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中，中共从苏俄那里得到多少武器装备？ ◎ 余杰 | Taiwan Justice | 台湾公义报
文/余杰
十万名科举进士奠定了中国古代各朝的基础，二十万吨苏援炮弹奠定了中共四九年政权的基础。 --徐澤荣（歷史學者）
为什么中共将历史学家当作间谍？ 中共在战场上打败了国民党，也在宣传战中打败了国民党。 如果1940年代中期，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都有徐复观和殷海光的洞见，并且着书立说，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告诉广大民众，共产党未必能那么轻易地席卷天下。 共产党深知，垄断历史，就能掌控未来。 所以，任何探求历史真相的学者，都被共产党视为潜在的威胁和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 历史学者徐泽荣，一九五一年出生于中共高干家庭，父亲是军级干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母亲是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在广东文教界颇有地位。 一九八四年，徐泽荣移居香港，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即现今的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工作，算是中共派驻香港的官二代。 后来，徐泽荣转入学术界，到英国留学，于1999年获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然而，徐泽荣的历史研究不小心触碰了某些敏感领域，以至锒铛入狱，就连他显赫的家庭背景都救不了他。 二○○○年七月，徐泽荣突然在广州家中被捕。 一开始，当局仅指控他在深圳《非法经营》出版书刊业务（十多年之后，若干在香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人士都在中国被捕，并被控以类似的罪名），并未提及后来成为主要罪状的《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 当局搜索徐泽荣的住宅之后，发现他于1992年曾向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所长洪晟泰提供中共50年代出版的内部资料《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和《韩战敌军资料汇集》，并获得报酬，认定此为唯一钢鞭材料」。 二○○一年十二月，徐泽荣被深圳市中级法院判处「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和非法经营书籍和报刊发行」罪名成立，获刑十三年。 二○一一年6月23日，经3次减刑后刑满出狱。 徐泽荣的母亲在儿子被捕入狱后因悲伤过度去世，这又是一起革命者被革命吞噬的案例。
据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对美国之音表示，徐泽荣实际上是因为报道中共文革时期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陈年旧事而触怒当局。 金钟说：「更重要的，恐怕是他在《亚洲周刊》上写文章报导马来亚共产党曾经在湖南益阳某山头上设立秘密电台。 这件事情过去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报导。」 这篇题为《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的文章，发表在2000年6月最后一期的香港《亚洲周刊》。 这篇报道披露，中国政府一九六七年帮助马来亚共产党在湖南益阳赫山区岳家桥四方山设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 电台于1981年撤销。 徐泽荣抵达现场，看到了人去楼空的废弃场所，包括数处房屋、一处坑道和一座铁塔。 对于曾经以「输出革命」为荣的共产党来说，那段历史却成了不能提及、不能研究的禁忌。 徐泽荣为此付出了坐牢十一年的惨重代价。 让人讶异的是，徐泽荣刑满出狱、离开中国一年多之后，居然重获中山大学聘任，以客座教授及研究员身分在中山大学任教。 刑满释放人员再度当上教授，可谓空前绝后。 徐泽荣解释，获得中山大学复职是「上级指示中山大学」的，这是因为他在中国收回香港的军用土地谈判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一九九二年，徐泽荣在牛津大学就战略研究课程撰写学期论文〈二战前夕驻港英军备战方案分析〉，搜集资料过程中，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得到多份十四世纪起的「英国海外驻军法案」， 又在港府房屋委员会得到三十多张驻港英军兵营地图描图。 完成论文后，他把有关原始材料送给中国国际战略学会。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具有国安背景的智库，得到这些资料后如获至宝。 其负责人回复徐泽荣说，这是雪中送炭，解放军据此方能组建驻港部队。 由于中方已掌握英军在港军事用地产权、数量、位置和划界，英军无谓作谈判钉子户，故此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军事谈判小组商讨过程顺利，不像联络小组的政治谈判小组般争拗不断。 战略学会会长柴成文后来为此当面赞扬徐泽荣，而英国外交部亦派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外校考官叶胡达（Michael Yahuda）教授来了解情况。 不过，英国是民主国家，不会因为徐泽荣使用过此类资料乃至将资料送给中国，而将徐冠以间谍的罪名。 徐泽荣称，由于知道他的这一贡献的人不多，战略学会华南分会会长在他被捕时又不在其位，故他被中共当局无辜判以重刑。 后来，该分会会长复出，为徐出狱后复职奔走，使他在这一个「人治国家」破例得以复职。 徐泽荣引用中共创党党魁陈独秀的话形容自己的经历，「出了研究室进监狱，出了监狱进研究室」，而这种「囧境，古今中外世所罕见，丢人现眼」。 另外，徐泽荣也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其案件审讯不规范的地方提出异议，并向中联部部长王家瑞提出和解要约——但是，这些要求全都如同石沉大海，中共怎么可能想个人认错并和解呢？ 按照中共的思维方式，即便是反右或文革那样造成数百万人家破人亡的错误的政治运动，也只是母亲委屈了儿女、儿女只能忍辱负重，儿女岂能让母亲道歉？ 实际上，徐泽荣并不是一名持反共立场的学者，甚至也算不上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是现实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他身为香港人，在香港问题上却站在中共政权一边，在中英谈判中显然为祖国服务。 徐泽荣被关押了整整十一年，而他的父母都是中共暴政的牺牲品，他却仍然没有彻底觉悟，居然为得到一个教职而对中共感激涕零，让人哀叹「奴在心者」的悲剧。
徐泽荣的故事，让人想起法国作家拉·波埃西在《自愿为奴》中的论述。 拉·波埃西指出，暴政在一开始是最困难的，在自愿为奴之前，必定为两种力量所驱使：武力或（自我）欺骗。 一开始，人民因为征战而提供了僭主统治他们的权力，在饱经战火和危难之后，人民自我欺骗，认为若不继续提供这样的同意，则无法继续换取生存。 于是，后人未曾体验并无法理解前人是在不得不的情况下才被迫放弃自由，换言之，第二代的人们，生于枷锁之下，且在奴役中成长，奴役状态成了他的自然状态。 作为官二代的徐泽荣正是将奴役当做自然状态，即便成年后在香港和英国生活多年，并获得顶尖学府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也无法从此种状态中挣脱出来。 中共真的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 徐泽荣的著述并不具有颠覆中共统治的功效，只是钩沉出某些被遗忘、被扭曲的历史事实而已——然而，即便是这种看上去对中共当下的统治「无害」的历史研究，中共也不能容忍。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而论，历史不是逝去的、无足轻重的往事，历史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政治。 中共与乔治·欧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一样，坚信这样一个真理：谁掌握了过去的阐释权，谁就掌握了未来的愿景图。 这就是中共一定要将徐泽荣送入监狱的原因所在。 徐泽荣的很多历史论文，如《中共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 ——共军内战使用苏援炮弹研究》，在中共看来一定是「不合时宜」的「违禁之作」。 中共是怎样打败国民党的？ 中国的说法是小米加步枪。 「小米加步枪」是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的重要宣传术语。 所谓小米，是指军队的食物; 所谓步枪，是解放军当时主要武器装备。 中共在内战期间以小米加步枪战胜国民党的说法，通过中共的强力宣传而深植人心。 这个说法最早出自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与美国桌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谈话：「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毛的说法从此一言九鼎，但它并非历史事实。 然而，徐泽荣并不认同这一历史叙事。 他在肯定国共内战中共占据正义一方的大前提之下，撰写了《中共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 ——共军内战使用苏援炮弹研究》这篇历史论文。 他从中共早期军工业先驱刘鼎的传记中，顺藤摸瓜地考证出不少扎实的史料，颠覆了解放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的宣传神话。 徐泽荣指出，解放军在内战中期就已在武器上领先于国民党军队，中共的武器大部分来自苏俄，包括苏俄从日本关东军那里缴获的日式武器、苏俄自己生产的武器，以及美国二战中援助苏俄的剩余武器。 徐泽荣指出：
淮海战役六十五天用去炮弹十三万五千八百三十吨，完全有这可能，苏军柏林战役首日炮袭空袭最厉，一天用去9万8000吨炮弹和炸弹。 淮海战役消耗自产炮弹与苏援炮弹之比为百分之一点二与百分之九十八点八。 假设淮海战役共方每门火炮每天发射炮弹二百发，总共发射（六十五天中的）五十天，那么，不难推算出来：淮海战场共军拥有三种火炮（主要为美制原先租予苏军火炮以及日制苏军缴获火炮。 中国军队自行缴获火炮此时仅以百计）1358门。 据此估计，三大战役消耗苏援炮弹应在二十万吨以上。 出于可以想象的的原因（联想「排除苏共干扰独立自主革命」、「农村包围城市开展武装斗争」、「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这些苏援炮弹的来源、品种、规格、数量过去没被纳入正册，纳入正册的只是二万自产炮弹的有关资料，后人惨被误导，真惨！
徐泽荣又指出，「中共靠苏援火炮才轰垮蒋家王朝」才是历史真相：
苏援饷械对于中共成功夺取全国政权所起的「左右结局作用」，权重应为九成以上——中共二十八年革命得以成功，乃是外因为主，内因为辅！ 斯大林才是解放军的运输大队长，他派往西柏坡的苏共代表原来就是苏联铁道部部长。 运送115830吨炮弹可要8000节车皮，何况还有其他种类弹药。 什么时候轮到蒋介石！
国民党一方的记载亦印证了徐泽荣的论断。 一九四五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后勤总司令的陈诚在回忆录中写道，苏军在东北缴获日军飞机925架、坦克369辆、装甲车35辆、野炮2662门、机枪1万3825挺、步枪35万支、掷弹筒1.105万具。 「以上各种武器装备，俄军可能保留了一小部分，其余即全数供给了共军」。 苏联将各种军火源源不断地转交给中共之际，美国却停止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 美国认为，蒋介石政权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不愿向这个无底洞继续投资。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美国杜鲁门政府发布了军火禁运的行政命令，国民政府雪上加霜，直到1947年5月的10个月中，台军未能从美英等国获得军火物资，前线已无法维持作战。 当时，国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回忆说：「八月二十七日，王守竞前来汇报他为中国军队争取某些物资出口许可证的情况。 他说，战时特为中国制造的一亿三千万发七点九二毫米子弹，国务院拒绝发给出口许可证。 拒绝发证主要以中国当前的局势为依据。 这无疑是对华禁运作战物资的一种行动，因为禁运的手段，一般来说就是拒发出口许可证。 禁运给我们造成的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我国的军事装备绝大部分来源于美国，这就必须使用美制弹药。 」
国民政府特勤总管黄仁霖也在回忆录中说：「由于美国禁运军火，我们立即发现我们由美国顾问用新式装备所训练出来的新兵，因为他们的军火消耗无法补充，无怪乎有若干师军队，就因为没有军火可资抵抗，而不得不投降。」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 有相当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当前军火消费水平，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只有三个月的弹药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国解除对华军火禁运，但禁运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国军溃败之势已无法挽回。 一九四八年，美国《援华法案》中的四点三六亿美元，是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前获得的最后一笔大额援助，但已于事无补。 苏联解密档案显示：苏联援助中共的武器，是中共反败为胜的关键 国共内战初始，国军跟共军总兵力对比大体上是五比一，陆军野战部队数量超过中共两倍以上，各种重装备远超过共军，在自动化武器、机动性上占有绝对优势。 国民党已有三十九个军（师）换用美械装备，重装备火力与机动性大大提高。 因此，蒋介石信心百倍地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 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台军所独有; 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 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 那么，为何国民党在内战开始的头八个月，便损失大约71万兵力，最后又在短短3年内，精锐尽失，败退台湾呢？ 学者青石在《东北决战幕后》一文中提到：'中共军队从东北获得了大量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同样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同样是这些将领在指挥：十年前，鏖战甘肃黄河两岸是何等艰辛惨烈，两万红军健儿竟会全军覆灭于与土匪无异的'马家军'骑兵手下; 十年后，他们宛如蛟龙出海，由东北而华北而华东而华南而西南而西北，横扫全副美式装备的百万国民党军，锐不可当。 武器装备之重要作用，于此一目了然。」 相比之下，历史学家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一书中揭示了国军精锐部队武器弹药匮乏的窘境：「一九四六年东北国军的军力可说达到巅峰，然而王牌军新一军炮兵营的一○五毫米榴弹炮，全营只有五百发炮弹，而整个东北国军也不超过一千发，几分钟就射完了。」 所谓「从东北获得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从苏联那里获得的。 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国民党要员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 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
真正的历史答案，不在中共的宣传资料和历史教科书中，而在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 苏联解密文件记载：
