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饥饿记忆:山东郓城的三年灾害时期

c
chufang
楼主 (文学城)
昔年丨饥饿记忆:山东郓城的三年灾害时期 潘永修 新三届    2021年05月03日 11:03

 

 

作者简历

  潘永修,山东郓城人,1948年生,作家,文学创作一级,曾出版小说集《鲁西南的风》,长篇小说《山东汉子》《十年情书泪》《大槐树移民》,散文集《乡村情感》,纪实文学《根在洪洞》《三年困难纪事》等。2007年退休后定居北京。

          

原题 留住记忆

 

 

 

作者:潘永修      一、清晨的响声   1948年10月,我出生在山东省郓城县常庄南潘庄村。   1958年,我十岁。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算是比较殷实的小农之家。勤俭、节约,是我们家的本份。那时候,我家有8口人:奶奶(义祖母——我爹的干娘)、我爹、我娘、哥哥、姐姐和我。嫂子是1957年娶过门的,1958年夏天新添了小侄女。那时我爷爷已去世,我的亲奶奶在我伯父那边。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虽然比较殷实,可不年不节从来没舍得吃过纯白面的干粮。连我的义祖母(她是我们家的恩人),也只能吃黑白面掺在一块的窝窝头。   可是,到了1958年的夏天,一切全变了样,家里天天吃白面馍馍,晚上擀白面条。这种有悖于常情的事,起初令我很是不解。后来我偷偷地问过母亲,娘说:“就要归大锅了,不省了,省了也白搭。”至于什么叫“归大锅”?那时候,我还不甚了了。   到了六七月间,一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中,突然,“咣当”,一个响亮的声音把我惊醒。接着是一阵争吵声。声音是从我邻居家传来的。出于好奇,我赶紧爬起来,到门外去看热闹。原来是邻居王姑奶奶家与村干部们争吵。起因是一口小锅。就在这天清晨,家家户户的锅都被收缴到生产队仓库里。姑奶奶家大锅已经收上去了,另外有一口小锅,姑爷爷想留下来自家用,不料与村干部们发生争吵。一个叫三关兵的干部,夺过小锅在门枕石上摔了。那声音就是从这儿发出的。   就从这天清晨开始,队里正式吃大锅饭了。   我们家的所有细粮粗粮、陈粮新粮,全部缴到了生产队里。包括谷糠和麦麸,都交到了生产队饲养棚里。听说,别人家有提前私藏一点的。可我们家全部交上去了,一点也没留。这是因为,那时候我哥正好在大队里当会计,我父亲那年身体稍好一点,临时当了队里的仓库保管员,一大串钥匙在他腰带上挂着,全队里的粮食都归他保管,我们家还有什么必要私藏粮食呢?谁能料到,对我们家来说,这就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那时候,作为一个刚刚十岁的孩子,我很高兴。几乎每天去大伙房领饭的都是我。领来的饭,最初也全是白面馍馍。中午有炒菜,晚上有米汤。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的的确确很幸福。   二、大炼钢铁   那年我正在邻村的李垓小学读三年级。   一天下午,全校的师生都聚集在院子里,干什么?大炼钢铁。在操场的南端,用砖和泥垒起了一座又高又大的土炉子,下边架上木柴,把从各家各户收缴来的大小铁锅都砸碎了,填到炉膛里,大火烧起来。没有木柴,就把多余的课桌、木凳当柴烧,也从村里伐了不少树木作柴禾。我们的分工是:四年级的负责砸锅,劈劈柴;三年级以下的拉风箱,喊口号,为他们鼓劲。一直炼到天黑,也没见有什么钢铁流出来。最终把锅铁炼成了一个个铁疙瘩。老师说:“这就是大炼钢铁了。”   至于那几个铁疙瘩,记得在院子里放了很久,也没人要,最后还是当垃圾深埋了。   大炼钢铁(网图)   那时,全国各地都在大炼钢铁。光是郓城县,就抽调了两万多名民工,在县里干部的带领下,兴师动众,步行数百里,开赴到枣庄大炼钢铁。为什么到枣庄去?一是因为枣庄有露天煤矿,可以烧;二是说峄山有铁矿石。于是,鲁西南各县都组织大批民工到那里去炼铁。一去就是几个月,从秋到冬,为解决吃和住的问题,前前后后耗费了大量资财。结果怎么样?鸡飞蛋打,什么也没搞成,真真是劳民伤财。   三、秋收   在我的记忆中,1958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夏秋作物长势非常好。小麦丰收就甭说了。大秋和晚秋作物也都丰收在望。可是到了收获的季节,正是全民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搞深翻的时候,大批的劳动力都集中到李垓东洼里搞深翻土地。据说:地能挖多深,小麦的根系就能往下扎多深,产量就可以成倍增长。人们都忙着搞深翻去了,顾不得秋收,只留一些老弱病残和妇女在家里负责收割,十成当中连六成也没有收到仓里。   我清楚的记得:那年的豆子、谷子、高粱什么的,成熟以后,根本就没认真收割。有的即使割下来了,也就原样一堆一堆码在地里,好长时间不往村里运。当然也没人去拿,那时候是不会有人去偷的。谁要那破玩艺呢?大伙房里大白馒头有的是,谁还稀见那东西?任凭风吹雨淋,霉的霉,烂的烂,就那样不了了之。   最倒霉的是地瓜,我们叫它红薯。那年的红薯长得特别旺,特别好。刨红薯的时候,正好是中秋节。男壮劳力都抽调去挖水库了,剩下的人没有力气往村里运,只有那些个头大的地瓜,被运到食堂里,大锅煮了,各家各户去领。红薯这玩艺,最初吃着好吃,吃来吃去就腻了。领到家里的,上顿吃不了,下顿退回去。伙房嫌是剩的,拒收。怎么办?有的白天不收,就等到晚上,趁伙房没人,偷偷地倒进大锅里。这还是有点觉悟的人,有的人干脆一古脑儿倒进臭水坑里。反正没人要!吃又吃不了,不倒咋办?这就是那时候的逻辑。   那些个头不大的红薯怎么办?刨的时候,镢头只刨一下,看着行就要,不行,干脆刨都不刨,把秧子一割,红薯原样埋在土里。有的刨是刨出来了,堆也堆一块儿了,可往下就没人管没人问了。就那样白白地烂在地里。   也有的把来不及往家运的地瓜切片晒干。这倒是后来行之有效的储存方法。可是赶巧那年秋天阴雨特别多,切片大都是在地里或场里切,就地摊晒。当天晒不干,一经雨,很快就发霉,里外长醭,变得乌黑,又牙碜又苦,形同垃圾。那年的公粮很多都是用这种又黑又脏的地瓜干充数。看起来是坑了国家,实际了最终还是坑了农民自己。当然这是后话。   四、秋种   1958年的秋种说起来比秋收还荒唐、还作孽。这也怨不得农民自己,是上头逼的。   那时候,到处都是红旗锦标,红旗满天飘。到处是漫画,到处是大字报。“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正是继承了1958年的传统。那时候的漫画多是评比台:最上边画的是坐卫星坐火箭的,其次是坐飞机的,下边是坐火车的、坐汽车、坐轮船的,再往下是骑马的,骑牛的,最后是坐蜗牛的。坐蜗牛的,通常叫“拔白旗”,拔了谁的白旗,谁就算倒大霉了。不仅名字要上大字报,还得整天挨批挨斗,甚至大冬天拉到雪地里挨冻。   在这种强压下,人们谁敢不听话?所以,那时候是千人万人一个口径,吹大气,吹得越大越神乎越好。不信,你到档案馆找几份当年的报纸看看:整版整条的套红印刷:某县某村某队粮食亩产几十万斤。谁信?可是那时候谁又敢说不信?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条后来被千万人当笑柄引用的口号,在当年确实铺天盖地。有了这口号,吹牛的人便有了理论根据。于是,各种各样的谬论纷纷出笼。那年种小麦的时候,就有人这样推算:种一粒麦子就能收获一个麦穗,一个麦穗至少打三四十个麦粒。(这还没算分蘖)也就是说,小麦的产量是以1:40的比率来收获的。照此推算,如果一亩地里种上1000斤种子,那么就能收获1000乘以40的产量。按数学法则一点不错。于是,这种论调大大盛行,各村各队都种试验田。其中,我们村里就有大胆如法炮制的。幸亏还比较保守,每亩才播种一百来斤。结果怎样?我有幸参加了第二年的收割,那麦子像牛毛似的,有的有穗,有的没结穗,即使有穗的,也没长成麦粒儿。一亩地里几乎没有收成。从那以后,才有了这句话,叫“因地制宜,合理密植”。这对庄稼人来说,真是血的教训。   我家有一位三伯父,他曾是摇耧的高手,又是贫农出身,当然最听上级的话。那年照上级的指示,每亩地至少要播80斤。可他把耧门舌头拔下来,让麦种可着耧门往下漏,最终也没播够标准。最后剩下的麦种又不敢往家带,只好在地头上挖坑给埋了。回来跟队长汇报说全耩完了。这不是作孽是什么?   五、搬家腾房   1958年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原来的常庄社并入杨庄集,合称杨庄集公社。新成立的公社没有公共设施,如医院、敬老院等都必须借用民房。   活该我们潘庄村倒霉。   潘庄村子虽然不大,但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周围十几个村庄,我们村正好处于中心位置,如众星捧月。不知是哪位领导看准了这一点,一声令下,叫我们全村人都搬到明楼村去,把所有房子都腾出来,提供给公社的医院、敬老院、青年突击队等作公共场所。   如此一来,可苦了我们村。短短的十几天内,必须把所有房子腾出来。那时候,人们也真听话,说叫搬,谁也不打折扣,果然十几天内,乖乖地搬到明楼村去了。   那时候,我还年少,根本不知道搬家的辛苦,只是觉得换个地方住,新鲜,好玩,还一天天穷高兴呢。   搬家过程中,好多大件的东西,如:准备建房子的木料、盛粮食的大囤、大瓮什么的,只好留在原地。可是,等过了一段时间,再到老家去看看,呀,我们家里成了公社医院了,我爷爷奶奶的瓦屋成了医院办公室,磨房成了伙房,我们家的堂屋成了中西药房。原来留在家里的所有东西,全都不翼而飞。我想到堂屋药房里去看看,却被拒之门外。