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辉煌的北洋政府 - 黑郁金香的博文 - 美国中文网 (sinovision.net)
热度 1已有 8088 次阅读2014-8-30 22:42 |个人分类:军事历史|系统分类:军事| 中国近代史, 北伐战争, 北京政府, 国务院, republic分享到微信
北洋军阀政府(1912年～1928年)是指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以天津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与政治时期。北洋派于这段时间里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权力格局中占优势地位，因而得名。北洋派领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先后担任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直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被国民政府替代为止。北洋军阀政府曾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国对外蒙古领土完整作出过重要贡献。主流观点则以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或1913年10月北京临时政府结束作为起始点。
中文名称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
英文名称 The republic of china
简 称 北洋政府，北京政府
所属洲 亚洲
首 都 北京
主要城市 北京、南京、奉天、武昌
国庆日 1911年10月10日
官方语言 汉语
政治体制 总统制共和制
国家领袖 袁世凯，黎元洪，张作霖
人口数量 约4亿
主要民族 汉族
国土面积1200万平方千米
立法机构 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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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中央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卿音庆)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在北洋军阀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袁世凯被官史骂为头号“卖国贼”，主要罪状是签了“21条”，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成问题。“21条”是日本抛出的，袁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竭力推拖，并积极鼓动国际社会进行调停。袁在第一时间就把消息捅给英、美等国驻华使馆，同时还不顾日人的威胁和阻挠，故意把消息“泄露”给中国记者。在中国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人陷入被动。在谈判桌上，袁世凯也当仁不让，对原则性的“第五号”条款坚持不答应，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袖手旁观，在日本“最后通牒”的逼迫下，在日本以出兵为要挟下，袁世凯最后不得以签订了条约，但实际内容已远远不足21条。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而是与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甲午战争前，就是他在朝鲜跟日本人打了两仗，而且都没吃亏，还占了上风。“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痛哭失声，让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有趣的是，梁启超、蔡锷等发动倒袁的“护国运动”，却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他们为什么反对中国也实验君主立宪，那只有天知道了。袁世凯临终时，说的那句自己一死实“为日本去一大敌”，令人深思。看来，正因为袁世凯不甘做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才决定倒袁。日本侵华以后，北洋政府曾经的风云人物，无论人民评价好坏，没有一个投降日本做汉奸走狗的。相反，国民党和共产党却出了大批汉奸
北洋有清帝的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一大中华民国"。其后南京临时政府之临时大总统孙文辞职，南北统一，因此北洋是无可非议的正统，是国际普遍承认的，而所谓的护国，护法，二次革命之类都是武装叛乱。所谓的广东革命政府更是在勾结外国势力搞分裂。北洋政府有民选国会，成文宪法，总统也是选举的,国民政府有国民大会是1948年的事情，而且1948年的那个国大不符合1945年政协，无人承认。北洋的国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国会，得到了当时南北双方的认可，不像后来南京国会和“橡皮图章”，总有一部份中国人不承认的.
现在被广大网民吹捧的民国范，其实就是北洋范，什么教授拒见领袖，各种思想的兴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故事都发生在北洋期间。到1928年北洋时代结束，孙中山的民国确立，民国范就已荡然无存了。
“北洋军阀”这个名词是谁起的?如果改个名字“民主共和国领袖”，估计大家就不会反感了。每次在武昌红楼、新华门徜徉，总会感觉到那些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依然隐约穿梭在廊道里，黎元洪、汤化龙、袁世凯、蔡锷、段祺瑞、唐绍仪、吴佩孚、曹锟、冯国璋、张勋、汪精卫、胡汉民、张发奎、……
几十年后，当一切羁绊和封锁解除以后，掩盖不住的民国时期那段灿烂文化和层出不穷的各路英杰会彻底颠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旧思维。
北洋时期，中国开放党禁，报纸自由，经济恢复发展，政治理性。(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站对队伍的，是站胜国)。
一、北洋政府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北洋政府在它存续的十几年中，逐渐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对当政者的权力也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充分保护了人民权利。
(一)形式上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权力受到制约。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法，除《中华民国约法》外，均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以这一时期产生法律效力时间最长的《临时约法》为例，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决议”，“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公使得参议院同意”。其他诸如宣战、缔约、媾和及宣告大赦等权力均受到参议院的严格限制。临时大总统必须遵守法律，忠于职守，否则，将受参议院弹劾，并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天坛宪法》中，对总统的权力作了更多的限制，尤其是“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在肯定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的同时，又在事实上“合法”的剥夺总统的这项权力。这样，从《临时约法》发展到《天坛宪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在法律条文上逐渐完善。
三权分立政权机构是民主共和国的标志，在三权分立的政权机构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面对段祺瑞内阁的专权，国会内进步党和国民党摈除党见，联合起来，维护权力制衡的原则，对段祺瑞的权力形成有力牵制，这一点，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1917年5月，段祺瑞提出参战案，国会拒绝合作，形成了政治僵局。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适得其反，国会于5月19日作出决定，先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这就表明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态度。总统黎元洪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于5月23日解除段祺瑞的职务，从而引起政府危机，使段祺瑞的参战计划严重受挫。我们可以看出，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
(二)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都赋予人民空前的权利和自由。即使体现袁世凯独裁集权的“新约法”也有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规定，如“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新约法”第五条到第十条详细地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如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这就使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权利和自由。该时期的宪法已从立法角度确定个人权利并提供保障，并包含平等原则和保障权利观等内容。这种法律上的尊重，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三)司法独立体制得以建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和《天坛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独立、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如“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以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特别是最后这一条对法官自身权益的保护，更保证了司法的公正和独立。1920年，北京政府又以法令的形式对法官的自身公正作了补充规定：法官不得列名党籍。“无论何种结合，凡具有政党性质”，法官“盖不得列名，其以列名党籍者，即行宣告脱离”。这一点最具现代法治精神，使司法审判不会因一党私利而有失公正。
