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数大了,眼前的事经常记不住,可小时候的事却记忆犹新,只是时间线记不准了。
大概是一九六七年秋天,我们结束了停课闹革命,开始复课闹革命。我印象里就是从这时开始,大院孩子和全国各地的城市孩子一样,掀起了一股学习乐器的热潮。
在此之前,我们大院只有北三楼我同学的大哥吹竹笛,他大哥是铁西一个工厂的工人,比我们大十几岁,其竹笛水平堪称专业级的。每天晚上,我们在院里玩的时候都能听到他哥哥清脆悠扬的竹笛曲,尤其是雨过天晴的夏天,在院里下棋或玩游戏时听他的竹笛是一种特别的享受。也因此我对大院的记忆总是带着很多温馨。他最常吹的就是这首文革时家喻户晓的笛子曲:
等我们这些小孩子开始赶时髦学乐器时也受他的影响,大部分都选择了学竹笛。当然,他的影响只是原因之一,其实最重要原因是竹笛便宜,当时最便宜的竹笛只有一毛钱。我就买了根一毛钱的竹笛跟着学了几天,后来自觉没有天赋,早早就放弃了。也曾想跟二楼邻居何兵和我同学小凡一样学拉二胡,可二胡太贵,买不起,就只好放弃。有的孩子买不起二胡,就买把京胡拉,京胡最便宜的只有一块钱一把,但那声音太闹,招人烦。当时样板戏还没普及,我们大院学拉京胡的几个人也没一个学出来的,都半途而废了。
那些天放学回家,吃完晚饭后,院子里响起各种刺耳的竹笛声,以至于我同学大哥都不愿意站阳台上吹笛子了。有和他熟悉的孩子想拜他为师,他基本不教,很是看不上这些瞎起哄的孩子。当时全院孩子里学竹笛的不下几十人,可真正学出来的只有我邻居小哥宪立。宪立哥大我两岁,很文气,很懂事,也很有音乐天赋,他两个姐姐也都有文艺天赋,家风如此。宪立哥学竹笛非常认真,进步很快,单吐、双吐,甚至三吐都很快掌握了。到六九年年末或七零年年初,宪立哥跟着父母下放到朝阳前,已经能吹很多当时的流行笛子曲了。
下放到朝阳后,小哥曾给我来过信,我现在还记得他信上的话,话中带着一种沧桑和宿命的味道。他在信中说:以前我总是羡慕高干家的小楼,到了农村后才知道,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在暖和的屋子里睡个好觉。朝阳冬天很冷,农村的房子不严实,有的四处透风。我想小哥刚到农村时没怎么睡好过,心情一定很抑郁。艰苦的生活会压低人的幸福阈值,也会压缩人的欲望,让人容易知足。
小哥在农村没什么说得来的朋友,所有的闲工夫都用来学笛子,这也成了小哥的精神寄托。后来,小哥又跟二姐夫学会了长笛,水平接近专业级。在农村最寂寞的几年,是小哥笛子技艺长进最快的时期。音乐学院恢复高考后,小哥报考了长笛专业,成绩排第四,遗憾的是那年沈阳音乐学院只有三名长笛名额,小哥与音乐学院失之交臂。
可小哥的音乐学院梦并没有熄灭,后来在他女儿的身上实现了。她女儿从小就学钢琴,后来考进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可能觉得钢琴专业太普及了,没什么独特性,后来他女儿又转学古筝,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为了让女儿学古筝,小哥每周陪女儿飞上海一次,小嫂子卖服装赚的钱都交了女儿学费。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他女儿是音乐学院为数不多的古筝老师之一。
文革时的革命歌曲,我最熟悉的就是《铁树开花》,这全因为我家楼上的王宏伟每天都拉这个小提琴曲。王宏伟也比我大几岁,表情严肃,沉默寡言,学什么都很认真。从他一开始像锯木头一样鼓捣那个小提琴,到后来完整地拉出《铁树开花》大概不到一年时间,我觉得进步飞快。据说他家帮他请了一个专业老师,那时能买得起的小提琴的家庭不多,能请到专业老师的更是凤毛麟角。他家就他一个孩子,所以生活水平远高于我们这种孩子一大堆的家庭。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这首小提琴曲非常好听,是文革中的佳作。
几个学二胡的发小,后来都算没辜负家里买的二胡。二楼邻居何冰,一楼发小小虎和南三楼的同学小凡后来二胡拉的都很好,都成了学校和单位的文艺骨干。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那段时间是下放前大院最幸福的时期。夏天的晚上,几个学各种乐器的发小们会凑在一起,来一段合奏。等到下放后,院里就开始冷清了,经久不衰的只有何冰的二胡声。他最得意的二胡独奏就是《赛马》,这也是文革时的神曲之一。