我们自家的房子,公家连个招呼都不打,想占就占了。那时候,连个讲理的地方都没有。莫非这就是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真是匪夷所思。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也被拆散了。我两个奶奶都住进了敬老院。哥哥是大队会计,吃住都在大队里。嫂子带着小侄女长期住娘家。姐姐进了青年突击队。我父亲本来是小队保管,到搬家时,一是因为队里的粮食已所剩无几,二是潘庄两个生产队的仓库、食堂,什么都合二为一。所以,父亲的保管员职务也自行罢免。在家里吃饭的平时只有父母亲和我三个人。   刚起步的公共食堂(网图)   搬到明楼村之后,食堂里已经没有了面食,连煮熟的地瓜也很少,主要是那些又黑又苦的地瓜干子,经大锅一煮,跟牛粪似的,打到家里也没人吃。记得我父亲送嫂嫂回娘家,回来路上,在地里捡了一些发霉的豇豆角。有一段时间就是靠吃这些霉豇豆打发日子。母亲幸好留了一口小锅,就用土坯支在堂屋门后边,以清水煮豇豆粒吃。   尽管每天打回来的地瓜干不能吃,但我还是坚持顿顿饭去领取那应得的一份儿。主要是因为我放学回家没事干,每到开饭的时候照样端着盆子去领饭。那时候,新家的东南角有一个废弃的猪圈,猪圈里有个大条筐。我每次打回来的黑瓜干,都撒开倒进条筐里,等它自然风干。就这样,日积月累,积存了满满一大条筐。事后,母亲经常夸奖我的英明。多亏了这一条筐的黑瓜干,才在第二年春天当成了我们全家的主食,不至于被生生饿死。这也是后话。   六、清锅断顿   1959年元旦的前几天,大伙房里连又黑又苦的地瓜干也供给不上了。每顿饭发放的数量越来越少。少就少吧,反正又不能吃,所以也就没人跟他计较。阳历年的前一天,忽然刮了一场大北风,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阳历年那天中午,我放学后,去伙房打饭,竟然连黑地瓜干也没了。大锅里煮了一锅胡萝卜汤,萝卜是那种切成条条的,用清水煮了,只放一点醋,连油星也没有。我端了一盆萝卜汤回了家。到了家里,母亲给我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哥哥已验上兵,下午就要离家去当兵了。其实,好多天前哥哥就报名参军了,因为怕家人阻拦,他一直封锁消息,直到要走了,才告诉家里人。   我是个孩子,还不懂什么,下午照样去上学。我父母也能想得开,没加阻拦。最难过的一关,是我的义祖母。哥哥是义祖母来到我们家后出生的,奶奶一直把他当心尖肉。要拦只有义祖母会拦住他。那时候,我两个祖母都在敬老院里住着。至于哥哥是如何说服两个奶奶的,我就不知道了。第二天一早,哥哥真的当兵走了。我娘常说:哥哥是有福气的人,大锅饭掀不开锅了,他也当兵走了,一天也没挨饿。这还不算有福气吗?   自打哥哥走了以后,天寒地冻,地里即使有胡萝卜也刨不出来,连最后的一点点胡萝卜汤也供给不上了。干脆队长宣布:大伙房停火,清锅断顿。   从这一天开始,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饥荒拉开了序幕。这就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伊始。   等候食堂供饭的村民。(网图)   大伙房清锅断顿以后,吃什么?拿什么下锅?母亲整天发愁。为了搞点吃的,我也像别的同学那样,向老师请了假。趁天气晴朗,拿着铁锨,提着篮子,跟随大人们,到明楼村东大洼里挖萝卜。到地里以后,地冻得当当响,根本挖不动,只能等到晌午化冻以后,才能贴着地表皮,铲下一层来,铲下的萝卜看上去像一块块棋子儿。一下午也就铲那么半篮儿,以此作为第二天的三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坚持。   那时候,母亲听人说:有钱的人家,可以到常庄供销社饭店里挨号买杂菜汤。所谓“杂菜汤”是指:有点儿牛杂碎和烂菜叶及粉条儿,在锅里一煮,清汤刮水的。就那五毛钱一碗,还得早起五更去排队挨号,每天排队的有几百号人。有的人吃了上顿,就接着排下顿的,一天排三次号,三顿饭就打发了。可我们家没钱,再说也没那个功夫呀!所以,一次也没去过。至于那杂菜汤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只能凭想象觉得一定很好喝,却始终没机会去品尝。   七、东奔西逃   几乎是在同时,全县各个村庄的大伙房纷纷清锅断顿。那时候,各级政府还沉醉在“五风”的余波里,等到他们彻底醒悟过来,发放统销粮和救济粮的时候,已经是春节后三四月份的事。我记得从59年的阳历年到春节后这段时间,农村里基本上是没人管,没人问。有提前私藏点粮食的,就靠这来凑合。真没辙的,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各奔东西。   一天晚上,母亲带着我来到表姐家。表姐家就在明楼村。我的舅母正在那里。一见面,舅母就哭了。听舅母说:她们全家很快就要下关东了。原来,我三表哥赵延勘于三年前去了黑龙江,他有点文化,被安排在铁路上当一名工人,并把表嫂带了过去。最近,他从来信中得知家里情况,便急如星火般地赶回来。   他原准备只把舅父母接过去。可到家一看,家里可吃的东西啥也没有。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家人全靠出卖棉衣、棉被换几个钱,到饭店排队挨杂菜汤喝,这日子没法过。于是决定除舅父母外,再把大表哥、二表哥每家选一个男孩,跟着一块走。目的是为各家保留一个根儿。有了根,将来可以传宗接代。至于留在家里的,是死是活就听天由命去吧。   但三表哥还特别嘱咐一句:要真的饿死,宁肯先饿死孩子,再饿死大人。为什么?孩子太小,大人死了,剩下孩子也活不长,没爹没娘的孩子更可怜。当然,也可以把孩子送人,但一定要送给熟识的人。将来不死,还可以作亲戚。   舅母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与女儿和我们一家告别。舅母一哭,表姐和母亲都哭了。这一别,将来还会不会见面,谁也不敢说。   事实证明,三表哥的决定是正确的。   事后,舅父母一家第二天晚上就动了身。大表哥的独生子庆聚、二表哥的长子庆池跟随舅父母上路。庆聚15岁,庆池刚满10岁。离家时,一家人哭哭涕涕,走走送送,拉拉扯扯,离村好远了,还在黑暗中大声嘱咐着什么。那情景真叫人肝肠寸断。   从赵家垓到郓城,30多里地。舅母脚小,走不动,差不多走了一整夜,东方发亮时才到郓城汽车站。坐头班车到了济宁。济宁火车站人山人海,都是拖老带小去东北逃荒的。在车站外广场排了一天一夜的号,才买到去三棵树的车票。上车时,光在车门口又挤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还是从窗口爬进去。车里更挤,人挨人镶得死死的,想转身都不能。一行五个人,分在三个车厢里。庆池年龄小,光是哇哇哭。一直站到北京,有下车的,表哥好歹为舅父母寻了个座。一路上,不断地有乘警查盲流的。幸亏三表哥穿一身铁路制服,要不,还不知道会遇上什么岔子呢。   到东北后,表哥四处奔波,好容易为舅父母落下户口,领了购粮本。刚领一个月口粮,领第二月的时候,庆池不懂事,贪玩,把购粮本弄丢了。那年月,丢了粮本,这不是塌了天、要了命吗?三表哥赶紧去粮站挂失,被人家熊了一顿,还罚三个月不给口粮。   这三个月几乎全是以菜充饥。烂白菜帮子、萝卜缨子、甜菜叶子,都是人家丢了不要的东西,捡回家来白水煮了吃。舅父母牙口不好,连半饱都吃不到。为了糊口,庆聚、庆池跟随当地的孩子爬火车到60里外的庄稼地里拣发霉的豆子、玉米,一天拣上四五斤,回来轧碎掺上烂菜吃。那时候高价粮3块钱一斤,而三表哥的工资才50多块钱。只能买一提包冻鱼。要买玉米,只够买20多斤。   为了挣钱,15岁的庆聚去铁路上当盲流,干重活,推石子,扛大木,一天挣个三块五块的。我舅父那年已六十多岁,偷偷把胡子刮了,也要去扛大木。被我表哥再三劝阻,甚至跪下来哀求,才答应不去。但后来还是偷偷去了,干了三天,累病了。而做了错事的庆池,整天吓得跟小老鼠似的,躲躲藏藏不敢见人,吃饭也不敢吃饱,瘦得皮包骨头。   就在我舅父母去关外之后不久,我的大表哥赵延歧、二表哥赵延作和明楼村的表姐夫明传清,先后与人搭伴去了新疆。有的当了伐木工人,有的修路,我二表哥则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伙夫为人做饭。那时候,各处都是定量供给。因为吃不饱饭,闹水肿病的就很多。二表哥曾认识一个河南开封人,是个大个子,长得五大三粗。有一回,吃过晚饭后,那人仍在旁边坐着不走。就在我表哥刷完锅准备把泔水倒掉的时候,那人站起来说:“好兄弟,你那刷锅的泔水留给我吧!”表哥说:“你要那做什么?”那人说:“我澄澄渣,喝了它!”表哥说:“你不是吃过饭了吗?”那人说:“我饭量大,吃不饱哇!”从那以后,每次打饭的时候,表哥都是有意多给他打一点。因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那两年,像我舅父一家那样闯关东、下新疆、去内蒙古的,多得不计其数。哪村上都有十家八家的向外走。那时候的人好比候鸟,一听说哪里有口饭吃,哪里能找到工作,就一忽拉往那里奔。后来,直到改革开放后,菏泽地区率先实行责任制,农村经济状况好转了,才陆陆续续返回来。   八、回家过年   自打阳历年清锅断顿之后,公社驻村的干部和大小队的头头们,明知自己做了亏心事,自知理亏,都像霜打了一样,逢人就躲,见人就藏,最怕人们跟他们要吃的,往日那种气冲牛斗、趾高气扬的样子全都不见了。   干部一蔫,群众的不满情绪就直往上升。再加上饿极,家家户户没有吃的。俗话说:兔子急了也咬人。何况是饿急了的人呢!眼看就要过春节了,同样是挨饿,何必非得饿死在异乡。