司法独立的原则不仅写在宪法中，而且，在实践中也有所体现。20年代围绕“金佛朗案”的争执，能够看出当时中国政治中司法独立的特征。早在1923年5月，直系政府曾做出决定，按照法国的要求解决“金佛朗案”，但为国会所否决。同年12月，曹锟基于“执政在野，亦反对甚力”而再次拒绝各国的要求。1925年4月11日段祺瑞的国务会议决定接受“金佛朗案”，使中国在对法赔款中蒙受损失。这件事情导致司法机关的介入，京师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事。10月2日，翁敬棠写出8000字报告，确认“金佛朗案”使中国损失8000多万，认为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已触犯刑律第108条，构成外患罪，应处“无期徒刑”，建议“饬令主办公员依法先行羁押，俾不致逍遥法外”。10月12日翁敬棠又检举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为“金佛朗案”从犯。翁敬棠以一个地方检察官的身份侦察此案，搜集证据，侦察活动历时6个月，整个过程依法进行，当时的中央政府至少不敢公然妄加干涉。这样的调查，与当今美国对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以及英国法官对布莱尔政府“凯利事件”的独立司法调查亦有一定可比性，可它却发生在八十年前的中国，这足以用“伟大”二字来评价。
北洋政府不但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与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蔡元培、鲁迅等人发着很高的工资。即使是在“五四”学运发生之后，即使是在“学运”出现了过激行为(如火烧私人住宅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不大像学运，有点像义和团)之后，军阀政府也没有用坦克、机枪来对付学生，反倒在压力下答应了学生的要求!这充分证明北洋政府对民意的尊重。
二、北洋政府是言论最自由，舆论环境最宽松的政府。
旧中国的政治历来基本上是由少数上层统治者操作，严禁民众议政。北洋军阀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那时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也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一个志愿者的团体甚至一个政党就从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摘政府的举措。
《东方杂志》、《民国时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先后创刊，人们利用舆论阵地对政府作合法监督。早在1913年4月27日，因北洋政府涉嫌“宋案”，上海民众就通电袁世凯、赵秉钧：“宋案铁证涉及二公，望总统携总理即日辞职，受法庭之审判。”这在当时震动很大。巴黎和会期间，国内舆论的活动表明现代舆论开始成熟。1919年2月5日《民国时报》披露，中国作为战胜国，按国际惯例，有权向和会提出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及秘密协定，但却遭到了日本政府蛮横干涉。消息传出，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北洋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没有向日本做出让步。《民国时报》在《本社专电》、《特约》等专栏上披露和会的发展情况，在巴黎的梁启超也利用《晨报》为舆论工具，不断报道有关山东交涉的种种最新动态，利用舆论来影响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中国政府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与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舆论方面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此外，如果当时没有允许民间办报、言论相对宽松这样的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
三、北洋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宽容与最具人性的政府。
历史上，每个王朝开国，都要大肆杀人。而北洋历史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的“暴君”，北洋军阀从来没有使用传统的大开杀戒的统治术。正是因为北洋政府的宽容与人性才使得“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
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情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既也没有把责任军队，也没有把学生说成是暴徒或反革命动乱分子，而是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惩处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没有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发配边疆，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尽管在革命的炮声中，北洋政府失败了，可是，北洋政府对人民的宽容和人性足以让历代中国政府感到羞辱。
四、北洋政府时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北洋政府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设厂专利垄断，大大激发了资产阶级投资建厂、振兴实业的热情，出现了民初的“产业革命”热潮。新的私人资本企业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这一时期被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北洋政府的经济成就显著：“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又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比较骄人的工业成就是：1920年中国从棉纱的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1919年福州船政局造出第一架水上飞机，到1931年共生产了11架。中国首批飞机设计师、技师和飞行员在此时涌现出来。江南造船所1918年获得美国海军运输舰4艘建造订货，这四艘万吨轮每艘排水量14750吨，1921年交付完毕。
民族金融业获得极大发展，1920年有华资银行103家比1911年增加六倍，其实收资本总额也从1913年底的2890.6万元增加到8808.4万元。
农业方面，北洋时期中国农业单产是印度的2-3倍，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美国的水平。整个北洋时期没有发生成千上万人饿死的现象。
1915年北洋政府组织全国各地产品参加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该次博览会上，中国展品获各等奖章1218枚，为各国获奖之冠。其中包括至今还享誉世界的“国酒茅台”、“金奖白兰地”等。
五、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依经济学家许涤新研究，1912年至1920年，按照总产值计算，每年经济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算，每年增长率为13.4%。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年至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官僚资本的发展自1912年以后开始衰败，外国资本也在1914年后受挫，惟有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平均发展速度为13.8%。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中华民国展品获得各类奖章1218枚，是各国获奖之冠，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北洋政府非凡的工业成就。
北洋政府将中国带入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是外在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北洋政府建立了市场经济。袁世凯请出张謇等一批经验丰富的企业家管理中国经济，并实现了财政平衡，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日后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实际上是直接得益于北洋政府建立的市场经济。
六、历史战绩
1919年10月，北洋军阀政府乘俄国十月革命之机派大将徐树铮出兵收复外蒙古。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外蒙古全境归还中国，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同时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收复!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渗透达多年，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徐树铮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废除《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地处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的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苏俄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沙皇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边防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俄国传统意义上的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他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苏俄如有机会，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1919年11月17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1919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七、历史地位
八、北洋时期有很多辉煌的东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应该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1912年到1926、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民国元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相对说来，暴民专制更厉害：著名记者黄远生是国民党暗杀的;1925年火烧《晨报》，是国民党主导的，将当时全国最有威望影响最大的报纸烧掉。其它如军阀张作霖杀邵飘萍等等，都有。但从整体来讲那时是最自由的。学术自由带来新文化运动。这是非常光辉的一个运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时期奠基的。