第一，苏联向中共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可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 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第二，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日军在朝鲜的武器全部移交中共，日本经营朝鲜半个世纪，储备了数量惊人的武器。 第三，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美国在二战期间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的130亿美元武器中多达40亿美元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中共，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向中共提供大量苏联和捷克生产的武器。 第四，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并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林彪的部队。 （韩战中，这十万朝鲜籍官兵又被送回朝鲜，成为朝鲜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第五，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由此可见，苏联援助是中共军事力量壮大的关键因素。 这个结论记载在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 该书评论说，「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更非小米加步枪！」 、「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居多，精锐越打越少，解放军越打越多，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关于苏联援助中共的武器、人员和物资的情况，苏联存在各种不同说法。 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说，给中共的武器是「三千七百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六百辆坦克，八百六十一架飞机，约一千两百挺机枪」。 一九七一年，莫斯科华语广播一档谈话栏目的说法是「步枪约为七十万支，机枪约为一万两千至一万四千挺，各种炮约四千门，坦克约六百辆，八百余架飞机」。 《赫鲁雪夫回忆录》披露：「战败的日本兵放下武器，我们将他们的武器转交给了中共。 我们避免暴露直接将日军武器转交给共军，办法是将武器集中存放在某地，让中共去取。” 这些史料澄清了中共长期宣传的谎言：中共使用的美式武器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而来。 其实，在国共内战初期和中期，中共使用的大量美式武器是辗转从苏联获得的。 美国从未想到援助苏联会养虎为患。 这些美式武器，甚至在韩战中被朝鲜和中国军队用来对付美军及联合国军。 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左派思想和妇人之仁所结出的恶果。 历史学者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以苏联档案为依据，得出结论：
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从中共的文献看解放军的武器来源 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中，用中共的史料重现了东北共军建立炮兵司令部的过程。 内战刚刚爆发时，中共不仅没有几门火炮，而且不懂得炮兵战术，只会以单炮兵抵近直瞄射击。 直至1946年10月，东北共军成立炮兵司令部后，才逐渐学会集中火力和步炮协同战术，把炮兵火力集中在一起，连续向前推进射击。 到辽瀋战役前夕，东北共军拥有的重装备可能已超过国军，而且有能力支持步兵攻占由国军十几个多兵种合成防守的大城市。 此时，百分之七十以上国军的伤亡，就是中共火炮造成的。 这些火炮，绝大部分是来自苏联。 此后，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使用五百余门火炮，锦州战役使用六百余门火炮，天津战役使用一千两百三十门火炮。 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徐向前兵团发起太原战役，这场战役持续半年，阎军凭借险要地形、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顽强反抗，共军久攻不下。 次年四月，共军太原前线一共集结三个炮兵师，拥有各类火炮一千三百三十三门。 四月二十四日晨五时，向阎军城内主阵地猛烈轰击，四天后太原终告陷落。 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的东北部队战力最强，除了其统帅林彪是中共最强悍的战将，以及东北士兵的身体和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之外，更是其武器装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中共各部队中非常突出的。 这支部队特指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以后进入东北的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一九四五年十月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其野战部队则称东北野战军。 历史学者郭永学考证，从东北部队的史料及各级将领的回忆录看来，抗战刚结束时到国共内战初期，关于苏援武器的记载相当多。 如，1945年下半年，苏军多次向中共转交武器。 九月，曾克林部从沈阳苏家屯军火库里运出两万支步枪、一千挺机枪、156门迫击炮、山炮和野炮。 曾克林在回忆录中承认，向苏军投降的日本空军飞机及人员，全都由苏联转交给中共，由中共使用：「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航空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 大队长是林弥一郎...... 其飞行大队有各式飞机四十六架，飞行员十七人，机械师二十四人，机械员七十二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180多人及各种器件和配件。」 这些日本空军的资源，成为中共组建其空军的基础。 蒋介石在向日本侵华军队总司令冈村宁次求助的同时，中共也争先恐后地将日军的资源拿来为其所用。 又如，《中国共产党长春历史》及《长春市志·军事志》等书记载，共军周保中部从长春日军军火库中运出一万一千支步枪，这是此前占领长春的苏军故意留下的。 又如，中共将领周家美在〈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一文中记载，驻锦州的苏军从日伪武器仓库中，取出各种火炮五十余门、机枪四百八十余挺、步枪一万余支、手枪两百余支，交给周家美部。 又如，刘转连在《三五九旅北上记》一文中记载，十一月，三五九旅利用在辽阳为苏军看守仓库的机会，一夜之间利用库里的武器把全旅重新装备起来。 如果不是苏军同意和默许，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 又如，陈雷在《一切从头开始》一文中记载，黑龙江绥化县龙南纵队成立时，苏军卫戍司令部移交了两车皮武器弹药，有步枪约五千支，轻机枪一百五十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 学者李长林在《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一文中，引用1945年11月29日〈陈云、高岗致中央电〉指出，陈云等人向中央报告说：苏军提供的武器已有「枪十万，炮三百」。 《回忆萧华》一书亦记载，到了年底，辽东军区从驻朝苏军手中得到多达十几列车的枪支、弹药。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的《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显示，苏军从朝鲜转交中共部队各种枪三万余支。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的〈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显示，苏军代表告知中方，苏军于二十五日撤离哈尔滨，为中共部队留下「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 后来，苏联认为在满洲缴获的日本军用物资属于其战利品，不能无偿拨给中共，要用易货交换的方式处理。 一九四七年年六至七月，被誉为「解放军炮兵之父」的朱瑞专程赴平壤与驻朝苏军谈判换取武器事宜。 朱瑞是共军中唯一的炮兵专家，也是苏联教育出来的专业人才。 一九二六年年二月，朱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蒋经国等为同学。 一九二七年年秋，转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 在国共内战中，朱瑞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 当时，朱瑞与驻朝苏军达成协议，采用武器换农产品的方式，苏方经图门向中共运送数十列车的关东军武器弹药和器材，包括几百门火炮。 据《何长工回忆录》记载，同年十月，中共将领何长工与苏军谈判成功，用废钢铁换取存放在满州里的关东军武器，这批武器「有各种枪炮，还有坦克」。 另外，东北共军的不少武器来自朝鲜的日本遗留作战物资。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应东北部队军政领导人陈云、萧劲光、李富春、周保中、刘亚楼等请求，朝鲜曾分四批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两千节车皮的日军遗留作战物资。 这些物资中含有大量武器。 朝鲜对于这些武器数量的记载是十万枪支武器。 一九四七年六月，又从朝鲜发运数十列车武器弹药，其中有山炮、野炮和高射炮等。 这段渊源成为日后毛泽东出兵参与韩战的原因之一。 没有苏联提供的大量武器，中共不可能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 换言之，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 在斯大林生前，毛泽东一般不敢违抗其意志，对其俯首贴耳、毕恭毕敬; 斯大林死掉之后，毛泽东才野心膨胀，要跟赫鲁晓夫争夺共产主义阵营头把交椅。 于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
余杰
蜀国人，蒙古族，基督徒，美国籍。 一九七三年生于成都，一九九二年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一九九八年出版处女作《火与冰》，畅销百万本，其文字和思想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人。 二零一二年赴美，抛弃如同「动物农庄」般野蛮残酷的中国，誓言「今生不做中国人」，并致力于在思想观念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解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传统，进而在华语文化圈推广英美清教徒精神与保守主义价值，也就是其独树一帜的「右独」理念
淮海战役的胜利主要原因是粟裕指挥的好, 华野中野将士用命。山东民众小推车和东北炮弹的支持有一定关系, 但不是决定因素。国民党军炮弹不会比东北的少, 汽车运输及空运不会比小推车的量少吧, 当然被包围之后就是另一回事了。共军如果被围, 再多的小推车也是进不了包围圈的, 所以关键是谁能把对手先围起来。
中国近代史上辉煌的北洋政府 - 黑郁金香的博文 - 美国中文网 (sinovision.net)
热度 1已有 8088 次阅读2014-8-30 22:42 |个人分类:军事历史|系统分类:军事| 中国近代史, 北伐战争, 北京政府, 国务院, republic分享到微信
北洋军阀政府(1912年～1928年)是指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以天津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与政治时期。北洋派于这段时间里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权力格局中占优势地位，因而得名。北洋派领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先后担任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直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被国民政府替代为止。北洋军阀政府曾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国对外蒙古领土完整作出过重要贡献。主流观点则以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或1913年10月北京临时政府结束作为起始点。
中文名称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
英文名称 The republic of china
简 称 北洋政府，北京政府
所属洲 亚洲
首 都 北京
主要城市 北京、南京、奉天、武昌
国庆日 1911年10月10日
官方语言 汉语
政治体制 总统制共和制
国家领袖 袁世凯，黎元洪，张作霖
人口数量 约4亿
主要民族 汉族
国土面积1200万平方千米
立法机构 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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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中央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卿音庆)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在北洋军阀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袁世凯被官史骂为头号“卖国贼”，主要罪状是签了“21条”，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成问题。“21条”是日本抛出的，袁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竭力推拖，并积极鼓动国际社会进行调停。袁在第一时间就把消息捅给英、美等国驻华使馆，同时还不顾日人的威胁和阻挠，故意把消息“泄露”给中国记者。在中国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人陷入被动。在谈判桌上，袁世凯也当仁不让，对原则性的“第五号”条款坚持不答应，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袖手旁观，在日本“最后通牒”的逼迫下，在日本以出兵为要挟下，袁世凯最后不得以签订了条约，但实际内容已远远不足21条。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而是与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甲午战争前，就是他在朝鲜跟日本人打了两仗，而且都没吃亏，还占了上风。“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痛哭失声，让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有趣的是，梁启超、蔡锷等发动倒袁的“护国运动”，却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他们为什么反对中国也实验君主立宪，那只有天知道了。袁世凯临终时，说的那句自己一死实“为日本去一大敌”，令人深思。看来，正因为袁世凯不甘做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才决定倒袁。日本侵华以后，北洋政府曾经的风云人物，无论人民评价好坏，没有一个投降日本做汉奸走狗的。相反，国民党和共产党却出了大批汉奸
北洋有清帝的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一大中华民国"。其后南京临时政府之临时大总统孙文辞职，南北统一，因此北洋是无可非议的正统，是国际普遍承认的，而所谓的护国，护法，二次革命之类都是武装叛乱。所谓的广东革命政府更是在勾结外国势力搞分裂。北洋政府有民选国会，成文宪法，总统也是选举的,国民政府有国民大会是1948年的事情，而且1948年的那个国大不符合1945年政协，无人承认。北洋的国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国会，得到了当时南北双方的认可，不像后来南京国会和“橡皮图章”，总有一部份中国人不承认的.