于是,回家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起初,是一家两家偷偷摸摸往回搬,看看干部们也不怎么干预,后来就大胆公开地搬。在临到春节的前两天,好像约定好了一样,全村人一齐行动起来,大车小辆地往回搬。大小队干部连一个过问的也没有,而且,他们也在悄悄地做着搬家的准备。   就在除夕那天晚上,一夜之间我们把全部家当搬了回来。别人搬回来能住进自己的房子,可我们家的房子被公社医院占了。我们只好把家安顿到邻居的空房子里。不管怎样,总比在明楼好。搬完最后一车,已经是三更天了,一家人什么也没吃就睡下了。第二天就是春节,拿什么过年呢?一家人吃什么呢?这是母亲最发愁的。那时候,姐姐所在的青年突击队解散了,嫂子带着刚刚半岁的小侄女也从娘家赶回来过年,只有奶奶还暂时住在敬老院里。   按照传统,大年初一总得吃顿饺子吧?可是,拿什么包饺子呢?既没有面也没有馅呀?天明了,母亲和姐姐、嫂子商量,最终决定先把喂小侄女的一点面粉拿出来,加上一些糠麸揉在一块儿,再用胡萝卜缨子加点葱盐当作馅儿,好歹包了一碗杂面饺子。一家人就以这一碗饺子,打了打牙祭,也算是过了一个最难过的年。   九、年好过,春难熬   从春节过后到新麦下来,这一段时间叫春脖子。1959年的春脖子显得特别漫长,特别难熬。春节过后,敬老院就解散了。义祖母回到我们家;亲祖母则由我们和伯父两家轮流侍候。春节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救济粮。看看生活没有指望,能走出去的,相继走了出去,走不出去的便只好在家里一天天地熬。   记得最先发挥作用的,是我在明楼期间从大伙房领来的黑地瓜干子,这时节终于派上了用场。虽然它又黑又苦又难看,满满的一大条筐,看上去跟一堆烂牛粪差不多,但在饥肠辘辘,全家人毫无办法的时候,只有它成了救命的稻草。最初是挑拣黑得比较轻一点的,直接下锅清水煮了吃。虽然有点苦,但还多少有点地瓜干的味道。到后来,那些经过挑拣数遍剩下的,又黑又烂实在不能吃的,便只好用清水浸泡了,再反复淘洗,直到把苦味冲淡了再煮了吃。或者拿到碾盘上轧碎了,掺上面菜,蒸成团子吃。那种味道自然是无法下咽。   有一天,竟然有几户人家用竹竿绑上笊篱,从伙房后面臭水塘里往上捞东西。我走近了一看,圆圆的,黑黑的,仔细一看,是煮熟的大地瓜。没准儿是他们当初扔进去的,过了几个月了,现在想起来了,再捞出来吃,那种滋味儿可想而知。这真叫“自作自受”呀。   也有的爬到大伙房屋顶上,把当初当作垃圾扔到房顶上的红薯巴、红薯皮扫下来,用水淘淘吃。   有的把目光转到了地里,那些秋天丢在地里发霉了的地瓜秧、地瓜蒂、地瓜叶,如今都成了宝贝,一星一点的捡回来吃。   那时候,10元钱只能买3斤地瓜秧子。记得有一次,常庄理发店有个麻子老板叫慕真的,姓什么记不起来了,他对我父亲说,家里有地瓜秧子,愿意以3元一斤卖给我们,但白天怕人看见,要到晚上没人的时候才能交易。父亲记在心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带领我和姐姐,悄悄地来到理发店,在昏暗的灯光下,过了秤,交了钱,匆匆拉回家来。可到天明了一看,全都是发了霉的。想退回去,没门儿,只有自认倒霉。后来也不管霉不霉,全部吃光了。   为了抵挡饥饿,什么东西都往肚子里拾掇:准备喂鸡鸭的米糠、谷秕子、高粱壳子、玉米芯子、萝卜缨子、白菜疙瘩,凡是能下咽的,不管好吃不好吃的,都往肚子里填。我最讨厌吃谷秕子,难以下咽不说,每次吃完,牙床上扎的满是小毛刺,还得照着镜子一根根往下拔。   听人说,旧皮革也能吃。父亲就把不用的皮绠、皮井绳剁成一段段,在水里泡了,再搁锅里反复煮。吃的时候,那种难闻的硝味和碱味,让人恶心。   直到渡过严寒,开春化冻,人们成群结队来到地里,有的挖胡萝卜根根,胡萝卜不怕冻,吃起来还是原汁原味,这是最好的食品。然后就是烂在地里的地瓜。地瓜最怕冻,而秋天收获的时候马马虎虎,差不多有四五成地瓜烂在地里。化冻之后,再从地里挖出来,竟完全变了模样:外皮长了白醭,里面像烂棉絮一样,软溜巴几的,拿不成个儿。闻着有一种刺鼻的酸腐味。就这玩艺儿,挖到家里也当成宝贝。先用清水把发霉的醭子洗掉,剥去皮,然后摊到碾盘上轧成糊状,加上菜,和成团,蒸熟了吃。1959年春天,光是挖这种烂地瓜,前后持续了两三个月时间。直到青草发芽,树上长叶。   提到树,最先倒霉的是榆树。树榆皮去掉外层,里面发白的一层像鸡胸肉一样的,去掉纤维,可以当饭吃,而且没有异味。这是一般性的常识。不仅可吃鲜的,如果把它剪成段,晒干,在碾上轧碎,过筛,面粉可以做面条,还可以做粘合剂,掺着野菜吃,是一种不错的食品。正是因为它的知名度太高,还不等解冻,不出正月,就把全村大大小小的榆树皮扒光了。等到长榆钱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榆树是成活的了。   开春后,最先长出来的是杨花,又叫杨叭狗儿。我们村上的杨树多。清晨起来,杨叭狗儿落了一地。奶奶吩咐我把落地的杨花扫起来,浸泡到大盆里,泡上一天一夜,把花絮淘洗干净,再把硬壳儿揪掉。剩下淡黄色的花芯儿,用刀剁碎,用面粉或者榆皮面粘成一团,蒸熟了吃,虽有一种苦味,但勉强可以下咽。如果用蒜末调了吃,倒是一种美味。   然后就是杨叶、柳叶、槐花、槐叶,都一一吃过。一般树叶,都带点儿苦味。唯独槐叶不苦,但又不可多吃,吃多了脸肿。有一句谚语:“老嬷嬷吃槐叶—肿脸难看”就是从这里来的。杏叶也可吃,但必须是甜杏仁的,苦杏仁的不能吃。   说到了杨树叶,还有一段故事。   离我们村西南四五里路,宋金堤上有一段绿化带。其中有一片杂交杨,是从加拿大引进的,因而叫加拿大杨,也叫它插杨。这种插杨的叶子比大杨树叶好吃,而且都是人把高的小树苗儿,叶片嫩,又易采摘。但白天有人看守,必须晚上去。不知是谁提供了这一信息,我姐我嫂子夜间与人搭伴去采了两次。后来我一位邻居大娘知道了,非要跟着去。可她脚小,没力气,远远地落在后面。当时也没在意。等回来的时候,大娘也跟着一块回来了,看上去也摘了好大一包。回家来连夜就煮了。   天快亮的时候,忽然传来邻居大娘的哭声。姐姐赶紧过去,问怎么啦?大娘说她采来的叶子不能吃,又涩又臭。姐姐一看,这哪是杨叶,是八宝株的叶子。原来,在堤上跟杨树林挨着,有一片八宝株,看上去跟插杨树差不多。但八宝株的叶片厚,有一层绒毛,有臭味,不能吃。是大娘错把八宝株当成插杨了。姐姐啥也没说,回家把我们家的杨叶分一半给了大娘,大娘才不哭了。   至于野菜类,那更是五花八门了。开春之前,先是刨茅根。茅根剪成段,晒干了,轧成面,蒸了吃。惊蛰一过,率先长出来的是水荠菜、米米蒿。清明节后,就有萋萋芽、灰灰菜、牛舌棵、富民秧、镰头棵、蓖麻叶、蓖麻花、洋姜叶、葵花叶、马蜂菜等,可吃的野菜就多了。一般的野菜,经热水一焯,就可吃。唯独萋萋菜,有止血的功能,不可多吃,吃多了能致贫血症。记得有好几天,我们全靠萋萋菜果腹,倒也没见患上贫血症。那年夏天,屋顶上生了好多的马蜂菜。有人说,房顶上的马蜂菜不能吃,吃了头疼头晕。其实并不,那年我父亲从屋顶上铲下好多的马蜂菜,都蒸着吃了,也没见哪个头晕,倒是肚子越来越饿。   没有吃的,连烧的也奇缺。我们搬家去明楼的时候,院子里有父亲的小花园,周围全是用准备盖屋子的梁檩圈起来的。等再搬回来时,院子里一无所有。那时候,农家做饭还不兴烧煤炭。没有柴禾,为了烧饭,后来把新整整的粮食囤、织布机、门槛子、床、桌子、板凳都劈开当柴烧了。   十、终于来了救济粮   大约到了1959年3月中旬,政府才发下来救济粮。但数量少得可怜。每人每天二两到三两(16两制)。最少时,发过半两(五钱)。但不允许直接发放到户,都必须由大伙房做了吃。经过队长、会计、司务长、炊事员的多吃多占,最后,真正到群众肚里的,就所剩寥寥无几了。那时候,有这样的顺口溜:“一天给一两,饿不着司务长。”“一天给一钱,饿不着炊事员。”     “食堂办得好,生产劲头高”宣传画   三两二两的定量怎么能行?各级政府为此的确动了不少脑筋,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如:除定量外,额外的又增加了好多的代食品。印象最深的是麦秸饼干:将麦秸发酵了,粉碎成糊状,做成柿饼大小的圆块,再烘烤干。看上去,米黄色,与真正的饼干相差无几。乍一闻,好像有点儿甜味;吃起来,就味同嚼蜡了。毕竟是麦秸做的,又粗又涩,难以下咽。推行了一段时间,放弃了。其次是糖渣。   我们县有个叫郭春林的,当时在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一次探家中,得知家乡闹饥荒,回去后立即调拨了一车皮糖渣和高粱壳子,支援郓城人民。到现在,好多老年人还时常念叨郭春林的好处。庄稼人就这样,谁要是给他们点好处,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另外,县里领导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知从哪里运来了一些榨油的下脚料豆饼、棉饼、花生饼,这些饼类都是上好食品,可惜数量不多。还有一段时间把花生壳粉碎了做成团,蒸了吃,却因无法下咽,又不好消化,吃了一段就不吃了。再后来又从河里捞了不少苲草,因为苲草有股难闻的腥味,好多人吃不下去。不管怎样,这些代食品都相继在那场可怕的大饥荒中发挥过或大或小的作用,功不可没。   那时候,因为长时间的饥饿,人的肠子饿细了。偶尔吃多了食物反被撑着,这样的事例屡屡发生。我们村子东街有个叫小瓜的,比我年长五六岁。小伙子长得魁梧,又懂事,见人总是笑嘻嘻的。有一次,队长安排他跟着会计去红门厂粮站拉救济粮。看着黄黄的大豆,小瓜喜不自胜,禁不住往嘴里填。生豆子虽然不好吃,但对于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是挡不住诱惑的。回来的路上,他一直不停地吃。到家之后,又喝了不少水,接着就肚子疼。明知是吃豆子撑的,可又不敢对人说。就那样忍着,直到胀肚子胀死。   