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政治对手从来是赶尽杀绝，甚至对自己多年的战友和同事也是冷酷无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为什么偏偏对一个女汉奸如此宽大为怀呢？另外，细心读过中共党史的人都会有些困惑：一个湖南韶山冲里的平庸农家子弟毛泽东，学文屡不中，习武当逃兵，20岁那年胡子都一大把了，才勉强考上个湖南初等师范学校（技校还是中专？），毕业后还是靠岳父的关系在北京混当一个临时工，岳父死后回家当上小学教员，“不如意事常八九”而愤世妒俗，办个小报（与*****开个论坛当博主差不多）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好不容易参加了一个全国共50来人的“党”，在里面还不受待见，开“一大”是个打杂的，“二大”根本就没有他，怎能快速崛起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他到底是靠哪路神仙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你们听了我下面讲的毛泽东发迹的历史，或许自己就能找到一些毛泽东为何要宽待陈璧君的答案。
1920年，列宁派了个叫维京斯基特务来中国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通过早已潜伏在中国的共产国际特务李大钊认识了激进分子陈独秀，说服陈独秀接受列宁主义，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和赞助，组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当时的陈独秀丢了北大教授，正处于穷困潦倒的地步，听说有卢布外援，喜出望外，于是便联络了李汉俊、李达等几个激进分子，于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上海家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李达担任中央秘书长，李汉俊任上海支部书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陈独秀凭借着自己的名望，联络了更多的激进分子，陆续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成立了党支部，在留日和留欧学生中也发展了党员，建立了旅日和旅欧的党支部。也许有人会问：党史教科书不是说共产党的生日是1921年吗？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近代史基本是胡编乱造的垃圾，党史也不例外，1921年7月1日的建党日期是毛泽东在1943年拍板的，但1921年7月仅是召开中共“一大”的日期，建党日期是在1920年（谁见过哪个党是在代表大会召开时才建立的？）。毛泽东为啥故意延后建党时间呢？其实这都是为了让毛泽东成为中共创始人而挖的一个坑！1920年上海建党的是陈独秀和一帮在上海的文化人，压根就没有毛泽东的事。建党后在全国各地成了几个党支部，也没有湖南（长沙党支部是毛泽东在“一大”入党后才建立的），“一大”召开前，毛泽东甚至连中共党员都不是！毛泽东凭啥去开“一大”呢？当时上海党中央也稀里糊涂弄不清湖南的情况，秘书长李达在邮寄代表车马费时误将毛泽东作为收款人。毛泽东收到这笔400大洋的巨款（相当于他当小学教员两年的工资）后，便起了贪心，也没与其他人商量，就把不是党员的自己“选举”成了一大代表，拉上另一个中年油腻男的何叔衡掩人耳目，一起去了上海参加一大。
两人到了上海，接待他们的是大会主席张国焘（陈独秀在广州找到了正式工作就借口有事不来）。老张一看，何叔衡留着山羊胡，戴着水晶镜，拄着文明棍，瓜皮帽，长袍马褂，这样打扮的共产党如果让共产国际的人看见岂不是要笑掉大牙？以后还怎么再给卢布？当场就把何叔衡赶回了长沙。经盘问后发现毛泽东也不是党员，土头土脑的，对共产主义是一问三不知，按理说也该赶回湖南。但考虑到小毛年轻，端茶倒水跑腿打酱油也需要个帮手，就留了下来。据当时会议的秘书长李达回忆，毛泽东参加会议不假，但不是作为正式代表，属于做笔录打杂的会务人员。据说董必武也曾作证毛泽东不是正式代表，毛泽东耍赖说是不是正式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参加了。
