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秋天，我做为农民工来到长春市屠宰厂，在厂里的最底层劳动了近一年。屠宰厂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小时候，听到屠宰厂这三个字，一种莫名的悲哀和压抑顿时涌上心头，情绪低落。想象那里暗无天日，人们手持屠刀，浑身沾满鲜血，无情地宰杀各种动物。天道不测，造化弄人，我竟然落魄到屠宰厂，从事最脏最累的体力劳动。虽说是一段辛酸坎坷的岁月，却也往事可堪回首。
屠宰厂的正式名称为肉类联合加工厂，简称肉联厂。其功能是收购生猪，饲养一段时间后，将长肥了的猪杀掉，加工成半扇半扇的猪肉、熟食和生物药品。肉联厂离市区很远，周围是郊区的生产队。厂里有五个车间，一车间屠宰加工；二车间接收和饲养生猪；三车间制作熟食；四车间是冷库；五车间生物制药。还有一个老厂区在城东郊，是清真车间，加工牛羊肉。
二车间的工作最脏最累，工人都是附近农村生产队派来的社员，当时叫亦工亦农。他们依旧挣生产队的工分，没有工厂的工资和福利，也没有星期日休息。生产队从肉联厂得到的报酬是从猪圈里起出来的猪粪，这些猪粪是非常好的肥料。许多农村生产队都渴望与肉联厂建立这种“换工”的关系。
这个机制对双方都有利，但主动权在厂方。厂方可以向生产队要求无偿的劳动力支援，后者为了巩固与肉联厂的关系，必须无条件满足厂方的要求。这种以换工形成的工农联盟，其实质是国家剥削农民，农民不但要出劳动力免费为厂方清理废物，而且还要额外给厂方提供更多的利益。
肉联厂的一排猪圈叫一个“猪栋”，一个生产队可以拥有一个，或半个猪栋的起粪权。当时，有半个猪栋不属于任何一个生产队，由拥有其它猪栋的生产队轮流起粪，这些生产队都想得到这半个猪栋的永久起粪权。在暗潮涌动的竞争中，我们生产队也参与进来。
一九七三年秋天，我从集体户转到父亲下乡的朱大屯。队里知道我父亲和市食品公司革委会主任是朋友，让我通过他找人争取那半个猪栋。那时，这位主任已经不在食品公司了。我爸给市商业局长刘钰写了一个条子，我拿着条子找到刘叔叔。他是我爸的安徽老乡、延安时期的同学，抗战胜利后又都来到了东北。刘叔叔给时任食品公司革委会主任写了一个条子，这位主任看了后也写了一个条子，让我拿着去找肉联厂的革委会主任。信送过去没几天，厂方要求生产队派出二十个劳动力为厂里干基建工作，然后再公布这半个猪栋的所属，以安抚其他竞争者。
生产队为了巩固和肉联厂的关系，派我带着二十个人给肉联厂干活。于是，我成了一名亦工亦农的临时工。我们住在肉联厂的工棚里，在一位王工长的带领下盖房子。盖房子在农村干过，从土房到砖房，从脱土坯、和泥、和灰、砌砖、到上大梁，每一个工种都干过。这次在工人师傅指导下干活，使我盖房子的技能更加熟练。
两周后，厂里宣布将半个猪栋的起粪权给我们生产队。这样，需要有人长期在二车间劳动，肉联厂和生产队都提出让我留在肉联厂劳动。为了生产队的利益，为了将来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大学，我只好答应“长期”留在这里，当一名亦工亦农的长期工。
二车间有三个组，接收组，饲料组和饲养组。正式职工有车间主任、会计、保管员、兽医、门房，再加上几个饲养员。二车间的办公室和更衣室是里外屋，外屋为较大的更衣室，也是会议室和吃午饭的地方。外面有饲料库，十几排猪栋，还有一些草垛。每个饲养员负责二、三个猪栋，他们自己不用动手干活，喂猪时抱着一个大鞭子指挥农民工干这干那。猪栋的工作很多，每天要准备饲料，喂三次猪，清理猪圈里的粪便和尿湿的垫圈草，换上干草，还要定期消毒。一车间和冷库忙的时候，二车间的农民工还要去支援。清理猪粪便和换垫圈草的工作最脏，接收组、饲料组，还有喂猪的工作不那么脏，起码不直接和猪粪尿接触。
二车间的刘主任是山东人，有山东人特有的脾气。当时车间称为连，大家叫他刘连长。我去报到时，他一脸不高兴，很严肃地说，这里的工作又脏又累，你能不能干？不能干就回去，换个人来。还吓唬我说，干不好就收回你们生产队的猪栋。我表示能干，他分配我到饲养组。饲养组除了喂猪外，更多的工作是给猪圈清理尿湿的垫圈草，换上干草，再把湿草晾干重复使用。起粪装车主要是由生产队来拉粪的人干，猪多时生产队每天都要来二、三辆马车拉猪粪。为了抢在喂猪时完成这个工作，我们也要起粪装车。
