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在病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将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召到了病床前。
毛泽东——这位早在青年时代就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气魄宏大的诗句，立志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人，直到暮年，仍然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他要向自己的接班人华国锋亲自交代一下后事。
毛泽东对华国锋及当时也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末日疯狂 ——“四人帮”及其余党策动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始末
本报记者 高集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于12月13日开庭，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其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庭审调查。法庭先后传讯了主犯王洪文、张春桥，并传同案在押犯王秀珍、徐景贤、施尚英到庭作证。这次庭审调查，充分揭露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始末。
一、建立“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张春桥、王洪文于1966年底和1967年8月初，在上海先后策动和指挥了两次大规模武斗，夺取了上海的党政领导权之后，立即着手“改造”上海民兵，建立由“四人帮”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为这支武装规定的宗旨是：“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还提出，这支武装要“学会打巷战”，并且要建立8至10个高炮师。1969年之后，他又多次告诉王秀珍等人，要他们在上海郊区造枪，造手榴弹，造地雷，并且说：“你们不要看这些土雷、土枪、土手榴弹，打起仗来还是起作用的。” 王洪文在供词中说：“我们抓这支武装的目的，就是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也就是保卫林彪、‘四人帮’夺得的权力。它是‘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王洪文和上海余党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张春桥为这支帮派武装所规定的宗旨和做法。 他们宣称要用这支帮派武装来“对付走资派”、“准备打内战”，还要抓所谓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因而，在1968年这支武装刚一建立，就对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上海办事处进行了查、抄、封，说这些办事处是藏“走资派”的地方。他们还以上海市革委会的名义授予这支帮派武装抓人、关人、审讯和办所谓学习班的权力，用王洪文供词中的话来说，“实际上是镇压群众”，“抓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那些人”。 为了牢牢地控制这支武装，张春桥、王洪文公然剥夺了上海警备区对上海民兵的领导权。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我是抓住不放的”。“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他告诉王秀珍要把上海市和各区的民兵指挥部的领导班子配备好，并且说：“对文化大革命态度有问题的，应调下去。部队干部也要看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好的就调回部队”。于是，以帮划线，“造反派”为主体，就成了“四人帮”控制上海民兵的组织原则。
王洪文和其余党还用地方资金在上海建立所谓“小三线”，为帮派武装制造武器。他们还把上海新中华机械厂改为造自动步枪的厂，并要上海电缆厂用剩余零件装备半自动步枪。1970年，王洪文又让摩托车厂配备一部分摩托车给民兵，装备了一个摩托团。他说：“上海的民兵应该装备好些，要达到和解放军平起平坐的水平。” 张春桥、王洪文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在上海经营了这样一支帮派武装。王洪文承认，他和“四人帮”上海余党为建立帮派武装所做的一切，为上海的武装叛乱创造了条件。
二、“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
在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每当形势的发展对他们不利时，就对上海余党灌输“准备上山打游击”、“要打仗”、“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的思想，要余党抓好上海民兵，作好准备。在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又连续发出秘密指示，阴谋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75年1月，召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经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了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在会议期间，王洪文就忧心忡忡地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1974年到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主席多次批评了“四人帮”，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副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江青。