一大开完后，打杂的毛泽东也就算是入了党，回湖南后把自己家几个毛姓兄弟和亲戚都发展成了党员，长沙党支部算是正式挂牌营业了。虽然毛泽东入了党，但1922年中共的二大代表的名单里还是没有毛泽东的名字。你们稍微开开脑洞：“二大”都没当上代表的人，“一大”能是代表吗？直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才混上了“正式代表”的名分。“三大”的规模要比以往两次像样一些，共有30来人参加，按照中共党史的说法：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执行委员”是个什么了不起的核心角色，其实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个普通中央委员，而且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所有参会代表来了就给个“执行委员”的头衔。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全国总共加起来是420来个人，还不及今天随便大街上找个大妈街舞团的人气，而且毛泽东还仅是个“执行委员”，连个领舞大妈都不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真是连个屁都算不上！
共产党的这次“三大”是秉承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旨意召开的，中心议题就是要求全国420名党员以个人的名义秘密加入国民党，以达到渗透到国民党里混水摸鱼的目的。当时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对这种鼠窃狗偷的行为是反感的，但毛泽东却积极支持的，并于1924年1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员。同年2月，国民党在上海成立执行部，毛泽东与其他几个共产党被派到上海执行部参加工作，毛泽东的狗屎运终于来了。。。 *****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个啥东东呢？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其实就是后来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市党部仅是管理党务，并不像共产党一元化领导全上海的吃喝拉撒睡。当时办公地点设在今日卢湾区南昌路180号，而国民党的大佬—汪精卫就是执行部的三个常委之一。汪精卫书香门第出身，中过秀才，国学根底深厚，精通古代诗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就是汪精卫在狱中的神来之笔。由于毛泽东从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所学所会的就是背诗作诗这类的东西，别的啥也不会。所以毛泽东入了新式学堂后，其他功课不及格，但国学功力还凑合，至少在初等师范这一级文化水平圈里是不错的。我曾经请教过行内人士，据说毛泽东的诗比晚清的举人要好一些，但不及清代的进士，偶尔也能拽几句不须放屁的好诗。既然汪精卫喜好古诗词，毛泽东便投其所好，借口与汪老师探讨请教古典诗词为名设法接近汪精卫，挑汪精卫爱听的话说（刺杀摄政王的壮举），竭尽全力巴结讨好这位国民党的大佬。其实更重要的还不是靠诗词，两人同属理想主义的文人骚客，政治上走偏锋，思想激进，手段极端，所以言谈话语之间也是相当的投机。再加上湖南师范的校长易培基是汪精卫的朋友，而易培基在汪精卫面前说了不少毛泽东的好话，有了以上几层关系，汪精卫便给了毛泽东想要的回报：安排他当了执行部下属的组织部的秘书（一说是胡汉民的秘书），又让他代理了文书组组长。后来原定的文书组长的邵元冲不肯来上海与一伙极端左派鬼混，毛泽东便趁机登上了组长的宝座，成了汪精卫的铁杆亲信（见文后毛泽东与汪精卫等人在上海执行部的合影）。汪精卫政治上是孙大炮的亲信，经济上有江浙财团支持，财大气粗，毛泽东便也告别当年北漂临时工每月8块钱的寒酸，成了吃官饭的“公家人”，每月薪水120块大洋。人有了钱就任性，毛泽东也住进了公共租界500平的洋房里，还把老婆孩子也接来上海享福，全家人一起体验花花世界的风采，好不快活。汪精卫长毛泽东十岁，从此毛泽东便奉汪精卫为恩师，政治上的发迹，地位的蹿升，生活的改善，毛泽东在上海的这一切都是汪老师的恩赐，汪老师如再生父母，栽培提携的恩情比天高比水长，没齿难忘。。