到二车间的第二天，是例行的猪圈消毒。一个猪栋分隔成很多个猪圈，一个圈里大约有二、三十头猪。圈里很泥泞，到处都是猪粪猪尿和泥土的混合物，臊臭气味冲天。我进到猪圈里喷洒消毒药液，猪在我腿上蹭来蹭去，我的鞋和裤腿上沾满了猪粪和被猪蹭上的粪泥。工作完成后，满身的药液白点，裤子和鞋上都是猪粪尿的混合物。回到更衣室时，刘连长用异样的眼光在我身上瞥了一眼，没说什么。
干的最多的活是换垫圈草、运草和晒草。猪圈分两部分，前半部为地势较低的露天部分，猪在此大小便；后半部地势较高，上有屋顶，下垫干草，是猪休息和睡觉的地方。这些猪十分懒惰肮脏，经常在干草上大小便，新铺垫的干草很快就湿了。我们要进到猪圈里，用木叉把沾满猪粪尿的湿草叉出来装到牛车上，然后再垫上干草。叉出来的湿草运到空地上晾晒，为了让草干得快些，要将湿草抖落开分散铺在地上。在晾晒过程中还要经常翻动，把湿的一面翻到上面。湿草晒干后装到牛车上拉回去，做为“新草”重复使用。
冬天，我们拿着木叉，赶着装满湿草的牛车去晾草。凛冽的寒风侵肌入骨，我们卷缩着身躯背风而行；荒野上播土扬尘，我们个个灰头土脸。刚从牛车上卸下的湿草还散发着热气，但很快就会被冻在一起，必须快速均匀地将草摊开铺在地面上，又是一股夹杂着臊臭的寒气袭人。尽管天寒地冻，在疾风和日光的威逼下，一块块冻在一起的草还是会逐渐干燥散落开。为了让草干得快些，要用木叉一遍遍地翻动，散落的猪粪随风而起，粪尘飞扬，我们被迫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冬去春来，虽然春光明媚，却没有鸟语花香，桃红李白。万物生发之际，猪圈里的粪土也蠢蠢欲动，臊臭蒸蒸日上。暖风阵阵，湿草干的很快，脱落的猪粪伴着尘土随风飘入空气中，粪尘弥漫。我虽然望尘生畏，却也能视若无睹，忍耐坚持。那时，常想起陆游写梅花的一句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正是我的现实和内心的写照。看着春风漫卷猪粪土，不免也调侃一句：散落成泥化作尘，只有脏如故。
夏季，头上顶着一个大火炉，脚下踩着一个大蒸笼。我们个个汗流浃背在烈日下劳作，汗滴掉在地上溶入粪土，体内水分的流失加剧了疲劳感。湿草干得更快，从而加快了垫圈草的循环，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劳动强度。装车和铺草时粪尘漫天盖地，令人窒息，难以忍受，不禁有感而发：
寒來暑往日煎熬，臭气熏天入九霄。 弥漫粪尘吸肺腑，水深火热苦丁徭。
起粪装车相对来说还算干净。虽然臊臭气凌人，劳动强度大，但圈里的猪粪是湿的，用铁锹铲起来扔到马车上没有灰尘。我们在猪出去吃食的时候起粪，猪回来后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把嘴边的食物残渣和身上的污秽物蹭到我们身上。即便如此，也比粪尘飞扬弥漫好得多。
有时候收进来的猪太多，猪圈容纳不下，要将猪送到四、五十里地之外的老厂区，那里有很多空着的猪圈。我们三人一组，天一放亮就出发，拐弯抹角专挑人少车稀的街道，把一百多头猪赶往老厂区。三个人分别在猪群的左右和后面，不停地将乱跑的猪赶回猪群。途中不能休息，不能吃饭。到了中午时分，口干舌燥，饥肠辘辘，精疲力尽，我几度险些瘫倒在地上。坚持到下午三点钟，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诗曰：
偏街僻巷路人稀，驱使天蓬走四蹄。 直蹈双足无止步，曲迂百里到终极。
老厂周围都是农田和荒野，厂内地旷人稀，显得很萧条。交接完毕后，食堂早已关门。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走半个多小时到达公共汽车站，乘车到有饭店的地方下来吃饭。后来几次送猪，我们摸索着走不同的路线，找到一条又近又好走的路，中午即可以到达目的地。
我也做过几天轻松的工作。在二车间，除了兽医张医生和会计小郭外，我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有一次，让我在外面醒目的墙上写防火标语，这是我第一次写一米多见方的大字块。批林批孔时，上级要求群众写大字报批判，要造成轰轰烈烈的气氛。刘连长让我替大家写大字报，为了提高批判水平，还派我去市体育馆参加全系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那个年代开大会，下面乱哄哄的，人们大多在底下开小会，有的睡觉，有些女职工织毛衣，没有几个人在听会；主持会场和发言者也不在乎有没有人听，他们只管照本宣科。
