤美呢，是从长顺县警备营抽调到武工队的。
在这一时期，就拿湖南省委、省军区 1951 年 6 月 22 日《关于剿匪工作的联合指示》里的要求来说，武工队的装备得“以短促自动火器驳壳枪冲锋枪等为主，而且弹药得配足。”由于凯申大队长不停地送，咱们解放大军里的二十响、冲锋式之类的，已经很充足了，武工队的轻武器装备基本上是按需求来配，想要啥就有啥。
1951 年 8 月，西北军区在《关于目前匪情和今后剿匪、巩固治安的任务》里提到：“八个月的剿匪经验表明，武工队是消灭小股散匪最管用的组织。”在解放初期的剿匪战斗里，武工队这种组织形式特别常见，全国的剿匪战场都是这样。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部著名演员达式常主演的电影叫《难忘的战斗》，这里面展现的征粮工作队，在一些地区被叫做武工队。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里描写的，由全团精心挑选出的战斗骨干组成的 36 人的剿匪小分队，在某些地区也被称作武工队。
七、网络跟地摊上炒作的，其实是游击队那种所谓的武工队
某刊物登了一篇《一支土枪闹敌后》的报道，讲的是河北安国县抗日英雄孙佐培领着武工队打鬼子的情况。据说在 1942 年，安国县第一区青救会主任、才 17 岁的孙佐培弄了一支武工队，这武工队所有的装备，就只有一支“撅把子”。这支撅把子由他这个武工队长带着，他手下的武工队员，不是拿大刀，就是拿红缨枪，不过每人都有几颗手榴弹。
近四十年来老是被热炒的那个所谓李向阳的原型（我可烦这种不搭边的原型说法）郭兴，据说还是太行军区辉县武工队的队长。当年的郭兴才 17 岁，1941 年组织武工队的时候，就三个兵两把枪。这两把枪，一把是老旧的“汉阳造”长枪，一把是“撅把子”短枪，长枪就 3 发子弹，短枪就 2 发子弹。
解放战争打响后，整个南方都成了敌后。南方的党组织也在搞武装斗争，这里面有好多被现在的人叫武工队的敌后武装。像在川东华蓥山那块，有陈尧楷、徐相应等人领导的武工队，在张家场、杨通庙、文星乡一带活动；有王群、向杰栋、胡正兴、粟绍波等人领导的武工队，在观阁、桂花场、千坵塝一带活动；有张蜀俊、袁念之领导的武工队，在阳和乡、天池乡和挹爽、观音乡一带活动；还有王兆南领导的武工队，在东岳乡一带活动等等。这些武工队大多用土枪，不少拿刀矛凑数。
或许是我掌握的资料不多，像孙佐培武工队、郭兴武工队、华蓥山武工队这类所谓的武工队，除了媒体和自媒体的反复照搬，我从来没在原始文献里见到过相关记载。
那些描述和复制粘贴孙佐培、郭兴还有华蓥山武工队的作家和网络抄袭者，或许根本就不明白武工队是啥，在他们心里，估计只要是穿着便衣带着武装的，就都算武工队了。
这压根不是武工队，分明就是实实在在的游击队。上面提到的六种武工队，虽说它们的隶属情况、人员组成、武器配备啥的都不一样，可都得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得由某个上级派出来，不能是自己搞的；另一个是得是工作队，不能只是打仗。孙佐培也好，郭兴也好，华蓥山地下武装也好，很明显都不满足这些条件。
写在后面的话
在战争年代，好多东西都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发生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像不同组织形式的武工队也是有变化的，一开始是这样，后来变成那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不过大体上，就是前面说的这几种。
梳理得可能不全面，也可能不准确，欢迎大家来补充和纠正。
武工队确实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游击队。解放后有不少武工队员进入公安系统，他们都是人才！武工队的人员素质是不一般的。从另外一个反面例子也可以看出来：某回忆录记载有一次开会领导批评某些武工队员在墙根撒尿拉屎以及在地上仍纸烟头（这些不是当地老百姓习惯）很容易引起鬼子的注意。武工队不仅武器装备好，人员素质高，经济条件也是不错的！
以前表格中有所谓“参加革命工作”和“何时入党”两项， 俺们原单位有个领导，追悼会悼词中有“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词句，我问过搞组织工作的人，他说正式文件对“参加革命工作”的规定是要从“吃供给制算起”的，那位1948年入党的领导， 是在东北北满好像是哈尔滨读中专时入的党，没吃供给制，而1950年毕业参加工作。
