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5日，清明节。这一天我拍摄了一组枪毙七男一女的照片。这个女人与其情夫合谋杀害了她的丈夫，包括这两人在内的六人是普通“刑事犯”。另有两个人是重要的“政治犯”——“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王永增。
巫炳源、王永增当时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师)，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他们在街头散发张贴一张传单，这是一种用腊纸刻钢版油印的16开小报，报名为《向北方》，这被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解释为 “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当年的党报一律在报眼位置上印“毛主席语录”，他们俩油印的小报也照此办理，在这张《向北方》小报的报眼上印了“毛主席语录”，是一段文革中人人都能熟背下来的“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在这段语录下边又加上了两句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这被解释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此事件被定为全省重大的“6811反革命案件”，发动群众限期破案。很快便破获。当时就有人私下议论，千错万错就错在这两个人因有文化而太有思想了，太忧国忧民了，否则也想不出后边那两句话。
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的数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军管会负责人对他们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团主犯”。其实，这张小报从刻钢版到油印，再到街头散发张贴，只有他们两个人，不存在任何从犯，而这两个人就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都是“主犯”，全判死刑。在宣判大会上，当巫炳源听到“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时，他仰天长叹，大喊一声：“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之便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在宣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直到押解到刑场枪毙时，他至死都没有再睁开眼睛。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采用闭眼赴死的方式作最后的抗争，以此表示不管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这个世道”都是黑暗的。
这8个人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押到卡车上，经过市区长时间的游街示众以后，开赴哈尔滨西北郊外黄山火葬场相距不远的一片空地上，他们一字排开，双手被反捆，并被强迫跪下，然后由8名军人持枪站在十余米的距离，从脑后被开枪把他们打死。当行刑者退下之后，几个负责执法检验的人立即上前，扯着遭枪击而东倒西歪的尸体的双脚向后拉，摆成整齐的一排，再一一检查每个犯人是否一枪毙命……
我知道，当时的报纸对这类新闻事件只发表文字消息，绝对不会发表刑场照片的。报社领导也没有派我去采访拍照，事后要是知道我又私自拍“没有用的照片”，一定会找我谈话，严肃批评我“浪费公家胶卷”。当时我是一名27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出于新闻摄影职业的好奇心，凡有这类事件我都前去记录下来，也许这会成为社会历史碎片，以供后人研究。这一回是公安局军管会的摄影通讯干事到报社摄影组，说他们将有一次处决8名犯人的事情，问我们想不想前去采访？我所在的摄影组另外四位资深记者都说，这类照片不能见报，拍了也是没有用的。我心里很想去拍照，但嘴上不敢说，在送这位公安摄影通讯员出门时，悄悄对他说我想去，让他到时候把车停在报社对面的交警岗亭旁边接我一下。我又一次背着报社领导和摄影组同仁，自作主张地跟随公安局军管会的车队先去参加游街示众，最后到了刑场，从头到尾完整拍摄了几十张游街示众及行刑枪决的连续性画面，还忍着枪毙后脑浆崩裂的浓烈血腥气味，近距离拍了刚刚失去鲜活生命的尸体特写。由于当时我使用的“莱卡M3″相机上只有35毫米的一支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很近，因此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当天，我从刑场回到报社没敢马上冲洗胶卷，生怕同事们看到这些底片，他们当中有的人每次看到我拍那些属于“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没有用的照片”，就会背地里向主管摄影组的总编室副主任“打小报告”：“李振盛又去拍没有用的照片，浪费公家的胶卷。”领导则会找我谈话作批评。这次我是在他们都下班回家了，晚间一个人钻进暗房里去冲胶卷，赶紧把湿漉漉的胶片放进烘干箱里用电风扇吹干，收起来藏到我用的资料柜在抽匣最后边特制的暗层里保存起来。
在后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那时，我虽然已经结婚三个月了，但是我和妻子还没有分到房子，两人仍分开来住在与家属混居的简易筒子楼的单身宿舍里。这个宿舍里几十家人共用的一个厕所在走廊的尽头，半夜里，我需要起来小便时，总是在灯光昏暗的走廊上闭着眼睛往前走，试图作到不要碰到走廊两边各家摆在门口的鞋子和杂物，还努力控制自己的思维不要想到那些被枪毙的人，更害怕想到那股让人恶心的血腥气味。其实，当提醒自已“不要想”的时候就是已经想到了。
原先，我很愿吃报社食堂的一种东北地方菜——“血豆腐”，自从这次刑场经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看到食堂里的“血豆腐”，就感到想呕吐，因为这种血豆腐是红色，而且是胶状的，一看就会产生联想。
后来，每当我在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放大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时，总是默默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想要帮助你们，我拍这些照片是在记录历史，我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
直到2000年，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在纽约与我合作编辑《红色新闻兵》画册和我的环球影展时，他希望我能亲自放大自己当年拍摄的这上千张照片。为此，当我在纽约的家里搭起暗室放大这些照片时，我的心里仍然在默默地这么说。
今天，2007年4月5日，又是一年清明节。我想起39年前的1968年的清明节，我曾拍摄记录了枪毙“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王永增等8个人的一组照片，现选出一部分发到博联社博客上，供博友网友借以反思那场可怕的文化大革命。
——2007年4月5日清明节写于北京无为斋
难道要求他自己说是迫害他？