好景不长。毛泽东在上海的春风得意引起了其它共产党员的嫉妒和不满，他们跑到共产国际以”全身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为由告了毛泽东的御状。1924年列宁死后共产国际改由斯大林掌管总舵，政策上有了一些变化。1924年5月，共产国际的特务维京斯基再次来到上海，在中共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不点名地批判了毛泽东，沉重地打击了毛泽东的工作热情和信心。在维京斯基的支持下，张国焘回到了中共的核心。前面我已经说过，张国焘打从第一次见面就没瞧得起土头土脑的毛泽东，至于采取了什么组织手段尚不知晓，反正从共产党“四大”的代表名单上毫不客气地删除了这个湖南土包子。
1924年秋，孙大炮北上面见冯玉祥途径上海，派遣汪精卫作为随从秘书去北京打前站，令胡汉民回广州看守老窝，上海执行部由另一个常委叶楚伧负责领导运转。叶楚伧举人出身，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国文系主任，刚正不阿，为官不失文人本色，讨厌毛泽东吹吹拍拍的小市民那一套。毛泽东失去了恩师的关照，又不受叶楚伧的待见，给孙中山写信诬告也没下文，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上海（被开除还是辞职至今无定论），对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回湖南养病，鬼晓得他养的是脑病还是心病！关于毛泽东在上海这一年，党史吹捧毛泽东是担当“执行委员”重任，如何显示出非凡的工作能力，如何成为执行部的“领导核心”。其实上海执行部里差不多人人都是“执行委员”，毛泽东的非凡成就无非是巴结了一个汪精卫而已，至于领导核心就更可笑了：执行部有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三个常委，还有于右任、张继，戴季陶，茅祖权等国民党的精英辅助，就是共产党里也是瞿秋白、罗章龙，哪里轮到他一个姓毛的秘书当核心？不信你们就看下面执行部的合影，张继、胡汉民、汪精卫都坐在第一排中间位置，毛泽东和几个共产党都站在第三排，谁见过集体合影时核心人物是站在第三排左数第二的？
毛泽东回湖南一待就是8个月，政治上心灰意冷，甚至对近在咫尺的长沙工人罢工闹事也不闻不问，生活上也很消极，据作家张戎考证，每日在韶山冲里打麻将混日子。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运气很不错。1925年炮哥死了，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这事让麻将桌上的毛泽东嗅到了光明和希望，立即派自己的两个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去广州与汪老师联系，说的通俗一点这就是今天官场上的“跑官”。汪精卫是国民党的极左派，当上国民党一把手靠的就是苏俄顾问鲍罗庭的拍板，与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基本是一个思路，当权后便与苏联驻广州的人员打得火热，大搞苏俄式的革命，广州到处都是红旗和标语，甚至连镇压“反革命”的法庭套路都是模仿苏联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缩写），而且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的法庭竟然堂而皇之地挂着列宁的画像。因为国民政府是从广东省政府改组过来的，汪精卫不仅需要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人，还需要政治上激进的极左派搭台子，而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个不二人选，岂能不给予重用？汪精卫便以工作繁忙为名，辞去自己兼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将这顶乌纱帽加上“代理”二字，随手戴到了毛泽东的头上。毛泽东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还有“白日家中坐，馅饼砸脑袋”的好事，北漂的临时工竟然咸鱼大翻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秒速完成从布衣屌丝到“中央首长”的转变。当时的毛泽东，听到恩师的召唤后，大概鞋袜都顾不上穿，帽子都来不及扶正，撒腿就窜到了广州，走马上任跟随恩师汪精卫，担当起国民政府的要职了。。