我在黄泛区农场酒厂的蔬菜队队长， 1942年参军同年入党， 1948年二野打下开封后，退伍回家分田种地去了，后来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他觉得自己没有土地了，乘农场招工时到了农场，一直拿着二级工的钱， 直到好像是1975年还是哪一年58年前“参加工作”的全部转为三级工，才拿到的三级工的工资。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年时，颁发给他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 当然是享受离休待遇了。
您说的那位武工队队长， 估计当队长时有点像”临时工“没吃供给制的小米，就不算参加工作， 虽然肯定是党员。
曾经在抗战的敌后英勇作战、立下不朽功勋的武工队老英雄贾正喜，在 102 岁高龄与世长辞了。网友们在缅怀的同时，又开始谈起武工队的事儿。
说到武工队，我之前写过好几篇小文章，全是围绕贾正喜参加的、他的亲密战友冯志创作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这种类型写的。实际上，武工队可不是就一种，不同组织形式的武工队区别可大了。
以下给您说一说中共历史上几种不一样组织形式的武工队。
一、抗战时期敌后的各军分区挑选精壮人员组成了武工队
这种武工队是最初的那种，是在华北抗战变得最为艰苦的时候在斗争里出现并成熟起来的。1941 年，日军在华北集中了好多兵力，搞“强化治安运动”，不停地“蚕食”、“扫荡”，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开始变糟。到了 1942 年，局势更差了，特别是“五一大扫荡”以后的冀中根据地，主力部队没法待下去了，全都被迫转移到山区去，根据地七千多个村子，有四千多个有了伪政权，咱们抗日政权多数白天没法活动，有的地区连晚上也活动不了。
为改变这糟糕的状况，从 1941 年夏天开始，咱们华北的八路军就毫不退缩，各个部队先后派出“武装工作团”、“武装宣传队”还有成建制的小分队，跑到日伪占领区的后边，给民众做宣传，惩治汉奸，分化敌军，毁掉敌人的“治安”计划还有重要的军事设施、物资，有力地辅助了正面作战，让敌后游击战争发展起来了。1942 年 1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认可了这种斗争办法，决定接着推广，还明确了组织编制、工作任务和斗争方式，统一叫“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
这种样式的武工队，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说的那样，“是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等各项工作上都比较健全的武装工作队”。
贾正喜参与其中，冯志依据自身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说的就是这种类型的武工队。
这是最典型的武工队，得多讲几句才行。
1. 所属关系
武工队是由军分区选派和指挥的，在业务方面受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的指导，组织关系归活动所在地方的中共委员会。
2. 有关编制和人员的配备
武工队的人数，少的连十人都不到，多的有四十多人，也有更多的，不过通常二十人左右的最常见。
武工队有队长、政委或者指导员。一些人数比较多的武工队，队下面还设有小队或者分队。
一二九师政治部曾经有规定，武工队的队长得是营及以上级别的干部，政委必须得是团及以上级别的干部。
武工队的领导有个挺显眼、挺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不管是队长还是政委，大多都是政工干部。冯志写的小说《敌后武工队》里塑造的武工队小队长魏强，就是从指导员调任过来的，这跟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
由政工干部为主来组成对敌渗透的小分队，这是只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才有的情形，也是武工队跟其他特种小部队不一样的地方，跟西方特种部队的组成人员完全不同，跟如今那些热衷于吹捧西方特种部队和国民党军队的编导们的想法和喜好完全不一样。
这儿抄录的是曾任太行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曾绍山的相关记述：
就全区对敌斗争的几个主要方面来说，组建了平定西、昔阳西、寿阳、榆次太谷、和顺西这五个武工队。武工队的人员，多数是从主力部队里选出来的班排干部，还有一小部分是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队里的领导干部，都是团一级的负责同志。