在这种情况下，王洪文于1975年7月跑到上海，一直呆到那年11月中旬才回北京。在上海期间，他在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论中央任命了一批各军种、兵种和大军区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时说，“这些人邓（指邓小平同志）都很熟悉，我和春桥都不熟悉”。马、徐、王要王洪文回北京抓权，王洪文说：“邓小平的权是毛主席给的，我有什么权”。王洪文还对马天水以及他的“小兄弟”们多次讲，“要准备上山打游击”。他并在那年9月间召集上海民兵的头头们开会，进行所谓路线交底，在会上叫嚷说，谁要一个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再把民兵拉起来。会后，他对马天水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放在军队仓库里不放心，要下放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之后，他还去看了存放武器的仓库。
1976年4月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惊恐万状。王洪文从4月1日至4月7日，几乎天天同马天水、王秀珍通电话，要他们“把民兵拉出去”，“防止上海出现类似天安门广场事件”，“哪里出现问题就在哪里解决”。王秀珍向上海民兵和公安局的负责人做了传达和布置，要他们“协同作战”，准备动用帮派武装镇压群众。 1976年5月7日，姚文元在北京接见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陈冀德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陈冀德回到上海后向上海的余党作了传达。1976年7月上旬，姚文元又布置《红旗》杂志搞一篇关于《加强工人民兵建设》的文章，经姚文元审定于1976年《红旗》杂志第8期上发表，鼓吹“广大民兵……要同党内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为策动武装叛乱作舆论准备。 1976年8月，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是6453部队”，“这个部队我根本调不动”，“这个部队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说：“真正打起仗来，上海主要依靠民兵这支力量”。随后，马天水立即检查对民兵发枪的情况，下令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一千多万发，为策动武装叛乱作了实际准备。
1976年9月21日，徐景贤在北京把丁盛到上海密谈和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对徐景贤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徐景贤在供词中说：“我懂得，这话是提醒我们要注意行动的时间和行动的方式。” 1976年9月23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王洪文在供词中说，他的这番话对上海的影响很大，“在思想上对上海民兵叛乱创造了条件。”
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向“四人帮”的余党传达他的意见，根据徐景贤的记录，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徐景贤在供词中说：“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
三、余党末日垂死挣扎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8日，徐景贤、王秀珍派人到北京刺探消息，到了晚上，那个人就按照预定的暗语，从北京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四人帮”发生了最严重情况的消息。从8日晚到12日晚，上海的余党多次召开会议，群魔乱舞，杀气腾腾，阴谋发动武装叛乱，进行垂死挣扎。 8日晚上，上海余党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的有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以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肖木。会上，他们在议论了“四人帮”可能被捕的情况之后，朱永嘉就提出：“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朱永嘉的这个孤注一掷，发动武装叛乱的反革命主张，得到其他余党的同意。他们一方面张牙舞爪，准备大干，另一方面又提心吊胆，害怕有人来抓他们，在康平路被“一网打尽”。于是他们决定，组成两套叛乱指挥班子，设置两个秘密指挥点，当晚就撤出康平路机关。两个指挥点的地点和人员的分工是：一号点设在丁香花园，由徐景贤率领，有王少庸、朱永嘉等人，负责抓总和武装叛乱的舆论准备，是文的一路；二号点设在市民兵指挥部，由王秀珍率领，有冯国柱、廖祖康等人，直接指挥武装叛乱，是武的一路。后来，根据廖祖康的意见，在叛乱指挥班子里又增加了上海警备区副政治委员李彬山、市总工会的头头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等人。徐景贤当场写了调集33，500名民兵“加强战备”的手令，交给王秀珍执行。