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com)
1986年12月，中国大陆出现文革(专题)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潮。起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抗议中共不遵守“新选举法”、干涉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4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发起“要求进行民主选举”的游行示威，波及全国。
此次学潮被平息后，中共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邓小平主导下，胡耀邦经历了中共元老等七天的批斗后，被赶下台时，说了“10个字”，然后像个孩子一样毫无掩饰地大哭起来。
胡耀邦被赶下台 是因为四个原因
据中共前高官王友群分析，胡耀邦被赶下台的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在军队问题上“妄议”
这个说法是王友群1996年春在北京玉泉山访问中共元老薄一波时，第一次听薄一波亲口说，胡下台主要是在军队问题上说了不该说的话。
中共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掌握“枪杆子”（军权），谁就是老大。当时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他指挥不了“枪”。“枪”在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中。如果胡在军队问题上说了令邓不高兴的话，“妄议”就是大忌。
第二、被指逼邓小平退休
1986年夏，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就中共十三大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邓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
胡耀邦信以为真，很快将这次仅限于邓、胡之间的谈话泄露出去了。
这段话传到中共元老、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耳朵里后，王震生气地在中央党校公开说：“谁让小平同志退休，谁就是‘三种人’（指“文革”帮派分子等）。”
王震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中共老干部的想法。邓小平退休，这一帮七老八十的老干部的跟着退休，一时间，胡耀邦泄露的这段话，越传越乱，最后居然成了“胡耀邦逼宫”之说。
第三、反腐败得罪不少高官
原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讲，1985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长子胡石英，因经济诈骗被判刑，这个案子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一致通过、胡耀邦批准的。当时，趁胡乔木夫妇在外面开会，由中纪委副书记韩天石带队，在胡乔木儿子的床下搜出一麻袋的人民币(专题)，才落实定案。
这是韩天石亲口跟王友群说的。为此，胡乔木常在邓小平面前絮叨，说胡耀邦的坏话。
这件事在中南海还是引起很大震动。因为中共元老子女利用父辈的权势“先富起来”的，绝不止胡石英一个，而是一批人。胡耀邦此举再次引起中共元老的不满。
据一位曾在（前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身边工作过的人说，当时中共党内老人一度人人自危，最典型的是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警告身边人士和子女：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
第四、被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与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有冲突的言行。
在中共打开国门后，许多官员和学者出去，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科技、经济、军事等都比中国强。于是提出，在引起西方先进技术，也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等。
上世纪80年代，学习西方很流行。胡耀邦的一些言行对此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1986年12月学潮出现后，邓等中共元老一起向胡发难，一个重要理由是，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胡耀邦被逼下台 最后说了10个字
《江泽民其人》第四章中对当时的场景做描述说，胡耀邦被逼下台时，违心检讨、放声大哭，还说了让还有良知的那些中共高官脸红的10个字。
据在场的人回忆说，在1987年1月16日，由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王震等人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胡耀邦被迫辞职。实际上与其说是辞职，倒不如说是撤职。在会上胡耀邦听到逼他下台时，当时呆住了，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那次会上胡几十年的朋友也发了言，局势已经明朗了。胡耀邦为了维护所谓党的团结，违心地做了一次让他一直后悔到死的检讨。最后胡耀邦说了十个字“可以不做事，但是要做人。”
散会后胡耀邦像个孩子一样毫无掩饰地大哭起来。他痛心的是为何几十年推心置腹的朋友也能在此刻落井下石。
共产党不需要胡耀邦这样的人，“做人”是没有用的，谁为老百姓说话，必然就会对专制权力造成威胁。彭德怀、胡耀邦以及后来的赵紫阳都是明证。而逢迎拍马、两面三刀、镇压民众毫不手软的江泽民是共产党最需要的，因此江渐渐的成了党内大老们注意的对象。
搞政治的哪有好人？
两少一宽，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4年第5号和第6号红头文件中规定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长期实行的少数民族刑事政策，虽然官方已不再使用此类措辞，至今仍然影响中国社会。
2010年7月中共宣传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三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意见》中称：“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属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民族，都要坚决依法处理。”委婉的表达了要废止“两少一宽”政策的意见。
2014年，昆明火车站“3·0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认为法律实施因民族而异，这不符合法治国家的基本精神，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因民族差别而对法律的执行划出不同的杠杠。[3]
香港《大公报》的评论也称，“两少一宽”出台后，政府处处照顾少数民族，给了很多好处、很多优待。但是，少数极端主义分子不仅不思感恩，反而在西方反华势力鼓动和支持下，变本加厉地闹事。地方政府官员受“拨乱反正”政策的束缚，往往右倾退让，企图“花钱买平安”