武工队队员的全面素质要求特别严格。彭德怀在《武工队的组织与斗争》里讲，“所有人员都得有很高的政治质量，真正能承担宣传、组织、武装斗争这三项任务。”各军分区基本照这个来做，就是说在文的方面，得有一定文化水平，能演讲、写标语，能做敌军和群众工作；在武的方面，必须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敌后游击作战经验与过硬的单兵战斗技能。排在首位的得有坚强的政治素质，能准确掌握党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确保在特别艰苦的环境里不变节。这是由武工队活动地区的糟糕环境和主要任务决定的，各根据地领导人都反复说过。
3. 相关的装备
在当时那情况，武工队的装备算得上相当不错啦。每个人都有长短两样武器，肯定有一支当时特别热门的“盒子炮”，另外还有一支马枪或者冲锋枪，有的武工队会有掷弹筒，不过装备机枪的武工队不多。
拿冀中七分区武工队来讲，这支队伍刚建立的时候，分成了两个分队，一共二十来个人，有 24 支德造驳壳枪，12 支晋造冲锋枪。笔者走访过的一位老首长（冀南军区的某个武工队员）回忆，他们的武工队刚建时，只有 11 人，装备着 13 支德造驳壳枪，还有 4 支晋造冲锋枪和 4 支捷克马步枪。在抗战队伍里大刀长矛独撅占比还不低的时候，武工队这样的装备可不是一般的好。
4. 任务以及斗争的办法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清楚地给武工队定下任务：“一是对敌人和伪军展开宣传战，把人心收回来；二是和地方党政合作做敌占区群众工作，组织革命两面派的村子，发展秘密的敌后武装；三是开展敌伪军的组织工作（重点是下层）；四是除掉汉奸；五是保护交通，展开经济斗争。”
在 1942 年 9 月 3 日，一二九师政治部颁发的《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里，把武工队的任务与行动准则定成了这样：“1.实实在在照顾和保护群众的利益，发动群众，靠着群众去斗争；2.得有武装做依靠（包括部队公开的武装支持还有武工队自身的武装），这样才能坚持斗争，保持优势；3.惩罚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4.强化武工队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晋察冀军区有这样的规定：“1.散发宣传材料，朝着碉堡喊话，举办伪军伪属的座谈会，让伪军失去斗志；2.狠狠惩治汉奸，把敌伪政权给摧毁掉；3.动员群众，组建秘密武装。”
一一五师做出了这样的规定：“1.深入并系统地开展敌伪方面的工作；2.把敌伪的侦察网、情报站和经济配济机关给破坏掉，打击特务便衣的活动，拦截敌人的运粮队伍；3.进行广泛的小规模宣传活动；4.跟伪军伪政权建立关系，构建咱们自己的情报系统。”
总之能看出来，武工队在各个地区的任务有点不一样，不过大体上差不多。
二、抗战的时候，敌后各县、区派出去的武工队
差不多在各军分区派出武工队的时候，华北敌后的各县、区也组织了武工队。
这里稍微岔开一下话题，给您讲讲既是战士又是诗人的陈辉烈士。
1945 年，这县再次组建武工队，当时是房涞涿县四区区委书记的陈辉积极要求参加，又被选上了，当了武工队的政委。有一回在敌后行动，因为叛徒出卖，陈辉和警卫员两个人被敌人围在了一座民房里。一番激烈战斗后，警卫员牺牲了，陈辉的子弹也打光了。看着蜂拥冲进院子想活捉他的日伪军，他毫不犹豫地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扑向敌人，这位 24 岁的湖南小伙，为了民族解放，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河北的土地上。
咱说回正题，像陈辉带领的这类武工队，在华北、华中敌后那是相当常见。1942 年 7 月下旬，冀中九地委在肃宁县朱庄开扩大会议，会上，地委书记吴立人直说，因为主力外转，地区情况变糟，各县得马上组织手枪队和武工队，进到敌占的村子里，除掉汉奸，发动群众，打击伪政权。随后，九地委管的各县武工队很快就组成了。像情景喜剧《地下交通站》里的石青山武工队，长篇回忆录《城阳武工队》里的李肇兰武工队等，都是县属的武工队。
1945 年 6 月，中共苏中区委给华中局的有关第六军分区情况的报告里讲：这个分区的四个县委“有县武工队四个，区武工队十七个……步枪二百四十多支，机枪六挺，驳壳枪一百四十多支。”
据曾经的武工队员、离休前是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的刘乃晏回忆，在 1941 年，山东根据地的费东县（从费县东部地区分出来设置的），组织了 6 支县属武工队，每队 5 到 7 个人。武工队装备不行，有的是土枪，好点的也就汉阳造。不光枪不好，子弹也少，每人就 2 到 3 发。