那年月,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死一个人就如同死一只鸡,一只猫,来不得半点惊讶,就过去了。我们胡同最北端的潘玉山,论行辈,他是我们村里辈份最高的。人又老实,生得五大三粗,1959年春天,早早地就饿死了。村子东头有个名字叫河的人,那天中午正在常庄赶集,饿了走不动,就瘫坐在集头上死了。   那时候,饿死人的事几乎天天发生。最先饿死的,大多是身高马大的,又是正当年,上有老,下有小。人高饭量大,消耗多,吃进去的东西不够消耗的,要不了多少天,身体就耗垮了,饿死的大多是这样的人。那时候就开始出现水肿病、干瘦病、营养不良症,但真正死人的高潮是1960年的春天,而不是1959年。   人要饿死了,牲畜怎么样?   说起来,也很惨。记得刚入社的时候,我们家投入进去一头大老犍和一头歪角牝牛。别人都说我家冤,投进去一头就足够了,为啥投两头?也有人夸我爹思想进步,大公无私。反正那时总觉日子过得很有劲。可是到了1959年春天,从明楼往回迁的时候,那牛就瘦得不成样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队里就首先想到了卖牛。那时,牛是生产力,不能随便宰杀,即便卖,也要一级级开具证明信,否则,食品站也不敢接受。由于牛多,又暂时没有活干,于是就把那些老弱者率先卖到公社食品站里去。我家那头歪角牝牛就是第一批卖掉的。于是也就有了前边说过的供销社饭店的牛肉杂菜汤。后来,大锅饭一停,牲口也断了给养,连草加料都紧缺。人还没饭吃,它牲口能吃好了吗?   到了青黄不接的三四月间,那剩下为数不多的牛一头头瘦得更加厉害。饲养员不是不负责任,而是实在拿不出东西喂它们。光吃草,不吃料,牲畜一天天消瘦。再后来,牛趴下就站不起来了,需要用绳和杠子给它加一把力,才能站起来。每天清晨和傍晚,队长都要喊男劳力到饲养棚里抬牲口。牛牢牢地趴在地上,七八个人围着它,用绳索从肚皮底下拴好了,喊声号子,一、二、三,一齐用力,牛才趔趔趄趄地站起来。这在当时也成为颇为壮观的一道风景。   那时候,直接饿死在饲养棚里的牛也有过。就是那样,也必须将死牛送到食品站里,生产队里无权动刀。尽管人们对牛身上那不多的肉早就垂涎三尺,可是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总之,那三年因为饿死的牛太多,无法耕种,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到了196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级部门又分别从内蒙、浙江购进了几批蒙古牛和水牛,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卖给生产队,用以补充缺失的生产力。   十一、继续吃大锅   虽然1958年种麦时经过了深翻土地,但是光深翻不施肥,照样是长不好。再加过分密植,春天又忽视了管理。那时候,既没有化肥,又无法灌溉,小麦当然长不好。大田地里产量不过八九十斤。试验田前边说了,比大田地里更差。再加不等成熟,就有成片成片的小麦被偷。所以,1959年麦季的收成非常差。打下来,交完公粮,留完种子,一般平均每人达到四五十斤,就不错了。少的只合二三十斤。郓城西关一生产队收完麦子,打完场,磨成面粉,每人只分到两张饼。这就是整个麦季的全部收成。   我们村还好,合到七十多斤。但是,上级有规定,不许分到各家各户,仍旧吃大锅饭。每人每天的定量是4小两,折合现在的二两半,充其量只够蒸一个小馒头。没办法,只好每天中午到大伙房领那一个馒头。早晚两顿不开伙。大多数家庭为了能裹上菜吃,领了馒头以后,再把它搓碎,跟野菜掺在一块,重新下锅蒸了,再吃。就这样,还不到大秋作物下来,小麦早早地就吃光了。剩下的时间怎么办?主要靠野菜充饥。   那时候,全村的鸡鸭鹅狗都没了,所以村前村后的荒地全部长满了野菜,如扫帚菜、灰灰菜,有的是人种的,有的是自生的。(1959年雨水大,大田里也发生了草荒。)我们家院子里的灰灰菜长到一人多高,一茬茬的菜叶全部吃了,到秋后又结了不少种子。种子轧成面,又可吃。那年的野菜确实救了不少人命。那时候,村头荒地也大都种上了庄稼,如茭草、黍子、蓖麻等抗碱的作物。尽管上头大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但干部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   1959年秋天,我们村西有个叫堤河子的地块,由于地势低洼,存了不少水,庄稼都淹死了,长了大片大片的水稗子草。到了秋天,大水下去,水稗子草结了籽。一天清晨,我和奶奶挎着篮子,跟随邻居们到堤河子里捋草种子。捋了一整天,收获了一笸篮草种子。把草种子磨碎,在锅里贴饼子,在当时来说,倒是一种很不错的美餐。光靠吃草种子,就维持了好多天。   到了八月中秋节,春地瓜下来了。下来之前,就被人偷了不少。那时候,人是饿极,不管老少,得手就偷。虽然每个地块都安排了护秋的,但护也白搭。有的干脆监守自盗。那时候就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十个社员九个贼,谁不偷,饿死谁。”那时候的偷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偷,只不过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只要偷的是集体的,(一般不偷自留地的)那就不叫偷,叫拿,不拿白不拿。但也有脸皮儿薄的。我们胡同里的潘耀春,一天下地割草时,扒了几个地瓜,藏在粪箕里,被护秋的翻出来,说晚上要开会斗他。他回家后就上吊了。幸亏被家人发现,割断绳子,又捂了过来。   接受上年冬天挨饿的教训,春地瓜下来之后,驻队干部要求一开始就“瓜菜代”,把鲜地瓜剁碎,掺上地瓜叶,一块蒸熟了吃。高粱、谷子都不能净吃,必须加入代食品。但说归说,伙房里的炊事员嫌麻烦,不听那一套。再说,人们对大锅饭实在是深恶痛绝,之所以维持下去,全是上头压的,迫不得已。做也是为了做给驻队干部看看。等交完公粮后,粮食就偷偷地分了,驻队干部一走,伙房就永远关门了。   但是,由于1959年整个收成不好,收获一季吃一季,直到吃光为止,一点积蓄也没留,未来的冬春两季怎么办?靠什么填肚子?国家的粮站经过1959年的统销,仓储的剩余已十分有限,不会再有太多的统销粮。这些因素一条条摆在面前,稍有点眼光的人都晓得:一场更大规模的饥荒就要来临了。   十二、肥城逃荒   1959年秋收之后,有眼光的人纷纷向外走。说白了,就是逃荒要饭。讨饭,在我们那里是一种很不光彩的事,除非万不得已,稍有点生路的人,是决不会走上这条道的。许多人在万恶的旧社会,都没有讨过饭,可是到了新社会,却迫不得已掂起了讨饭棍,走上了乞讨生涯。这都是“刮五风”造成的。   在我们那一带,那时候把肥城作为逃荒目的地的首选。肥城县属泰安专区管辖,离我们那里有二百多里路。我至今不明白肥城县农村为什么比我们那里好?难道那里没“刮五风”?难道那里的干部有远见卓识?还是那里的土地多,管理好?反正,凡是去过肥城的人,都说那里比我们郓城好多了。   去肥城的时候,往往都尽量多带一些土布、被单、絮棉、线子以及旧衣服之类。据说肥城因为历史上不种棉花,所以布类奇缺。带去的布匹和絮棉是用来交换食物的。有的十几天就来回一趟,换来不少的地瓜干、玉米之类。也有的拿布票直接去换,很实惠。另外,肥城还盛产一种叫“毛地粒”的东西。它属于野草类的根茎。圆的,有山核桃那么大,黑色,外部有毛,皮内雪白,打皮后切片晒干,轧成面,即可食用。那一年,从肥城回来的人,谈论最多的就是有关毛地粒的话题。   我们村里去肥城逃荒的人家不计其数。我远门有位二叔,曾给我讲过去肥城的全过程:   二叔推着独轮车,带着十四岁的女儿秀秀,与邻村七八个人搭伴去的肥城。到的地方叫林马庄,在肥城的西南角,与东平县搭界。庄前有座破窑,旁边有三间闲屋,屋顶露着天,七八个人就挤在这座破屋里。白天带着土布、线子到附近村里换食物。在这之前来的人太多,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好换。换不来吃的,就顺便向人家讨碗饭吃。有时候连半饱也吃不了,一到夜里,就饿得睡不着。离窑不远有一块胡萝卜地,实在饿极了,就到萝卜地扒根萝卜吃。   到了大年初一那天,原说好的,这天都不出去,让人家过个清静年。天明了,二叔醒来,听得附近村上有稀落的鞭炮声。心里想:自己不在家过年,跑到这里来,睡在露天地里,忍饥挨饿,想着想着就哭了。女儿秀秀也醒了,问他:“爹,你咋啦?”二叔把脸转过去,不让女儿看见。   同来的有个瘸子大叔,说:“好歹也是个年哩,咱哪怕每人吃上一个饺子,也不枉白长这一岁。我去讨讨试试。”秀秀听说瘸子要去讨饭,也要跟着一块去。瘸子大叔自然明白带着个可爱的小女孩去讨饭更有利,所以也同意带她一块去。可二叔说什么也不让女儿去,最后还打了女儿一巴掌,秀秀哭得跟泪人似的。   傍晌午的时候,瘸子大叔拄着棍子回来了,解开怀,掏出一个粗布手帕包儿,打开,十个水灵灵的白面饺子展露出来,一丝香味儿直往人鼻眼里钻。十个人十个饺子,一人一个,瘸子大叔不吃,让给秀秀吃。秀秀流着泪吃了下去。二叔把饺子含在嘴里,嚼来嚼去咽不下,心里想:他这边父女两个还算吃了个饺子,可家里的妻子儿女怎么样了?心里惴惴不安。   过了正月十五,从林马庄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你们有会什么手艺的吗?”二叔记得讨饭时见村里有个木工组,就说:“我会点木工。”瘸子大叔赶紧说:“我会刷漆。”第二天,人家就把二叔和瘸子安排到木工组。二叔拉大锯,瘸子凿木榫儿。其他人也大都派上了不同的活路。从那就不用讨饭了,都跟着吃大锅饭。虽然吃不饱,但要比讨饭好多了。   过了一段时间,二叔惦着家里的老婆孩子,老想回家看看。