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王震最早提出捉拿四人帮 为何遭叶帅拒绝 发布：2017年12月10日 19:24来源：草帽岩 叶选基是叶帅的侄儿，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一直生活在叶帅身边，直至1987年叶帅去世。在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岁月里，叶选基在叶帅身边亲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为了解这些鲜活的历史瞬间，笔者多次走进位于京郊的叶选基先生寓所，聆听这位71岁老人讲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和拨乱反正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是夜，即粉碎“四人帮”后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警卫长马西金等负责布置会场。中办副主任李鑫、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列席会议。周启才作记录，王守江在外面守候。 深夜11时左右，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在后海小翔凤（叶帅在城里的家）突然接到叶帅的警卫长马西金打来的电话：“首长让我告诉你们，‘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叶选宁和叶选基明白“那四个人”是指“四人帮”，当时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说法。他们也是除了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的人之外，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人。 接到消息后，叶选宁和叶选基马上决定尽快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大家。他们立即叫上“拉费克”开车，先到西郊机场去找“头头”。“拉费克”是叶帅的司机任天庆，因长的特别黑，像非洲人，大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外号“拉费克”。“头头”是叶帅最小的儿子叶选廉的小名，他当时是空军34师专机组的飞行员。叶选宁和叶选基先到西郊机场告诉他这个消息，又从那里直接到了位于永安里的国管局宿舍“九层楼”告诉了叶选平。 那天晚上，大家都兴奋异常。通知完叶选廉和叶选平后，叶选基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就闯到了翠家湾王震的住地。因此，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老同志是王震。王震听到消息，整个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兴奋得不得了，马上驱车去陈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云。 第二天，叶选基又到王震家，看见他手里捏了两个核桃，抓来抓去。叶选基好奇地问起，王震说是陈云给他的。原来，陈云看到王震如此亢奋，控制不住情绪，送他两个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绪。 10月7日下午，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吕正操之女，叶选基前妻），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为10月7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西山召开在京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电视剧）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请她立即转告。于是，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告诉他“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 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是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飞车”赶回宽街小平的住处，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家人的。得知这个消息，邓小平及其全家无比振奋，邓还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其实，早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在京的高级干部们就提出了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中共处于危难之中，老干部们都闻讯而动，互相串联，议论纷纷，叶剑英的内心也极为忧虑。其中最突出的是王震，他走街串巷找战友们商议，向叶剑英提出要把“四人帮”抓起来，叶剑英向他举起拇指摇头，意思是毛泽东还活着，行不通。王震是叶选基所知道的第一个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人。 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在1976年之前，两人并不熟悉。那么，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呢？ 1976年1月10日夜，一个中等个头的男子出现在朔风呼号的天安门广场。从外表看，他与广场上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那晚的广场人山人海。在官方似乎刻意降低两天前辞世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治丧规格的情况下，人们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悼之情。 “文革”开始整整10年之后，压抑在人们心头的愤懑情绪已燃到了顶点。总理病重时，邓小平曾经给大家带来希望。但好景不长，从1975年底起，邓小平的“钢铁公司”开不下去了。 那个中等个头的男子，默默地走在送花圈的人流中，观察着身边的人。