像这种从县、区派出来的武工队，跟贾正喜参加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里描绘的那种武工队，在人员选配还有武器装备这些方面，差别可大着呢。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各县、区有武工队，华北敌后的各主力旅、团也组织了武工队，这些武工队都差不太多。
三、抗战期间往敌后去拓展根据地的武工队
拿冀热辽军区的武工队来说。
1942 年，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巩固口里，发展口外，扩大根据地，武装开辟‘满州国’”的指示，冀东区党分委和十三军分区从这年秋天开始，组织了一支武工队，队长是宋国祥，指导员是张仲三。这支武工队前往滦东、卢龙、抚宁、监榆、凌源、青龙、绥中等地侦察敌情，动员群众，为开辟工作做准备。武工队出关后，东北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张化东也加入进来，成为武工队的第一书记一块儿行动。
这个武工队跟冀中五一反扫荡之后的武工队不太一样，它是为了在敌人占领的地方用武装手段开辟政权才组建的，武工队本身就是政权的预备队伍。就在同一年 12 月，冀东十三地委决定成立临抚凌青绥联合县工委和行政办事处。武工队的第一书记张化东当上了联合县的工委书记，武工队的队长宋国祥成了办事处主任（也就是县长），武工队的指导员变成了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
1945 年春天，十六地分委和十六军分区依照冀热辽区党委以及冀热辽军区的指示，再次组建了四个武工队，持续朝着“满州国”开拓新的区域。这四个武工队都是预备的政权班子，武工队队长同时也就是开拓后的联合县的工委书记。像凌（源）绥（中）兴（城）武工队的队长刘云鹤，被明确是开拓后的凌绥兴联合县的工委书记；朝（阳）建（平）新（惠）武工队的队长周鸣歧，被明确是开拓后的朝建新联合县的工委书记，其他的也都这样。
这种样式的武工队跟贾正喜他们那种样式的武工队存在好几处不一样：
一是在政权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不一样。像冀中各军分区武工队的人员构成前面说过了，它工作重点主要在敌工方面，和政权建设有点关联但不大（协助建设区、村政权，基本不涉及县政权），而冀东（冀热辽）的武工队本身就是党政军民融合在一起的一元化县级领导班子，通常是预备县的班子加上一个建制排组成的。
二是所属不一样。冀中敌后各个军分区的武工队是敌工部门直接管着。冀热辽的武工队直接由地委和军分区领导。
三是人员组成有差别。贾正喜他们那种武工队更像是特种部队，人员都是精挑细选的，通常不会扩充，不是谁想参加就能参加的。可冀热辽那种武工队却是想尽办法扩充，只要愿意参加就来者不拒，越多越好。像特委第一地委组织的武工队，1944 年朝敌后挺进的时候才五十多人，一年之后，已经发展到快六百人了。
四、临时把建制单位指派去充当武工队
1941 年 6 月 10 号，小日本鬼子对冀中大清河以北咱的十分区根据地搞了一场空前残忍的“大扫荡”，这地方情况变糟了，咱部队连以连为单位活动都难，哪怕以排为单位也不好行动，于是第十军分区 35、43 地区队就有了“大班”这种特别的编制。就是连下面不再有排和班的编制，直接管着“大班”。这“大班”比排小点，比班大点，差不多二十来人，连、排干部都到“大班”里去了。“大班”里面有党的分支部，还配了搞政工的人。按照冀中十地委书记兼十分区政委旷伏兆的规定，这些在大清河北敌后单独活动的“大班”，全都要履行武工队的职责。
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成建制临时充当的武工队。1946 年夏天，东北的伊通、双阳、磐石、桦甸这四个县被国民党军给占了，咱们这四个县的政权还有县大队没地方待，只能撤出来。为了能让党在这四个县继续开展工作，吉南地委和吉南军分区派出去四支武工队，跑到敌人后面去，分别在四县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搞敌后建政的工作。这四支武工队，其实就是 24 旅 70 团的四个建制排。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部特别出名的长篇小说叫《桐柏英雄》，在里面开辟新区的那个章节，男一号排长赵永生，带着他所在的排，奉命成为武工队，在新区斗争了一阵子之后就归队了。
这样的武工队，人员构成还有武器装备啥的，跟一般部队完全相同，一点区别都没有。
五、解放战争那个时候敌后政权性质的武工队
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年，不少解放区都沦陷了，变成了国统区，成了敌后。就这种敌后的情况，为了恢复和开辟新的区域，各级党组织大量组织了武工队。