现在被广大网民吹捧的民国范，其实就是北洋范，什么教授拒见领袖，各种思想的兴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故事都发生在北洋期间。到1928年北洋时代结束，孙中山的民国确立，民国范就已荡然无存了。
“北洋军阀”这个名词是谁起的?如果改个名字“民主共和国领袖”，估计大家就不会反感了。每次在武昌红楼、新华门徜徉，总会感觉到那些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依然隐约穿梭在廊道里，黎元洪、汤化龙、袁世凯、蔡锷、段祺瑞、唐绍仪、吴佩孚、曹锟、冯国璋、张勋、汪精卫、胡汉民、张发奎、……
几十年后，当一切羁绊和封锁解除以后，掩盖不住的民国时期那段灿烂文化和层出不穷的各路英杰会彻底颠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旧思维。
北洋时期，中国开放党禁，报纸自由，经济恢复发展，政治理性。(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站对队伍的，是站胜国)。
一、北洋政府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北洋政府在它存续的十几年中，逐渐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对当政者的权力也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充分保护了人民权利。
(一)形式上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权力受到制约。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法，除《中华民国约法》外，均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以这一时期产生法律效力时间最长的《临时约法》为例，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决议”，“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公使得参议院同意”。其他诸如宣战、缔约、媾和及宣告大赦等权力均受到参议院的严格限制。临时大总统必须遵守法律，忠于职守，否则，将受参议院弹劾，并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天坛宪法》中，对总统的权力作了更多的限制，尤其是“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在肯定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的同时，又在事实上“合法”的剥夺总统的这项权力。这样，从《临时约法》发展到《天坛宪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在法律条文上逐渐完善。
三权分立政权机构是民主共和国的标志，在三权分立的政权机构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面对段祺瑞内阁的专权，国会内进步党和国民党摈除党见，联合起来，维护权力制衡的原则，对段祺瑞的权力形成有力牵制，这一点，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1917年5月，段祺瑞提出参战案，国会拒绝合作，形成了政治僵局。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适得其反，国会于5月19日作出决定，先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这就表明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态度。总统黎元洪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于5月23日解除段祺瑞的职务，从而引起政府危机，使段祺瑞的参战计划严重受挫。我们可以看出，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
(二)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都赋予人民空前的权利和自由。即使体现袁世凯独裁集权的“新约法”也有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规定，如“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新约法”第五条到第十条详细地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如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这就使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权利和自由。该时期的宪法已从立法角度确定个人权利并提供保障，并包含平等原则和保障权利观等内容。这种法律上的尊重，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三)司法独立体制得以建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和《天坛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独立、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如“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以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特别是最后这一条对法官自身权益的保护，更保证了司法的公正和独立。1920年，北京政府又以法令的形式对法官的自身公正作了补充规定：法官不得列名党籍。“无论何种结合，凡具有政党性质”，法官“盖不得列名，其以列名党籍者，即行宣告脱离”。这一点最具现代法治精神，使司法审判不会因一党私利而有失公正。
司法独立的原则不仅写在宪法中，而且，在实践中也有所体现。20年代围绕“金佛朗案”的争执，能够看出当时中国政治中司法独立的特征。早在1923年5月，直系政府曾做出决定，按照法国的要求解决“金佛朗案”，但为国会所否决。同年12月，曹锟基于“执政在野，亦反对甚力”而再次拒绝各国的要求。1925年4月11日段祺瑞的国务会议决定接受“金佛朗案”，使中国在对法赔款中蒙受损失。这件事情导致司法机关的介入，京师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事。10月2日，翁敬棠写出8000字报告，确认“金佛朗案”使中国损失8000多万，认为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已触犯刑律第108条，构成外患罪，应处“无期徒刑”，建议“饬令主办公员依法先行羁押，俾不致逍遥法外”。10月12日翁敬棠又检举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为“金佛朗案”从犯。翁敬棠以一个地方检察官的身份侦察此案，搜集证据，侦察活动历时6个月，整个过程依法进行，当时的中央政府至少不敢公然妄加干涉。这样的调查，与当今美国对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以及英国法官对布莱尔政府“凯利事件”的独立司法调查亦有一定可比性，可它却发生在八十年前的中国，这足以用“伟大”二字来评价。
北洋政府不但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与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蔡元培、鲁迅等人发着很高的工资。即使是在“五四”学运发生之后，即使是在“学运”出现了过激行为(如火烧私人住宅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不大像学运，有点像义和团)之后，军阀政府也没有用坦克、机枪来对付学生，反倒在压力下答应了学生的要求!这充分证明北洋政府对民意的尊重。
二、北洋政府是言论最自由，舆论环境最宽松的政府。
旧中国的政治历来基本上是由少数上层统治者操作，严禁民众议政。北洋军阀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那时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也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一个志愿者的团体甚至一个政党就从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摘政府的举措。
《东方杂志》、《民国时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先后创刊，人们利用舆论阵地对政府作合法监督。早在1913年4月27日，因北洋政府涉嫌“宋案”，上海民众就通电袁世凯、赵秉钧：“宋案铁证涉及二公，望总统携总理即日辞职，受法庭之审判。”这在当时震动很大。巴黎和会期间，国内舆论的活动表明现代舆论开始成熟。1919年2月5日《民国时报》披露，中国作为战胜国，按国际惯例，有权向和会提出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及秘密协定，但却遭到了日本政府蛮横干涉。消息传出，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北洋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没有向日本做出让步。《民国时报》在《本社专电》、《特约》等专栏上披露和会的发展情况，在巴黎的梁启超也利用《晨报》为舆论工具，不断报道有关山东交涉的种种最新动态，利用舆论来影响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中国政府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与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舆论方面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此外，如果当时没有允许民间办报、言论相对宽松这样的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
三、北洋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宽容与最具人性的政府。
历史上，每个王朝开国，都要大肆杀人。而北洋历史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的“暴君”，北洋军阀从来没有使用传统的大开杀戒的统治术。正是因为北洋政府的宽容与人性才使得“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
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情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既也没有把责任军队，也没有把学生说成是暴徒或反革命动乱分子，而是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惩处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没有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发配边疆，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尽管在革命的炮声中，北洋政府失败了，可是，北洋政府对人民的宽容和人性足以让历代中国政府感到羞辱。
四、北洋政府时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北洋政府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设厂专利垄断，大大激发了资产阶级投资建厂、振兴实业的热情，出现了民初的“产业革命”热潮。新的私人资本企业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这一时期被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北洋政府的经济成就显著：“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又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比较骄人的工业成就是：1920年中国从棉纱的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1919年福州船政局造出第一架水上飞机，到1931年共生产了11架。中国首批飞机设计师、技师和飞行员在此时涌现出来。江南造船所1918年获得美国海军运输舰4艘建造订货，这四艘万吨轮每艘排水量14750吨，1921年交付完毕。
民族金融业获得极大发展，1920年有华资银行103家比1911年增加六倍，其实收资本总额也从1913年底的2890.6万元增加到8808.4万元。
农业方面，北洋时期中国农业单产是印度的2-3倍，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美国的水平。整个北洋时期没有发生成千上万人饿死的现象。
1915年北洋政府组织全国各地产品参加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该次博览会上，中国展品获各等奖章1218枚，为各国获奖之冠。其中包括至今还享誉世界的“国酒茅台”、“金奖白兰地”等。
五、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依经济学家许涤新研究，1912年至1920年，按照总产值计算，每年经济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算，每年增长率为13.4%。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年至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官僚资本的发展自1912年以后开始衰败，外国资本也在1914年后受挫，惟有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平均发展速度为13.8%。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中华民国展品获得各类奖章1218枚，是各国获奖之冠，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北洋政府非凡的工业成就。
北洋政府将中国带入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是外在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北洋政府建立了市场经济。袁世凯请出张謇等一批经验丰富的企业家管理中国经济，并实现了财政平衡，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日后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实际上是直接得益于北洋政府建立的市场经济。
六、历史战绩
1919年10月，北洋军阀政府乘俄国十月革命之机派大将徐树铮出兵收复外蒙古。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外蒙古全境归还中国，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同时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收复!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渗透达多年，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徐树铮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废除《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地处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的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苏俄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沙皇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边防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俄国传统意义上的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他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苏俄如有机会，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1919年11月17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1919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七、历史地位
八、北洋时期有很多辉煌的东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应该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1912年到1926、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民国元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相对说来，暴民专制更厉害：著名记者黄远生是国民党暗杀的;1925年火烧《晨报》，是国民党主导的，将当时全国最有威望影响最大的报纸烧掉。其它如军阀张作霖杀邵飘萍等等，都有。但从整体来讲那时是最自由的。学术自由带来新文化运动。这是非常光辉的一个运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时期奠基的。
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过去我们说，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是由于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所以发展起来了。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条没有讲，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民国成立后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发展。袁世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经济，结果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同时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很明显的记录，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13.8%。一直到抗战前，经济发展记录都是很不错的。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国民党为了党派宣传，说抗战前是黄金十年，年均经济发展将近10%。其实义和团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北洋这方面的记录也不差。
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这是不合格的结论，要是考试，如果我改卷，这个答案会不及格;但你们改学生试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荒谬。实际情况怎样?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不讲个别例子，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这是被迫的，还有沙俄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但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看看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东西，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举个主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结果是谁收回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12日开始到1922年2月6日结束的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英美的调解和压力，中国和日本解决了山东问题，基本上五四时候提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了，主权收回来了。那么大的事都解决了，你说北洋卖国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权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经收回了。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来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孙传芳支持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一手收回的。这些例子很多。段祺瑞他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还专门召开了调查中国司法状况的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很简单，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各种各样原因都有，很多解释，但关键一条，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有人会跳起来，说污蔑中国司法，但没办法，要讲老实话。不相信就去试一下中国的传统刑法，看是否能接受。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西方中世纪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没有，承认吗?洋人到中国来不愿意接受野蛮的这一套。怎么办?学吧。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出指示，要废除和“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1]。这一否定，加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迷信宪法，我们是无法无天。中国人为此受尽苦头，都是无法无天的结果。反右，毛泽东说了几条标准，违反了就是右派。他讲几句话就是法律，跟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别?结果10%以上的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当时毛说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五六十万变成了右派，惨吗?这就是没有法律、不实行法治的结果。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北洋时期一直在坚持原来三权分立，独立司法的架构。在主权回收问题上，段祺瑞一方面开了司法调查会，另外还开了一个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旨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谈判在1925年11月19号达成协议，规定从1929年1月开始要将中国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还有些具体细节没有谈完，结果国民党捣乱、军阀矛盾，两个因素汇合，段祺瑞倒台，这事就黄了。国民党上台拣了个大便宜，于1929年1月如期收回关税自主权。把这样的政府骂为卖国政府，是不是有点离谱?