在场的人没有谁知道他的身份，甚至他自己也不曾预料到，自己会为9个月后粉碎“四人帮”做出一份独特的贡献。 焦虑 这个人，是熊向晖，就是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十余年、被毛主席称为“一个人顶几个师”、后来被誉为中共情报保卫“后三杰”之一的那个传奇人物。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多年地下工作的历练，使熊向晖很少情感外露。据他的女儿熊蕾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甚至在家中，也很少看到父亲情绪上的波动。 但从1975年的秋天开始，25岁的熊蕾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的焦虑。在家中，熊向晖常常叹气。 熊蕾知道，这是因为周恩来的病情加重、邓小平的日子变得艰难、极左派愈发嚣张所致。 以往很少聚会秋游的熊向晖，此时去八火处、香山“游玩”的次数比往年明显增多。同行的人，通常是一些可以交心的老战友。说是秋游，实际上并没有观赏风景，而是互相唉声叹气。还有一次，熊向晖在和罗青长通电话的过程中，谈到总理的病情，说着说着就开始流泪。这给熊蕾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女儿的记忆中，几乎找不到父亲流泪的片段。 事实明摆着，老干部这股政治力量正在陷入群龙无首的危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层政治斗争中能够对“四人帮”有效制衡的，只有这些开国元勋们。 他们中间，熊向晖对周恩来还有着特殊的感情。周是中共情报工作创始人、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领导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熊向晖最为敬重的长者。他和老战友们猜测着，邓小平再度靠边站以后，谁会接任总理。 谁接任总理，对当时的中国至关重要。按照国务院的排位，周、邓之下，就是张春桥了。熊向晖等人聚会之时，一是出于安全，二是出于轻蔑，对张春桥一直以“眼镜”称之，而那个女人的名号，则是“三点水”。如果“眼镜”接掌行政权力，这个国家会继续乱成什么样子？老百姓要接着吃多少苦头？ 对这一局面，老干部们有束手无策之感。不仅如此，另一位老干部的领军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也陷入了困境。“三点水”在一些高层级的场合公开宣称，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邓小平），一个是广东（叶剑英）。“四川”既倒，火力开始向“广东”集中。 “四川”与“广东”两个敌人的说法，熊向晖还是从叶剑英那里听来的。 他们的交情，始于1969年。被诬称“二月逆流”干将的4位老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受毛泽东指示，集中研究国际形势。熊向晖由周恩来总理指派，给4位老帅当助手，集会数十次，从未缺席。思想感情和立场的一致，使熊向晖很快与4位老帅变得无话不谈。 1976年1月21日，熊向晖见到叶剑英。叶帅告诉他，自己的处境现在也变得很困难。 熊向晖的朋友很多，身处决策层的朋友也不少。“文革”中，4位老帅是他的挚交，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局常委当中亦有他清华的校友。但他有一条原则：你只要还在位，我就不会去找你；如果你有事，请随时找我。 这一次，也是叶帅主动找来熊向晖吐露心扉：政治局的“批邓”让他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 此时，邓小平已经实质倒台，“四人帮”风头正盛。有人建议，叶帅到南方去避一下风头。叶帅因此想要去广西。 叶帅处境艰难，无疑加重了熊向晖的忧虑。他问叶帅：如果你去广西，军委怎么办？叶帅回答：军委我还可以掌握。 熊向晖的建议后来得到叶帅的采纳：不去南方，留在北京，称病不出，进可攻，退可守。 随即，叶剑英以健康为由向中央请假。 观察 就在与叶帅会面13天后，一个几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任命，让熊向晖们的焦虑情绪变得更为复杂。2月3日，经毛泽东提名、政治局同意之后，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5天之后，叶剑英告诉熊向晖，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和大多数人一样，熊向晖庆幸大权没有落到“那些人”手中，但心中的疑虑又增添了一层。这个平步青云的华国锋究竟是什么人？他和“那些人”是不是一伙的？ 老干部们的往来仍很频繁，但没有人能说出华国锋的政治倾向。 很快，熊向晖得到了与华国锋相处的机会。这个机会，源自杨振宁的来访。 周恩来向来重视科学工作，杨振宁与李政道等知名华裔科学家每次访问故国，都能见到周恩来。如今周总理已经病故，谁来会见杨振宁，成为接待方负责人熊向晖亟须请示的问题。 他的电话先是打给华国锋的秘书。很快，就接到了华国锋要他当面汇报的指示。4月17日凌晨2时许，在人民大会堂，熊向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这位新任总理。 他先给新任总理讲了杨振宁此前在上海的故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在会见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时，大谈“批邓”，并送给杨一批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科学家不露声色地予以婉拒，说箱子装满了。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华国锋说：原来安排是我见，我不见，谁见呢？ 熊向晖很敏锐，他揣测华国锋的意思是：不让张春桥见。因为按照国务院排位，华国锋之下，就是张春桥。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结束，110分钟的时间内，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尽管华国锋也谈到了天安门事件，但熊向晖注意到，华国锋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这与当时的主调无疑有着云泥之别。 回到家，熊向晖把自己的判断告诉熊蕾：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熊蕾相信父亲的眼力。她回忆，父亲还在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时，对妹妹的一个同学一见钟情，第二面就表露了爱意，同时坦承自己是地下党。