他不想带秀秀,想把她托付给瘸子大叔。可秀秀听说后,哇哇大哭。二叔安慰女儿:“我回家把你娘叫来不就行了吗?”话虽这么说,可他心里也没个簧儿:谁晓得妻子还活没活着?要是没妻子了,他回来怎么向女儿交代?再说,到那时候,他还有力气回来吗?这许多问题令二叔为难。最后没好法,还是带女儿一道回家。   幸好二婶还活着,只是像好多人那样,得了水肿病。两眼肿得合了缝。小儿子瘦得没了人形,脖子跟麻杆似的,光显着头大。二叔心酸得直流泪,狠狠心把全部家当都变卖了,只留着一个桐木风箱,领着全家四口人又回到了林马庄。木工组的人都很友好,专门为他腾出半间屋子,叫二叔全家搬过来住。二婶临来带了点土布,连被里子都拆了下来,跟村里人家换了玉米和地瓜干,磨成面掺了红薯叶子吃。   就这样,一住住到挨麦口。二叔带来的东西都换着吃完了,就剩了那口风箱。二叔起初不舍得卖,最后还是扛到集上卖了。刚卖了,对面走过来一个干部,问二叔:“卖的啥东西?”二叔说:“一个破风箱。”“卖了多少钱?”二叔说:“八块钱。”那人说:“掏出来我看看?”二叔不知是啥意思,就掏出来让他看。那人接了钱,点了点,随即装自己衣兜里了。二叔说:“咦,你这人好不讲理,俺刚卖的风箱钱,你咋装兜里?”那人说:“你是哪里人?”二叔说:“郓城。”那人说:“知道你是郓城,我问你是哪个村的?姓啥叫啥?”二叔这才注意到对方也是郓城口音,于是照实说了。那人掏出小本子记上,说:“回去到杨庄集公社领去吧。家里的麦子都黄了,中割了,快走吧!”   没法子,叫回就回呗。在那之前,女儿秀秀已嫁给当地,是托木工组的组长作的大媒。找了个富庶人家,小伙子老实敦厚,又识几个字,当着小队会计。那时秀秀才14岁,还像个孩子。当秀秀听说父母要回老家的时候,光是瞪着眼看二婶,啥话也不说,像个木头疙瘩。直到二叔婶子要上路的时候,秀秀才一下子扑到娘怀里,撒泼打滚地哭。二叔费了好大劲才算把她娘俩分开。二叔回忆说:那时候,他心里并不难过,因为秀秀起码能吃个饱饭,不会再挨饿了。   二叔回来的时候,跟赶羊似的,前边有带路的,后边有压阵的,中间一大帮,拖老带小,像押战俘。走一程歇一程,路上还设了几个接待站。走了五天才到家。二叔到公社里找到那人,果真要回了八块风箱钱。第二天,就开镰割麦子了。   那两年,因为出外逃荒要饭,我们村发生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如:为了糊口,有的忍心把女儿卖了,有的把自家老婆嫁给了别人,多少年后老婆又逃回来,来个二夫争妻。刘家有个一岁多的女儿,死去多少天了,还捂在被窝里,目的就是为了到食堂里多领一份口粮。全村近百户人家,1959到1960年两年间只出生了一个孩子,还是教师家属。那时候,妇女断经,男人水肿,哪里还有生育能力?   十三、水肿病院     公社医院就在我们家安着,至今我还记得白头发的中药师叫申明荣(鄄城人),西药师叫魏翠云(女,戴眼镜,菏泽人),药房会计叫李瑞杭(刘官屯人,年轻有才,却在后来的“一打三反”中吊死),院长姓倪,转业军人,带家属,就住在我们南屋里。他有个儿子倪景琦,与我同岁,又在同位上学。医院的司务长叫王连富(黄安人,后下放回家)。不论年龄大小,我全都叫他们叔叔,他们则管叫我“二孩子”,医院的所有人都与我家相处很好。   在我的印象中,大规模的水肿病是在1960年的春天。在这之前,来医院看病最多的不是水肿病,而是大便秘结,拉不下来。那时候,有一种蓖麻油,是专门用来润肠的,特效。但是又不可多喝,喝多了则腹泻不止。所以,医院显得特别吝啬,每次只买给你一点点的蓖麻油。   到了1960年的春天,大量的水肿病人涌现出来,医院里应接不暇,全公社二十多个村庄的水肿病人源源不断地涌来,全村家家户户的闲屋都住满了水肿病号。那时候的卫生院几乎成了专科水肿病院。   人的肌体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淀粉和脂肪的滋养,便容易患上这种水肿病。水肿病是遍身浮肿,尤其是面部和腿部。有句民谚:“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说:男的先腿肿,女的先肿脸。女的脸肿得好大,两眼肿合缝。男的先是腿肿得老粗,用手指一按一个凹坑,半天起不来。严重的水肿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会持续恶化,尤其是腿部,皮肤会裂开,流黄水,再到溃烂化浓,直至死亡。其实,这种营养性水肿的治疗非常简单,不需要任何药物,只要稍稍加强营养,多吃豆类、各种面粉,适当地加点油脂,或者说,只要吃上几顿饱饭,这种病不治自好。   那时候,来我们村住院的先后达数千人。多是中老年人,其中又属男性居多。有的拄着棍子,有的被儿女搀扶着,有的扶着墙走路。有好多病人来医院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腿肿得好粗,像大象的腿,脚面肿得像发面馍馍,穿不下鞋,只能趿拉着。有的腿肿得流黄水,已经糜烂,气味熏人。一旦到了这种程度,护士就不得不一次次地给病人抹紫药水。紫药水有拔干、祛湿的功效。但不抹还好,一旦抹了紫药水,皮是干了,可里边的毒水渗不出来,憋得发胀发疼。有的病人疼得大声呻吟,疼得睡不成觉,成夜的叫唤,搅得四邻不安。   记得病人用的最多的药,是饮茵陈汤。生活上适当调节一些,如绿豆汤、红枣豆沙包子、花卷,也有黄面窝窝。每到开饭时,医院附近各家各户院子里,长长的胡同道里,树底下,各处都是水肿病人。有的围成圆圈,有的排成长队,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席地而坐,也有的半躺半卧,或倚在墙上、树上,呻吟的,呼爹叫娘的,各种怪腔怪调都有。那些人吃完了饭,并不立刻就走,有的是走不动,有的是等着拣拾别人丢下的残渣剩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把枣包子吃完,把枣核儿吐在手心里,饭后再一颗颗含到嘴里,反复咂磨那点儿甜味。还有的干脆把枣核儿嚼碎咽下。   经过治疗,大部分病人都能康复出院。也有的回家后,过一段时间再来住院,甚至反复多次。院方虽有怨言,也毫无办法。那时候,因水肿病治疗不及时,死在医院里的事经常发生。我曾亲眼见到一个,那是一天中午,快到吃饭的时间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突然因中暑而昏迷(其实是因饥饿虚脱而休克)。   那时,医院有个王医生,叫王晓光,刚从县里调来不久,很受院方器重。在王医生的指挥下,很快地将病人抬到我家大门洞里,由王医生为他做人工呼吸。足足做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能把病人挽救过来。以后,我每次从大门洞里经过,都吓得咚咚心跳。   十四、在死亡线上   1960年的春天,对于我们那一带的人来说,那真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   我们村上每隔几天,就会有一个人死去。那时候,死个人已变得像死个鸡鸭一样平常,因此,活着的人也不怎么悲伤。因为死的人太多,丧事也就因陋就简。人死了,就穿随身的衣裳,往灵床上一架,盖上蒙脸纸,点上长明灯,通知几家重要的亲戚,来几个人吊唁一下,哭上几声。那时候,既没有孝服,也不请什么响器(唢呐)。既不兴“停三天”,也不兴“放排五”,当天死的当天埋。既不用棺材,也不用木板匣子,从床上揭领秫秸簿,囫囵身一卷,找几个人抬到南北坑里一埋,完事大吉。那时人们常说的话是:死了是福,死了,就不挨饿,不受苦了,听着很有点佛家学说的味道。也有的说:早死了好,早死的还有人抬,晚死的恐怕连抬的人都找不到了。   这话绝非故意耸人听闻。与我们村邻近的红门厂村,是一个两千多人的大村子,1960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连有力气抬丧的人都找不到,孝子只好满街上磕头,求人帮着抬丧。这样的事例在别的村上也很普遍。   我的亲祖母1959年冬天就得了水肿病。我的三个姑母来看她,都带着当天从伙房领的干粮—野菜团子。那时候,母女亲情也显得异常浅薄,自己的饭给了母亲,自己这顿饭就得挨饿。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不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在饥饿和死亡面前,连母女间的亲情都显得是那么单薄和苍白。类似的事例太多太多。   我的亲祖母、父亲都因水肿病住过病院。父亲更是三进三出,是他们的老病号。亲祖母好容易熬到1960年4月,终于撒手西去。她老人家本是穷苦出身,体格本来不错,如果稍有点吃的,也不会死去那么早。我的大姑母也在那年秋天因饥饿而死。   我父亲到了1960年的年末,人瘦得皮包骨头,临死的时候,想吃个鸡蛋,我们都无法办到。不是不舍得花钱,而是有钱也没处买。父亲嘴馋,想吃甜东西,可是无法买到糖,只好喝胡萝卜水,由此造成便稀虚脱。人绝气之后,下身还不断地排出稀便。父亲死时才49岁,属于正当年。   那时,我哥哥在徐州6057部队当兵,当他得知父亲的死讯时,已经是1961年的春节之后了。哥哥请假回来,在爹和奶奶的坟头上哭得很痛。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家会饿死那么多人。那时候,我母亲也一度患上水肿病,我也成天四肢无力,中午放学后,饿得回不了家,趴在地里吃麦苗子。就因为那几年挨饿,我落下了饿伤症,用医学名词叫低血糖。每到饥饿时,便头晕眼花,虚汗淋漓,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因此,无论到哪里去,我衣兜里都忘不了带着饼干糖果这类,以备不时之需。   在那以后,我们全家多亏了我的姐姐。