然后，文武两路人马进入各自的指挥点，准备发动武装叛乱。 文的一路叛乱班子中，朱永嘉极为猖狂。他在康平路的会后，立即奔往上海的两家报社和广播电台做发动舆论宣传的部署。接着，又到市委写作组布置撰写反革命宣传材料。在他和王知常的煽动下，市委写作组的几个人，那几天一直处在准备叛乱的反革命狂热中。 武的一路，由王秀珍率领着，于8日深夜到市民兵指挥部，进行发动武装叛乱的具体准备。这一路人马大多是王洪文的亲信“小兄弟”、“四人帮”在上海行凶作恶的打手。王秀珍向他们布置了任务：要施尚英等几个民兵负责人研究和提出武装叛乱的作战方案；要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等几个当年参加过大规模武斗的人，一旦打起来，分别到指挥点去指挥叛乱。这伙人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心怀鬼胎。他们怕引人注目，连市民兵指挥部都不敢呆，在9日凌晨就匆匆将二号点移往东湖路招待所。 在王秀珍的指挥下，李彬山、施尚英等人制定了民兵行动的初步方案，并由施尚英于9日上午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枪配套，枪弹配套，调集车辆、物资等等。在那几天里，共动用各种武器27，000余件，调集车辆225辆和大量食品、物资，还在各民兵指挥所架设了15部电台，并沟通了联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青、徐成虎也按照王秀珍的部署调集了1，300人的机动力量，并增发了枪支。 8日之后，余党们纷纷烧毁材料，消灭他们为“四人帮”效忠的各种罪证。有的表示“准备坐牢、杀头”、“要完就一起完”；有的布置转移家属；有的向老婆诀别，说“现在离婚还来得及”；有的出门携带着枪支、匕首，以备亡命之用。总之，在余党内部发出了末日临头的哀鸣，呈现了覆灭前的混乱。 9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从秘密指挥点回到康平路机关，接到马天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们以上海市委的名义对党中央8日发表的两个决定（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建立毛主席纪念堂）表态。徐、王在电话中探问“三位领导”（即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情况，马天水含糊地支吾了一番。当晚，马天水又来电话传达党中央的命令，要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参加会议。10日下午，徐景贤、王秀珍去了北京。 让马天水打电话给上海余党，以及把徐景贤、王秀珍调往北京，对牵制上海余党发动武装叛乱，起了重要作用。10日到11日，上海的余党在等待徐景贤、王秀珍到京后的消息。一号点的那些人，在徐景贤走后，朱永嘉还在市委写作组中进行煽动。二号点的那些人，由廖祖康、陈阿大带领着，每天还在东湖路招待所碰头，探听消息，窥测方向。11日，他们探听到上海警备区去南京开会的几个负责同志已经回到上海，并作了加强战备的部署。他们于是又大为惊慌，认为东湖路招待所已成招人注目的地方，聚会地点必须转移。12日，这些人在市工人文化宫碰头，廖祖康鼓吹要采取一些所谓的实际行动。他们决定在国棉31厂另设一个联络点，由戴立清在那里值班，并负责拟定反革命标语（戴立清和黄金海等人一共拟了21条反革命标语），还要在他们的亲信骨干中进行反革命吹风。 12日晚上8时许，上海的余党又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开会。参加的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王日初、朱永嘉、廖祖康、肖木、何秀文等人。会前，他们已经确知“四人帮”被粉碎。会上，马振龙、朱永嘉为“四人帮”的覆灭放声痛哭。朱永嘉提出要马上干，“再拖下去就全完了”。陈阿大、叶昌明、肖木、王知常猖狂叫嚷要干就大干。黄涛表示要干就坚决干。这些亡命狂徒提出要发动群众，停产罢工，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用沉船封锁吴淞江口，切断电网，控制要害部门，破坏铁路桥梁等等反革命策划。王少庸叫嚷要把全市搞瘫痪。叶昌明还在会上打电话给钟定栋，要他连夜拟定发动武装叛乱的方案。余党的末日疯狂发作达到了顶点。会中，马天水、王秀珍从北京来电话，说他们13日可以回来，要余党们务必等他们回来。朱永嘉、王知常认为不能等待，主张天亮前就派民兵进驻报社、电台，发“告全国、全市人民书”，放手大干，并且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张春桥，还我姚文元，还我王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可是，群凶无首，由谁发布命令呢？与会的几个常委同意加紧准备，但要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发动武装叛乱。这个余党末日的疯狂会议，一直到凌晨才散。 13日凌晨，钟定栋拟定了名为“捍一”、“方二”的发动武装叛乱的方案。市总工会和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们布置了准备武装叛乱的反革命吹风。下午，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王知常还曾进行活动，企图把民兵拉出来，作最后的挣扎，但未能成事。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正式传到了上海。“四人帮”对上海的十年统治和他们策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倾刻瓦解。上海人民欢庆再生，“四人帮”的余党的末日终于降临了。
好像人人都有点三心二意，怕怕滴。
后来，民兵们就解散没事儿干，工厂里开始给大家发各种名目的奖金，挣奖金是硬道理的时代开启廖。
没法子么，产业工人阶级也爱钱，这是“致命伤”。