会后第二天，会计小郭给我找来一些稿子照抄。因稿子有限，还要抄报纸，在抄写时要做适当修改，不能同报纸上的词句一模一样，也不能两个人的大字报一样。写了几天，大字报把更衣室四面墙都挂满了，每个职工和农民工都有一张。我的大字有了进步，体力也有所恢复，不免沾沾自喜，有诗为证：
笔墨纸砚铺张开，凤舞龙飞跩起来。 满目荒唐皆谬误，我当练字且悠哉。
有一次看护草垛的工人请假，我替他几天。这个工作很轻松，主要是在几个草垛间巡视防火，手里拿着一个耙子，随时将零乱的草归拢在一起。那几天风大，装卸时许多草被吹散。我将这些草耙到一起，再捆成捆，摞到草垛上。干了几天，耙子的耙齿被我耙断了四、五根。
一车间是流水线作业，活猪进去，半扇半扇的猪肉出来。首先，要杀的猪在前一、二天只饮水不喂食，将猪肚肠里的食物和粪便清理干净。时辰一到，便将猪从圈里赶到一车间的后门，那里只有一条两边封闭的通道，由宽逐渐变窄，最后只容纳一头猪通过，进入这个死亡通道的猪便没有回头路了。
通道的尽头有一条逐渐向上的传送带，后猪挤前猪，前猪自然上了传送带。传送带将猪传到一车间后门一米多高的台阶上，在传送带出口，一个工人拿着个像电话似的东西，其两端为电极。他将电极按在猪的两眼上，猪被电击后立刻翻倒在地，有的还能蹬几下腿儿，有的一动也不动。上面有一条不停运转的传送链，每隔一定间隔挂有一个钩链。另一个工人将钩链套在猪的一条后腿上，这只猪便被头朝下吊了起来传向车间里。在进入车间途中，有一个工人在每头猪的颈部刺一刀，鲜红的猪血顿时就涌了出来。下面是储血槽，等猪进入车间时，血刚好流尽。这正是：
甬道后猪拱前猪，前猪一路向屠夫。 屠夫惊电猪麻爪，麻爪不知性命无。
车间里第一道工序是脱毛。猪被传到一个大热水池边，猪身着地，套在猪后腿上的钩链自然松套，一个工人将钩链摘下来，猪就掉进滚烫的热水池里。不停转动的打毛机在热水池另一端，池里的猪一个个漂向打毛机，到了一定位置便被卷了进去，一百多斤重的猪在打毛机里像气球一样翻腾跳跃，很快黑猪就变成了“白猪”，最后从打毛机的出口掉进一个凉水池子。
凉水池两边站满了工人，有的负责刮猪大腿根和腋下没打干净的毛，有的用刀将猪蹄子和小腿卸掉。这些工作完成后，猪也冷却下来，泡干净了，便又被倒挂在传送链上。传送链慢慢移动经过一些加工岗位，每个岗位只做一件事，有的割猪头，有的开膛摘内脏，有的处理下水，有的将猪锯成两半，最后一道工序是盖检疫的蓝戳。盖了蓝戳记的猪肉便可以投入市场，或进冷库。
在旺季，一天杀三千头猪，农民工要到一车间去支援，杀不完还要夜战。我经常去一车间干活，每次都在同一个岗位上，即紧挨着打毛机热气腾腾的出口，在凉水池边上刮残余的猪毛。工人们称这个活为“打水刨子”，是一车间最脏、最累、最热的岗位。打毛机出口有一个用胶皮条做成的帘子，在打毛过程中，这个帘子时常被里面的热气和翻腾的死猪撩开，夹杂着猪毛、带有血腥又臭又热的浊气直接喷到脸上；打完毛的猪从打毛机的出口掉进凉水池子，带出来湿热的臭气和猪毛又一次扑面而来，十分恶心，令人窒息。有道是：
蒸腾污秽裹猪毛，盖脸劈头似利刀。 浊热封喉人作呕，眩晕气短入阴曹。
我从水里将死猪拉过来刮大腿根和腋下没打掉的毛。刮干净后，一松手猪就被从打毛机里新出来的猪推挤到水池那边。我旁边的师傅是正式职工，负责将猪蹄子卸掉，这要有点技术。我偶尔也站过这个岗位，是这位师傅看我太热太辛苦，主动与我交换一会儿。仅一步之遥，就是风清气朗，舒服凉快，也没有肮脏的猪毛飞过来。在这个岗位上，我不但学会了卸猪蹄，而且还顺便学会了卸猪小腿，这是下一道工序。当猪从凉水池出来再次被倒挂上传送链后，下面的工作就干净和轻松多了。
工人们几乎人手一把刀，在流水线作业的空档，要不停地用备刀棍儿备刀，以便使下面的工作更省力。我用的刮刀或者叫“刨子”是不闭合的圆筒形刀具，圆筒三分之一是空的，一侧边缘是刀刃。开工前和工间休息时要抓紧时间磨刀，一旦机器响起来，就没有时间磨刀了。我这道工序最费时，如果稍一怠慢，从打毛机里出来的猪就会积满水池。
在这个工作中，我学会了识别痘猪。痘猪两肩附近有些隆起，一眼便能看出和正常的猪不同。起初不知道是痘猪，只觉得这些猪怪怪的。有一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用刮刀在猪身上划一刀，顿时皮开肉翻，白花花的痘呈现出来，令人毛骨悚然。从那以后，每当我从水里将一头猪拉过来时，便知道这头猪有没有痘。有时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顺手划一刀看看，每次被划开的猪都有痘。