姐姐那年才17岁,平时干活出力挣工分都是她,姐姐成了我们全家的顶梁支柱。记得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水肿病院里病号越来越多,光靠粮站供应的面粉远远不够。于是,改为从粮站购进原粮,再加工成面粉。那时候农村还没有粉碎机,所谓加工,就是找人推磨。   正好我们队里有一盘石磨,姐姐和另外三家邻居搭伙,每天晚上为病院推磨。粮食有小麦和杂粮,起初由医院的司务长王连富监工,磨完后再支付工钱。后来,王连富嫌麻烦,直接把原粮秤好,由姐姐她们去磨,磨完了再过秤,并把最后剩下的磨底子(糁子),折合成钱,抵消一部分工钱。其实,工钱并不重要,我们最稀罕的就是那点少得可怜的糁子。虽然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糁子本是渣质,已没有什么营养,但它毕竟是粮食变来的呀。用它作辅料,加上糠菜做成菜团子,至少可以充饥呀。   姐姐每天从天一擦黑,一直磨到午夜两点后,才能磨完。那磨棋足有一尺来厚,四个成年人刚刚能推得动,推一夜磨,第二天还要按时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我真佩服姐姐的忍耐力和奉献精神,就那样的日子,一直坚持了一年多。无论再累,姐姐也毫无怨言。姐姐是最具有牺牲精神的人,为度过那场大饥荒,姐姐为我们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姐姐她们推磨换取的报酬,我真不知道我们几家如何才能熬过那场可怕的大饥荒。   十五、县长成囚犯   1958年夏天,全国各地都处于“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特殊风、瞎指挥风)盛行的时候,山东更是不能例外。麦收过后,菏泽专署领导赴河南参观,受河南的影响,“五风”愈刮愈烈,小麦产量从120斤不到,一下子猛增到300斤。地里的大豆还没成熟,就估报产量2000斤。当时的宋江(城关)公社竟然报到亩产5000斤。因此,上级发给宋江公社卫星大旗一面。国务院向郓城颁发了“全国亩产双千斤县”元帅大旗一面。由此,郓城县名声大震,全国政协参观团要来郓城参观。   就在这时候,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1940年参加工作、1943年入党、出生入死为革命事业立下不少功勋、时任郓城县县长的鲁成同志,深为时下的“五风”盛行而焦虑,夜不能寐。他觉得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实事求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不能人云亦云,听任事态的发展。经过几天几夜的深思熟虑,他决定亲自向党中央写信,反映一下郓城的实际情况。1958年8、9月间,他用化名分别向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连续写了6封信,反映郓城刮“五风”和“六多”(领导干部瞎指挥多、搞浮夸说大话的多、讲话的干部挨批评多、地里草荒多、牲畜瘦弱多、农民逃荒多)现象。可没料到书信没到中央领导者手中,却被转到菏泽公安处。   很快,一场清查“现反”的运动一夜之间兴起,经过核对笔迹、开会检举揭发等多种途径,最终一场灾难落到鲁成同志头上。先是大会小会,接二连三的批斗,当年10月11日,由于全国政协参观团要来郓城,参观团里有个梁漱溟,因为担心鲁成会向梁漱溟反映真实情况,县里拍板立即将鲁成逮捕入狱,罪名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从此,鲁成同志面临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县城召开万人大会,拿鲁成当靶子,掀起打右派的高潮。城乡大街小巷张贴鲁成的漫画及他的六封信。   但在民间,“鲁青天”的美誉却不胫而走,鲁成为民请命的感人事迹在郓城大地上广为传颂。郓城多义士,许多人仗义执言,自发的为鲁成鸣冤叫屈,有的上书省委,有的反映到中央。后来这些无辜的干部、群众、青年学生也相继被株连开除、撤职或批斗。直到1959年4月,山东省公安厅在审查郓城县公安局的工作总结时,才发现鲁成县长未经省里批准而逮捕入狱是错误的,因此强令放人。但最终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长期劳动改造,每月只发18元生活费。他的妻子、孩子、所有亲属都因他而蒙受了不白之冤。直到1986年才被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原职级待遇。   谁也不会料到,一个从抗日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干部,一个近百万人口大县的县长,只因为抵制“五风”,为民请命,向上级反映了一点实情,说了几句真话,竟遭遇26年的厄运。是非曲直,谁人予以评说?   十六、食人事件   写下这个题目,我又犹豫了。我知道下面一节的内容,是一件不仅现在,就连当时来说也是一件惨绝人寰、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首先,我要声明,它是完完全全的真事。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历届的政治运动我都亲眼目睹过,我知道这件事的事关重大。所以,我才如此地犹豫再三,到底是写还是不写?如何写?是按这个事件本身的发生顺序,还是按我本人是如何耳闻目睹的?最后,我还是决定用后者。   本来,在我们县,类似这样的事情,总共发生了三起。其它两起,由于我没有去亲自访问、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暂且搁置不提。只说我多次接触到的大樊庄一起。   大樊庄位于城东七八里路,属戴老人公社管辖。戴老人公社1958年“五风”刮得最厉害,因此后来饿死人也最多。这是全县人所共知的。本来,在1960年春天,就听到大人们议论大樊庄吃小孩的事。那时候,我还年少无知,只是感到骇怕,并没意识到什么。   后来,1971年我参加工作以后,我所在的单位郓城县土产公司有个叫樊祥生的,他是公司的业务经理,他的家乡就是城东大樊庄。平时茶余饭后,他曾多次提到发生在他们村上的那件事:一个中年妇女把自己的孩子煮了吃了。但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认真对待。   1981年,我调到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1984年,新调来一位副馆长叫王彩银,他的爱人叫李作帅,刚从县人武部退休,我们是近邻。他对这事讲得较为详细:1960年,他在县委宣传科。那年冬天,戴老人公社党委书记王云亭(梁山县虎台庙人)和社长宋廷诗(现住郓城馆前十一巷)报上来一个案子:他们所辖的大樊庄有人煮小孩吃。那时候,县委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拿不出意见来,只好报告给驻县的山东省工作队。省工作队立即派了几个人下去,经过调查了解,确有其事。   这女人有三个儿子,其中最小的三儿子饿死了,她不是扔掉,而是煮熟了以充饥。这女人不疯不癫不魔,看上去精神正常,就是因为肚里饿极了,才做出这样的事。这件事虽然令人震惊,但由于煮的是已死去的孩子,况且是她自己的,因此就不好定判什么罪。省工作队也拿不出处理意见。后来,就不了了之。因为我是搞文学创作的,所以就把这事记下来,并且专门访问了宋廷诗,得到证实。又骑车到大樊庄实地采访了一次,村上人说,这事是真的,但因为名声不好,说起来都是含糊其辞,甚至不敢说出真实姓名,更说不出具体细节。   直到两年前,我的岳父大人去世,安葬在城东逸安园公墓(墓地所占土地都是大樊庄的)。立碑那天,天气很冷,看守逸安园的老人樊作运把我领进接待室,一边围着火炉取暖,一边聊天,无意中才得到详细情况:樊作运正是大樊庄人。1960年,他任大队团支书,那个煮孩子的事情恰好是他首先发现的。   他说:那天大队委员们都在大队部里开会,一直开到深夜才散会。他从屋里出来,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那时候,家家都揭不开锅,哪里还会有肉香?他感到奇怪,就顺着香味飘来的方向寻找,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第六生产队的樊兆祥家。那时候,樊兆祥已经逃难去了新疆,只有兆祥家老婆在家里。喊了半天门,兆祥家才来开门。樊作运问她:锅里煮的啥这么香?兆祥家低头不语。   樊作运就直接到厨房里察看,屋里点着煤油灯,锅里还冒着热气。樊作运把锅盖掀开,就看见一个蜷曲着的小孩,锅台上还放着扒下来的小衣裳。那时,他完全惊呆了,觉得心惊胆战,还一阵阵恶心。他怒不可遏,问她为啥煮孩子?那女人说:那是她的小三儿,下午饿死的,她已有两三天没饭吃了,家里已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肚里饿极,就想把小三煮了吃。   大队班子立即将这事报给公社,公社又报到县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后来,这事传开了,樊兆祥家遭到人人唾骂,在家里待不下去,就全家迁到新疆去了,至今未回。   这就是大樊庄食人事件的始末。说起来惨绝人寰、耸人听闻,但细细揣摩,在当时饥饿到极点的情况下,当事人似乎又是出于一种无奈。   :《郓城县乡村志(2004年编)概述》摘录:  