而我同学小凡在下放前每天必拉的曲子是有点悲悲切切的《听妈妈讲那过去事情》和《二小放牛郎》,这和他当时的心情很契合。
我后来对吉它着迷了一段时间,是因为何冰的一段情缘。这个故事留待以后再讲。我的吉他是跟西二楼的小马学的,小马家里就俩孩子,他上面有个姐姐,那时已经工作了,所以他家有钱买得起吉他。吉它曲基本都是洋曲,比那些民族乐器洋派不少。我记得当时最时髦的曲子是《红河谷》,我学的第一首吉它曲就是《红河谷》,还有印象的则是《灯光》、《小路》这些俄罗斯音乐。我其实是在插队前那半年跟他学的吉他,没想到这点本事插队后还真派上了用场,使我得以混入冬天的文艺宣传队,享受几天不干活可以拿工分的日子。
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对文革时的一些音乐的喜爱是一种怀旧情绪,也只有我们这代人才会觉得文革时的音乐好听,后来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下一代八零后和九零后,也有很多喜欢这些音乐的。这说明,好的音乐是能够超越政治,穿越时代的。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学外语成风,尽管当时满世界地反帝反修。
穿的灰不拉几,面无表情,一杯茶,一张报纸,混一天算一天。工厂里,人们也是磨洋工,消极抗议艰苦沉闷,看不到希望的生活。
王志祥,口琴大师。
学琴时的年纪跟俺差不多,都成大师了。
另一个干脆就是退了休才学的艺。
哈
毛时代的人们还是知道外面丰富多彩的世界的,不为自己的人生受控受限而悲哀?除非是有认知障碍。
不要浪漫化那个荒唐的年代。
么是为政治服务的宏大干嚎,要么是对红皇的肉麻吹捧。
坦赞铁路吗。
我从小学开始吹竹笛,初中考入宣传队。后来转学手风琴,但都没达到专业水平。原因可能没有专业老师指。靠这一行吃饭不客易。幸运的是,我的文化课没受影响,而且还挺不错,所以77年(78年初)成为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并且成功留美。哈哈,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岁数大了,眼前的事经常记不住,可小时候的事却记忆犹新,只是时间线记不准了。
大概是一九六七年秋天,我们结束了停课闹革命,开始复课闹革命。我印象里就是从这时开始,大院孩子和全国各地的城市孩子一样,掀起了一股学习乐器的热潮。
在此之前,我们大院只有北三楼我同学的大哥吹竹笛,他大哥是铁西一个工厂的工人,比我们大十几岁,其竹笛水平堪称专业级的。每天晚上,我们在院里玩的时候都能听到他哥哥清脆悠扬的竹笛曲,尤其是雨过天晴的夏天,在院里下棋或玩游戏时听他的竹笛是一种特别的享受。也因此我对大院的记忆总是带着很多温馨。他最常吹的就是这首文革时家喻户晓的笛子曲:
等我们这些小孩子开始赶时髦学乐器时也受他的影响,大部分都选择了学竹笛。当然,他的影响只是原因之一,其实最重要原因是竹笛便宜,当时最便宜的竹笛只有一毛钱。我就买了根一毛钱的竹笛跟着学了几天,后来自觉没有天赋,早早就放弃了。也曾想跟二楼邻居何兵和我同学小凡一样学拉二胡,可二胡太贵,买不起,就只好放弃。有的孩子买不起二胡,就买把京胡拉,京胡最便宜的只有一块钱一把,但那声音太闹,招人烦。当时样板戏还没普及,我们大院学拉京胡的几个人也没一个学出来的,都半途而废了。
那些天放学回家,吃完晚饭后,院子里响起各种刺耳的竹笛声,以至于我同学大哥都不愿意站阳台上吹笛子了。有和他熟悉的孩子想拜他为师,他基本不教,很是看不上这些瞎起哄的孩子。当时全院孩子里学竹笛的不下几十人,可真正学出来的只有我邻居小哥宪立。宪立哥大我两岁,很文气,很懂事,也很有音乐天赋,他两个姐姐也都有文艺天赋,家风如此。宪立哥学竹笛非常认真,进步很快,单吐、双吐,甚至三吐都很快掌握了。到六九年年末或七零年年初,宪立哥跟着父母下放到朝阳前,已经能吹很多当时的流行笛子曲了。
下放到朝阳后,小哥曾给我来过信,我现在还记得他信上的话,话中带着一种沧桑和宿命的味道。他在信中说:以前我总是羡慕高干家的小楼,到了农村后才知道,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在暖和的屋子里睡个好觉。朝阳冬天很冷,农村的房子不严实,有的四处透风。我想小哥刚到农村时没怎么睡好过,心情一定很抑郁。艰苦的生活会压低人的幸福阈值,也会压缩人的欲望,让人容易知足。