讲到这里还是在讲现象，更深刻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一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大变化，从原来的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这样一个状况，转变为华盛顿会议体系。这个体系特点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势力范围，然后美国插手，说要门户开放，某个国家的势力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华盛顿会议以后不同了，除了日本还想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其它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变了，认为应该在维护中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改革。国际上列强有这样的转变，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双方配合，所以北洋时候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时代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却是良好的开端。反对的人可以去看材料。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一部书，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讲北洋外交和中国如何收回主权，是很优秀的学术著作。
有些问题，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不及格了。比如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人家老早解决了，你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历史教师那是非看不可的书，二十一条怎么提出，怎么谈判，怎么斗争，怎么评价，资料齐全，清清楚楚。可能比较模糊的是段祺瑞时代，也就是袁世凯逝世后的那些做法。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书就知道，善后借款条件在当时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里面说山东问题换文本来从短期看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没有想到一战马上就结束了，不应该有这样的外交交涉。所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就是说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些失误。这样一讲，北洋是不是卖国就清楚了。
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乱，军阀混战。问题是，乱的根源在哪?过去我们简单化，说帝国主义在后面搞鬼，是不是呢?这个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证据。反而有些就有确凿证据，苏联在中国兴风作浪，它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工具，钱，顾问，武器都是它给的，想把中国变为它的一个外围，这个有根有据。
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革命，不能随便玩，要估计到后果可能很严重。原有的制度和规则，要是用暴力去摧毁，必然会经过一次大乱时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乱十年，到1799年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还是战争不断。不过他制定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英国革命什么时候胜利?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689年制订《权利法案》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英国革命巩固下来了。三十八年的混乱，四百万英国人死去二十万。我们讲的包围国会等，那时都有，克伦威尔就是这样干的。你说北洋时期包围国会、贿选等，凡是实行三权分立的，都有这样一个腐败过程。这个过程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净化机制，不断改进。你看台湾选举就是这样，最初国民党控制下贿选、操纵选举都有，经过几个回合的净化，现在在台湾，贿选抓到一件，马上就完蛋。有时要毁灭对方，制造一个类似收买选票之类的事件，一下子就会败选的。都要经过这一段的。人是很野蛮的，是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我们过去歌颂民族英雄，反过来想，人就是野蛮，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杀人掠夺上。没办法，人类就是要经过这么一段。
三权分立制度要成长起来，也要经过这一段。这个乱，是革命的必然后果。原有的权威失掉了，规则不再有权威保证施行，一旦推翻就乱，乱了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很困难。第二个原因，军阀本身是为了私利而争夺。第三个原因，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捣乱。跳出政治语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来看，这些说法对不对?例如国民党在广州的护法，我们都歌颂。但这些革命政权干了些什么?1924年4月，孙中山下令，将大理院院长赵士北撤职。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长不是选举产生的，孙中山想撤就撤。为什么撤呢?因为赵士北坚持司法要独立，跟孙中山主张的党化司法不一致。孙中山那时开始在广州建立政权，就是党国体制。乱就乱在这里。
2016春节假期看了根据同名书籍《北洋大时代》拍的纪录片。根据我的印象，历史课本上讲北洋时代基本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几个词，袁世凯窃取武昌革命胜利果实，称帝失败，死后军阀之间像过家家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影视剧或者故事会中提到万恶的旧社会，我一般就会想到那个时候，有地主逼着收租子，军阀又混战，百姓岂不是最遭殃。但是当时学习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疑惑的地方，比如清王朝怎么说也堂堂执政上百年，武昌起义的革命军也没有打到紫禁城，怎么就兵不血刃地退位了呢，这与以前的改朝换代似乎不一样？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约定要赔39年，但没几年清王朝就没了，我们到底赔完了没有（当时还不知道查询度娘）？为什么军阀混战时期蔡元培当校长的北京大学那么好？二十一条看内容确实是卖国条约无疑，但是二十一条似乎并没有在后面的历史进程中逐条实施，为什么签订了却没被执行呢？
后来大学时读过一些着眼于一两个点的文章，也听了一些“反动的人文老师”的演讲，说北洋时代其实并没有中学历史课本上讲得那么不堪，比如中国代表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二十一条最终签订的并不是二十一条等等，但是历史课本中的观念还是深入我心，觉得他们讲的不过是以数点概全貌，北洋时代主体还是坏的，尤其是那些“封建”的“利欲熏心”的坏军阀们。看完这个纪录片，加上中学到现在虚长的年岁中得到的社会经（JIAO）验（XUN），终于算是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历史人物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北洋时期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间经过武昌起义，清帝逊位，民国创立，军阀混战，直到1928年奉系易帜民国在形式上实现了一统，前后共计33年的时段，如果再算上晚清洋务运动中北洋系官员的作用，整个北洋集团影响中国长达半个世纪。北洋时代是一个王朝政治解体走向宪政民主国家的过渡时代，除了导致军阀混战，政治动乱外，也有很多正面的东西，那时的中国开始尝试民主，党禁开放，言论自由，政治理性，经济飞速发展，民主和科学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北洋时代算是清王朝灭了之后社会精英摸着石头过河努力探寻振兴中华之路的时代。
虽然北洋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但它的存在使得满清灭亡后中国保持了至少名义上的统一而不至于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北洋时期的许多政治人物既承接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治国安天下的理想，还受到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凭一己之力改变中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国家法制还是舆论清议，他们还是从心底里还是有所畏惮。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北洋军阀们几乎都具有传统道德操守和民主政治理想，倡导和平解决，不会赶尽杀绝，不少军阀被赶下台后含饴弄孙，安享晚年，可谓前无古人。这些官员普遍不贪财，不好色，为政廉洁，对民主的奉行和实践令人惊叹，北洋政府近20年的统治，先后组成5届国会，基本上没有中断过一院制或两院制国会。即使在袁世凯贸然发动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北洋政府完全可以乘机以颠覆政府罪取缔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但是袁世凯并没有取缔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第一大党，还是按照之前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竞选总统。更可贵的是北洋军阀们大都有一种爱国情怀，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人晚年都受到过日本人千方百计的拉拢，以充当傀儡政权的首脑，但都被断然拒绝了。
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知识分子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文化启蒙运动，缔造了中国文化和教育的黄金时代。百年前的北洋时代很多人知道涌现了近百位人文思想大师，然而极少人知道这一时期，诞生了第一架中国制造的飞机，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轮船；颁布实施了第一部民主宪法，第一次在亚洲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即使混战不断，仍然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被经济学家成为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
北洋政府的历届执政者都坚决地主张外蒙古与中东铁路的权利，坚持不卖国的立场，即便袁世凯在日本炮火威胁下被迫签订了二十一条，终究还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在华盛顿和会上把它基本废除了，成功维护了国家权益。
北洋时代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北洋政府是被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的，成王败寇，作为胜利一方的国共两党对北洋政府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如同国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在我党的宣传体系中被淹没长达半个世纪，但历史绝对不应该是随意涂抹的画布，何况那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只有一百年左右，只要我们想，还是能更客观地了解那个时代的。另一方面我党的早期领袖，嘴上虽然不说，估计也从北洋时代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受益于那个时代的混乱和昌明，更从北洋军阀的覆灭中总结经验与教训，逐步形成了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军事斗争理论与实践，以小博大并最终取得胜利。
北洋风云人物录
这部书（纪录片）主要讲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军事领袖人物，对那时明显处于劣势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涉及很少，历史书上的名人（当时社会的犯罪分子）邹容，秋瑾，林觉民等更是几乎只字未提。翻阅百科上更多的材料，其实也可以看到本书（纪录片）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袁世凯 自小站练兵到接掌北洋，大力兴办各级新式学堂教育，引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立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司法和教育制度。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的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清末宪政的形成至关重要。称帝是其最大的败笔。
段祺瑞 一生甘于清贫，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在其任北洋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在他晚年时，日本侵略者希望段祺瑞能出任傀儡政权首长，使劲办法促段出山，均遭段力辞，体现了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
吴佩孚 一生饱读圣贤之书，人称儒帅。他为人的信条是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在他下台后，生活清苦，张学良经常接济他，但张学良丢失东三省后，他依然毫不留情地大骂张学良。日本在侵华后不断试图拉拢他，都被他断然拒绝。他积极为抗战出谋划策，虽然身陷日占区，但决不跟日伪同流合污，由于拒绝做汉奸，在拔牙的时候被日本人割喉致死。
过去评价 张作霖 总是说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实际上，张作霖的内心深处最不愿意的就是背上卖国贼的骂名，最后因为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而被日本人炸死。
其他提到的风云人物还有 徐世昌， 黎元洪 ， 王士珍， 冯国璋， 张宗昌， 蔡锷， 张勋， 孙传芳， 曹锟， 载沣， 王国维 与 陈寅恪， 伍连德 等，其中伍连德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伟大科学家，其领导对东北大鼠疫的抗击堪称人类瘟疫史上伟大的胜利，对人类进步的影响比以上被人津津乐道的政治人物可能更大。
记得意大利著名学术大师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句话的含义谁都明白，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历史就是胜利者的历史。然而，真相却只能有一个，可能是公众比历史学家们更迫切需要真相的缘故吧，便有了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断被改写、平反和注释的过程。有些历史因其年代的久远，也许永远没有了真相，可是，一些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还是可以寻觅到星星点点的印迹的，在真相的基础上作实事求是的评判，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民众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当我读了一些有关北洋政府的书籍和资料之后，便强烈感觉到这段历史应该重新阐释。
所谓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称北京政府，是指民国初年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建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是相对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革命政府）的称呼。在我的脑子里、在各种正统的宣传资料和教科书上，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恐怖最黑暗最混乱无序的年代，炮火硝烟、烧杀掳掠、勾心斗角、动荡不安，统治者们导演的丑剧、闹剧、悲剧一幕接着一幕，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卖国条约、府院之争、军事独裁、“三·一八”惨案……最近，我特意翻阅了由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这部历史著作尽管有一些独特的观点和清醒的认识，比如军阀政治失败的原因，该书归结为：军阀们没有能力变军事控制为政治控制，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规范出真正有权力的文官政府。这个观点应该是客观公正的。可是，该书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对那段历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故有的观念或者说主流观念上。
老实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历史没有多少兴趣，那都是些过去的事情，何必去费那个精力呢？后来，因为对某些已成定论或习以为常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疑问之后，才不得不注意起“历史”来，比如对北洋政府的兴趣就是因为我在不断阅读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为何发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何出现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尽管很不成熟）？为何能够诞生五千年历史上唯一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是什么因素成就了那么多迄今为止无人超越的思想家、文学家？