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过去我们说，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是由于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所以发展起来了。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条没有讲，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民国成立后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发展。袁世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经济，结果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同时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很明显的记录，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13.8%。一直到抗战前，经济发展记录都是很不错的。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国民党为了党派宣传，说抗战前是黄金十年，年均经济发展将近10%。其实义和团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北洋这方面的记录也不差。
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这是不合格的结论，要是考试，如果我改卷，这个答案会不及格;但你们改学生试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荒谬。实际情况怎样?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不讲个别例子，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这是被迫的，还有沙俄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但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看看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东西，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举个主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结果是谁收回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12日开始到1922年2月6日结束的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英美的调解和压力，中国和日本解决了山东问题，基本上五四时候提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了，主权收回来了。那么大的事都解决了，你说北洋卖国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权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经收回了。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来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孙传芳支持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一手收回的。这些例子很多。段祺瑞他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还专门召开了调查中国司法状况的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很简单，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各种各样原因都有，很多解释，但关键一条，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有人会跳起来，说污蔑中国司法，但没办法，要讲老实话。不相信就去试一下中国的传统刑法，看是否能接受。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西方中世纪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没有，承认吗?洋人到中国来不愿意接受野蛮的这一套。怎么办?学吧。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出指示，要废除和“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1]。这一否定，加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迷信宪法，我们是无法无天。中国人为此受尽苦头，都是无法无天的结果。反右，毛泽东说了几条标准，违反了就是右派。他讲几句话就是法律，跟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别?结果10%以上的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当时毛说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五六十万变成了右派，惨吗?这就是没有法律、不实行法治的结果。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北洋时期一直在坚持原来三权分立，独立司法的架构。在主权回收问题上，段祺瑞一方面开了司法调查会，另外还开了一个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旨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谈判在1925年11月19号达成协议，规定从1929年1月开始要将中国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还有些具体细节没有谈完，结果国民党捣乱、军阀矛盾，两个因素汇合，段祺瑞倒台，这事就黄了。国民党上台拣了个大便宜，于1929年1月如期收回关税自主权。把这样的政府骂为卖国政府，是不是有点离谱?
讲到这里还是在讲现象，更深刻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一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大变化，从原来的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这样一个状况，转变为华盛顿会议体系。这个体系特点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势力范围，然后美国插手，说要门户开放，某个国家的势力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华盛顿会议以后不同了，除了日本还想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其它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变了，认为应该在维护中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改革。国际上列强有这样的转变，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双方配合，所以北洋时候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时代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却是良好的开端。反对的人可以去看材料。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一部书，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讲北洋外交和中国如何收回主权，是很优秀的学术著作。
有些问题，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不及格了。比如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人家老早解决了，你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历史教师那是非看不可的书，二十一条怎么提出，怎么谈判，怎么斗争，怎么评价，资料齐全，清清楚楚。可能比较模糊的是段祺瑞时代，也就是袁世凯逝世后的那些做法。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书就知道，善后借款条件在当时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里面说山东问题换文本来从短期看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没有想到一战马上就结束了，不应该有这样的外交交涉。所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就是说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些失误。这样一讲，北洋是不是卖国就清楚了。
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乱，军阀混战。问题是，乱的根源在哪?过去我们简单化，说帝国主义在后面搞鬼，是不是呢?这个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证据。反而有些就有确凿证据，苏联在中国兴风作浪，它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工具，钱，顾问，武器都是它给的，想把中国变为它的一个外围，这个有根有据。
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革命，不能随便玩，要估计到后果可能很严重。原有的制度和规则，要是用暴力去摧毁，必然会经过一次大乱时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乱十年，到1799年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还是战争不断。不过他制定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英国革命什么时候胜利?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689年制订《权利法案》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英国革命巩固下来了。三十八年的混乱，四百万英国人死去二十万。我们讲的包围国会等，那时都有，克伦威尔就是这样干的。你说北洋时期包围国会、贿选等，凡是实行三权分立的，都有这样一个腐败过程。这个过程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净化机制，不断改进。你看台湾选举就是这样，最初国民党控制下贿选、操纵选举都有，经过几个回合的净化，现在在台湾，贿选抓到一件，马上就完蛋。有时要毁灭对方，制造一个类似收买选票之类的事件，一下子就会败选的。都要经过这一段的。人是很野蛮的，是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我们过去歌颂民族英雄，反过来想，人就是野蛮，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杀人掠夺上。没办法，人类就是要经过这么一段。