小哥在农村没什么说得来的朋友,所有的闲工夫都用来学笛子,这也成了小哥的精神寄托。后来,小哥又跟二姐夫学会了长笛,水平接近专业级。在农村最寂寞的几年,是小哥笛子技艺长进最快的时期。音乐学院恢复高考后,小哥报考了长笛专业,成绩排第四,遗憾的是那年沈阳音乐学院只有三名长笛名额,小哥与音乐学院失之交臂。
可小哥的音乐学院梦并没有熄灭,后来在他女儿的身上实现了。她女儿从小就学钢琴,后来考进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可能觉得钢琴专业太普及了,没什么独特性,后来他女儿又转学古筝,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为了让女儿学古筝,小哥每周陪女儿飞上海一次,小嫂子卖服装赚的钱都交了女儿学费。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他女儿是音乐学院为数不多的古筝老师之一。
文革时的革命歌曲,我最熟悉的就是《铁树开花》,这全因为我家楼上的王宏伟每天都拉这个小提琴曲。王宏伟也比我大几岁,表情严肃,沉默寡言,学什么都很认真。从他一开始像锯木头一样鼓捣那个小提琴,到后来完整地拉出《铁树开花》大概不到一年时间,我觉得进步飞快。据说他家帮他请了一个专业老师,那时能买得起的小提琴的家庭不多,能请到专业老师的更是凤毛麟角。他家就他一个孩子,所以生活水平远高于我们这种孩子一大堆的家庭。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这首小提琴曲非常好听,是文革中的佳作。
几个学二胡的发小,后来都算没辜负家里买的二胡。二楼邻居何冰,一楼发小小虎和南三楼的同学小凡后来二胡拉的都很好,都成了学校和单位的文艺骨干。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那段时间是下放前大院最幸福的时期。夏天的晚上,几个学各种乐器的发小们会凑在一起,来一段合奏。等到下放后,院里就开始冷清了,经久不衰的只有何冰的二胡声。他最得意的二胡独奏就是《赛马》,这也是文革时的神曲之一。
而我同学小凡在下放前每天必拉的曲子是有点悲悲切切的《听妈妈讲那过去事情》和《二小放牛郎》,这和他当时的心情很契合。
我后来对吉它着迷了一段时间,是因为何冰的一段情缘。这个故事留待以后再讲。我的吉他是跟西二楼的小马学的,小马家里就俩孩子,他上面有个姐姐,那时已经工作了,所以他家有钱买得起吉他。吉它曲基本都是洋曲,比那些民族乐器洋派不少。我记得当时最时髦的曲子是《红河谷》,我学的第一首吉它曲就是《红河谷》,还有印象的则是《灯光》、《小路》这些俄罗斯音乐。我其实是在插队前那半年跟他学的吉他,没想到这点本事插队后还真派上了用场,使我得以混入冬天的文艺宣传队,享受几天不干活可以拿工分的日子。
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对文革时的一些音乐的喜爱是一种怀旧情绪,也只有我们这代人才会觉得文革时的音乐好听,后来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下一代八零后和九零后,也有很多喜欢这些音乐的。这说明,好的音乐是能够超越政治,穿越时代的。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学外语成风,尽管当时满世界地反帝反修。
穿的灰不拉几,面无表情,一杯茶,一张报纸,混一天算一天。工厂里,人们也是磨洋工,消极抗议艰苦沉闷,看不到希望的生活。
王志祥,口琴大师。
学琴时的年纪跟俺差不多,都成大师了。
另一个干脆就是退了休才学的艺。
哈
毛时代的人们还是知道外面丰富多彩的世界的,不为自己的人生受控受限而悲哀?除非是有认知障碍。
不要浪漫化那个荒唐的年代。
么是为政治服务的宏大干嚎,要么是对红皇的肉麻吹捧。
坦赞铁路吗。
哈
我从小学开始吹竹笛,初中考入宣传队。后来转学手风琴,但都没达到专业水平。原因可能没有专业老师指。靠这一行吃饭不客易。幸运的是,我的文化课没受影响,而且还挺不错,所以77年(78年初)成为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并且成功留美。哈哈,人生还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