我的第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那段“最黑暗的时期”的政府更迭。我承认，那确实是一个军事主宰政治的时期，自袁世凯过世后，军阀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谁得势谁就获得了政权。然而，虽然这些军阀们都握有枪杆子，但是，他们在获取政权的时候大多都没有发生过流血牺牲。自1912年到1928年，除了1913年11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的两年半时间，其他各个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的，起码在形式上是这样，只是有些军阀如张作霖将权力抓得更紧一些。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按照法律程序继任大总统，黎继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恢复被袁解散的国会。此后，虽然政府多次废宪、立案，但都没有停止过起草永久性宪法的工作，都宣称效忠共和政体，都组成了一个名义上的文官政府。不管他们有多么大的野心，对权力是如何醉心，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他们都不愿背负破坏民主共和的罪责。因此，他们在战场上可以炼杀掳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老子天下第一，在政坛上，他们却不敢公开胡来，即使曹辊是靠贿选当上总统的，但他毕竟是通过选票而不是直接通过枪杆子上台的。这说明在这些丘八们的心里，合法即便表面上的合法是相当重要的。
我的第二个有趣的发现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们却特别害怕舆论、学生和知识分子。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曾百般讨好梁启超、宋教仁等与他意见不合的学界、政界人物；自袁世凯始，整个北洋政府期间，党派林立、报刊遍地，骂政府、骂总统、骂国会议员之声此起彼伏，学生运动、群众集会时常发生，真正遭到公开打击扼杀的还是不多，暗杀是有的，但对知识分子的暗杀主要还是发生在土匪头子张作霖当政期间；1926年3月18日，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内阁执政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祺瑞执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在国会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之后，他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对于国务院要求“阁员总辞职”，他照办执行。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祺瑞从此素食终生。
我的第三个有趣的发现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其复杂的背后因素。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偕参赞小幡、书记官高尾在北京怀仁堂觐见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直接递交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孙中山得知此事，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行动。其中的重大举动之一就是：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签订了所谓的《中日盟约》，将中国的诸多主权拱让日本，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持。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尚未正式签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凯曾向各级官员发出“密谕”，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足见袁世凯之无奈。遗憾的是，袁世凯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中山主动送给日本人了。他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有其普通教科书上没有提及的内容：1926年，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设水雷封锁了水道。曾经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于1926年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内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并要求“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列强的最后通牒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苏联人趁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可苏联政府仍然操纵学生发动了反抗政府活动，导致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的发生。
我还有其他许多有趣的发现，比如，“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并不是被袁世凯“窃取”的，比如袁世凯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当皇帝的，比如民国第一个被杀的报人黄远庸竟然是孙中山指使人干的……
当然，我并不是否认，北洋政府有很多腐败、荒唐、惨无人道的行为，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灾难，但这段时期似乎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不愿承认的东西。
我十分渴望，能有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家勇敢地站出来，对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进行一次基于客观事实的重新阐释。
楚梦，本名倪章荣，湖南人。作家，文史学者。
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并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林彪的部队。 （韩战中，这十万朝鲜籍官兵又被送回朝鲜，成为朝鲜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考
(59/4916 reads)2019-11-20 06:29:20
辽沈战役一共缴获了各种炮4709门
跳出它的紧箍咒，寥寥无几。
虽说温故而知新有理，但是，看清今日事也能帮助你理解历史。
俄乌战争打了一些时日廖，武器弹药后勤对于战局的重要性，大家有目共睹木有疑义。
那么，传说中的“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给您个棒槌，您还当针（真）抱在怀里不放手，双重标准就不好廖。
至少，半年前四野入关时列车上满满的日式坦克和坦克兵的图像还历历在目，现在都被404廖。
事情过去都快要80年廖，还怕人们知道，事出反常必有妖，您信不信，拉倒。
国共内战中，中共从苏俄那里得到多少武器装备？ ◎ 余杰 | Taiwan Justice | 台湾公义报
文/余杰
为什么中共将历史学家当作间谍？
中共在战场上打败了国民党，也在宣传战中打败了国民党。 如果1940年代中期，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都有徐复观和殷海光的洞见，并且着书立说，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告诉广大民众，共产党未必能那么轻易地席卷天下。
共产党深知，垄断历史，就能掌控未来。 所以，任何探求历史真相的学者，都被共产党视为潜在的威胁和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
历史学者徐泽荣，一九五一年出生于中共高干家庭，父亲是军级干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母亲是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在广东文教界颇有地位。 一九八四年，徐泽荣移居香港，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即现今的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工作，算是中共派驻香港的官二代。 后来，徐泽荣转入学术界，到英国留学，于1999年获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然而，徐泽荣的历史研究不小心触碰了某些敏感领域，以至锒铛入狱，就连他显赫的家庭背景都救不了他。 二○○○年七月，徐泽荣突然在广州家中被捕。 一开始，当局仅指控他在深圳《非法经营》出版书刊业务（十多年之后，若干在香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人士都在中国被捕，并被控以类似的罪名），并未提及后来成为主要罪状的《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 当局搜索徐泽荣的住宅之后，发现他于1992年曾向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所长洪晟泰提供中共50年代出版的内部资料《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和《韩战敌军资料汇集》，并获得报酬，认定此为唯一钢鞭材料」。 二○○一年十二月，徐泽荣被深圳市中级法院判处「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和非法经营书籍和报刊发行」罪名成立，获刑十三年。 二○一一年6月23日，经3次减刑后刑满出狱。 徐泽荣的母亲在儿子被捕入狱后因悲伤过度去世，这又是一起革命者被革命吞噬的案例。
据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对美国之音表示，徐泽荣实际上是因为报道中共文革时期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陈年旧事而触怒当局。 金钟说：「更重要的，恐怕是他在《亚洲周刊》上写文章报导马来亚共产党曾经在湖南益阳某山头上设立秘密电台。 这件事情过去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报导。」
这篇题为《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的文章，发表在2000年6月最后一期的香港《亚洲周刊》。 这篇报道披露，中国政府一九六七年帮助马来亚共产党在湖南益阳赫山区岳家桥四方山设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 电台于1981年撤销。 徐泽荣抵达现场，看到了人去楼空的废弃场所，包括数处房屋、一处坑道和一座铁塔。 对于曾经以「输出革命」为荣的共产党来说，那段历史却成了不能提及、不能研究的禁忌。 徐泽荣为此付出了坐牢十一年的惨重代价。
让人讶异的是，徐泽荣刑满出狱、离开中国一年多之后，居然重获中山大学聘任，以客座教授及研究员身分在中山大学任教。 刑满释放人员再度当上教授，可谓空前绝后。
徐泽荣解释，获得中山大学复职是「上级指示中山大学」的，这是因为他在中国收回香港的军用土地谈判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一九九二年，徐泽荣在牛津大学就战略研究课程撰写学期论文〈二战前夕驻港英军备战方案分析〉，搜集资料过程中，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得到多份十四世纪起的「英国海外驻军法案」， 又在港府房屋委员会得到三十多张驻港英军兵营地图描图。 完成论文后，他把有关原始材料送给中国国际战略学会。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具有国安背景的智库，得到这些资料后如获至宝。 其负责人回复徐泽荣说，这是雪中送炭，解放军据此方能组建驻港部队。 由于中方已掌握英军在港军事用地产权、数量、位置和划界，英军无谓作谈判钉子户，故此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军事谈判小组商讨过程顺利，不像联络小组的政治谈判小组般争拗不断。 战略学会会长柴成文后来为此当面赞扬徐泽荣，而英国外交部亦派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外校考官叶胡达（Michael Yahuda）教授来了解情况。 不过，英国是民主国家，不会因为徐泽荣使用过此类资料乃至将资料送给中国，而将徐冠以间谍的罪名。
徐泽荣称，由于知道他的这一贡献的人不多，战略学会华南分会会长在他被捕时又不在其位，故他被中共当局无辜判以重刑。 后来，该分会会长复出，为徐出狱后复职奔走，使他在这一个「人治国家」破例得以复职。 徐泽荣引用中共创党党魁陈独秀的话形容自己的经历，「出了研究室进监狱，出了监狱进研究室」，而这种「囧境，古今中外世所罕见，丢人现眼」。 另外，徐泽荣也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其案件审讯不规范的地方提出异议，并向中联部部长王家瑞提出和解要约——但是，这些要求全都如同石沉大海，中共怎么可能想个人认错并和解呢？ 按照中共的思维方式，即便是反右或文革那样造成数百万人家破人亡的错误的政治运动，也只是母亲委屈了儿女、儿女只能忍辱负重，儿女岂能让母亲道歉？
实际上，徐泽荣并不是一名持反共立场的学者，甚至也算不上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是现实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他身为香港人，在香港问题上却站在中共政权一边，在中英谈判中显然为祖国服务。 徐泽荣被关押了整整十一年，而他的父母都是中共暴政的牺牲品，他却仍然没有彻底觉悟，居然为得到一个教职而对中共感激涕零，让人哀叹「奴在心者」的悲剧。
徐泽荣的故事，让人想起法国作家拉·波埃西在《自愿为奴》中的论述。 拉·波埃西指出，暴政在一开始是最困难的，在自愿为奴之前，必定为两种力量所驱使：武力或（自我）欺骗。 一开始，人民因为征战而提供了僭主统治他们的权力，在饱经战火和危难之后，人民自我欺骗，认为若不继续提供这样的同意，则无法继续换取生存。 于是，后人未曾体验并无法理解前人是在不得不的情况下才被迫放弃自由，换言之，第二代的人们，生于枷锁之下，且在奴役中成长，奴役状态成了他的自然状态。 作为官二代的徐泽荣正是将奴役当做自然状态，即便成年后在香港和英国生活多年，并获得顶尖学府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也无法从此种状态中挣脱出来。
中共真的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
徐泽荣的著述并不具有颠覆中共统治的功效，只是钩沉出某些被遗忘、被扭曲的历史事实而已——然而，即便是这种看上去对中共当下的统治「无害」的历史研究，中共也不能容忍。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而论，历史不是逝去的、无足轻重的往事，历史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政治。 中共与乔治·欧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一样，坚信这样一个真理：谁掌握了过去的阐释权，谁就掌握了未来的愿景图。 这就是中共一定要将徐泽荣送入监狱的原因所在。
徐泽荣的很多历史论文，如《中共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 ——共军内战使用苏援炮弹研究》，在中共看来一定是「不合时宜」的「违禁之作」。
中共是怎样打败国民党的？ 中国的说法是小米加步枪。 「小米加步枪」是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的重要宣传术语。 所谓小米，是指军队的食物; 所谓步枪，是解放军当时主要武器装备。 中共在内战期间以小米加步枪战胜国民党的说法，通过中共的强力宣传而深植人心。
这个说法最早出自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与美国桌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谈话：「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毛的说法从此一言九鼎，但它并非历史事实。
然而，徐泽荣并不认同这一历史叙事。 他在肯定国共内战中共占据正义一方的大前提之下，撰写了《中共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 ——共军内战使用苏援炮弹研究》这篇历史论文。 他从中共早期军工业先驱刘鼎的传记中，顺藤摸瓜地考证出不少扎实的史料，颠覆了解放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的宣传神话。
徐泽荣指出，解放军在内战中期就已在武器上领先于国民党军队，中共的武器大部分来自苏俄，包括苏俄从日本关东军那里缴获的日式武器、苏俄自己生产的武器，以及美国二战中援助苏俄的剩余武器。 徐泽荣指出：
徐泽荣又指出，「中共靠苏援火炮才轰垮蒋家王朝」才是历史真相：
国民党一方的记载亦印证了徐泽荣的论断。 一九四五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后勤总司令的陈诚在回忆录中写道，苏军在东北缴获日军飞机925架、坦克369辆、装甲车35辆、野炮2662门、机枪1万3825挺、步枪35万支、掷弹筒1.105万具。 「以上各种武器装备，俄军可能保留了一小部分，其余即全数供给了共军」。
苏联将各种军火源源不断地转交给中共之际，美国却停止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 美国认为，蒋介石政权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不愿向这个无底洞继续投资。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美国杜鲁门政府发布了军火禁运的行政命令，国民政府雪上加霜，直到1947年5月的10个月中，台军未能从美英等国获得军火物资，前线已无法维持作战。
当时，国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回忆说：「八月二十七日，王守竞前来汇报他为中国军队争取某些物资出口许可证的情况。 他说，战时特为中国制造的一亿三千万发七点九二毫米子弹，国务院拒绝发给出口许可证。 拒绝发证主要以中国当前的局势为依据。 这无疑是对华禁运作战物资的一种行动，因为禁运的手段，一般来说就是拒发出口许可证。 禁运给我们造成的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我国的军事装备绝大部分来源于美国，这就必须使用美制弹药。 」
国民政府特勤总管黄仁霖也在回忆录中说：「由于美国禁运军火，我们立即发现我们由美国顾问用新式装备所训练出来的新兵，因为他们的军火消耗无法补充，无怪乎有若干师军队，就因为没有军火可资抵抗，而不得不投降。」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 有相当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当前军火消费水平，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只有三个月的弹药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国解除对华军火禁运，但禁运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国军溃败之势已无法挽回。 一九四八年，美国《援华法案》中的四点三六亿美元，是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前获得的最后一笔大额援助，但已于事无补。