前言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在病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将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召到了病床前。
毛泽东——这位早在青年时代就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气魄宏大的诗句，立志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人，直到暮年，仍然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他要向自己的接班人华国锋亲自交代一下后事。
毛泽东对华国锋及当时也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末日疯狂
——“四人帮”及其余党策动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始末
本报记者 高集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于12月13日开庭，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其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庭审调查。法庭先后传讯了主犯王洪文、张春桥，并传同案在押犯王秀珍、徐景贤、施尚英到庭作证。这次庭审调查，充分揭露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始末。
一、建立“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张春桥、王洪文于1966年底和1967年8月初，在上海先后策动和指挥了两次大规模武斗，夺取了上海的党政领导权之后，立即着手“改造”上海民兵，建立由“四人帮”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为这支武装规定的宗旨是：“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还提出，这支武装要“学会打巷战”，并且要建立8至10个高炮师。1969年之后，他又多次告诉王秀珍等人，要他们在上海郊区造枪，造手榴弹，造地雷，并且说：“你们不要看这些土雷、土枪、土手榴弹，打起仗来还是起作用的。”
王洪文在供词中说：“我们抓这支武装的目的，就是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也就是保卫林彪、‘四人帮’夺得的权力。它是‘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王洪文和上海余党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张春桥为这支帮派武装所规定的宗旨和做法。
他们宣称要用这支帮派武装来“对付走资派”、“准备打内战”，还要抓所谓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因而，在1968年这支武装刚一建立，就对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上海办事处进行了查、抄、封，说这些办事处是藏“走资派”的地方。他们还以上海市革委会的名义授予这支帮派武装抓人、关人、审讯和办所谓学习班的权力，用王洪文供词中的话来说，“实际上是镇压群众”，“抓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那些人”。
为了牢牢地控制这支武装，张春桥、王洪文公然剥夺了上海警备区对上海民兵的领导权。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我是抓住不放的”。“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他告诉王秀珍要把上海市和各区的民兵指挥部的领导班子配备好，并且说：“对文化大革命态度有问题的，应调下去。部队干部也要看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好的就调回部队”。于是，以帮划线，“造反派”为主体，就成了“四人帮”控制上海民兵的组织原则。
王洪文和其余党还用地方资金在上海建立所谓“小三线”，为帮派武装制造武器。他们还把上海新中华机械厂改为造自动步枪的厂，并要上海电缆厂用剩余零件装备半自动步枪。1970年，王洪文又让摩托车厂配备一部分摩托车给民兵，装备了一个摩托团。他说：“上海的民兵应该装备好些，要达到和解放军平起平坐的水平。”
张春桥、王洪文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在上海经营了这样一支帮派武装。王洪文承认，他和“四人帮”上海余党为建立帮派武装所做的一切，为上海的武装叛乱创造了条件。
二、“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
在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每当形势的发展对他们不利时，就对上海余党灌输“准备上山打游击”、“要打仗”、“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的思想，要余党抓好上海民兵，作好准备。在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又连续发出秘密指示，阴谋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75年1月，召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经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了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在会议期间，王洪文就忧心忡忡地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1974年到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主席多次批评了“四人帮”，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副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江青。