“父亲当时对母亲说，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熊蕾告诉记者。 有点兴奋的熊向晖把自己的判断告知圈中朋友，引起了圈中一人的莫大关注。这个人，是叶选基，叶帅的侄子，总参二部参谋。 熊向晖另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身份，恰恰是总参二部的副部长。圈中老友罗青长，是这个军队情报系统的主管，正部长。 叶选基当时身负另一项使命。4月2日，叶帅在和熊向晖谈话时提到：在这个非常时期，熊向晖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有不便。以后还是让侄子选基到熊家去，沟通消息。 在得知熊向晖对华国锋的初步印象后，6月4日，叶选基和叶帅的女婿刘诗昆来到熊家。叶选基说，叶帅长期病休也不好，华国锋贵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叶两人最好能见上一面。我们说话没分量，希望熊叔叔和伯伯谈一谈。 3天之后，叶选基来接熊向晖，前往叶帅在西山的住所。熊向晖带上了两份材料，决定向叶帅挺华。 关于熊向晖同志向叶帅汇报对华国锋政治态度和立场的看法，《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此问讯叶选基同志，答复是事实。 叶剑英看到的第一份材料，是华国锋1975年9月26日在听取科学院领导汇报时的插话。这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调子，和同时在会上讲话的邓小平完全一致。他首先谈到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随后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实验室，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最后，他对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也提出了质疑：他们搞“三突出”，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熊向晖对叶帅说：你看他这些话，讲得很尖锐啊。 第二份材料则是华国锋会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 熊向晖还告诉叶帅两件事：一件是“文革”期间公安部的一件命案，涉及高级干部，华国锋的处理很得当。 另一件，就发生在公安部命案处置的第二次会议后。一边步出人民大会堂，华国锋一边问熊向晖，怎么好久不见老罗（罗青长）了？ 在得知罗青长身体不佳、政治上被边缘化、无法住进北京医院之后，华、熊二人已经走到人民大会堂外的台阶上。华国锋站住，就在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拽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你看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熊向晖说。 叶剑英颔首：“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熊向晖建议：“华国锋立足未稳，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剑英说，“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欣慰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探望熊向晖，并且告诉他，叶帅已经见过了华国锋。 叶选基说，华、叶会面之后，叶帅赞赏熊向晖“说得对、看得准”。 8月15日，应叶帅之邀，熊向晖再赴西山，两人在地震棚里交谈。叶帅告诉熊向晖，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不露声色地支持了与“四人帮”意见相左的叶剑英。 在政治局起草关于毛泽东健康问题的通知时，“四人帮”坚持要写进“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这句话，叶剑英和汪东兴表示反对。华国锋当时未置可否，但后来叶帅看到发出的电文，不禁一乐。他不同意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剑英还说，华国锋本来要来拜会他，但考虑到华国锋出行目标太大，叶帅遂亲自登门。未曾想，叶帅抵达华府时，华国锋已经候在门口——当时没有手机，华国锋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守望。这让叶帅很是感动。 及至叶帅下车时，华国锋亲自上前搀扶，扶着叶帅步入院子，到客厅就坐，并且称叶剑英是“九亿人民的元帅”——又令叶帅动容。 交谈中，叶剑英先是抛出了治国方针的问题，华国锋的回答很让他满意，尤其是，他谈到了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无疑是在修正“文革”路线。 而在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上，华国锋的表态让叶剑英心里更有了底：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当时的背景是，极左派正在酝酿，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若要挡住极左派的蠢蠢欲动，绝非易事。 轮到华国锋向叶帅征求意见的时候，叶帅的回答异常简单：注意民兵——极左派在动不了军队的情况下，民兵异动成为叶帅最为担心的事情。 叶剑英告诉熊向晖，他对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 10月6日晚问，“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叶选基和叶剑英次子叶选宁一起，乘车前往西郊机场、永安里，分别告知叶帅家人喜讯。晚10时左右，叶选基给熊家打来电话：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 值得一提的是，叶选基知会熊向晖在先，告知家人在后。 熊向晖当时已经就寝，听到喜讯后把全家人都喊了起来，还一迭声地喊老伴开启叶帅赠送的茅台酒，自斟一杯之后，一饮而尽。 次日清晨7时30分，叶选基赶到王震家中告知之时，王震尚未起床。这个坚持与“四人帮”对抗的斗士激动得几难自已，并立即赶往陈云家中报信。 10月8日早晨，叶选基再次来到王震家中，发现这位三五九旅的老旅长手中多了两个核桃并不停把玩。看到叶选基纳闷的表情，王震大笑：这是陈云送给我的，他让我慢慢说，手别抖。