苏联解密档案显示：苏联援助中共的武器，是中共反败为胜的关键
国共内战初始，国军跟共军总兵力对比大体上是五比一，陆军野战部队数量超过中共两倍以上，各种重装备远超过共军，在自动化武器、机动性上占有绝对优势。 国民党已有三十九个军（师）换用美械装备，重装备火力与机动性大大提高。
因此，蒋介石信心百倍地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 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台军所独有; 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 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
那么，为何国民党在内战开始的头八个月，便损失大约71万兵力，最后又在短短3年内，精锐尽失，败退台湾呢？
学者青石在《东北决战幕后》一文中提到：'中共军队从东北获得了大量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同样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同样是这些将领在指挥：十年前，鏖战甘肃黄河两岸是何等艰辛惨烈，两万红军健儿竟会全军覆灭于与土匪无异的'马家军'骑兵手下; 十年后，他们宛如蛟龙出海，由东北而华北而华东而华南而西南而西北，横扫全副美式装备的百万国民党军，锐不可当。 武器装备之重要作用，于此一目了然。」 相比之下，历史学家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一书中揭示了国军精锐部队武器弹药匮乏的窘境：「一九四六年东北国军的军力可说达到巅峰，然而王牌军新一军炮兵营的一○五毫米榴弹炮，全营只有五百发炮弹，而整个东北国军也不超过一千发，几分钟就射完了。」
所谓「从东北获得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从苏联那里获得的。 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国民党要员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真正的历史答案，不在中共的宣传资料和历史教科书中，而在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
苏联解密文件记载：
第一，苏联向中共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可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 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第二，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日军在朝鲜的武器全部移交中共，日本经营朝鲜半个世纪，储备了数量惊人的武器。
第三，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美国在二战期间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的130亿美元武器中多达40亿美元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中共，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向中共提供大量苏联和捷克生产的武器。
第四，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并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林彪的部队。 （韩战中，这十万朝鲜籍官兵又被送回朝鲜，成为朝鲜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第五，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由此可见，苏联援助是中共军事力量壮大的关键因素。 这个结论记载在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 该书评论说，「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更非小米加步枪！」 、「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居多，精锐越打越少，解放军越打越多，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关于苏联援助中共的武器、人员和物资的情况，苏联存在各种不同说法。 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说，给中共的武器是「三千七百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六百辆坦克，八百六十一架飞机，约一千两百挺机枪」。 一九七一年，莫斯科华语广播一档谈话栏目的说法是「步枪约为七十万支，机枪约为一万两千至一万四千挺，各种炮约四千门，坦克约六百辆，八百余架飞机」。 《赫鲁雪夫回忆录》披露：「战败的日本兵放下武器，我们将他们的武器转交给了中共。 我们避免暴露直接将日军武器转交给共军，办法是将武器集中存放在某地，让中共去取。”
这些史料澄清了中共长期宣传的谎言：中共使用的美式武器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而来。 其实，在国共内战初期和中期，中共使用的大量美式武器是辗转从苏联获得的。 美国从未想到援助苏联会养虎为患。 这些美式武器，甚至在韩战中被朝鲜和中国军队用来对付美军及联合国军。 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左派思想和妇人之仁所结出的恶果。
历史学者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以苏联档案为依据，得出结论：
从中共的文献看解放军的武器来源
作者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中，用中共的史料重现了东北共军建立炮兵司令部的过程。
内战刚刚爆发时，中共不仅没有几门火炮，而且不懂得炮兵战术，只会以单炮兵抵近直瞄射击。 直至1946年10月，东北共军成立炮兵司令部后，才逐渐学会集中火力和步炮协同战术，把炮兵火力集中在一起，连续向前推进射击。
到辽瀋战役前夕，东北共军拥有的重装备可能已超过国军，而且有能力支持步兵攻占由国军十几个多兵种合成防守的大城市。 此时，百分之七十以上国军的伤亡，就是中共火炮造成的。 这些火炮，绝大部分是来自苏联。
此后，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使用五百余门火炮，锦州战役使用六百余门火炮，天津战役使用一千两百三十门火炮。 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徐向前兵团发起太原战役，这场战役持续半年，阎军凭借险要地形、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顽强反抗，共军久攻不下。 次年四月，共军太原前线一共集结三个炮兵师，拥有各类火炮一千三百三十三门。 四月二十四日晨五时，向阎军城内主阵地猛烈轰击，四天后太原终告陷落。
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的东北部队战力最强，除了其统帅林彪是中共最强悍的战将，以及东北士兵的身体和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之外，更是其武器装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中共各部队中非常突出的。 这支部队特指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以后进入东北的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一九四五年十月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其野战部队则称东北野战军。
历史学者郭永学考证，从东北部队的史料及各级将领的回忆录看来，抗战刚结束时到国共内战初期，关于苏援武器的记载相当多。 如，1945年下半年，苏军多次向中共转交武器。 九月，曾克林部从沈阳苏家屯军火库里运出两万支步枪、一千挺机枪、156门迫击炮、山炮和野炮。 曾克林在回忆录中承认，向苏军投降的日本空军飞机及人员，全都由苏联转交给中共，由中共使用：「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航空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 大队长是林弥一郎...... 其飞行大队有各式飞机四十六架，飞行员十七人，机械师二十四人，机械员七十二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180多人及各种器件和配件。」 这些日本空军的资源，成为中共组建其空军的基础。 蒋介石在向日本侵华军队总司令冈村宁次求助的同时，中共也争先恐后地将日军的资源拿来为其所用。
又如，《中国共产党长春历史》及《长春市志·军事志》等书记载，共军周保中部从长春日军军火库中运出一万一千支步枪，这是此前占领长春的苏军故意留下的。
又如，中共将领周家美在〈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一文中记载，驻锦州的苏军从日伪武器仓库中，取出各种火炮五十余门、机枪四百八十余挺、步枪一万余支、手枪两百余支，交给周家美部。
又如，刘转连在《三五九旅北上记》一文中记载，十一月，三五九旅利用在辽阳为苏军看守仓库的机会，一夜之间利用库里的武器把全旅重新装备起来。 如果不是苏军同意和默许，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
又如，陈雷在《一切从头开始》一文中记载，黑龙江绥化县龙南纵队成立时，苏军卫戍司令部移交了两车皮武器弹药，有步枪约五千支，轻机枪一百五十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
学者李长林在《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一文中，引用1945年11月29日〈陈云、高岗致中央电〉指出，陈云等人向中央报告说：苏军提供的武器已有「枪十万，炮三百」。
《回忆萧华》一书亦记载，到了年底，辽东军区从驻朝苏军手中得到多达十几列车的枪支、弹药。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的《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显示，苏军从朝鲜转交中共部队各种枪三万余支。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的〈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显示，苏军代表告知中方，苏军于二十五日撤离哈尔滨，为中共部队留下「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
后来，苏联认为在满洲缴获的日本军用物资属于其战利品，不能无偿拨给中共，要用易货交换的方式处理。 一九四七年年六至七月，被誉为「解放军炮兵之父」的朱瑞专程赴平壤与驻朝苏军谈判换取武器事宜。 朱瑞是共军中唯一的炮兵专家，也是苏联教育出来的专业人才。 一九二六年年二月，朱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蒋经国等为同学。 一九二七年年秋，转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 在国共内战中，朱瑞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 当时，朱瑞与驻朝苏军达成协议，采用武器换农产品的方式，苏方经图门向中共运送数十列车的关东军武器弹药和器材，包括几百门火炮。
据《何长工回忆录》记载，同年十月，中共将领何长工与苏军谈判成功，用废钢铁换取存放在满州里的关东军武器，这批武器「有各种枪炮，还有坦克」。
另外，东北共军的不少武器来自朝鲜的日本遗留作战物资。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应东北部队军政领导人陈云、萧劲光、李富春、周保中、刘亚楼等请求，朝鲜曾分四批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两千节车皮的日军遗留作战物资。 这些物资中含有大量武器。 朝鲜对于这些武器数量的记载是十万枪支武器。 一九四七年六月，又从朝鲜发运数十列车武器弹药，其中有山炮、野炮和高射炮等。 这段渊源成为日后毛泽东出兵参与韩战的原因之一。
没有苏联提供的大量武器，中共不可能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 换言之，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 在斯大林生前，毛泽东一般不敢违抗其意志，对其俯首贴耳、毕恭毕敬; 斯大林死掉之后，毛泽东才野心膨胀，要跟赫鲁晓夫争夺共产主义阵营头把交椅。 于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
余杰
蜀国人，蒙古族，基督徒，美国籍。 一九七三年生于成都，一九九二年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一九九八年出版处女作《火与冰》，畅销百万本，其文字和思想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人。 二零一二年赴美，抛弃如同「动物农庄」般野蛮残酷的中国，誓言「今生不做中国人」，并致力于在思想观念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解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传统，进而在华语文化圈推广英美清教徒精神与保守主义价值，也就是其独树一帜的「右独」理念
淮海战役的胜利主要原因是粟裕指挥的好, 华野中野将士用命。山东民众小推车和东北炮弹的支持有一定关系, 但不是决定因素。国民党军炮弹不会比东北的少, 汽车运输及空运不会比小推车的量少吧, 当然被包围之后就是另一回事了。共军如果被围, 再多的小推车也是进不了包围圈的, 所以关键是谁能把对手先围起来。
中国近代史上辉煌的北洋政府 - 黑郁金香的博文 - 美国中文网 (sinovision.net)
中国近代史上辉煌的北洋政府热度 1已有 8088 次阅读2014-8-30 22:42 |个人分类:军事历史|系统分类:军事| 中国近代史, 北伐战争, 北京政府, 国务院, republic分享到微信
北洋军阀政府(1912年～1928年)是指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以天津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与政治时期。北洋派于这段时间里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权力格局中占优势地位，因而得名。北洋派领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先后担任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直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被国民政府替代为止。北洋军阀政府曾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国对外蒙古领土完整作出过重要贡献。主流观点则以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或1913年10月北京临时政府结束作为起始点。
中文名称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
英文名称 The republic of china
简 称 北洋政府，北京政府
所属洲 亚洲
首 都 北京
主要城市 北京、南京、奉天、武昌
国庆日 1911年10月10日
官方语言 汉语
政治体制 总统制共和制
国家领袖 袁世凯，黎元洪，张作霖
人口数量 约4亿
主要民族 汉族
国土面积1200万平方千米
立法机构 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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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中央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卿音庆)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在北洋军阀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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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被官史骂为头号“卖国贼”，主要罪状是签了“21条”，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成问题。“21条”是日本抛出的，袁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竭力推拖，并积极鼓动国际社会进行调停。袁在第一时间就把消息捅给英、美等国驻华使馆，同时还不顾日人的威胁和阻挠，故意把消息“泄露”给中国记者。在中国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人陷入被动。在谈判桌上，袁世凯也当仁不让，对原则性的“第五号”条款坚持不答应，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袖手旁观，在日本“最后通牒”的逼迫下，在日本以出兵为要挟下，袁世凯最后不得以签订了条约，但实际内容已远远不足21条。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而是与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甲午战争前，就是他在朝鲜跟日本人打了两仗，而且都没吃亏，还占了上风。“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痛哭失声，让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有趣的是，梁启超、蔡锷等发动倒袁的“护国运动”，却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他们为什么反对中国也实验君主立宪，那只有天知道了。袁世凯临终时，说的那句自己一死实“为日本去一大敌”，令人深思。看来，正因为袁世凯不甘做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才决定倒袁。日本侵华以后，北洋政府曾经的风云人物，无论人民评价好坏，没有一个投降日本做汉奸走狗的。相反，国民党和共产党却出了大批汉奸
北洋有清帝的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一大中华民国"。其后南京临时政府之临时大总统孙文辞职，南北统一，因此北洋是无可非议的正统，是国际普遍承认的，而所谓的护国，护法，二次革命之类都是武装叛乱。所谓的广东革命政府更是在勾结外国势力搞分裂。北洋政府有民选国会，成文宪法，总统也是选举的,国民政府有国民大会是1948年的事情，而且1948年的那个国大不符合1945年政协，无人承认。北洋的国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国会，得到了当时南北双方的认可，不像后来南京国会和“橡皮图章”，总有一部份中国人不承认的.