既然在国民党里当高官，回到共产党里也有了牛逼的本钱，毛泽东的名字在“五大”名单上又再次出现了。。东方红，太阳升，没有汪恩师，何来毛泽东？没有恩师的提携，毛泽东恐怕就在韶山冲里打下半辈子的麻将了。所以，别看毛泽东平时很少说实话，但对日本人和汪精卫的感恩之情还是真诚的。。不仅一口一个恩师，1942年毛泽东派遣潘汉年去上海与76号（汪伪政权的特务机构）接头时，特别嘱咐小潘给已经做了汉奸的汪主席捎话，感谢汪主席当年的栽培和提携。据说小潘还替毛泽东带了一封信，信中除了提到“以布衣之身虚添中央宣传部长之职，先后多次聆听汪主席教诲” 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以外，还商讨了共产党与汪伪政权两家再次合作的可能，共同对付他们两人的仇敌—蒋介石。。。
毛泽东夺得天下的时候，汪精卫已死了5年，恩重如山也无以答报了，只剩下汪师母的旧情还在。。现在你们该对毛泽东为女汉奸陈璧君网开一面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了吧？
有人吹捧毛泽东战略眼光，一个北漂临时工能有什么战略眼光？他要有战略眼光何至于靠岳父的提携当北漂当临时工？你要不服你今天去北京从几十万北漂快递小哥里给我找个有战略眼光的？你这不是典型的中国腐朽文化里的成王败寇崇拜强权吗？毛泽东的崛起是不可以复制的，要是没遇到汪精卫，就是一布衣屌丝，顶多也就是能教教小学的国文混口饭吃，有个屁的战略眼光。。
我一直好奇，毛泽东的第一桶金哪里来的。这篇文章在这个关键地方却没有着墨，有点遗憾。
还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只要第一次所谓”开会“那天到场坐了一坐，就算是发起人， 之后随便哪天来过，都是创始成员，在属于一帮文人空谈的阶段， 是没有正式官衔的，甚至所谓一大那阵， 未必真有官名，也就是”某兄，你就负责一下宣传如何“，”兄弟不才，还是某兄乃实在俊才更妥“， 这么随意议论的谁负责什么谁张罗什么， 若没成气候，啥也不是，得了天下，个个把自己朝上鼓一鼓，也是常情。
那些是后人在”编“写历史的时候， 把当时的随口一说当作”历史文件“，帮前人封了官加了级， 当不得真。
比如， 南湖的”红船“， 假装不知道游湖时的”花船“是个什么东东，其实没什么关系， 假借”花儿草儿妹儿“之名义，开个座谈会讨论讨论如何造反之类的”解放全中国“，是何等的风雅！
公司初开张，投资人来开成立大会，哥几个还能打情骂俏？都正经些。
毛泽东对政治对手从来是赶尽杀绝，甚至对自己多年的战友和同事也是冷酷无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为什么偏偏对一个女汉奸如此宽大为怀呢？另外，细心读过中共党史的人都会有些困惑：一个湖南韶山冲里的平庸农家子弟毛泽东，学文屡不中，习武当逃兵，20岁那年胡子都一大把了，才勉强考上个湖南初等师范学校（技校还是中专？），毕业后还是靠岳父的关系在北京混当一个临时工，岳父死后回家当上小学教员，“不如意事常八九”而愤世妒俗，办个小报（与*****开个论坛当博主差不多）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好不容易参加了一个全国共50来人的“党”，在里面还不受待见，开“一大”是个打杂的，“二大”根本就没有他，怎能快速崛起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他到底是靠哪路神仙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你们听了我下面讲的毛泽东发迹的历史，或许自己就能找到一些毛泽东为何要宽待陈璧君的答案。
1920年，列宁派了个叫维京斯基特务来中国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通过早已潜伏在中国的共产国际特务李大钊认识了激进分子陈独秀，说服陈独秀接受列宁主义，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和赞助，组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当时的陈独秀丢了北大教授，正处于穷困潦倒的地步，听说有卢布外援，喜出望外，于是便联络了李汉俊、李达等几个激进分子，于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上海家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李达担任中央秘书长，李汉俊任上海支部书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陈独秀凭借着自己的名望，联络了更多的激进分子，陆续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成立了党支部，在留日和留欧学生中也发展了党员，建立了旅日和旅欧的党支部。