1968年4月5日，清明节。这一天我拍摄了一组枪毙七男一女的照片。这个女人与其情夫合谋杀害了她的丈夫，包括这两人在内的六人是普通“刑事犯”。另有两个人是重要的“政治犯”——“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王永增。
巫炳源、王永增当时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师)，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他们在街头散发张贴一张传单，这是一种用腊纸刻钢版油印的16开小报，报名为《向北方》，这被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解释为
“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当年的党报一律在报眼位置上印“毛主席语录”，他们俩油印的小报也照此办理，在这张《向北方》小报的报眼上印了“毛主席语录”，是一段文革中人人都能熟背下来的“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在这段语录下边又加上了两句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这被解释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此事件被定为全省重大的“6811反革命案件”，发动群众限期破案。很快便破获。当时就有人私下议论，千错万错就错在这两个人因有文化而太有思想了，太忧国忧民了，否则也想不出后边那两句话。
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的数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军管会负责人对他们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团主犯”。其实，这张小报从刻钢版到油印，再到街头散发张贴，只有他们两个人，不存在任何从犯，而这两个人就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都是“主犯”，全判死刑。在宣判大会上，当巫炳源听到“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时，他仰天长叹，大喊一声：“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之便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在宣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直到押解到刑场枪毙时，他至死都没有再睁开眼睛。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采用闭眼赴死的方式作最后的抗争，以此表示不管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这个世道”都是黑暗的。
这8个人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押到卡车上，经过市区长时间的游街示众以后，开赴哈尔滨西北郊外黄山火葬场相距不远的一片空地上，他们一字排开，双手被反捆，并被强迫跪下，然后由8名军人持枪站在十余米的距离，从脑后被开枪把他们打死。当行刑者退下之后，几个负责执法检验的人立即上前，扯着遭枪击而东倒西歪的尸体的双脚向后拉，摆成整齐的一排，再一一检查每个犯人是否一枪毙命……
我知道，当时的报纸对这类新闻事件只发表文字消息，绝对不会发表刑场照片的。报社领导也没有派我去采访拍照，事后要是知道我又私自拍“没有用的照片”，一定会找我谈话，严肃批评我“浪费公家胶卷”。当时我是一名27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出于新闻摄影职业的好奇心，凡有这类事件我都前去记录下来，也许这会成为社会历史碎片，以供后人研究。这一回是公安局军管会的摄影通讯干事到报社摄影组，说他们将有一次处决8名犯人的事情，问我们想不想前去采访？我所在的摄影组另外四位资深记者都说，这类照片不能见报，拍了也是没有用的。我心里很想去拍照，但嘴上不敢说，在送这位公安摄影通讯员出门时，悄悄对他说我想去，让他到时候把车停在报社对面的交警岗亭旁边接我一下。我又一次背着报社领导和摄影组同仁，自作主张地跟随公安局军管会的车队先去参加游街示众，最后到了刑场，从头到尾完整拍摄了几十张游街示众及行刑枪决的连续性画面，还忍着枪毙后脑浆崩裂的浓烈血腥气味，近距离拍了刚刚失去鲜活生命的尸体特写。由于当时我使用的“莱卡M3″相机上只有35毫米的一支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很近，因此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当天，我从刑场回到报社没敢马上冲洗胶卷，生怕同事们看到这些底片，他们当中有的人每次看到我拍那些属于“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没有用的照片”，就会背地里向主管摄影组的总编室副主任“打小报告”：“李振盛又去拍没有用的照片，浪费公家的胶卷。”领导则会找我谈话作批评。这次我是在他们都下班回家了，晚间一个人钻进暗房里去冲胶卷，赶紧把湿漉漉的胶片放进烘干箱里用电风扇吹干，收起来藏到我用的资料柜在抽匣最后边特制的暗层里保存起来。
在后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那时，我虽然已经结婚三个月了，但是我和妻子还没有分到房子，两人仍分开来住在与家属混居的简易筒子楼的单身宿舍里。这个宿舍里几十家人共用的一个厕所在走廊的尽头，半夜里，我需要起来小便时，总是在灯光昏暗的走廊上闭着眼睛往前走，试图作到不要碰到走廊两边各家摆在门口的鞋子和杂物，还努力控制自己的思维不要想到那些被枪毙的人，更害怕想到那股让人恶心的血腥气味。其实，当提醒自已“不要想”的时候就是已经想到了。
原先，我很愿吃报社食堂的一种东北地方菜——“血豆腐”，自从这次刑场经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看到食堂里的“血豆腐”，就感到想呕吐，因为这种血豆腐是红色，而且是胶状的，一看就会产生联想。
后来，每当我在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放大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时，总是默默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想要帮助你们，我拍这些照片是在记录历史，我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
直到2000年，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在纽约与我合作编辑《红色新闻兵》画册和我的环球影展时，他希望我能亲自放大自己当年拍摄的这上千张照片。为此，当我在纽约的家里搭起暗室放大这些照片时，我的心里仍然在默默地这么说。
今天，2007年4月5日，又是一年清明节。我想起39年前的1968年的清明节，我曾拍摄记录了枪毙“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王永增等8个人的一组照片，现选出一部分发到博联社博客上，供博友网友借以反思那场可怕的文化大革命。
——2007年4月5日清明节写于北京无为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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