在这种情况下，王洪文于1975年7月跑到上海，一直呆到那年11月中旬才回北京。在上海期间，他在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论中央任命了一批各军种、兵种和大军区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时说，“这些人邓（指邓小平同志）都很熟悉，我和春桥都不熟悉”。马、徐、王要王洪文回北京抓权，王洪文说：“邓小平的权是毛主席给的，我有什么权”。王洪文还对马天水以及他的“小兄弟”们多次讲，“要准备上山打游击”。他并在那年9月间召集上海民兵的头头们开会，进行所谓路线交底，在会上叫嚷说，谁要一个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再把民兵拉起来。会后，他对马天水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放在军队仓库里不放心，要下放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之后，他还去看了存放武器的仓库。
1976年4月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惊恐万状。王洪文从4月1日至4月7日，几乎天天同马天水、王秀珍通电话，要他们“把民兵拉出去”，“防止上海出现类似天安门广场事件”，“哪里出现问题就在哪里解决”。王秀珍向上海民兵和公安局的负责人做了传达和布置，要他们“协同作战”，准备动用帮派武装镇压群众。
1976年5月7日，姚文元在北京接见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陈冀德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陈冀德回到上海后向上海的余党作了传达。1976年7月上旬，姚文元又布置《红旗》杂志搞一篇关于《加强工人民兵建设》的文章，经姚文元审定于1976年《红旗》杂志第8期上发表，鼓吹“广大民兵……要同党内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为策动武装叛乱作舆论准备。
1976年8月，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是6453部队”，“这个部队我根本调不动”，“这个部队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说：“真正打起仗来，上海主要依靠民兵这支力量”。随后，马天水立即检查对民兵发枪的情况，下令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一千多万发，为策动武装叛乱作了实际准备。
1976年9月21日，徐景贤在北京把丁盛到上海密谈和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对徐景贤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徐景贤在供词中说：“我懂得，这话是提醒我们要注意行动的时间和行动的方式。”
1976年9月23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王洪文在供词中说，他的这番话对上海的影响很大，“在思想上对上海民兵叛乱创造了条件。”
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向“四人帮”的余党传达他的意见，根据徐景贤的记录，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徐景贤在供词中说：“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
三、余党末日垂死挣扎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8日，徐景贤、王秀珍派人到北京刺探消息，到了晚上，那个人就按照预定的暗语，从北京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四人帮”发生了最严重情况的消息。从8日晚到12日晚，上海的余党多次召开会议，群魔乱舞，杀气腾腾，阴谋发动武装叛乱，进行垂死挣扎。
8日晚上，上海余党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的有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以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肖木。会上，他们在议论了“四人帮”可能被捕的情况之后，朱永嘉就提出：“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朱永嘉的这个孤注一掷，发动武装叛乱的反革命主张，得到其他余党的同意。他们一方面张牙舞爪，准备大干，另一方面又提心吊胆，害怕有人来抓他们，在康平路被“一网打尽”。于是他们决定，组成两套叛乱指挥班子，设置两个秘密指挥点，当晚就撤出康平路机关。两个指挥点的地点和人员的分工是：一号点设在丁香花园，由徐景贤率领，有王少庸、朱永嘉等人，负责抓总和武装叛乱的舆论准备，是文的一路；二号点设在市民兵指挥部，由王秀珍率领，有冯国柱、廖祖康等人，直接指挥武装叛乱，是武的一路。后来，根据廖祖康的意见，在叛乱指挥班子里又增加了上海警备区副政治委员李彬山、市总工会的头头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等人。徐景贤当场写了调集33，500名民兵“加强战备”的手令，交给王秀珍执行。然后，文武两路人马进入各自的指挥点，准备发动武装叛乱。