就像刘和毛在决裂的那次谈话上，刘敢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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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中国大陆出现文革(专题)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潮。起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抗议中共不遵守“新选举法”、干涉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4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发起“要求进行民主选举”的游行示威，波及全国。
此次学潮被平息后，中共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邓小平主导下，胡耀邦经历了中共元老等七天的批斗后，被赶下台时，说了“10个字”，然后像个孩子一样毫无掩饰地大哭起来。
胡耀邦被赶下台 是因为四个原因
据中共前高官王友群分析，胡耀邦被赶下台的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在军队问题上“妄议”
这个说法是王友群1996年春在北京玉泉山访问中共元老薄一波时，第一次听薄一波亲口说，胡下台主要是在军队问题上说了不该说的话。
中共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掌握“枪杆子”（军权），谁就是老大。当时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他指挥不了“枪”。“枪”在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中。如果胡在军队问题上说了令邓不高兴的话，“妄议”就是大忌。
第二、被指逼邓小平退休
1986年夏，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就中共十三大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邓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
胡耀邦信以为真，很快将这次仅限于邓、胡之间的谈话泄露出去了。
这段话传到中共元老、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耳朵里后，王震生气地在中央党校公开说：“谁让小平同志退休，谁就是‘三种人’（指“文革”帮派分子等）。”
王震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中共老干部的想法。邓小平退休，这一帮七老八十的老干部的跟着退休，一时间，胡耀邦泄露的这段话，越传越乱，最后居然成了“胡耀邦逼宫”之说。
第三、反腐败得罪不少高官
原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讲，1985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长子胡石英，因经济诈骗被判刑，这个案子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一致通过、胡耀邦批准的。当时，趁胡乔木夫妇在外面开会，由中纪委副书记韩天石带队，在胡乔木儿子的床下搜出一麻袋的人民币(专题)，才落实定案。
这是韩天石亲口跟王友群说的。为此，胡乔木常在邓小平面前絮叨，说胡耀邦的坏话。
这件事在中南海还是引起很大震动。因为中共元老子女利用父辈的权势“先富起来”的，绝不止胡石英一个，而是一批人。胡耀邦此举再次引起中共元老的不满。
据一位曾在（前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身边工作过的人说，当时中共党内老人一度人人自危，最典型的是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警告身边人士和子女：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
第四、被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与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有冲突的言行。
在中共打开国门后，许多官员和学者出去，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科技、经济、军事等都比中国强。于是提出，在引起西方先进技术，也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等。
上世纪80年代，学习西方很流行。胡耀邦的一些言行对此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1986年12月学潮出现后，邓等中共元老一起向胡发难，一个重要理由是，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胡耀邦被逼下台 最后说了10个字
《江泽民其人》第四章中对当时的场景做描述说，胡耀邦被逼下台时，违心检讨、放声大哭，还说了让还有良知的那些中共高官脸红的10个字。
据在场的人回忆说，在1987年1月16日，由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王震等人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胡耀邦被迫辞职。实际上与其说是辞职，倒不如说是撤职。在会上胡耀邦听到逼他下台时，当时呆住了，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那次会上胡几十年的朋友也发了言，局势已经明朗了。胡耀邦为了维护所谓党的团结，违心地做了一次让他一直后悔到死的检讨。最后胡耀邦说了十个字“可以不做事，但是要做人。”
散会后胡耀邦像个孩子一样毫无掩饰地大哭起来。他痛心的是为何几十年推心置腹的朋友也能在此刻落井下石。
共产党不需要胡耀邦这样的人，“做人”是没有用的，谁为老百姓说话，必然就会对专制权力造成威胁。彭德怀、胡耀邦以及后来的赵紫阳都是明证。而逢迎拍马、两面三刀、镇压民众毫不手软的江泽民是共产党最需要的，因此江渐渐的成了党内大老们注意的对象。
搞政治的哪有好人？
两少一宽，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4年第5号和第6号红头文件中规定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长期实行的少数民族刑事政策，虽然官方已不再使用此类措辞，至今仍然影响中国社会。
2010年7月中共宣传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三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意见》中称：“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属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民族，都要坚决依法处理。”委婉的表达了要废止“两少一宽”政策的意见。
2014年，昆明火车站“3·0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认为法律实施因民族而异，这不符合法治国家的基本精神，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因民族差别而对法律的执行划出不同的杠杠。[3]
香港《大公报》的评论也称，“两少一宽”出台后，政府处处照顾少数民族，给了很多好处、很多优待。但是，少数极端主义分子不仅不思感恩，反而在西方反华势力鼓动和支持下，变本加厉地闹事。地方政府官员受“拨乱反正”政策的束缚，往往右倾退让，企图“花钱买平安”
就像刘和毛在决裂的那次谈话上，刘敢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