……1958年公社化之后,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刮起了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大计划的“浮夸风”及生产上的瞎指挥风,使经济发展遭受了惨重挫折,粮食总产量下降到1949年的水平。盲目上马的大炼钢铁、吃食堂,砸烂了所有农民的锅碗瓢勺,大批青壮年农民因饥饿外逃到东北、新疆等地谋生,许多年迈体弱的农民及孩子患了水肿病,不少农民因饥饿死亡。村庄街道长草,墙倒屋坍,田地荒芜,牲畜全无,景象凄惨。……

华府采菊人
该不会有人说是地摊货吧
蒋闻铭
点赞支持一下。
k
kl3527
家里当时有长辈是医生,在四川盆地“救灾”救水肿病人。那是都江堰下面的“天府之国”。。。
精木
中共作孽!为什么苏联和中共都有饿毙数百万的大饥荒?有没有人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y
youtub
太惨了,老百姓真地是靠吃草求生。
洋知青
还真是,只有共产主义的中国和苏联有过大饥荒。苏联甚至有过两次。
白云蓝天
民国年均饿死、病死千万人又是什么原因?毛时代人口暴胀又是什么原因?因营养不良造成几百万人死亡,而同时几亿人生命得到拯救。
洋知青
毛泽东时代人口膨胀?你脑袋被驴踢了吗?中国那时增长率还不到世界平均数