在一车间工作的人，对“宰”、“杀”这些平常人不轻易出口的词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张口就来。刚开始时，我很不习惯人们把这些充满血腥的词汇天天挂在嘴上。时间久了，慢慢地就司空见惯了，听上去似乎不那么刺耳了。长期繁重枯燥的体力劳动会使人愚昧，而这种环境会使人变得对生命麻木不仁。
顺便说一句，除了一车间外，我还去过清真冷库搬运羊肉。尽管清真库里温度在零下十几度，但膻味十分浓烈，对人嗅觉的冲击力极大。我刚一进入冷库时，险些被膻翻在地。出了冷库后，膻气绕鼻三日，余味无穷。在那里工作的人，恐怕吃多少膻荤都不会感觉到膻。
做为长期工，工友们都在家住，每天清晨带着午饭骑自行车来工厂上班。由于各个生产队来肉联厂临时支援的农民工多了，工棚住不下，我只好回城里的家住。家离肉联厂很远，每天清晨不到六点钟从家出发，走到公交车站上车，坐到终点换车，再到终点，最后在指定地点乘厂里的班车 ― 解放牌大篷车。冬天时，天不亮上班，晚上回到家天已经很黑了。
我妈妈每天清晨四点多钟就起来为我做饭，除了早饭，还要做带到厂里的午饭。那时没有什么吃的，主副食都定量凭票证供应。我的户口在农村，城里没有口粮和副食供应，要到农村将玉米碾成玉米面带回家里。每天带饭的主食以玉米面窝头为主，偶尔也有高粱米饭、大米饭或馒头；菜以土豆为主，经常是炖土豆块。由于劳动强度大，食物里缺乏蛋白质和脂肪，每天带的饭都吃得干干净净。
那时全家人挤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双人床摞双人床，办公桌摞办公桌，再加上一个单人床，剩下的空间只够家人侧身通行。这样，晚饭后我必须尽早爬上双人床上层，以便给家人腾出活动的空间。上床后可以读一会儿书，由于极度疲劳，很快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在我装饭盒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书，一上公交车就开始读书，这是我一天里最有意义、最高兴、最享受、最心安理得的时刻。繁重的体力劳动，枯燥紧张的生活，高压的政治环境，最消磨人的意志，使人心灰意冷，听天由命。我时刻铭记着自己的目标，坚定信心。心里常常提醒自己：谦虚使人不亢，骄傲使人不卑；保持内心的尊严，在逆境中不气馁，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想到《三国演义》里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不免自嘲、也是自励一下，有诗为证：
勉从屠户暂栖身，无奈沦为杀猪人。 但有乾坤翻转日，向天奋翅上青云。
在通勤期间，早晨上班等公交车时，似乎每天都遇到一个青年人。我上车，他也上车；我换车，他也换车，最后都上了肉联厂的班车。刚开始时谁也没注意到对方，久而久之，我们都意识到对方也在肉联厂上班，有时我看看他，他看看我，谁都没说话。我看他不像杀猪人，也很难相信住在附近的人会在肉联厂上班。有一天，我们终于说话了。原来他从商业学校毕业，分配到肉联厂一车间当工人，二车间的会计小郭是他同学。我问他在商业学校学些什么，他不屑地说：“算盘子”。在后来中国的商业大潮中，这位“算盘子”应该大有用武之地。
肉联厂有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名字叫李祥林，厂里所有人都叫他老模范。老模范中等身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但印堂不亮，饱经风霜的眉宇之间透着一丝苦相。他文革前曾到北京参加过全国劳模大会，见过毛主席和刘主席。文革后，他被任命为肉联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厂办公楼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十分整洁，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桌面上什么也没有，看样子那间办公室一直空着。他整天在工厂里辛劳，永远勤勤恳恳地战斗在生产第一线，而且几乎每年都出工三百六十五天。他住在城乡之间的老厂区附近，房子十分破旧，雨天上漏下湿；回家早晚两头不见太阳，还要伺候病魔缠身的老伴，老伴去世时，他料理后事也只耽误了半天工。