三权分立制度要成长起来，也要经过这一段。这个乱，是革命的必然后果。原有的权威失掉了，规则不再有权威保证施行，一旦推翻就乱，乱了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很困难。第二个原因，军阀本身是为了私利而争夺。第三个原因，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捣乱。跳出政治语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来看，这些说法对不对?例如国民党在广州的护法，我们都歌颂。但这些革命政权干了些什么?1924年4月，孙中山下令，将大理院院长赵士北撤职。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长不是选举产生的，孙中山想撤就撤。为什么撤呢?因为赵士北坚持司法要独立，跟孙中山主张的党化司法不一致。孙中山那时开始在广州建立政权，就是党国体制。乱就乱在这里。
记得意大利著名学术大师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句话的含义谁都明白，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历史就是胜利者的历史。然而，真相却只能有一个，可能是公众比历史学家们更迫切需要真相的缘故吧，便有了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断被改写、平反和注释的过程。有些历史因其年代的久远，也许永远没有了真相，可是，一些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还是可以寻觅到星星点点的印迹的，在真相的基础上作实事求是的评判，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民众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当我读了一些有关北洋政府的书籍和资料之后，便强烈感觉到这段历史应该重新阐释。
所谓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称北京政府，是指民国初年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建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是相对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革命政府）的称呼。在我的脑子里、在各种正统的宣传资料和教科书上，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恐怖最黑暗最混乱无序的年代，炮火硝烟、烧杀掳掠、勾心斗角、动荡不安，统治者们导演的丑剧、闹剧、悲剧一幕接着一幕，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卖国条约、府院之争、军事独裁、“三·一八”惨案……最近，我特意翻阅了由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这部历史著作尽管有一些独特的观点和清醒的认识，比如军阀政治失败的原因，该书归结为：军阀们没有能力变军事控制为政治控制，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规范出真正有权力的文官政府。这个观点应该是客观公正的。可是，该书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对那段历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故有的观念或者说主流观念上。
老实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历史没有多少兴趣，那都是些过去的事情，何必去费那个精力呢？后来，因为对某些已成定论或习以为常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疑问之后，才不得不注意起“历史”来，比如对北洋政府的兴趣就是因为我在不断阅读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为何发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何出现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尽管很不成熟）？为何能够诞生五千年历史上唯一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是什么因素成就了那么多迄今为止无人超越的思想家、文学家？
我的第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那段“最黑暗的时期”的政府更迭。我承认，那确实是一个军事主宰政治的时期，自袁世凯过世后，军阀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谁得势谁就获得了政权。然而，虽然这些军阀们都握有枪杆子，但是，他们在获取政权的时候大多都没有发生过流血牺牲。自1912年到1928年，除了1913年11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的两年半时间，其他各个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的，起码在形式上是这样，只是有些军阀如张作霖将权力抓得更紧一些。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按照法律程序继任大总统，黎继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恢复被袁解散的国会。此后，虽然政府多次废宪、立案，但都没有停止过起草永久性宪法的工作，都宣称效忠共和政体，都组成了一个名义上的文官政府。不管他们有多么大的野心，对权力是如何醉心，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他们都不愿背负破坏民主共和的罪责。因此，他们在战场上可以炼杀掳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老子天下第一，在政坛上，他们却不敢公开胡来，即使曹辊是靠贿选当上总统的，但他毕竟是通过选票而不是直接通过枪杆子上台的。这说明在这些丘八们的心里，合法即便表面上的合法是相当重要的。
我的第二个有趣的发现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们却特别害怕舆论、学生和知识分子。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曾百般讨好梁启超、宋教仁等与他意见不合的学界、政界人物；自袁世凯始，整个北洋政府期间，党派林立、报刊遍地，骂政府、骂总统、骂国会议员之声此起彼伏，学生运动、群众集会时常发生，真正遭到公开打击扼杀的还是不多，暗杀是有的，但对知识分子的暗杀主要还是发生在土匪头子张作霖当政期间；1926年3月18日，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内阁执政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祺瑞执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在国会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之后，他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对于国务院要求“阁员总辞职”，他照办执行。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祺瑞从此素食终生。
我的第三个有趣的发现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其复杂的背后因素。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偕参赞小幡、书记官高尾在北京怀仁堂觐见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直接递交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孙中山得知此事，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行动。其中的重大举动之一就是：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签订了所谓的《中日盟约》，将中国的诸多主权拱让日本，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持。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尚未正式签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凯曾向各级官员发出“密谕”，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足见袁世凯之无奈。遗憾的是，袁世凯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中山主动送给日本人了。他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有其普通教科书上没有提及的内容：1926年，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设水雷封锁了水道。曾经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于1926年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内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并要求“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列强的最后通牒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苏联人趁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可苏联政府仍然操纵学生发动了反抗政府活动，导致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的发生。
我还有其他许多有趣的发现，比如，“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并不是被袁世凯“窃取”的，比如袁世凯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当皇帝的，比如民国第一个被杀的报人黄远庸竟然是孙中山指使人干的……
当然，我并不是否认，北洋政府有很多腐败、荒唐、惨无人道的行为，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灾难，但这段时期似乎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不愿承认的东西。
我十分渴望，能有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家勇敢地站出来，对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进行一次基于客观事实的重新阐释。
楚梦，本名倪章荣，湖南人。作家，文史学者。
中国近代史上辉煌的北洋政府 - 黑郁金香的博文 - 美国中文网 (sinovision.net)
中国近代史上辉煌的北洋政府热度 1已有 8088 次阅读2014-8-30 22:42 |个人分类:军事历史|系统分类:军事| 中国近代史, 北伐战争, 北京政府, 国务院, republic分享到微信