现在被广大网民吹捧的民国范，其实就是北洋范，什么教授拒见领袖，各种思想的兴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故事都发生在北洋期间。到1928年北洋时代结束，孙中山的民国确立，民国范就已荡然无存了。
“北洋军阀”这个名词是谁起的?如果改个名字“民主共和国领袖”，估计大家就不会反感了。每次在武昌红楼、新华门徜徉，总会感觉到那些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依然隐约穿梭在廊道里，黎元洪、汤化龙、袁世凯、蔡锷、段祺瑞、唐绍仪、吴佩孚、曹锟、冯国璋、张勋、汪精卫、胡汉民、张发奎、……
几十年后，当一切羁绊和封锁解除以后，掩盖不住的民国时期那段灿烂文化和层出不穷的各路英杰会彻底颠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旧思维。
北洋时期，中国开放党禁，报纸自由，经济恢复发展，政治理性。(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站对队伍的，是站胜国)。
一、北洋政府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北洋政府在它存续的十几年中，逐渐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对当政者的权力也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充分保护了人民权利。
(一)形式上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权力受到制约。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法，除《中华民国约法》外，均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以这一时期产生法律效力时间最长的《临时约法》为例，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决议”，“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公使得参议院同意”。其他诸如宣战、缔约、媾和及宣告大赦等权力均受到参议院的严格限制。临时大总统必须遵守法律，忠于职守，否则，将受参议院弹劾，并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天坛宪法》中，对总统的权力作了更多的限制，尤其是“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在肯定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的同时，又在事实上“合法”的剥夺总统的这项权力。这样，从《临时约法》发展到《天坛宪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在法律条文上逐渐完善。
三权分立政权机构是民主共和国的标志，在三权分立的政权机构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面对段祺瑞内阁的专权，国会内进步党和国民党摈除党见，联合起来，维护权力制衡的原则，对段祺瑞的权力形成有力牵制，这一点，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1917年5月，段祺瑞提出参战案，国会拒绝合作，形成了政治僵局。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适得其反，国会于5月19日作出决定，先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这就表明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态度。总统黎元洪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于5月23日解除段祺瑞的职务，从而引起政府危机，使段祺瑞的参战计划严重受挫。我们可以看出，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
(二)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都赋予人民空前的权利和自由。即使体现袁世凯独裁集权的“新约法”也有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规定，如“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新约法”第五条到第十条详细地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如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这就使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权利和自由。该时期的宪法已从立法角度确定个人权利并提供保障，并包含平等原则和保障权利观等内容。这种法律上的尊重，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三)司法独立体制得以建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和《天坛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独立、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如“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以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特别是最后这一条对法官自身权益的保护，更保证了司法的公正和独立。1920年，北京政府又以法令的形式对法官的自身公正作了补充规定：法官不得列名党籍。“无论何种结合，凡具有政党性质”，法官“盖不得列名，其以列名党籍者，即行宣告脱离”。这一点最具现代法治精神，使司法审判不会因一党私利而有失公正。
司法独立的原则不仅写在宪法中，而且，在实践中也有所体现。20年代围绕“金佛朗案”的争执，能够看出当时中国政治中司法独立的特征。早在1923年5月，直系政府曾做出决定，按照法国的要求解决“金佛朗案”，但为国会所否决。同年12月，曹锟基于“执政在野，亦反对甚力”而再次拒绝各国的要求。1925年4月11日段祺瑞的国务会议决定接受“金佛朗案”，使中国在对法赔款中蒙受损失。这件事情导致司法机关的介入，京师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事。10月2日，翁敬棠写出8000字报告，确认“金佛朗案”使中国损失8000多万，认为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已触犯刑律第108条，构成外患罪，应处“无期徒刑”，建议“饬令主办公员依法先行羁押，俾不致逍遥法外”。10月12日翁敬棠又检举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为“金佛朗案”从犯。翁敬棠以一个地方检察官的身份侦察此案，搜集证据，侦察活动历时6个月，整个过程依法进行，当时的中央政府至少不敢公然妄加干涉。这样的调查，与当今美国对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以及英国法官对布莱尔政府“凯利事件”的独立司法调查亦有一定可比性，可它却发生在八十年前的中国，这足以用“伟大”二字来评价。
北洋政府不但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与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蔡元培、鲁迅等人发着很高的工资。即使是在“五四”学运发生之后，即使是在“学运”出现了过激行为(如火烧私人住宅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不大像学运，有点像义和团)之后，军阀政府也没有用坦克、机枪来对付学生，反倒在压力下答应了学生的要求!这充分证明北洋政府对民意的尊重。
二、北洋政府是言论最自由，舆论环境最宽松的政府。
旧中国的政治历来基本上是由少数上层统治者操作，严禁民众议政。北洋军阀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那时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也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一个志愿者的团体甚至一个政党就从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摘政府的举措。
《东方杂志》、《民国时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先后创刊，人们利用舆论阵地对政府作合法监督。早在1913年4月27日，因北洋政府涉嫌“宋案”，上海民众就通电袁世凯、赵秉钧：“宋案铁证涉及二公，望总统携总理即日辞职，受法庭之审判。”这在当时震动很大。巴黎和会期间，国内舆论的活动表明现代舆论开始成熟。1919年2月5日《民国时报》披露，中国作为战胜国，按国际惯例，有权向和会提出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及秘密协定，但却遭到了日本政府蛮横干涉。消息传出，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北洋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没有向日本做出让步。《民国时报》在《本社专电》、《特约》等专栏上披露和会的发展情况，在巴黎的梁启超也利用《晨报》为舆论工具，不断报道有关山东交涉的种种最新动态，利用舆论来影响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中国政府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与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舆论方面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此外，如果当时没有允许民间办报、言论相对宽松这样的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
三、北洋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宽容与最具人性的政府。
历史上，每个王朝开国，都要大肆杀人。而北洋历史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的“暴君”，北洋军阀从来没有使用传统的大开杀戒的统治术。正是因为北洋政府的宽容与人性才使得“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
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情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既也没有把责任军队，也没有把学生说成是暴徒或反革命动乱分子，而是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惩处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没有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发配边疆，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尽管在革命的炮声中，北洋政府失败了，可是，北洋政府对人民的宽容和人性足以让历代中国政府感到羞辱。
四、北洋政府时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北洋政府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设厂专利垄断，大大激发了资产阶级投资建厂、振兴实业的热情，出现了民初的“产业革命”热潮。新的私人资本企业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这一时期被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北洋政府的经济成就显著：“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又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比较骄人的工业成就是：1920年中国从棉纱的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1919年福州船政局造出第一架水上飞机，到1931年共生产了11架。中国首批飞机设计师、技师和飞行员在此时涌现出来。江南造船所1918年获得美国海军运输舰4艘建造订货，这四艘万吨轮每艘排水量14750吨，1921年交付完毕。
民族金融业获得极大发展，1920年有华资银行103家比1911年增加六倍，其实收资本总额也从1913年底的2890.6万元增加到8808.4万元。
农业方面，北洋时期中国农业单产是印度的2-3倍，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美国的水平。整个北洋时期没有发生成千上万人饿死的现象。
1915年北洋政府组织全国各地产品参加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该次博览会上，中国展品获各等奖章1218枚，为各国获奖之冠。其中包括至今还享誉世界的“国酒茅台”、“金奖白兰地”等。
五、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依经济学家许涤新研究，1912年至1920年，按照总产值计算，每年经济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算，每年增长率为13.4%。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年至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官僚资本的发展自1912年以后开始衰败，外国资本也在1914年后受挫，惟有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平均发展速度为13.8%。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中华民国展品获得各类奖章1218枚，是各国获奖之冠，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北洋政府非凡的工业成就。
北洋政府将中国带入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是外在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北洋政府建立了市场经济。袁世凯请出张謇等一批经验丰富的企业家管理中国经济，并实现了财政平衡，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日后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实际上是直接得益于北洋政府建立的市场经济。
六、历史战绩
1919年10月，北洋军阀政府乘俄国十月革命之机派大将徐树铮出兵收复外蒙古。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外蒙古全境归还中国，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同时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收复!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渗透达多年，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徐树铮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废除《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地处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的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苏俄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沙皇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边防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俄国传统意义上的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他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苏俄如有机会，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1919年11月17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1919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七、历史地位
北洋军阀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中央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卿音庆)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在北洋军阀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八、北洋时期有很多辉煌的东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应该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1912年到1926、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民国元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相对说来，暴民专制更厉害：著名记者黄远生是国民党暗杀的;1925年火烧《晨报》，是国民党主导的，将当时全国最有威望影响最大的报纸烧掉。其它如军阀张作霖杀邵飘萍等等，都有。但从整体来讲那时是最自由的。学术自由带来新文化运动。这是非常光辉的一个运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时期奠基的。
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过去我们说，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是由于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所以发展起来了。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条没有讲，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民国成立后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发展。袁世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经济，结果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同时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很明显的记录，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13.8%。一直到抗战前，经济发展记录都是很不错的。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国民党为了党派宣传，说抗战前是黄金十年，年均经济发展将近10%。其实义和团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北洋这方面的记录也不差。
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这是不合格的结论，要是考试，如果我改卷，这个答案会不及格;但你们改学生试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荒谬。实际情况怎样?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不讲个别例子，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这是被迫的，还有沙俄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但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看看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东西，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举个主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结果是谁收回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12日开始到1922年2月6日结束的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英美的调解和压力，中国和日本解决了山东问题，基本上五四时候提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了，主权收回来了。那么大的事都解决了，你说北洋卖国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权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经收回了。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来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孙传芳支持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一手收回的。这些例子很多。段祺瑞他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还专门召开了调查中国司法状况的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很简单，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各种各样原因都有，很多解释，但关键一条，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有人会跳起来，说污蔑中国司法，但没办法，要讲老实话。不相信就去试一下中国的传统刑法，看是否能接受。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西方中世纪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没有，承认吗?洋人到中国来不愿意接受野蛮的这一套。怎么办?学吧。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出指示，要废除和“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1]。这一否定，加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迷信宪法，我们是无法无天。中国人为此受尽苦头，都是无法无天的结果。反右，毛泽东说了几条标准，违反了就是右派。他讲几句话就是法律，跟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别?结果10%以上的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当时毛说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五六十万变成了右派，惨吗?这就是没有法律、不实行法治的结果。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北洋时期一直在坚持原来三权分立，独立司法的架构。在主权回收问题上，段祺瑞一方面开了司法调查会，另外还开了一个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旨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谈判在1925年11月19号达成协议，规定从1929年1月开始要将中国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还有些具体细节没有谈完，结果国民党捣乱、军阀矛盾，两个因素汇合，段祺瑞倒台，这事就黄了。国民党上台拣了个大便宜，于1929年1月如期收回关税自主权。把这样的政府骂为卖国政府，是不是有点离谱?