我不知道他原来在哪个车间，由于二车间的工作最脏最累，他几乎天天在二车间劳动，干最脏、最累的活。这样，他自然成了我们的打头的，带领我们干活。老模范平时少言寡语，除了指挥我们干活说几句话外，整日默不作声地埋头苦干。
做为全国劳动模范，他一心想着为国家多做贡献，为人民立新功。可是，做为一名普通工人，在肉联厂除了出工出力外，做更多贡献的空间十分有限。他劳心焦思，提出了重复使用垫圈草的措施。本来，垫圈草是一次性的，湿了就扔掉。这个主意使我们有了晾草、翻草、运草的活计。据说从账面上看，一年可以为国家节省十几万元买干草的钱。
一九七四年春夏流行口蹄疫，许多猪都得了病。收购生猪要进行检疫，猪进来时没有病，进了圈很快就病了。那期间经常消毒，但无济于事，疫情愈演愈烈。我们几个农民工认为，造成疫情不退的原因之一是重复使用垫圈草。用过的垫圈草带有口蹄疫病毒，猪接触了这些带病毒的草，自然就传染上口蹄疫了。疫情没有带来多大损失，没见过销毁病猪，依旧照杀不误，检疫的蓝戳照盖不误，我们干活的人没有任何附加防护措施，外界也不知道有口蹄疫发生。现在发生口蹄疫是大事，要封锁道路、消毒、销毁禽畜，再加上媒体的渲染，市民也不敢买猪肉吃了。
我觉得老模范很可怜，被套上那个荣誉，便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当然，那个年代也谈不上生活，只是活着。平常人活着还有个星期天休息，不高兴了发个牢骚、说个怪话，闷了几个工友说说笑话，累了偷个懒儿什么的。可他呢？他什么都没有，即使有牢骚也没处发；他劳筋苦骨，兀兀穷年，就像一台机器，不停地运转，没有维修和保养。那个荣誉给了他深藏于内心的荣耀感和几天的辉煌人生，而他却贡献出自己的大半生。
从肉联厂外面看，似乎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杀猪的，工种不好，在社会上人们看不起。从肉联厂内部看，在车间里加工猪肉还算不错的工作，或者说，只要身为国家正式职工，工作都比较轻松干净。正式工人不愿意干的活，都是农民工干。能与农民工同甘共苦的职工，全厂仅老模范一人。
经常同我在一起干活的工友有三位，薛富、李有和小宋。我们四人共同的特点是来自外县的农村生产队，这些生产队无论在距离、感情和关系上都和肉联厂最远。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总在一起干最脏最累的活。薛富和李有来自我们南边的邻队，从他俩的名字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对“富有”的渴望。小宋来自我们西面的一个生产队，距离我队有好几里地远。还有二位工友偶尔也同我们一起劳动，他们来自附近郊区生产队，其中一位是还乡知识青年。被派来肉联厂的工友在生产队都是最好的劳力，既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又听从指挥，人缘好。这些人在肉联厂的表现，是生产队与肉联厂维持良好关系的关键之一，所以，生产队必须派出最好的社员。
薛富三十多岁，中等个头，皮肤白皙，一表人才，看上去很像是一位学者。他举止稳重，谈吐文雅，笑容可掬，是我们四人中的核心人物。有事与厂方交涉，都由他出面，厂方对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很重视。我刚到二车间时，他主动向我介绍了二车间的情况，并告诉我要注意的问题。李有和小宋在劳动中有时说起家中的琐事和烦恼，薛富常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慢条斯理地对他们进行劝解和开导，既像一位老大哥规劝家里的兄弟们，又像“政委”在做思想工作。那时城乡差别很大，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也相当大，但怎么看薛富都不像农村人。我常想，要不是出生在农村，要不是遇到那个年代，他的人生一定会大有作为，十分精彩。