也许有人会问：党史教科书不是说共产党的生日是1921年吗？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近代史基本是胡编乱造的垃圾，党史也不例外，1921年7月1日的建党日期是毛泽东在1943年拍板的，但1921年7月仅是召开中共“一大”的日期，建党日期是在1920年（谁见过哪个党是在代表大会召开时才建立的？）。毛泽东为啥故意延后建党时间呢？其实这都是为了让毛泽东成为中共创始人而挖的一个坑！1920年上海建党的是陈独秀和一帮在上海的文化人，压根就没有毛泽东的事。建党后在全国各地成了几个党支部，也没有湖南（长沙党支部是毛泽东在“一大”入党后才建立的），“一大”召开前，毛泽东甚至连中共党员都不是！毛泽东凭啥去开“一大”呢？当时上海党中央也稀里糊涂弄不清湖南的情况，秘书长李达在邮寄代表车马费时误将毛泽东作为收款人。毛泽东收到这笔400大洋的巨款（相当于他当小学教员两年的工资）后，便起了贪心，也没与其他人商量，就把不是党员的自己“选举”成了一大代表，拉上另一个中年油腻男的何叔衡掩人耳目，一起去了上海参加一大。
两人到了上海，接待他们的是大会主席张国焘（陈独秀在广州找到了正式工作就借口有事不来）。老张一看，何叔衡留着山羊胡，戴着水晶镜，拄着文明棍，瓜皮帽，长袍马褂，这样打扮的共产党如果让共产国际的人看见岂不是要笑掉大牙？以后还怎么再给卢布？当场就把何叔衡赶回了长沙。经盘问后发现毛泽东也不是党员，土头土脑的，对共产主义是一问三不知，按理说也该赶回湖南。但考虑到小毛年轻，端茶倒水跑腿打酱油也需要个帮手，就留了下来。据当时会议的秘书长李达回忆，毛泽东参加会议不假，但不是作为正式代表，属于做笔录打杂的会务人员。据说董必武也曾作证毛泽东不是正式代表，毛泽东耍赖说是不是正式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参加了。
一大开完后，打杂的毛泽东也就算是入了党，回湖南后把自己家几个毛姓兄弟和亲戚都发展成了党员，长沙党支部算是正式挂牌营业了。虽然毛泽东入了党，但1922年中共的二大代表的名单里还是没有毛泽东的名字。你们稍微开开脑洞：“二大”都没当上代表的人，“一大”能是代表吗？直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才混上了“正式代表”的名分。“三大”的规模要比以往两次像样一些，共有30来人参加，按照中共党史的说法：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执行委员”是个什么了不起的核心角色，其实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个普通中央委员，而且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所有参会代表来了就给个“执行委员”的头衔。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全国总共加起来是420来个人，还不及今天随便大街上找个大妈街舞团的人气，而且毛泽东还仅是个“执行委员”，连个领舞大妈都不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真是连个屁都算不上！
共产党的这次“三大”是秉承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旨意召开的，中心议题就是要求全国420名党员以个人的名义秘密加入国民党，以达到渗透到国民党里混水摸鱼的目的。当时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对这种鼠窃狗偷的行为是反感的，但毛泽东却积极支持的，并于1924年1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员。同年2月，国民党在上海成立执行部，毛泽东与其他几个共产党被派到上海执行部参加工作，毛泽东的狗屎运终于来了。。。 *****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个啥东东呢？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其实就是后来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市党部仅是管理党务，并不像共产党一元化领导全上海的吃喝拉撒睡。