讲到这里还是在讲现象，更深刻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一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大变化，从原来的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这样一个状况，转变为华盛顿会议体系。这个体系特点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势力范围，然后美国插手，说要门户开放，某个国家的势力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华盛顿会议以后不同了，除了日本还想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其它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变了，认为应该在维护中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改革。国际上列强有这样的转变，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双方配合，所以北洋时候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时代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却是良好的开端。反对的人可以去看材料。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一部书，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讲北洋外交和中国如何收回主权，是很优秀的学术著作。
有些问题，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不及格了。比如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人家老早解决了，你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历史教师那是非看不可的书，二十一条怎么提出，怎么谈判，怎么斗争，怎么评价，资料齐全，清清楚楚。可能比较模糊的是段祺瑞时代，也就是袁世凯逝世后的那些做法。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书就知道，善后借款条件在当时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里面说山东问题换文本来从短期看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没有想到一战马上就结束了，不应该有这样的外交交涉。所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就是说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些失误。这样一讲，北洋是不是卖国就清楚了。
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乱，军阀混战。问题是，乱的根源在哪?过去我们简单化，说帝国主义在后面搞鬼，是不是呢?这个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证据。反而有些就有确凿证据，苏联在中国兴风作浪，它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工具，钱，顾问，武器都是它给的，想把中国变为它的一个外围，这个有根有据。
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革命，不能随便玩，要估计到后果可能很严重。原有的制度和规则，要是用暴力去摧毁，必然会经过一次大乱时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乱十年，到1799年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还是战争不断。不过他制定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英国革命什么时候胜利?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689年制订《权利法案》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英国革命巩固下来了。三十八年的混乱，四百万英国人死去二十万。我们讲的包围国会等，那时都有，克伦威尔就是这样干的。你说北洋时期包围国会、贿选等，凡是实行三权分立的，都有这样一个腐败过程。这个过程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净化机制，不断改进。你看台湾选举就是这样，最初国民党控制下贿选、操纵选举都有，经过几个回合的净化，现在在台湾，贿选抓到一件，马上就完蛋。有时要毁灭对方，制造一个类似收买选票之类的事件，一下子就会败选的。都要经过这一段的。人是很野蛮的，是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我们过去歌颂民族英雄，反过来想，人就是野蛮，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杀人掠夺上。没办法，人类就是要经过这么一段。
三权分立制度要成长起来，也要经过这一段。这个乱，是革命的必然后果。原有的权威失掉了，规则不再有权威保证施行，一旦推翻就乱，乱了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很困难。第二个原因，军阀本身是为了私利而争夺。第三个原因，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捣乱。跳出政治语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来看，这些说法对不对?例如国民党在广州的护法，我们都歌颂。但这些革命政权干了些什么?1924年4月，孙中山下令，将大理院院长赵士北撤职。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长不是选举产生的，孙中山想撤就撤。为什么撤呢?因为赵士北坚持司法要独立，跟孙中山主张的党化司法不一致。孙中山那时开始在广州建立政权，就是党国体制。乱就乱在这里。
北洋大时代
2016春节假期看了根据同名书籍《北洋大时代》拍的纪录片。根据我的印象，历史课本上讲北洋时代基本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几个词，袁世凯窃取武昌革命胜利果实，称帝失败，死后军阀之间像过家家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影视剧或者故事会中提到万恶的旧社会，我一般就会想到那个时候，有地主逼着收租子，军阀又混战，百姓岂不是最遭殃。但是当时学习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疑惑的地方，比如清王朝怎么说也堂堂执政上百年，武昌起义的革命军也没有打到紫禁城，怎么就兵不血刃地退位了呢，这与以前的改朝换代似乎不一样？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约定要赔39年，但没几年清王朝就没了，我们到底赔完了没有（当时还不知道查询度娘）？为什么军阀混战时期蔡元培当校长的北京大学那么好？二十一条看内容确实是卖国条约无疑，但是二十一条似乎并没有在后面的历史进程中逐条实施，为什么签订了却没被执行呢？
后来大学时读过一些着眼于一两个点的文章，也听了一些“反动的人文老师”的演讲，说北洋时代其实并没有中学历史课本上讲得那么不堪，比如中国代表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二十一条最终签订的并不是二十一条等等，但是历史课本中的观念还是深入我心，觉得他们讲的不过是以数点概全貌，北洋时代主体还是坏的，尤其是那些“封建”的“利欲熏心”的坏军阀们。看完这个纪录片，加上中学到现在虚长的年岁中得到的社会经（JIAO）验（XUN），终于算是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历史人物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北洋时期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间经过武昌起义，清帝逊位，民国创立，军阀混战，直到1928年奉系易帜民国在形式上实现了一统，前后共计33年的时段，如果再算上晚清洋务运动中北洋系官员的作用，整个北洋集团影响中国长达半个世纪。北洋时代是一个王朝政治解体走向宪政民主国家的过渡时代，除了导致军阀混战，政治动乱外，也有很多正面的东西，那时的中国开始尝试民主，党禁开放，言论自由，政治理性，经济飞速发展，民主和科学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北洋时代算是清王朝灭了之后社会精英摸着石头过河努力探寻振兴中华之路的时代。
虽然北洋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但它的存在使得满清灭亡后中国保持了至少名义上的统一而不至于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北洋时期的许多政治人物既承接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治国安天下的理想，还受到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凭一己之力改变中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国家法制还是舆论清议，他们还是从心底里还是有所畏惮。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北洋军阀们几乎都具有传统道德操守和民主政治理想，倡导和平解决，不会赶尽杀绝，不少军阀被赶下台后含饴弄孙，安享晚年，可谓前无古人。这些官员普遍不贪财，不好色，为政廉洁，对民主的奉行和实践令人惊叹，北洋政府近20年的统治，先后组成5届国会，基本上没有中断过一院制或两院制国会。即使在袁世凯贸然发动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北洋政府完全可以乘机以颠覆政府罪取缔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但是袁世凯并没有取缔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第一大党，还是按照之前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竞选总统。更可贵的是北洋军阀们大都有一种爱国情怀，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人晚年都受到过日本人千方百计的拉拢，以充当傀儡政权的首脑，但都被断然拒绝了。
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知识分子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文化启蒙运动，缔造了中国文化和教育的黄金时代。百年前的北洋时代很多人知道涌现了近百位人文思想大师，然而极少人知道这一时期，诞生了第一架中国制造的飞机，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轮船；颁布实施了第一部民主宪法，第一次在亚洲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即使混战不断，仍然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被经济学家成为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
北洋政府的历届执政者都坚决地主张外蒙古与中东铁路的权利，坚持不卖国的立场，即便袁世凯在日本炮火威胁下被迫签订了二十一条，终究还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在华盛顿和会上把它基本废除了，成功维护了国家权益。
北洋时代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北洋政府是被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的，成王败寇，作为胜利一方的国共两党对北洋政府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如同国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在我党的宣传体系中被淹没长达半个世纪，但历史绝对不应该是随意涂抹的画布，何况那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只有一百年左右，只要我们想，还是能更客观地了解那个时代的。另一方面我党的早期领袖，嘴上虽然不说，估计也从北洋时代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受益于那个时代的混乱和昌明，更从北洋军阀的覆灭中总结经验与教训，逐步形成了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军事斗争理论与实践，以小博大并最终取得胜利。
北洋风云人物录
这部书（纪录片）主要讲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军事领袖人物，对那时明显处于劣势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涉及很少，历史书上的名人（当时社会的犯罪分子）邹容，秋瑾，林觉民等更是几乎只字未提。翻阅百科上更多的材料，其实也可以看到本书（纪录片）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袁世凯 自小站练兵到接掌北洋，大力兴办各级新式学堂教育，引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立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司法和教育制度。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的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清末宪政的形成至关重要。称帝是其最大的败笔。
段祺瑞 一生甘于清贫，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在其任北洋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在他晚年时，日本侵略者希望段祺瑞能出任傀儡政权首长，使劲办法促段出山，均遭段力辞，体现了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
吴佩孚 一生饱读圣贤之书，人称儒帅。他为人的信条是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在他下台后，生活清苦，张学良经常接济他，但张学良丢失东三省后，他依然毫不留情地大骂张学良。日本在侵华后不断试图拉拢他，都被他断然拒绝。他积极为抗战出谋划策，虽然身陷日占区，但决不跟日伪同流合污，由于拒绝做汉奸，在拔牙的时候被日本人割喉致死。
过去评价 张作霖 总是说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实际上，张作霖的内心深处最不愿意的就是背上卖国贼的骂名，最后因为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而被日本人炸死。
其他提到的风云人物还有 徐世昌， 黎元洪 ， 王士珍， 冯国璋， 张宗昌， 蔡锷， 张勋， 孙传芳， 曹锟， 载沣， 王国维 与 陈寅恪， 伍连德 等，其中伍连德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伟大科学家，其领导对东北大鼠疫的抗击堪称人类瘟疫史上伟大的胜利，对人类进步的影响比以上被人津津乐道的政治人物可能更大。
一段需要重新阐释的历史——我看北洋政府 时间:2011-06-08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楚梦
记得意大利著名学术大师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句话的含义谁都明白，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历史就是胜利者的历史。然而，真相却只能有一个，可能是公众比历史学家们更迫切需要真相的缘故吧，便有了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断被改写、平反和注释的过程。有些历史因其年代的久远，也许永远没有了真相，可是，一些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还是可以寻觅到星星点点的印迹的，在真相的基础上作实事求是的评判，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民众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当我读了一些有关北洋政府的书籍和资料之后，便强烈感觉到这段历史应该重新阐释。
所谓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称北京政府，是指民国初年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建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是相对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革命政府）的称呼。在我的脑子里、在各种正统的宣传资料和教科书上，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恐怖最黑暗最混乱无序的年代，炮火硝烟、烧杀掳掠、勾心斗角、动荡不安，统治者们导演的丑剧、闹剧、悲剧一幕接着一幕，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卖国条约、府院之争、军事独裁、“三·一八”惨案……最近，我特意翻阅了由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这部历史著作尽管有一些独特的观点和清醒的认识，比如军阀政治失败的原因，该书归结为：军阀们没有能力变军事控制为政治控制，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规范出真正有权力的文官政府。这个观点应该是客观公正的。可是，该书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对那段历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故有的观念或者说主流观念上。
老实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历史没有多少兴趣，那都是些过去的事情，何必去费那个精力呢？后来，因为对某些已成定论或习以为常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疑问之后，才不得不注意起“历史”来，比如对北洋政府的兴趣就是因为我在不断阅读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为何发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何出现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尽管很不成熟）？为何能够诞生五千年历史上唯一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是什么因素成就了那么多迄今为止无人超越的思想家、文学家？
我的第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那段“最黑暗的时期”的政府更迭。我承认，那确实是一个军事主宰政治的时期，自袁世凯过世后，军阀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谁得势谁就获得了政权。然而，虽然这些军阀们都握有枪杆子，但是，他们在获取政权的时候大多都没有发生过流血牺牲。自1912年到1928年，除了1913年11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的两年半时间，其他各个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的，起码在形式上是这样，只是有些军阀如张作霖将权力抓得更紧一些。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按照法律程序继任大总统，黎继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恢复被袁解散的国会。此后，虽然政府多次废宪、立案，但都没有停止过起草永久性宪法的工作，都宣称效忠共和政体，都组成了一个名义上的文官政府。不管他们有多么大的野心，对权力是如何醉心，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他们都不愿背负破坏民主共和的罪责。因此，他们在战场上可以炼杀掳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老子天下第一，在政坛上，他们却不敢公开胡来，即使曹辊是靠贿选当上总统的，但他毕竟是通过选票而不是直接通过枪杆子上台的。这说明在这些丘八们的心里，合法即便表面上的合法是相当重要的。
我的第二个有趣的发现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们却特别害怕舆论、学生和知识分子。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曾百般讨好梁启超、宋教仁等与他意见不合的学界、政界人物；自袁世凯始，整个北洋政府期间，党派林立、报刊遍地，骂政府、骂总统、骂国会议员之声此起彼伏，学生运动、群众集会时常发生，真正遭到公开打击扼杀的还是不多，暗杀是有的，但对知识分子的暗杀主要还是发生在土匪头子张作霖当政期间；1926年3月18日，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内阁执政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祺瑞执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在国会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之后，他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对于国务院要求“阁员总辞职”，他照办执行。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祺瑞从此素食终生。
我的第三个有趣的发现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其复杂的背后因素。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偕参赞小幡、书记官高尾在北京怀仁堂觐见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直接递交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孙中山得知此事，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行动。其中的重大举动之一就是：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签订了所谓的《中日盟约》，将中国的诸多主权拱让日本，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持。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尚未正式签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凯曾向各级官员发出“密谕”，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足见袁世凯之无奈。遗憾的是，袁世凯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中山主动送给日本人了。他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有其普通教科书上没有提及的内容：1926年，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设水雷封锁了水道。曾经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于1926年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内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并要求“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列强的最后通牒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苏联人趁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可苏联政府仍然操纵学生发动了反抗政府活动，导致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的发生。
我还有其他许多有趣的发现，比如，“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并不是被袁世凯“窃取”的，比如袁世凯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当皇帝的，比如民国第一个被杀的报人黄远庸竟然是孙中山指使人干的……
当然，我并不是否认，北洋政府有很多腐败、荒唐、惨无人道的行为，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灾难，但这段时期似乎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不愿承认的东西。
我十分渴望，能有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家勇敢地站出来，对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进行一次基于客观事实的重新阐释。
楚梦，本名倪章荣，湖南人。作家，文史学者。
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并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林彪的部队。 （韩战中，这十万朝鲜籍官兵又被送回朝鲜，成为朝鲜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考
(59/4916 reads)2019-11-20 06:29:20
辽沈战役一共缴获了各种炮4709门
跳出它的紧箍咒，寥寥无几。
虽说温故而知新有理，但是，看清今日事也能帮助你理解历史。
俄乌战争打了一些时日廖，武器弹药后勤对于战局的重要性，大家有目共睹木有疑义。
那么，传说中的“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给您个棒槌，您还当针（真）抱在怀里不放手，双重标准就不好廖。
至少，半年前四野入关时列车上满满的日式坦克和坦克兵的图像还历历在目，现在都被404廖。
事情过去都快要80年廖，还怕人们知道，事出反常必有妖，您信不信，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