北洋军阀政府(1912年～1928年)是指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以天津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与政治时期。北洋派于这段时间里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权力格局中占优势地位，因而得名。北洋派领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先后担任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直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被国民政府替代为止。北洋军阀政府曾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国对外蒙古领土完整作出过重要贡献。主流观点则以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或1913年10月北京临时政府结束作为起始点。
中文名称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
英文名称 The republic of china
简 称 北洋政府，北京政府
所属洲 亚洲
首 都 北京
主要城市 北京、南京、奉天、武昌
国庆日 1911年10月10日
官方语言 汉语
政治体制 总统制共和制
国家领袖 袁世凯，黎元洪，张作霖
人口数量 约4亿
主要民族 汉族
国土面积1200万平方千米
立法机构 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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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中央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卿音庆)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在北洋军阀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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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被官史骂为头号“卖国贼”，主要罪状是签了“21条”，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成问题。“21条”是日本抛出的，袁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竭力推拖，并积极鼓动国际社会进行调停。袁在第一时间就把消息捅给英、美等国驻华使馆，同时还不顾日人的威胁和阻挠，故意把消息“泄露”给中国记者。在中国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人陷入被动。在谈判桌上，袁世凯也当仁不让，对原则性的“第五号”条款坚持不答应，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袖手旁观，在日本“最后通牒”的逼迫下，在日本以出兵为要挟下，袁世凯最后不得以签订了条约，但实际内容已远远不足21条。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而是与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甲午战争前，就是他在朝鲜跟日本人打了两仗，而且都没吃亏，还占了上风。“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痛哭失声，让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有趣的是，梁启超、蔡锷等发动倒袁的“护国运动”，却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他们为什么反对中国也实验君主立宪，那只有天知道了。袁世凯临终时，说的那句自己一死实“为日本去一大敌”，令人深思。看来，正因为袁世凯不甘做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才决定倒袁。日本侵华以后，北洋政府曾经的风云人物，无论人民评价好坏，没有一个投降日本做汉奸走狗的。相反，国民党和共产党却出了大批汉奸
北洋有清帝的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一大中华民国"。其后南京临时政府之临时大总统孙文辞职，南北统一，因此北洋是无可非议的正统，是国际普遍承认的，而所谓的护国，护法，二次革命之类都是武装叛乱。所谓的广东革命政府更是在勾结外国势力搞分裂。北洋政府有民选国会，成文宪法，总统也是选举的,国民政府有国民大会是1948年的事情，而且1948年的那个国大不符合1945年政协，无人承认。北洋的国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国会，得到了当时南北双方的认可，不像后来南京国会和“橡皮图章”，总有一部份中国人不承认的.
现在被广大网民吹捧的民国范，其实就是北洋范，什么教授拒见领袖，各种思想的兴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故事都发生在北洋期间。到1928年北洋时代结束，孙中山的民国确立，民国范就已荡然无存了。
“北洋军阀”这个名词是谁起的?如果改个名字“民主共和国领袖”，估计大家就不会反感了。每次在武昌红楼、新华门徜徉，总会感觉到那些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依然隐约穿梭在廊道里，黎元洪、汤化龙、袁世凯、蔡锷、段祺瑞、唐绍仪、吴佩孚、曹锟、冯国璋、张勋、汪精卫、胡汉民、张发奎、……
几十年后，当一切羁绊和封锁解除以后，掩盖不住的民国时期那段灿烂文化和层出不穷的各路英杰会彻底颠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旧思维。
北洋时期，中国开放党禁，报纸自由，经济恢复发展，政治理性。(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站对队伍的，是站胜国)。
一、北洋政府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北洋政府在它存续的十几年中，逐渐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对当政者的权力也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充分保护了人民权利。
(一)形式上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权力受到制约。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法，除《中华民国约法》外，均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以这一时期产生法律效力时间最长的《临时约法》为例，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决议”，“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公使得参议院同意”。其他诸如宣战、缔约、媾和及宣告大赦等权力均受到参议院的严格限制。临时大总统必须遵守法律，忠于职守，否则，将受参议院弹劾，并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天坛宪法》中，对总统的权力作了更多的限制，尤其是“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在肯定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的同时，又在事实上“合法”的剥夺总统的这项权力。这样，从《临时约法》发展到《天坛宪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在法律条文上逐渐完善。
三权分立政权机构是民主共和国的标志，在三权分立的政权机构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面对段祺瑞内阁的专权，国会内进步党和国民党摈除党见，联合起来，维护权力制衡的原则，对段祺瑞的权力形成有力牵制，这一点，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1917年5月，段祺瑞提出参战案，国会拒绝合作，形成了政治僵局。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适得其反，国会于5月19日作出决定，先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这就表明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态度。总统黎元洪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于5月23日解除段祺瑞的职务，从而引起政府危机，使段祺瑞的参战计划严重受挫。我们可以看出，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
(二)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都赋予人民空前的权利和自由。即使体现袁世凯独裁集权的“新约法”也有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规定，如“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新约法”第五条到第十条详细地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如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这就使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权利和自由。该时期的宪法已从立法角度确定个人权利并提供保障，并包含平等原则和保障权利观等内容。这种法律上的尊重，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三)司法独立体制得以建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和《天坛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独立、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如“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以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特别是最后这一条对法官自身权益的保护，更保证了司法的公正和独立。1920年，北京政府又以法令的形式对法官的自身公正作了补充规定：法官不得列名党籍。“无论何种结合，凡具有政党性质”，法官“盖不得列名，其以列名党籍者，即行宣告脱离”。这一点最具现代法治精神，使司法审判不会因一党私利而有失公正。
司法独立的原则不仅写在宪法中，而且，在实践中也有所体现。20年代围绕“金佛朗案”的争执，能够看出当时中国政治中司法独立的特征。早在1923年5月，直系政府曾做出决定，按照法国的要求解决“金佛朗案”，但为国会所否决。同年12月，曹锟基于“执政在野，亦反对甚力”而再次拒绝各国的要求。1925年4月11日段祺瑞的国务会议决定接受“金佛朗案”，使中国在对法赔款中蒙受损失。这件事情导致司法机关的介入，京师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事。10月2日，翁敬棠写出8000字报告，确认“金佛朗案”使中国损失8000多万，认为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已触犯刑律第108条，构成外患罪，应处“无期徒刑”，建议“饬令主办公员依法先行羁押，俾不致逍遥法外”。10月12日翁敬棠又检举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为“金佛朗案”从犯。翁敬棠以一个地方检察官的身份侦察此案，搜集证据，侦察活动历时6个月，整个过程依法进行，当时的中央政府至少不敢公然妄加干涉。这样的调查，与当今美国对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以及英国法官对布莱尔政府“凯利事件”的独立司法调查亦有一定可比性，可它却发生在八十年前的中国，这足以用“伟大”二字来评价。