内幕：王震最早提出捉拿四人帮 为何遭叶帅拒绝
发布：2017年12月10日 19:24来源：草帽岩
叶选基是叶帅的侄儿，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一直生活在叶帅身边，直至1987年叶帅去世。在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岁月里，叶选基在叶帅身边亲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为了解这些鲜活的历史瞬间，笔者多次走进位于京郊的叶选基先生寓所，聆听这位71岁老人讲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和拨乱反正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是夜，即粉碎“四人帮”后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警卫长马西金等负责布置会场。中办副主任李鑫、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列席会议。周启才作记录，王守江在外面守候。
深夜11时左右，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在后海小翔凤（叶帅在城里的家）突然接到叶帅的警卫长马西金打来的电话：“首长让我告诉你们，‘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叶选宁和叶选基明白“那四个人”是指“四人帮”，当时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说法。他们也是除了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的人之外，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人。
接到消息后，叶选宁和叶选基马上决定尽快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大家。他们立即叫上“拉费克”开车，先到西郊机场去找“头头”。“拉费克”是叶帅的司机任天庆，因长的特别黑，像非洲人，大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外号“拉费克”。“头头”是叶帅最小的儿子叶选廉的小名，他当时是空军34师专机组的飞行员。叶选宁和叶选基先到西郊机场告诉他这个消息，又从那里直接到了位于永安里的国管局宿舍“九层楼”告诉了叶选平。
那天晚上，大家都兴奋异常。通知完叶选廉和叶选平后，叶选基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就闯到了翠家湾王震的住地。因此，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老同志是王震。王震听到消息，整个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兴奋得不得了，马上驱车去陈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云。
第二天，叶选基又到王震家，看见他手里捏了两个核桃，抓来抓去。叶选基好奇地问起，王震说是陈云给他的。原来，陈云看到王震如此亢奋，控制不住情绪，送他两个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绪。
10月7日下午，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吕正操之女，叶选基前妻），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为10月7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西山召开在京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电视剧）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请她立即转告。于是，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告诉他“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
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是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飞车”赶回宽街小平的住处，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家人的。得知这个消息，邓小平及其全家无比振奋，邓还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其实，早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在京的高级干部们就提出了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中共处于危难之中，老干部们都闻讯而动，互相串联，议论纷纷，叶剑英的内心也极为忧虑。其中最突出的是王震，他走街串巷找战友们商议，向叶剑英提出要把“四人帮”抓起来，叶剑英向他举起拇指摇头，意思是毛泽东还活着，行不通。王震是叶选基所知道的第一个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人。
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在1976年之前，两人并不熟悉。那么，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呢？
1976年1月10日夜，一个中等个头的男子出现在朔风呼号的天安门广场。从外表看，他与广场上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那晚的广场人山人海。在官方似乎刻意降低两天前辞世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治丧规格的情况下，人们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悼之情。
“文革”开始整整10年之后，压抑在人们心头的愤懑情绪已燃到了顶点。总理病重时，邓小平曾经给大家带来希望。但好景不长，从1975年底起，邓小平的“钢铁公司”开不下去了。
那个中等个头的男子，默默地走在送花圈的人流中，观察着身边的人。在场的人没有谁知道他的身份，甚至他自己也不曾预料到，自己会为9个月后粉碎“四人帮”做出一份独特的贡献。
焦虑
