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 汪伪政府的很多人都和重庆暗地里有某种往来，其中很多人原本就是国民政府的中高级人员，所以胜利后回到下江，清扫汉奸不是那么容易， 说情的多， 行贿的多，清查人员也是人，要考虑人情给今后碰上留条路，二则金晃晃的大黄鱼，到底还是很难抵挡，以致相当一部分汉奸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算了。
而共产党的到了东北， 没有历史负担，而且对日本人留下的现代化装备，根本无法在短期掌握，因此”为我所用“就是不二法门，日本鬼子伪满军人，不用白不用，不放心咋办？ 派一个立场坚定的副手，情况紧急可以直接执行战场纪律！日久太长， 经过考验的，可以留用， ”留用“二字就什么都明白了，拎得清的人从此闭上了鸟嘴，糊里糊涂的忘记了这个紧箍咒，该倒霉不能怪别个。
那些临解放与共产党联系的人，数目不小， 颇有投机意味，除了年轻人，那些有社会阅历的家伙， 共产党会真相信么？也一样， 分拎清拎不清，自己还神叨叨地以”老革命“自居的话，根据地来的领导哪会看你顺眼？！
这就是政治上上的成熟度， 妇人之仁，是绝对成不了大事的。
当然， 到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扫把一横，连久经考验的当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滑脱，屁股多多少少有点shit的，就应该想得开了。
这其中美国所起到的作用值得研究
他统治下的中国，又在走上世纪德国日本苏联的老路。从合作到敌对，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演变成了旧文明与现代文明对抗的最新的堡垒。中国人刚吃上了几天的饱饭，就在独裁政权的引导下，全体做上了横行霸道，万国来朝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这个顺序恰恰引起知识分子出错误。郭大师，人老了头脑容易everything logic
抗联周保中收编8个伪保安大队，很快7个大队反水。
国军仅在滨绥图佳地区就收编10万伪满军警和土匪。
本来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敌占区人民也是受压迫的人民，也是自己人。
国民党，以及现在的共产党，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打得就是日本人，只要是日本人，就是敌人，不反对不抵抗日本人的，就是汉奸。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起笔写了《给宋哲元的信》[2]，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通过宋哲元派来与中国共产党联络的代表转交。宋哲元是华北军政最高负责人，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宋哲元签字批准释放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履行了手续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王其梅等61人即履行自首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了字后出狱。1936年8月31日，《华北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是经杨献珍三易其稿，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讨论通过后，又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然后发表的。 启事全文如下（方括号内是其真名）[3]：
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璞【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卅一日～九月二日《华北日报》第二版
同上反共启示内容有：
王德光 王玉堂 李明（山西人） 扶平 李即吾 刘聚奎 刘振帮 王伯庆 候正寅 殷光善【殷明道】 李明（山东人） 赵云生 刘克让 杜炽昌【杜伯阳】 张鹏德 韩汉琴【韩钧】 刘俊才 刘崇善 王彦青 冯明新
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二日～九月廿四日 《华北日报》第二版
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57人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刊登“反共启事”，出了反省院。出狱后，即与中共中央接触，获分配工作，后亦被中共中央多次严格审查，一直被报告为没有问题。
薄一波于1936年9月22日出狱。
来源：
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77196/77200/5289340.html
抗战期间， 汪伪政府的很多人都和重庆暗地里有某种往来，其中很多人原本就是国民政府的中高级人员，所以胜利后回到下江，清扫汉奸不是那么容易， 说情的多， 行贿的多，清查人员也是人，要考虑人情给今后碰上留条路，二则金晃晃的大黄鱼，到底还是很难抵挡，以致相当一部分汉奸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算了。
而共产党的到了东北， 没有历史负担，而且对日本人留下的现代化装备，根本无法在短期掌握，因此”为我所用“就是不二法门，日本鬼子伪满军人，不用白不用，不放心咋办？ 派一个立场坚定的副手，情况紧急可以直接执行战场纪律！日久太长， 经过考验的，可以留用， ”留用“二字就什么都明白了，拎得清的人从此闭上了鸟嘴，糊里糊涂的忘记了这个紧箍咒，该倒霉不能怪别个。
那些临解放与共产党联系的人，数目不小， 颇有投机意味，除了年轻人，那些有社会阅历的家伙， 共产党会真相信么？也一样， 分拎清拎不清，自己还神叨叨地以”老革命“自居的话，根据地来的领导哪会看你顺眼？！
这就是政治上上的成熟度， 妇人之仁，是绝对成不了大事的。
当然， 到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扫把一横，连久经考验的当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滑脱，屁股多多少少有点shit的，就应该想得开了。
这其中美国所起到的作用值得研究
他统治下的中国，又在走上世纪德国日本苏联的老路。从合作到敌对，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演变成了旧文明与现代文明对抗的最新的堡垒。中国人刚吃上了几天的饱饭，就在独裁政权的引导下，全体做上了横行霸道，万国来朝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这个顺序恰恰引起知识分子出错误。郭大师，人老了头脑容易everything logic
抗联周保中收编8个伪保安大队，很快7个大队反水。
国军仅在滨绥图佳地区就收编10万伪满军警和土匪。
本来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敌占区人民也是受压迫的人民，也是自己人。
国民党，以及现在的共产党，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打得就是日本人，只要是日本人，就是敌人，不反对不抵抗日本人的，就是汉奸。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起笔写了《给宋哲元的信》[2]，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通过宋哲元派来与中国共产党联络的代表转交。宋哲元是华北军政最高负责人，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宋哲元签字批准释放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履行了手续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王其梅等61人即履行自首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了字后出狱。1936年8月31日，《华北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是经杨献珍三易其稿，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讨论通过后，又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然后发表的。 启事全文如下（方括号内是其真名）[3]：
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57人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刊登“反共启事”，出了反省院。出狱后，即与中共中央接触，获分配工作，后亦被中共中央多次严格审查，一直被报告为没有问题。
第一批9人：张永璞、杨仲仁、周斌、刘华甫、冯俊斋、徐子文、徐之荣、董天知、冼维勋。 9月中旬确定出狱的第四批15人：黄健纯、胡锡奎、李烈非、赵镈、朱今、王子喜、邱少山、王若愚、刘光书（刘昭）、高梦九、张建勋、廖广麟、张玺、高廷凯、周痒。10月上旬某早真正出狱。 第九批：刘锡五、罗霖祥等。薄一波于1936年9月22日出狱。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康生为了整垮刘少奇，把这件事与刘少奇联系起来，作为刘少奇的一个重要罪证。1966年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毛泽东当时并不同意康生的观点。但是，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然后叛变，在报纸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周恩来一开始就反对康生一伙这样做，他一再申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中央是清楚的。当红卫兵因1936年出狱问题揪斗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书记赵林时，周恩来以中央复电的形式答复：“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就在这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收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发来的一封急电。原来，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已专程赶到西安，会同那里的造反派组织，要召开大会，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北局急电请示中央。周恩来亲自批办。11月24日，他批复道：“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挥笔批准了。
然而，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也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对六十一人中的幸存者进行揪斗迫害。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叛党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康生还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去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不久，与“六十一人”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可是，平反问题并没有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仍然是阻力重重。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找胡耀邦与陈野苹谈话，单刀直入地谈了“六十一人”问题。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几人（指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第一办公室的人也强调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
对于汪东兴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多说什么。他对有关人员说，为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上复查结论，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中组部同志根据调查写了大量的内容翔实的调查材料，并准备根据这些材料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复查报告。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事实后说：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为此案平反。
（郑菁深摘自《百年潮》2003年第1期作者魏敬民）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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