北洋政府不但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与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蔡元培、鲁迅等人发着很高的工资。即使是在“五四”学运发生之后，即使是在“学运”出现了过激行为(如火烧私人住宅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不大像学运，有点像义和团)之后，军阀政府也没有用坦克、机枪来对付学生，反倒在压力下答应了学生的要求!这充分证明北洋政府对民意的尊重。
二、北洋政府是言论最自由，舆论环境最宽松的政府。
旧中国的政治历来基本上是由少数上层统治者操作，严禁民众议政。北洋军阀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那时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也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一个志愿者的团体甚至一个政党就从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摘政府的举措。
《东方杂志》、《民国时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先后创刊，人们利用舆论阵地对政府作合法监督。早在1913年4月27日，因北洋政府涉嫌“宋案”，上海民众就通电袁世凯、赵秉钧：“宋案铁证涉及二公，望总统携总理即日辞职，受法庭之审判。”这在当时震动很大。巴黎和会期间，国内舆论的活动表明现代舆论开始成熟。1919年2月5日《民国时报》披露，中国作为战胜国，按国际惯例，有权向和会提出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及秘密协定，但却遭到了日本政府蛮横干涉。消息传出，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北洋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没有向日本做出让步。《民国时报》在《本社专电》、《特约》等专栏上披露和会的发展情况，在巴黎的梁启超也利用《晨报》为舆论工具，不断报道有关山东交涉的种种最新动态，利用舆论来影响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中国政府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与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舆论方面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此外，如果当时没有允许民间办报、言论相对宽松这样的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
三、北洋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宽容与最具人性的政府。
历史上，每个王朝开国，都要大肆杀人。而北洋历史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的“暴君”，北洋军阀从来没有使用传统的大开杀戒的统治术。正是因为北洋政府的宽容与人性才使得“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
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情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既也没有把责任军队，也没有把学生说成是暴徒或反革命动乱分子，而是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惩处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没有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发配边疆，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尽管在革命的炮声中，北洋政府失败了，可是，北洋政府对人民的宽容和人性足以让历代中国政府感到羞辱。
四、北洋政府时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北洋政府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设厂专利垄断，大大激发了资产阶级投资建厂、振兴实业的热情，出现了民初的“产业革命”热潮。新的私人资本企业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这一时期被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北洋政府的经济成就显著：“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又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比较骄人的工业成就是：1920年中国从棉纱的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1919年福州船政局造出第一架水上飞机，到1931年共生产了11架。中国首批飞机设计师、技师和飞行员在此时涌现出来。江南造船所1918年获得美国海军运输舰4艘建造订货，这四艘万吨轮每艘排水量14750吨，1921年交付完毕。
民族金融业获得极大发展，1920年有华资银行103家比1911年增加六倍，其实收资本总额也从1913年底的2890.6万元增加到8808.4万元。
农业方面，北洋时期中国农业单产是印度的2-3倍，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美国的水平。整个北洋时期没有发生成千上万人饿死的现象。
1915年北洋政府组织全国各地产品参加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该次博览会上，中国展品获各等奖章1218枚，为各国获奖之冠。其中包括至今还享誉世界的“国酒茅台”、“金奖白兰地”等。
五、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依经济学家许涤新研究，1912年至1920年，按照总产值计算，每年经济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算，每年增长率为13.4%。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年至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官僚资本的发展自1912年以后开始衰败，外国资本也在1914年后受挫，惟有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平均发展速度为13.8%。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中华民国展品获得各类奖章1218枚，是各国获奖之冠，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北洋政府非凡的工业成就。
北洋政府将中国带入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是外在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北洋政府建立了市场经济。袁世凯请出张謇等一批经验丰富的企业家管理中国经济，并实现了财政平衡，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日后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实际上是直接得益于北洋政府建立的市场经济。
六、历史战绩
1919年10月，北洋军阀政府乘俄国十月革命之机派大将徐树铮出兵收复外蒙古。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外蒙古全境归还中国，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同时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收复!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渗透达多年，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徐树铮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废除《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地处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的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苏俄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沙皇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边防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俄国传统意义上的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他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苏俄如有机会，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1919年11月17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1919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七、历史地位
北洋军阀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中央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卿音庆)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在北洋军阀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八、北洋时期有很多辉煌的东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应该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1912年到1926、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民国元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相对说来，暴民专制更厉害：著名记者黄远生是国民党暗杀的;1925年火烧《晨报》，是国民党主导的，将当时全国最有威望影响最大的报纸烧掉。其它如军阀张作霖杀邵飘萍等等，都有。但从整体来讲那时是最自由的。学术自由带来新文化运动。这是非常光辉的一个运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时期奠基的。