1950年大陆人口5.52亿,1976年大陆人口9.31亿,增68.66%。
1950年台湾人口762.3万,1976年台湾人口1,686万,增121.2%。
这二十七年大陆和台湾出生率非常接近,大陆略高。
如果按人口增长计算,大陆少增加人口2.9亿(5.52亿*(121.2%-68.66%))。这些人口去了哪里?

 

再看看世界人口增长:

1950年中国人口5.52亿,1976年中国人口9.3亿,增长率分别为 68.5% 。
1950年世界人口25亿,1976年世界人口43亿三千七百万,增长率 73.4%。

 

洋知青
我那时很小,唯一有点记忆的就是吃过一种食物叫代食,是玉米桔等磨成的,是偷吃的。吃了不消化,遭了好多罪,所以记忆深刻
萧嵐
饥荒发生的各种原因都说到了,包括浮夸,炼铁,深翻和食堂。有的人不愿意承认这些。

饥荒发生的各种原因都说到了,包括浮夸,炼铁,深翻和食堂。

 

有的人不愿意承认这些。

白云蓝天
你的脑袋才被驴踢了后又被门夹了!1950到1975,世界人口增长一半多点,而中国人口几乎翻番,以致邓不得不强推计划生育!
L
Lazyman8064
人祸 都知道是假的 就是改变不了 几十年了 历史又在重复
加兰
不愿意承认的和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人非傻即坏。。。
白云蓝天
非傻即坏的人才会认为连续三年粮食大面积歉收是大跃进造成的!
走资派还在走
感谢毛主席吧,要没毛儿席,恐怕连代食都吃不上。
竞选
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硬码工
中国的落后,与中国的文化相关。中国政府到现在还时常有极端的政策出来

中国的文化的极端,介于发达国家和阿富汗俄文化

J
JustWorld
三年大饥荒是人祸,已载入历史,想抹去也是痴心妄想。
萧嵐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祸因素:直至60年国家依然净出口几百万吨的粮食
华府采菊人
帮人辟下谣, 那三年是“没见过的大灾,没见过的大干, 没见过的大丰收”! 亩产都十万八万斤了,会没粮食?

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1年人口减少是境外势力搞得地摊货

m
manyworlds
美国没有极端的政策吗?麦卡锡之类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