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并和一部分同志们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这里讲一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此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话有三种，咀有两用。人有一个咀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坏话。好话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讲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拿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州军区的材料。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罗隆基，陈铭枢，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吆！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多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约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多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才，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唐僧取经嘛。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专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才，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十万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林×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积分子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搞的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但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地削剥人家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叫“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绅的，那个章程，我看可以的。宋江劫的是“生辰纲”，就是我们打土豪劫的是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到农民。我们已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仅有历史材料为证。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线，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懂，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读书，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有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反对扫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霓，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穷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当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呢？我看大家可以学，讲讲，政治经济学不识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为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影响五级会议，都要检查，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么！要人家讲么！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么！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那一边？向那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往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均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56年下半年、57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凋，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廿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1／3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紧张了，不要怕。河南等省有50％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来讲。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拚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质，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力，可以省物质，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陈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其它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示，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我没料到。我和××总理根本没有管。不知可说也。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107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在公报上，××建议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看了很多讨论，大家讲还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成分，出真正好铁而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党有个方法叫抓，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粮油、棉、麻、丝麻、糖、药，还有烟果盐，农、林、牧、付、渔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县都一个模范。湖北有九峰山，白云中长竹木。要搞粮食，把竹木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庶，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搞过回民地区养猪么，岂有此理？工业计划搞了一篇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不要像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有各种顾虑。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以此为证。你们有话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么，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于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七○万吨钢。一○七○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七○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看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某某插话说：列宁说世界革命形势到了，以后没有来。）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季诺维也夫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了教育。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郑州读过两遍，就讲学。现在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如讲责任，××、×××有点责任。农业部×××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较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七○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毛泽东 -> 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上，周恩来在众目睽睽下一遍又一遍做检查，痛骂自己的反冒进是右倾机会主义，被毛泽东点名向柯庆施学习，受尽羞辱。最后勉强通过。也是在这个南宁会议上黄敬被毛泽东指着鼻子骂：“这不是俞启威吗？你要老实交待你的问题”！两个星期后黄敬自杀。南宁会议是毛泽东给全国的大跃进定调，谁不跟上就会被摧枯拉朽地淘汰，周恩来是现成的榜样。南宁会议后全国干部进入疯狂的大跃进，人人先把牛吹起来保命，以后穿帮以后再说，所以才会有这么荒唐反常的浮夸作风。源头正是毛泽东。我不懂中宣部花了这么大力气一定要把这段历史颠倒过来干嘛？那么多参加南宁会议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后代，靠几个信口开河的后生就能糊弄过去？毛泽东枭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当得了他的家？
阿葛农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把枪交出来吧。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并和一部分同志们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这里讲一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此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话有三种，咀有两用。人有一个咀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坏话。好话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讲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拿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州军区的材料。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罗隆基，陈铭枢，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吆！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多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约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多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才，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唐僧取经嘛。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专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才，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十万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林×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积分子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搞的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但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地削剥人家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叫“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绅的，那个章程，我看可以的。宋江劫的是“生辰纲”，就是我们打土豪劫的是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到农民。我们已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仅有历史材料为证。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线，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懂，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读书，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有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反对扫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霓，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穷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当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呢？我看大家可以学，讲讲，政治经济学不识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为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影响五级会议，都要检查，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么！要人家讲么！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么！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那一边？向那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往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均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56年下半年、57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凋，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廿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1／3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紧张了，不要怕。河南等省有50％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来讲。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拚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质，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力，可以省物质，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陈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其它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示，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我没料到。我和××总理根本没有管。不知可说也。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107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在公报上，××建议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看了很多讨论，大家讲还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成分，出真正好铁而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党有个方法叫抓，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粮油、棉、麻、丝麻、糖、药，还有烟果盐，农、林、牧、付、渔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县都一个模范。湖北有九峰山，白云中长竹木。要搞粮食，把竹木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庶，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搞过回民地区养猪么，岂有此理？工业计划搞了一篇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不要像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有各种顾虑。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以此为证。你们有话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么，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于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七○万吨钢。一○七○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七○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看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某某插话说：列宁说世界革命形势到了，以后没有来。）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季诺维也夫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了教育。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郑州读过两遍，就讲学。现在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如讲责任，××、×××有点责任。农业部×××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较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七○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毛泽东 -> 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上，周恩来在众目睽睽下一遍又一遍做检查，痛骂自己的反冒进是右倾机会主义，被毛泽东点名向柯庆施学习，受尽羞辱。最后勉强通过。也是在这个南宁会议上黄敬被毛泽东指着鼻子骂：“这不是俞启威吗？你要老实交待你的问题”！两个星期后黄敬自杀。南宁会议是毛泽东给全国的大跃进定调，谁不跟上就会被摧枯拉朽地淘汰，周恩来是现成的榜样。南宁会议后全国干部进入疯狂的大跃进，人人先把牛吹起来保命，以后穿帮以后再说，所以才会有这么荒唐反常的浮夸作风。源头正是毛泽东。我不懂中宣部花了这么大力气一定要把这段历史颠倒过来干嘛？那么多参加南宁会议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后代，靠几个信口开河的后生就能糊弄过去？毛泽东枭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当得了他的家？
阿葛农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把枪交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