当时办公地点设在今日卢湾区南昌路180号，而国民党的大佬—汪精卫就是执行部的三个常委之一。汪精卫书香门第出身，中过秀才，国学根底深厚，精通古代诗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就是汪精卫在狱中的神来之笔。由于毛泽东从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所学所会的就是背诗作诗这类的东西，别的啥也不会。所以毛泽东入了新式学堂后，其他功课不及格，但国学功力还凑合，至少在初等师范这一级文化水平圈里是不错的。我曾经请教过行内人士，据说毛泽东的诗比晚清的举人要好一些，但不及清代的进士，偶尔也能拽几句不须放屁的好诗。既然汪精卫喜好古诗词，毛泽东便投其所好，借口与汪老师探讨请教古典诗词为名设法接近汪精卫，挑汪精卫爱听的话说（刺杀摄政王的壮举），竭尽全力巴结讨好这位国民党的大佬。其实更重要的还不是靠诗词，两人同属理想主义的文人骚客，政治上走偏锋，思想激进，手段极端，所以言谈话语之间也是相当的投机。再加上湖南师范的校长易培基是汪精卫的朋友，而易培基在汪精卫面前说了不少毛泽东的好话，有了以上几层关系，汪精卫便给了毛泽东想要的回报：安排他当了执行部下属的组织部的秘书（一说是胡汉民的秘书），又让他代理了文书组组长。后来原定的文书组长的邵元冲不肯来上海与一伙极端左派鬼混，毛泽东便趁机登上了组长的宝座，成了汪精卫的铁杆亲信（见文后毛泽东与汪精卫等人在上海执行部的合影）。汪精卫政治上是孙大炮的亲信，经济上有江浙财团支持，财大气粗，毛泽东便也告别当年北漂临时工每月8块钱的寒酸，成了吃官饭的“公家人”，每月薪水120块大洋。人有了钱就任性，毛泽东也住进了公共租界500平的洋房里，还把老婆孩子也接来上海享福，全家人一起体验花花世界的风采，好不快活。汪精卫长毛泽东十岁，从此毛泽东便奉汪精卫为恩师，政治上的发迹，地位的蹿升，生活的改善，毛泽东在上海的这一切都是汪老师的恩赐，汪老师如再生父母，栽培提携的恩情比天高比水长，没齿难忘。。
好景不长。毛泽东在上海的春风得意引起了其它共产党员的嫉妒和不满，他们跑到共产国际以”全身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为由告了毛泽东的御状。1924年列宁死后共产国际改由斯大林掌管总舵，政策上有了一些变化。1924年5月，共产国际的特务维京斯基再次来到上海，在中共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不点名地批判了毛泽东，沉重地打击了毛泽东的工作热情和信心。在维京斯基的支持下，张国焘回到了中共的核心。前面我已经说过，张国焘打从第一次见面就没瞧得起土头土脑的毛泽东，至于采取了什么组织手段尚不知晓，反正从共产党“四大”的代表名单上毫不客气地删除了这个湖南土包子。
1924年秋，孙大炮北上面见冯玉祥途径上海，派遣汪精卫作为随从秘书去北京打前站，令胡汉民回广州看守老窝，上海执行部由另一个常委叶楚伧负责领导运转。叶楚伧举人出身，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国文系主任，刚正不阿，为官不失文人本色，讨厌毛泽东吹吹拍拍的小市民那一套。毛泽东失去了恩师的关照，又不受叶楚伧的待见，给孙中山写信诬告也没下文，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上海（被开除还是辞职至今无定论），对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回湖南养病，鬼晓得他养的是脑病还是心病！关于毛泽东在上海这一年，党史吹捧毛泽东是担当“执行委员”重任，如何显示出非凡的工作能力，如何成为执行部的“领导核心”。其实上海执行部里差不多人人都是“执行委员”，毛泽东的非凡成就无非是巴结了一个汪精卫而已，至于领导核心就更可笑了：执行部有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三个常委，还有于右任、张继，戴季陶，茅祖权等国民党的精英辅助，就是共产党里也是瞿秋白、罗章龙，哪里轮到他一个姓毛的秘书当核心？不信你们就看下面执行部的合影，张继、胡汉民、汪精卫都坐在第一排中间位置，毛泽东和几个共产党都站在第三排，谁见过集体合影时核心人物是站在第三排左数第二的？