1946 年 12 月 18 日，中共辽宁省委做出的《关于坚持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里，着重指出：“在各个地区都得组织那种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的武工队来开展活动，这是涵盖党政军民工作的综合性组织。”
据当时担任中共辽宁省西安地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政委的李砥平回忆说：“开辟敌后根据地，主要靠武装部队打开局面，同时也得有武装工作队配合，解决大部队作战解决不了的事儿。武工队主要负责肃清敌特、了解情况、发动群众、征粮征款啥的。武工队得有比较厉害的军事和政治干部带领，规模小但精悍，机动灵活，既能打击敌人，又能向群众宣传。”
李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西安地区，每个县都有武工队。而且地委和军分区还有直属的 4 个武工队，每个队大概 40 人。其中一个在开原东北的郜家店、威远堡那一块儿活动；一个在西丰北柏树村、高力墓子那一块儿活动；一个在东丰、西丰之间的小四平、老营厂那一块儿活动；还有一个在东丰西南山城北的姜家油房、胡仙堂那一块儿活动。
这种样式的武工队，东北有，华北有，西北有，华东也有，甚至比抗战那会还常见。峻青的小说《黎明的河边》，讲的就是他自己参加过的解放战争时武工队的战斗情况。
这种类型的武工队，往往有着敌后政权的属性，好多武工队自身就相当于敌后某个县或者某个区的班子，武工队的领导同时也是某个政权的领导。当年有“上马武工队，下马区政府”的说法，讲的就是这种状况。像张家口被敌人占领后成立的崇礼西区武工队，政委宋春元同时也是西区的区委书记；像辽吉被敌人占领后成立的长岭武工队，政委吴甄铎同时也是长岭县的县委书记；像苏常太被敌人占领后成立的江南武工队，队长兼政委包厚昌同时也是当地的工委书记。北平近郊的房山、良乡、宛平、大兴等县，咱们所有的区政权，都是以武工队的形式存在，武工队长就是区长，武工队政委就是区委书记。老电影《红色的种子》里出现的那支武工队，带队的领导（孙道临饰演），就是咱们敌后某县的县委书记。
六、解放初期剿灭土匪和建立政权时的武工队
渡江战役结束后，咱们解放大军很快向南推进，解放了好多地方。在这些新解放的区域，咱们的政权刚建立，还不太稳当，土匪也没清理干净，靠政权来完成征粮征款的工作很困难，所以就组织了好多武工队去新区的各个村子开展工作。这种武工队，有的专门剿匪，有的专门征粮，还有的既剿匪又征粮。
1951 年 5 月 1 日，中南局和中南军区在《关于清匪肃特的指示》里提出：“负责清剿潜藏分散匪特的部队，要依照不同地区、不同状况，从地方武装还有公安部队里挑出比较精干的人，组成好些个 10 人到 20 人的武装工作队，当作联合民兵以及广大群众的骨干力量。在工作队里面再组织若干个飞行捕捉小组，专门负责抓捕潜藏的匪首以及破获特务地下军这类工作。”
1950 年 11 月 10 号，为了消灭“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曹绍华那股土匪，咱贵州军区剿匪东集团指挥部展开了长（顺）紫（云）惠（水）铁壁合围的战役，活捉了“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曹绍华等 208 个人，打死了“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委员会”主席兼总参谋长马启忠等 125 个人。这次战役中咱参战的主要力量，是八支武工队和 140 团的一部分。比黄继光还早用身体堵敌机枪眼的有名战斗英雄肖国宝，就是这场战役里的一名武工队员。
这时候的武工队，通常由营、连级干部当队长，一些班排长以及作战经验足的老兵做队员。因为大军刚从北方南下，对这儿的地理、民情、风俗、口音啥的都不清楚，所以每队都让部分当地县区武装的骨干加入进来。炒了好几十年还在炒的“双枪女匪陈大嫂”，是被武工队员陈凤美抓住的，而陈凤美呢，是从长顺县警备营抽调到武工队的。
在这一时期，就拿湖南省委、省军区 1951 年 6 月 22 日《关于剿匪工作的联合指示》里的要求来说，武工队的装备得“以短促自动火器驳壳枪冲锋枪等为主，而且弹药得配足。”由于凯申大队长不停地送，咱们解放大军里的二十响、冲锋式之类的，已经很充足了，武工队的轻武器装备基本上是按需求来配，想要啥就有啥。