这个人，是熊向晖，就是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十余年、被毛主席称为“一个人顶几个师”、后来被誉为中共情报保卫“后三杰”之一的那个传奇人物。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多年地下工作的历练，使熊向晖很少情感外露。据他的女儿熊蕾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甚至在家中，也很少看到父亲情绪上的波动。
但从1975年的秋天开始，25岁的熊蕾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的焦虑。在家中，熊向晖常常叹气。
熊蕾知道，这是因为周恩来的病情加重、邓小平的日子变得艰难、极左派愈发嚣张所致。
以往很少聚会秋游的熊向晖，此时去八火处、香山“游玩”的次数比往年明显增多。同行的人，通常是一些可以交心的老战友。说是秋游，实际上并没有观赏风景，而是互相唉声叹气。还有一次，熊向晖在和罗青长通电话的过程中，谈到总理的病情，说着说着就开始流泪。这给熊蕾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女儿的记忆中，几乎找不到父亲流泪的片段。
事实明摆着，老干部这股政治力量正在陷入群龙无首的危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层政治斗争中能够对“四人帮”有效制衡的，只有这些开国元勋们。
他们中间，熊向晖对周恩来还有着特殊的感情。周是中共情报工作创始人、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领导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熊向晖最为敬重的长者。他和老战友们猜测着，邓小平再度靠边站以后，谁会接任总理。
谁接任总理，对当时的中国至关重要。按照国务院的排位，周、邓之下，就是张春桥了。熊向晖等人聚会之时，一是出于安全，二是出于轻蔑，对张春桥一直以“眼镜”称之，而那个女人的名号，则是“三点水”。如果“眼镜”接掌行政权力，这个国家会继续乱成什么样子？老百姓要接着吃多少苦头？
对这一局面，老干部们有束手无策之感。不仅如此，另一位老干部的领军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也陷入了困境。“三点水”在一些高层级的场合公开宣称，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邓小平），一个是广东（叶剑英）。“四川”既倒，火力开始向“广东”集中。
“四川”与“广东”两个敌人的说法，熊向晖还是从叶剑英那里听来的。
他们的交情，始于1969年。被诬称“二月逆流”干将的4位老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受毛泽东指示，集中研究国际形势。熊向晖由周恩来总理指派，给4位老帅当助手，集会数十次，从未缺席。思想感情和立场的一致，使熊向晖很快与4位老帅变得无话不谈。
1976年1月21日，熊向晖见到叶剑英。叶帅告诉他，自己的处境现在也变得很困难。
熊向晖的朋友很多，身处决策层的朋友也不少。“文革”中，4位老帅是他的挚交，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局常委当中亦有他清华的校友。但他有一条原则：你只要还在位，我就不会去找你；如果你有事，请随时找我。
这一次，也是叶帅主动找来熊向晖吐露心扉：政治局的“批邓”让他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
此时，邓小平已经实质倒台，“四人帮”风头正盛。有人建议，叶帅到南方去避一下风头。叶帅因此想要去广西。
叶帅处境艰难，无疑加重了熊向晖的忧虑。他问叶帅：如果你去广西，军委怎么办？叶帅回答：军委我还可以掌握。
熊向晖的建议后来得到叶帅的采纳：不去南方，留在北京，称病不出，进可攻，退可守。
随即，叶剑英以健康为由向中央请假。
观察
就在与叶帅会面13天后，一个几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任命，让熊向晖们的焦虑情绪变得更为复杂。2月3日，经毛泽东提名、政治局同意之后，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5天之后，叶剑英告诉熊向晖，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和大多数人一样，熊向晖庆幸大权没有落到“那些人”手中，但心中的疑虑又增添了一层。这个平步青云的华国锋究竟是什么人？他和“那些人”是不是一伙的？
老干部们的往来仍很频繁，但没有人能说出华国锋的政治倾向。
很快，熊向晖得到了与华国锋相处的机会。这个机会，源自杨振宁的来访。
周恩来向来重视科学工作，杨振宁与李政道等知名华裔科学家每次访问故国，都能见到周恩来。如今周总理已经病故，谁来会见杨振宁，成为接待方负责人熊向晖亟须请示的问题。
他的电话先是打给华国锋的秘书。很快，就接到了华国锋要他当面汇报的指示。4月17日凌晨2时许，在人民大会堂，熊向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这位新任总理。
他先给新任总理讲了杨振宁此前在上海的故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在会见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时，大谈“批邓”，并送给杨一批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科学家不露声色地予以婉拒，说箱子装满了。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华国锋说：原来安排是我见，我不见，谁见呢？
熊向晖很敏锐，他揣测华国锋的意思是：不让张春桥见。因为按照国务院排位，华国锋之下，就是张春桥。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结束，110分钟的时间内，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尽管华国锋也谈到了天安门事件，但熊向晖注意到，华国锋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这与当时的主调无疑有着云泥之别。
回到家，熊向晖把自己的判断告诉熊蕾：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熊蕾相信父亲的眼力。她回忆，父亲还在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时，对妹妹的一个同学一见钟情，第二面就表露了爱意，同时坦承自己是地下党。“父亲当时对母亲说，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熊蕾告诉记者。