我想不起来小宋的名字了，他的外号叫宋大头，宋大脑袋，没有人叫他名字，都叫他小宋，或者外号。他是个大块头，性情中人，快人快语，一天到晚总是风风火火，忙忙碌碌。小宋家上有老下有小，给人感觉家庭负担很重，整天为一家人的生计奔波，但又很乐观。他似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博古通今。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经常给大家讲一些历史典故和奇闻趣事，荤素搭配，真假参半。大家对他说的故事也不认真，一笑了之，却也能活跃一下枯燥乏味的气氛，暂时忘记疲劳。那时他刚有小孩，时而津津乐道他的育儿之术，喜悦之情洋溢于表；时而娓娓道来他们夫妻之间的那些事，幸福和烦恼交相辉映。说到夫妻之间的事，他和李有的共同语言最多，那时李有刚结婚不久，他们之间经常交流经验，有苦有甜。李有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农村青年，憨厚纯朴；两只大眼睛看上去有些傻傻的，似乎有些愚钝。
接收组、饲料组和喂猪的工友们大多来自附近郊区生产队，虽然天天见面，但工作岗位不同，彼此之间没有什么互动。
在此不妨高攀一下，将二车间的职工也算做工友。要说地位与我们最接近的应该是看大门的老吴太太。其实她还不到五十岁，那时女人不打扮，显得憔悴苍老。大家都叫她老吴太太，她也以老太太自居，对大家很关心，问寒问暖。冬天，她穿着一件黑大衣，抄着手在风雪中站在二车间大门口看门。每次看到农民工，总会说几句贴心话，使我们感到很亲切。
二车间另一位女性是会计小郭，她总是戴着一副套袖，一看就知道是文案工作人员。小郭对农民工很客气，举止言谈中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意味。第一次见到她时，觉得她是一位阿姨。后来才知道她七零届中学毕业，四个面向到商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肉联厂，论年龄她比我还小几岁。
刘连长直爽、认真、正直，我刚来就给我个下马威，使我不禁想起林冲面临的那一百杀威棒。我的劳动表现很快就改变了他对我先入为主的成见。我察觉到他在暗中观察我，也关心我，有意无意让我去做一些轻松的工作。他见我午饭很简单，有一段时间以一盒炖土豆块为主，便过来问我是不是家里粮食不够吃。
兽医张医生是二车间唯一的大学生，真正的知识分子，每次猪栋消毒都是在他指导下进行。除了兽医工作外，他好像还负责防火。我和张医生说话不多，但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同情之心，惺惺相惜之意。在他管辖下一旦有轻松的工作，便找我去做，例如，写防火标语和临时看护草垛。
我队猪栋的饲养员师傅是饲养组组长，给人的感觉是高高在上，不易接近。喂猪时，他耀武扬威地甩着鞭子，俨然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鞭子指到猪槽，猪就像冲锋陷阵的士兵一样，嗷嗷地叫着勇往直前，瞬间将满满的猪槽席卷一空。
一车间和我有直接关系的职工，就是我岗位旁边的那位师傅。他曾主动与我交换岗位，使我暂时脱离那恶劣的环境，得以喘息片刻。他相貌英俊，身材高大，两眼炯炯有神，干起活来手脚利落。听说他周日经常被附近的老乡请去杀猪，可见一车间的职工，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杀猪都是一把好手。
春节前夕是各生产队为巩固工农联盟最繁忙的时期。他们用马车拉着换来的大米，自产的白面，土豆、萝卜、白菜，还有黏豆包，挨家挨户地慰问厂里有关领导和关键人物，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惯例。我认为，没有人会去慰问老模范家，一是他从不过问猪栋分配，二是他绝不会接受贿赂。
我们生产队虽然是和工人老大哥联盟的最新成员，但也明白这个潜规则，早已打听到厂里一些干部的住址。年前，生产队长坐着满载货物的马车进了城，要求我一起参加慰问活动。我没有办法拒绝，只好答应同行。我们冒着腊月的刺骨寒风，在水银灯照耀下的黯淡夜色中，赶着马车穿梭于城里的大街小巷。每到一家，队长和我扛着慰问品，敲开了人家大门，不等主人反应过来，放下手中的东西掉头便走。人家在后面喊，我们边走边回答，不敢和主人多说一句话，生怕人家不收。总共去了四、五家，只有职务最低的刘连长坚决不收，甚至山东人的脾气都上来了，同其他职位更高的人相比，他的人品更高尚。