毛泽东回湖南一待就是8个月，政治上心灰意冷，甚至对近在咫尺的长沙工人罢工闹事也不闻不问，生活上也很消极，据作家张戎考证，每日在韶山冲里打麻将混日子。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运气很不错。1925年炮哥死了，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这事让麻将桌上的毛泽东嗅到了光明和希望，立即派自己的两个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去广州与汪老师联系，说的通俗一点这就是今天官场上的“跑官”。汪精卫是国民党的极左派，当上国民党一把手靠的就是苏俄顾问鲍罗庭的拍板，与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基本是一个思路，当权后便与苏联驻广州的人员打得火热，大搞苏俄式的革命，广州到处都是红旗和标语，甚至连镇压“反革命”的法庭套路都是模仿苏联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缩写），而且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的法庭竟然堂而皇之地挂着列宁的画像。因为国民政府是从广东省政府改组过来的，汪精卫不仅需要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人，还需要政治上激进的极左派搭台子，而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个不二人选，岂能不给予重用？汪精卫便以工作繁忙为名，辞去自己兼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将这顶乌纱帽加上“代理”二字，随手戴到了毛泽东的头上。毛泽东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还有“白日家中坐，馅饼砸脑袋”的好事，北漂的临时工竟然咸鱼大翻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秒速完成从布衣屌丝到“中央首长”的转变。当时的毛泽东，听到恩师的召唤后，大概鞋袜都顾不上穿，帽子都来不及扶正，撒腿就窜到了广州，走马上任跟随恩师汪精卫，担当起国民政府的要职了。。
既然在国民党里当高官，回到共产党里也有了牛逼的本钱，毛泽东的名字在“五大”名单上又再次出现了。。东方红，太阳升，没有汪恩师，何来毛泽东？没有恩师的提携，毛泽东恐怕就在韶山冲里打下半辈子的麻将了。所以，别看毛泽东平时很少说实话，但对日本人和汪精卫的感恩之情还是真诚的。。不仅一口一个恩师，1942年毛泽东派遣潘汉年去上海与76号（汪伪政权的特务机构）接头时，特别嘱咐小潘给已经做了汉奸的汪主席捎话，感谢汪主席当年的栽培和提携。据说小潘还替毛泽东带了一封信，信中除了提到“以布衣之身虚添中央宣传部长之职，先后多次聆听汪主席教诲” 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以外，还商讨了共产党与汪伪政权两家再次合作的可能，共同对付他们两人的仇敌—蒋介石。。。
毛泽东夺得天下的时候，汪精卫已死了5年，恩重如山也无以答报了，只剩下汪师母的旧情还在。。现在你们该对毛泽东为女汉奸陈璧君网开一面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了吧？
有人吹捧毛泽东战略眼光，一个北漂临时工能有什么战略眼光？他要有战略眼光何至于靠岳父的提携当北漂当临时工？你要不服你今天去北京从几十万北漂快递小哥里给我找个有战略眼光的？你这不是典型的中国腐朽文化里的成王败寇崇拜强权吗？毛泽东的崛起是不可以复制的，要是没遇到汪精卫，就是一布衣屌丝，顶多也就是能教教小学的国文混口饭吃，有个屁的战略眼光。。
我一直好奇，毛泽东的第一桶金哪里来的。这篇文章在这个关键地方却没有着墨，有点遗憾。
还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只要第一次所谓”开会“那天到场坐了一坐，就算是发起人， 之后随便哪天来过，都是创始成员，在属于一帮文人空谈的阶段， 是没有正式官衔的，甚至所谓一大那阵， 未必真有官名，也就是”某兄，你就负责一下宣传如何“，”兄弟不才，还是某兄乃实在俊才更妥“， 这么随意议论的谁负责什么谁张罗什么， 若没成气候，啥也不是，得了天下，个个把自己朝上鼓一鼓，也是常情。
那些是后人在”编“写历史的时候， 把当时的随口一说当作”历史文件“，帮前人封了官加了级， 当不得真。
比如， 南湖的”红船“， 假装不知道游湖时的”花船“是个什么东东，其实没什么关系， 假借”花儿草儿妹儿“之名义，开个座谈会讨论讨论如何造反之类的”解放全中国“，是何等的风雅！
公司初开张，投资人来开成立大会，哥几个还能打情骂俏？都正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