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过去我们说，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是由于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所以发展起来了。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条没有讲，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民国成立后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发展。袁世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经济，结果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同时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很明显的记录，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13.8%。一直到抗战前，经济发展记录都是很不错的。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国民党为了党派宣传，说抗战前是黄金十年，年均经济发展将近10%。其实义和团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北洋这方面的记录也不差。
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这是不合格的结论，要是考试，如果我改卷，这个答案会不及格;但你们改学生试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荒谬。实际情况怎样?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不讲个别例子，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这是被迫的，还有沙俄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但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看看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东西，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举个主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结果是谁收回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12日开始到1922年2月6日结束的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英美的调解和压力，中国和日本解决了山东问题，基本上五四时候提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了，主权收回来了。那么大的事都解决了，你说北洋卖国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权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经收回了。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来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孙传芳支持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一手收回的。这些例子很多。段祺瑞他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还专门召开了调查中国司法状况的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很简单，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各种各样原因都有，很多解释，但关键一条，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有人会跳起来，说污蔑中国司法，但没办法，要讲老实话。不相信就去试一下中国的传统刑法，看是否能接受。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西方中世纪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没有，承认吗?洋人到中国来不愿意接受野蛮的这一套。怎么办?学吧。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出指示，要废除和“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1]。这一否定，加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迷信宪法，我们是无法无天。中国人为此受尽苦头，都是无法无天的结果。反右，毛泽东说了几条标准，违反了就是右派。他讲几句话就是法律，跟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别?结果10%以上的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当时毛说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五六十万变成了右派，惨吗?这就是没有法律、不实行法治的结果。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北洋时期一直在坚持原来三权分立，独立司法的架构。在主权回收问题上，段祺瑞一方面开了司法调查会，另外还开了一个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旨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谈判在1925年11月19号达成协议，规定从1929年1月开始要将中国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还有些具体细节没有谈完，结果国民党捣乱、军阀矛盾，两个因素汇合，段祺瑞倒台，这事就黄了。国民党上台拣了个大便宜，于1929年1月如期收回关税自主权。把这样的政府骂为卖国政府，是不是有点离谱?
讲到这里还是在讲现象，更深刻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一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大变化，从原来的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这样一个状况，转变为华盛顿会议体系。这个体系特点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势力范围，然后美国插手，说要门户开放，某个国家的势力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华盛顿会议以后不同了，除了日本还想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其它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变了，认为应该在维护中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改革。国际上列强有这样的转变，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双方配合，所以北洋时候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时代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却是良好的开端。反对的人可以去看材料。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一部书，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讲北洋外交和中国如何收回主权，是很优秀的学术著作。
有些问题，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不及格了。比如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人家老早解决了，你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历史教师那是非看不可的书，二十一条怎么提出，怎么谈判，怎么斗争，怎么评价，资料齐全，清清楚楚。可能比较模糊的是段祺瑞时代，也就是袁世凯逝世后的那些做法。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书就知道，善后借款条件在当时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里面说山东问题换文本来从短期看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没有想到一战马上就结束了，不应该有这样的外交交涉。所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就是说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些失误。这样一讲，北洋是不是卖国就清楚了。
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乱，军阀混战。问题是，乱的根源在哪?过去我们简单化，说帝国主义在后面搞鬼，是不是呢?这个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证据。反而有些就有确凿证据，苏联在中国兴风作浪，它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工具，钱，顾问，武器都是它给的，想把中国变为它的一个外围，这个有根有据。
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革命，不能随便玩，要估计到后果可能很严重。原有的制度和规则，要是用暴力去摧毁，必然会经过一次大乱时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乱十年，到1799年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还是战争不断。不过他制定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英国革命什么时候胜利?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689年制订《权利法案》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英国革命巩固下来了。三十八年的混乱，四百万英国人死去二十万。我们讲的包围国会等，那时都有，克伦威尔就是这样干的。你说北洋时期包围国会、贿选等，凡是实行三权分立的，都有这样一个腐败过程。这个过程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净化机制，不断改进。你看台湾选举就是这样，最初国民党控制下贿选、操纵选举都有，经过几个回合的净化，现在在台湾，贿选抓到一件，马上就完蛋。有时要毁灭对方，制造一个类似收买选票之类的事件，一下子就会败选的。都要经过这一段的。人是很野蛮的，是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我们过去歌颂民族英雄，反过来想，人就是野蛮，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杀人掠夺上。没办法，人类就是要经过这么一段。