文的一路叛乱班子中，朱永嘉极为猖狂。他在康平路的会后，立即奔往上海的两家报社和广播电台做发动舆论宣传的部署。接着，又到市委写作组布置撰写反革命宣传材料。在他和王知常的煽动下，市委写作组的几个人，那几天一直处在准备叛乱的反革命狂热中。
武的一路，由王秀珍率领着，于8日深夜到市民兵指挥部，进行发动武装叛乱的具体准备。这一路人马大多是王洪文的亲信“小兄弟”、“四人帮”在上海行凶作恶的打手。王秀珍向他们布置了任务：要施尚英等几个民兵负责人研究和提出武装叛乱的作战方案；要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等几个当年参加过大规模武斗的人，一旦打起来，分别到指挥点去指挥叛乱。这伙人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心怀鬼胎。他们怕引人注目，连市民兵指挥部都不敢呆，在9日凌晨就匆匆将二号点移往东湖路招待所。
在王秀珍的指挥下，李彬山、施尚英等人制定了民兵行动的初步方案，并由施尚英于9日上午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枪配套，枪弹配套，调集车辆、物资等等。在那几天里，共动用各种武器27，000余件，调集车辆225辆和大量食品、物资，还在各民兵指挥所架设了15部电台，并沟通了联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青、徐成虎也按照王秀珍的部署调集了1，300人的机动力量，并增发了枪支。
8日之后，余党们纷纷烧毁材料，消灭他们为“四人帮”效忠的各种罪证。有的表示“准备坐牢、杀头”、“要完就一起完”；有的布置转移家属；有的向老婆诀别，说“现在离婚还来得及”；有的出门携带着枪支、匕首，以备亡命之用。总之，在余党内部发出了末日临头的哀鸣，呈现了覆灭前的混乱。
9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从秘密指挥点回到康平路机关，接到马天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们以上海市委的名义对党中央8日发表的两个决定（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建立毛主席纪念堂）表态。徐、王在电话中探问“三位领导”（即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情况，马天水含糊地支吾了一番。当晚，马天水又来电话传达党中央的命令，要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参加会议。10日下午，徐景贤、王秀珍去了北京。
让马天水打电话给上海余党，以及把徐景贤、王秀珍调往北京，对牵制上海余党发动武装叛乱，起了重要作用。10日到11日，上海的余党在等待徐景贤、王秀珍到京后的消息。一号点的那些人，在徐景贤走后，朱永嘉还在市委写作组中进行煽动。二号点的那些人，由廖祖康、陈阿大带领着，每天还在东湖路招待所碰头，探听消息，窥测方向。11日，他们探听到上海警备区去南京开会的几个负责同志已经回到上海，并作了加强战备的部署。他们于是又大为惊慌，认为东湖路招待所已成招人注目的地方，聚会地点必须转移。12日，这些人在市工人文化宫碰头，廖祖康鼓吹要采取一些所谓的实际行动。他们决定在国棉31厂另设一个联络点，由戴立清在那里值班，并负责拟定反革命标语（戴立清和黄金海等人一共拟了21条反革命标语），还要在他们的亲信骨干中进行反革命吹风。
12日晚上8时许，上海的余党又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开会。参加的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王日初、朱永嘉、廖祖康、肖木、何秀文等人。会前，他们已经确知“四人帮”被粉碎。会上，马振龙、朱永嘉为“四人帮”的覆灭放声痛哭。朱永嘉提出要马上干，“再拖下去就全完了”。陈阿大、叶昌明、肖木、王知常猖狂叫嚷要干就大干。黄涛表示要干就坚决干。这些亡命狂徒提出要发动群众，停产罢工，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用沉船封锁吴淞江口，切断电网，控制要害部门，破坏铁路桥梁等等反革命策划。王少庸叫嚷要把全市搞瘫痪。叶昌明还在会上打电话给钟定栋，要他连夜拟定发动武装叛乱的方案。余党的末日疯狂发作达到了顶点。会中，马天水、王秀珍从北京来电话，说他们13日可以回来，要余党们务必等他们回来。朱永嘉、王知常认为不能等待，主张天亮前就派民兵进驻报社、电台，发“告全国、全市人民书”，放手大干，并且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张春桥，还我姚文元，还我王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可是，群凶无首，由谁发布命令呢？与会的几个常委同意加紧准备，但要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发动武装叛乱。这个余党末日的疯狂会议，一直到凌晨才散。
13日凌晨，钟定栋拟定了名为“捍一”、“方二”的发动武装叛乱的方案。市总工会和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们布置了准备武装叛乱的反革命吹风。下午，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王知常还曾进行活动，企图把民兵拉出来，作最后的挣扎，但未能成事。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正式传到了上海。“四人帮”对上海的十年统治和他们策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倾刻瓦解。上海人民欢庆再生，“四人帮”的余党的末日终于降临了。
好像人人都有点三心二意，怕怕滴。
后来，民兵们就解散没事儿干，工厂里开始给大家发各种名目的奖金，挣奖金是硬道理的时代开启廖。
没法子么，产业工人阶级也爱钱，这是“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