有点兴奋的熊向晖把自己的判断告知圈中朋友，引起了圈中一人的莫大关注。这个人，是叶选基，叶帅的侄子，总参二部参谋。
熊向晖另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身份，恰恰是总参二部的副部长。圈中老友罗青长，是这个军队情报系统的主管，正部长。
叶选基当时身负另一项使命。4月2日，叶帅在和熊向晖谈话时提到：在这个非常时期，熊向晖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有不便。以后还是让侄子选基到熊家去，沟通消息。
在得知熊向晖对华国锋的初步印象后，6月4日，叶选基和叶帅的女婿刘诗昆来到熊家。叶选基说，叶帅长期病休也不好，华国锋贵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叶两人最好能见上一面。我们说话没分量，希望熊叔叔和伯伯谈一谈。
3天之后，叶选基来接熊向晖，前往叶帅在西山的住所。熊向晖带上了两份材料，决定向叶帅挺华。
关于熊向晖同志向叶帅汇报对华国锋政治态度和立场的看法，《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此问讯叶选基同志，答复是事实。
叶剑英看到的第一份材料，是华国锋1975年9月26日在听取科学院领导汇报时的插话。这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调子，和同时在会上讲话的邓小平完全一致。他首先谈到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随后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实验室，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最后，他对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也提出了质疑：他们搞“三突出”，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熊向晖对叶帅说：你看他这些话，讲得很尖锐啊。
第二份材料则是华国锋会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
熊向晖还告诉叶帅两件事：一件是“文革”期间公安部的一件命案，涉及高级干部，华国锋的处理很得当。
另一件，就发生在公安部命案处置的第二次会议后。一边步出人民大会堂，华国锋一边问熊向晖，怎么好久不见老罗（罗青长）了？
在得知罗青长身体不佳、政治上被边缘化、无法住进北京医院之后，华、熊二人已经走到人民大会堂外的台阶上。华国锋站住，就在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拽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你看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熊向晖说。
叶剑英颔首：“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熊向晖建议：“华国锋立足未稳，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剑英说，“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欣慰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探望熊向晖，并且告诉他，叶帅已经见过了华国锋。
叶选基说，华、叶会面之后，叶帅赞赏熊向晖“说得对、看得准”。
8月15日，应叶帅之邀，熊向晖再赴西山，两人在地震棚里交谈。叶帅告诉熊向晖，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不露声色地支持了与“四人帮”意见相左的叶剑英。
在政治局起草关于毛泽东健康问题的通知时，“四人帮”坚持要写进“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这句话，叶剑英和汪东兴表示反对。华国锋当时未置可否，但后来叶帅看到发出的电文，不禁一乐。他不同意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剑英还说，华国锋本来要来拜会他，但考虑到华国锋出行目标太大，叶帅遂亲自登门。未曾想，叶帅抵达华府时，华国锋已经候在门口——当时没有手机，华国锋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守望。这让叶帅很是感动。
及至叶帅下车时，华国锋亲自上前搀扶，扶着叶帅步入院子，到客厅就坐，并且称叶剑英是“九亿人民的元帅”——又令叶帅动容。
交谈中，叶剑英先是抛出了治国方针的问题，华国锋的回答很让他满意，尤其是，他谈到了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无疑是在修正“文革”路线。
而在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上，华国锋的表态让叶剑英心里更有了底：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当时的背景是，极左派正在酝酿，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若要挡住极左派的蠢蠢欲动，绝非易事。
轮到华国锋向叶帅征求意见的时候，叶帅的回答异常简单：注意民兵——极左派在动不了军队的情况下，民兵异动成为叶帅最为担心的事情。
叶剑英告诉熊向晖，他对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
10月6日晚问，“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叶选基和叶剑英次子叶选宁一起，乘车前往西郊机场、永安里，分别告知叶帅家人喜讯。晚10时左右，叶选基给熊家打来电话：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
值得一提的是，叶选基知会熊向晖在先，告知家人在后。
熊向晖当时已经就寝，听到喜讯后把全家人都喊了起来，还一迭声地喊老伴开启叶帅赠送的茅台酒，自斟一杯之后，一饮而尽。
次日清晨7时30分，叶选基赶到王震家中告知之时，王震尚未起床。这个坚持与“四人帮”对抗的斗士激动得几难自已，并立即赶往陈云家中报信。
10月8日早晨，叶选基再次来到王震家中，发现这位三五九旅的老旅长手中多了两个核桃并不停把玩。看到叶选基纳闷的表情，王震大笑：这是陈云送给我的，他让我慢慢说，手别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