参与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很惭愧、很无奈、也很悲哀。我为自己的境遇悲哀，更为中国农民悲哀。他们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力量，牺牲最大。革命胜利了，他们在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在手中还没有捂热乎就被集体化了；他们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就这样，我怀着一颗高傲的雄心，在社会最底层从事着最卑微的体力劳动，每天接触着猪粪尿，呼吸着粪尘弥漫的空气，在肉联厂工作了近一年。我把骨子里那一点点娇骄二气深深地压在心底，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这样做，是为了在大学招生时获得贫下中农的推荐。我时刻准备着，准备站在求知的起跑线上，从那里奔驰起飞。一九七四年大学招生开始了，我暂时回到生产队参加贫下中农讲评、鉴定、推荐的程序。
星移斗转，光阴似箭，四十多年转瞬而过。在尘埃落定之时，想起这段辛酸艰难的经历，觉得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一个人所有的经历，不管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不管是坎坷的，还是顺利的，一旦变成回忆，似乎都有了甜的味道，值得回味。通过回忆，我发觉自己很怀念那一段当农民工的经历，很想去见见当年的工友和师傅们，看看今天的肉联厂。我试图回忆那湿淋淋的垫圈草和那刺鼻的气味，粪尘飞扬扑面而来的感觉，打毛机喷出来那热烘烘的污秽，工作的劳累和辛酸。但是，这些东西已经随着岁月飘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从苦中过滤出来的甜，这甜是我宝贵的财富，将伴随我终生。
感觉这次增加了一些内容。
俺那圪塔的规矩是，屠户给猪开膛后，手伸进温热的猪肚皮里，捞出猪油直接大口塞进嘴里，那猪油又叫做水油，管够。
一旦吃够，就不可继续吃，剩下的是养猪人家的。
活儿干完，半个猪头和猪大肠归屠户所有，这是人们最羡慕的了。
猪的四个蹄子，东北银不要，奇了怪了，都归咱们上海知青，北京知青似乎也不感兴趣。
洗脸盆弄干净，坐在火墙的炉子上，弄干净的猪蹄子炖到半夜，几个馋佬派穷凶极恶，直到撑得爬不起来。
太大，真到了叫劲的时候，不好办。
每次巡察，都被他们灌得走路直打晃。
这帮犊子，在主控室外撂下半麻袋好东西一声不吭就开溜，值班长们俩眼直勾勾滴盯着你，咋办？
几十年过去，这伙子人们的生意居然做大廖，回去一看，叫啥子，“完达山乳业”，还真像回子事廖。
一九七三年秋天，我做为农民工来到长春市屠宰厂，在厂里的最底层劳动了近一年。屠宰厂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小时候，听到屠宰厂这三个字，一种莫名的悲哀和压抑顿时涌上心头，情绪低落。想象那里暗无天日，人们手持屠刀，浑身沾满鲜血，无情地宰杀各种动物。天道不测，造化弄人，我竟然落魄到屠宰厂，从事最脏最累的体力劳动。虽说是一段辛酸坎坷的岁月，却也往事可堪回首。
(1) 当上农民工屠宰厂的正式名称为肉类联合加工厂，简称肉联厂。其功能是收购生猪，饲养一段时间后，将长肥了的猪杀掉，加工成半扇半扇的猪肉、熟食和生物药品。肉联厂离市区很远，周围是郊区的生产队。厂里有五个车间，一车间屠宰加工；二车间接收和饲养生猪；三车间制作熟食；四车间是冷库；五车间生物制药。还有一个老厂区在城东郊，是清真车间，加工牛羊肉。
二车间的工作最脏最累，工人都是附近农村生产队派来的社员，当时叫亦工亦农。他们依旧挣生产队的工分，没有工厂的工资和福利，也没有星期日休息。生产队从肉联厂得到的报酬是从猪圈里起出来的猪粪，这些猪粪是非常好的肥料。许多农村生产队都渴望与肉联厂建立这种“换工”的关系。
这个机制对双方都有利，但主动权在厂方。厂方可以向生产队要求无偿的劳动力支援，后者为了巩固与肉联厂的关系，必须无条件满足厂方的要求。这种以换工形成的工农联盟，其实质是国家剥削农民，农民不但要出劳动力免费为厂方清理废物，而且还要额外给厂方提供更多的利益。
肉联厂的一排猪圈叫一个“猪栋”，一个生产队可以拥有一个，或半个猪栋的起粪权。当时，有半个猪栋不属于任何一个生产队，由拥有其它猪栋的生产队轮流起粪，这些生产队都想得到这半个猪栋的永久起粪权。在暗潮涌动的竞争中，我们生产队也参与进来。