1951 年 8 月，西北军区在《关于目前匪情和今后剿匪、巩固治安的任务》里提到：“八个月的剿匪经验表明，武工队是消灭小股散匪最管用的组织。”在解放初期的剿匪战斗里，武工队这种组织形式特别常见，全国的剿匪战场都是这样。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部著名演员达式常主演的电影叫《难忘的战斗》，这里面展现的征粮工作队，在一些地区被叫做武工队。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里描写的，由全团精心挑选出的战斗骨干组成的 36 人的剿匪小分队，在某些地区也被称作武工队。
七、网络跟地摊上炒作的，其实是游击队那种所谓的武工队
某刊物登了一篇《一支土枪闹敌后》的报道，讲的是河北安国县抗日英雄孙佐培领着武工队打鬼子的情况。据说在 1942 年，安国县第一区青救会主任、才 17 岁的孙佐培弄了一支武工队，这武工队所有的装备，就只有一支“撅把子”。这支撅把子由他这个武工队长带着，他手下的武工队员，不是拿大刀，就是拿红缨枪，不过每人都有几颗手榴弹。
近四十年来老是被热炒的那个所谓李向阳的原型（我可烦这种不搭边的原型说法）郭兴，据说还是太行军区辉县武工队的队长。当年的郭兴才 17 岁，1941 年组织武工队的时候，就三个兵两把枪。这两把枪，一把是老旧的“汉阳造”长枪，一把是“撅把子”短枪，长枪就 3 发子弹，短枪就 2 发子弹。
解放战争打响后，整个南方都成了敌后。南方的党组织也在搞武装斗争，这里面有好多被现在的人叫武工队的敌后武装。像在川东华蓥山那块，有陈尧楷、徐相应等人领导的武工队，在张家场、杨通庙、文星乡一带活动；有王群、向杰栋、胡正兴、粟绍波等人领导的武工队，在观阁、桂花场、千坵塝一带活动；有张蜀俊、袁念之领导的武工队，在阳和乡、天池乡和挹爽、观音乡一带活动；还有王兆南领导的武工队，在东岳乡一带活动等等。这些武工队大多用土枪，不少拿刀矛凑数。
或许是我掌握的资料不多，像孙佐培武工队、郭兴武工队、华蓥山武工队这类所谓的武工队，除了媒体和自媒体的反复照搬，我从来没在原始文献里见到过相关记载。
那些描述和复制粘贴孙佐培、郭兴还有华蓥山武工队的作家和网络抄袭者，或许根本就不明白武工队是啥，在他们心里，估计只要是穿着便衣带着武装的，就都算武工队了。
这压根不是武工队，分明就是实实在在的游击队。上面提到的六种武工队，虽说它们的隶属情况、人员组成、武器配备啥的都不一样，可都得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得由某个上级派出来，不能是自己搞的；另一个是得是工作队，不能只是打仗。孙佐培也好，郭兴也好，华蓥山地下武装也好，很明显都不满足这些条件。
写在后面的话
在战争年代，好多东西都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发生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像不同组织形式的武工队也是有变化的，一开始是这样，后来变成那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不过大体上，就是前面说的这几种。
梳理得可能不全面，也可能不准确，欢迎大家来补充和纠正。
武工队确实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游击队。解放后有不少武工队员进入公安系统，他们都是人才！武工队的人员素质是不一般的。从另外一个反面例子也可以看出来：某回忆录记载有一次开会领导批评某些武工队员在墙根撒尿拉屎以及在地上仍纸烟头（这些不是当地老百姓习惯）很容易引起鬼子的注意。武工队不仅武器装备好，人员素质高，经济条件也是不错的！
以前表格中有所谓“参加革命工作”和“何时入党”两项， 俺们原单位有个领导，追悼会悼词中有“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词句，我问过搞组织工作的人，他说正式文件对“参加革命工作”的规定是要从“吃供给制算起”的，那位1948年入党的领导， 是在东北北满好像是哈尔滨读中专时入的党，没吃供给制，而1950年毕业参加工作。
我在黄泛区农场酒厂的蔬菜队队长， 1942年参军同年入党， 1948年二野打下开封后，退伍回家分田种地去了，后来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他觉得自己没有土地了，乘农场招工时到了农场，一直拿着二级工的钱， 直到好像是1975年还是哪一年58年前“参加工作”的全部转为三级工，才拿到的三级工的工资。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年时，颁发给他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 当然是享受离休待遇了。
您说的那位武工队队长， 估计当队长时有点像”临时工“没吃供给制的小米，就不算参加工作， 虽然肯定是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