三权分立制度要成长起来，也要经过这一段。这个乱，是革命的必然后果。原有的权威失掉了，规则不再有权威保证施行，一旦推翻就乱，乱了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很困难。第二个原因，军阀本身是为了私利而争夺。第三个原因，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捣乱。跳出政治语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来看，这些说法对不对?例如国民党在广州的护法，我们都歌颂。但这些革命政权干了些什么?1924年4月，孙中山下令，将大理院院长赵士北撤职。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长不是选举产生的，孙中山想撤就撤。为什么撤呢?因为赵士北坚持司法要独立，跟孙中山主张的党化司法不一致。孙中山那时开始在广州建立政权，就是党国体制。乱就乱在这里。
一段需要重新阐释的历史——我看北洋政府 时间:2011-06-08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楚梦
记得意大利著名学术大师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句话的含义谁都明白，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历史就是胜利者的历史。然而，真相却只能有一个，可能是公众比历史学家们更迫切需要真相的缘故吧，便有了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断被改写、平反和注释的过程。有些历史因其年代的久远，也许永远没有了真相，可是，一些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还是可以寻觅到星星点点的印迹的，在真相的基础上作实事求是的评判，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民众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当我读了一些有关北洋政府的书籍和资料之后，便强烈感觉到这段历史应该重新阐释。
所谓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称北京政府，是指民国初年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建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是相对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革命政府）的称呼。在我的脑子里、在各种正统的宣传资料和教科书上，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恐怖最黑暗最混乱无序的年代，炮火硝烟、烧杀掳掠、勾心斗角、动荡不安，统治者们导演的丑剧、闹剧、悲剧一幕接着一幕，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卖国条约、府院之争、军事独裁、“三·一八”惨案……最近，我特意翻阅了由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这部历史著作尽管有一些独特的观点和清醒的认识，比如军阀政治失败的原因，该书归结为：军阀们没有能力变军事控制为政治控制，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规范出真正有权力的文官政府。这个观点应该是客观公正的。可是，该书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对那段历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故有的观念或者说主流观念上。
老实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历史没有多少兴趣，那都是些过去的事情，何必去费那个精力呢？后来，因为对某些已成定论或习以为常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疑问之后，才不得不注意起“历史”来，比如对北洋政府的兴趣就是因为我在不断阅读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为何发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何出现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尽管很不成熟）？为何能够诞生五千年历史上唯一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是什么因素成就了那么多迄今为止无人超越的思想家、文学家？
我的第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那段“最黑暗的时期”的政府更迭。我承认，那确实是一个军事主宰政治的时期，自袁世凯过世后，军阀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谁得势谁就获得了政权。然而，虽然这些军阀们都握有枪杆子，但是，他们在获取政权的时候大多都没有发生过流血牺牲。自1912年到1928年，除了1913年11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的两年半时间，其他各个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的，起码在形式上是这样，只是有些军阀如张作霖将权力抓得更紧一些。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按照法律程序继任大总统，黎继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恢复被袁解散的国会。此后，虽然政府多次废宪、立案，但都没有停止过起草永久性宪法的工作，都宣称效忠共和政体，都组成了一个名义上的文官政府。不管他们有多么大的野心，对权力是如何醉心，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他们都不愿背负破坏民主共和的罪责。因此，他们在战场上可以炼杀掳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老子天下第一，在政坛上，他们却不敢公开胡来，即使曹辊是靠贿选当上总统的，但他毕竟是通过选票而不是直接通过枪杆子上台的。这说明在这些丘八们的心里，合法即便表面上的合法是相当重要的。
我的第二个有趣的发现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们却特别害怕舆论、学生和知识分子。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曾百般讨好梁启超、宋教仁等与他意见不合的学界、政界人物；自袁世凯始，整个北洋政府期间，党派林立、报刊遍地，骂政府、骂总统、骂国会议员之声此起彼伏，学生运动、群众集会时常发生，真正遭到公开打击扼杀的还是不多，暗杀是有的，但对知识分子的暗杀主要还是发生在土匪头子张作霖当政期间；1926年3月18日，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内阁执政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祺瑞执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在国会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之后，他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对于国务院要求“阁员总辞职”，他照办执行。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祺瑞从此素食终生。
我的第三个有趣的发现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其复杂的背后因素。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偕参赞小幡、书记官高尾在北京怀仁堂觐见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直接递交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孙中山得知此事，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行动。其中的重大举动之一就是：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签订了所谓的《中日盟约》，将中国的诸多主权拱让日本，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持。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尚未正式签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凯曾向各级官员发出“密谕”，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足见袁世凯之无奈。遗憾的是，袁世凯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中山主动送给日本人了。他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有其普通教科书上没有提及的内容：1926年，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设水雷封锁了水道。曾经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于1926年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内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并要求“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列强的最后通牒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苏联人趁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可苏联政府仍然操纵学生发动了反抗政府活动，导致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的发生。
我还有其他许多有趣的发现，比如，“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并不是被袁世凯“窃取”的，比如袁世凯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当皇帝的，比如民国第一个被杀的报人黄远庸竟然是孙中山指使人干的……
当然，我并不是否认，北洋政府有很多腐败、荒唐、惨无人道的行为，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灾难，但这段时期似乎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不愿承认的东西。
我十分渴望，能有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家勇敢地站出来，对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进行一次基于客观事实的重新阐释。
楚梦，本名倪章荣，湖南人。作家，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