一九七三年秋天，我从集体户转到父亲下乡的朱大屯。队里知道我父亲和市食品公司革委会主任是朋友，让我通过他找人争取那半个猪栋。那时，这位主任已经不在食品公司了。我爸给市商业局长刘钰写了一个条子，我拿着条子找到刘叔叔。他是我爸的安徽老乡、延安时期的同学，抗战胜利后又都来到了东北。刘叔叔给时任食品公司革委会主任写了一个条子，这位主任看了后也写了一个条子，让我拿着去找肉联厂的革委会主任。信送过去没几天，厂方要求生产队派出二十个劳动力为厂里干基建工作，然后再公布这半个猪栋的所属，以安抚其他竞争者。
生产队为了巩固和肉联厂的关系，派我带着二十个人给肉联厂干活。于是，我成了一名亦工亦农的临时工。我们住在肉联厂的工棚里，在一位王工长的带领下盖房子。盖房子在农村干过，从土房到砖房，从脱土坯、和泥、和灰、砌砖、到上大梁，每一个工种都干过。这次在工人师傅指导下干活，使我盖房子的技能更加熟练。
两周后，厂里宣布将半个猪栋的起粪权给我们生产队。这样，需要有人长期在二车间劳动，肉联厂和生产队都提出让我留在肉联厂劳动。为了生产队的利益，为了将来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大学，我只好答应“长期”留在这里，当一名亦工亦农的长期工。
(2) 二车间二车间有三个组，接收组，饲料组和饲养组。正式职工有车间主任、会计、保管员、兽医、门房，再加上几个饲养员。二车间的办公室和更衣室是里外屋，外屋为较大的更衣室，也是会议室和吃午饭的地方。外面有饲料库，十几排猪栋，还有一些草垛。每个饲养员负责二、三个猪栋，他们自己不用动手干活，喂猪时抱着一个大鞭子指挥农民工干这干那。猪栋的工作很多，每天要准备饲料，喂三次猪，清理猪圈里的粪便和尿湿的垫圈草，换上干草，还要定期消毒。一车间和冷库忙的时候，二车间的农民工还要去支援。清理猪粪便和换垫圈草的工作最脏，接收组、饲料组，还有喂猪的工作不那么脏，起码不直接和猪粪尿接触。
二车间的刘主任是山东人，有山东人特有的脾气。当时车间称为连，大家叫他刘连长。我去报到时，他一脸不高兴，很严肃地说，这里的工作又脏又累，你能不能干？不能干就回去，换个人来。还吓唬我说，干不好就收回你们生产队的猪栋。我表示能干，他分配我到饲养组。饲养组除了喂猪外，更多的工作是给猪圈清理尿湿的垫圈草，换上干草，再把湿草晾干重复使用。起粪装车主要是由生产队来拉粪的人干，猪多时生产队每天都要来二、三辆马车拉猪粪。为了抢在喂猪时完成这个工作，我们也要起粪装车。
到二车间的第二天，是例行的猪圈消毒。一个猪栋分隔成很多个猪圈，一个圈里大约有二、三十头猪。圈里很泥泞，到处都是猪粪猪尿和泥土的混合物，臊臭气味冲天。我进到猪圈里喷洒消毒药液，猪在我腿上蹭来蹭去，我的鞋和裤腿上沾满了猪粪和被猪蹭上的粪泥。工作完成后，满身的药液白点，裤子和鞋上都是猪粪尿的混合物。回到更衣室时，刘连长用异样的眼光在我身上瞥了一眼，没说什么。
干的最多的活是换垫圈草、运草和晒草。猪圈分两部分，前半部为地势较低的露天部分，猪在此大小便；后半部地势较高，上有屋顶，下垫干草，是猪休息和睡觉的地方。这些猪十分懒惰肮脏，经常在干草上大小便，新铺垫的干草很快就湿了。我们要进到猪圈里，用木叉把沾满猪粪尿的湿草叉出来装到牛车上，然后再垫上干草。叉出来的湿草运到空地上晾晒，为了让草干得快些，要将湿草抖落开分散铺在地上。在晾晒过程中还要经常翻动，把湿的一面翻到上面。湿草晒干后装到牛车上拉回去，做为“新草”重复使用。
冬天，我们拿着木叉，赶着装满湿草的牛车去晾草。凛冽的寒风侵肌入骨，我们卷缩着身躯背风而行；荒野上播土扬尘，我们个个灰头土脸。刚从牛车上卸下的湿草还散发着热气，但很快就会被冻在一起，必须快速均匀地将草摊开铺在地面上，又是一股夹杂着臊臭的寒气袭人。尽管天寒地冻，在疾风和日光的威逼下，一块块冻在一起的草还是会逐渐干燥散落开。为了让草干得快些，要用木叉一遍遍地翻动，散落的猪粪随风而起，粪尘飞扬，我们被迫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冬去春来，虽然春光明媚，却没有鸟语花香，桃红李白。万物生发之际，猪圈里的粪土也蠢蠢欲动，臊臭蒸蒸日上。暖风阵阵，湿草干的很快，脱落的猪粪伴着尘土随风飘入空气中，粪尘弥漫。我虽然望尘生畏，却也能视若无睹，忍耐坚持。那时，常想起陆游写梅花的一句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正是我的现实和内心的写照。看着春风漫卷猪粪土，不免也调侃一句：散落成泥化作尘，只有脏如故。
夏季，头上顶着一个大火炉，脚下踩着一个大蒸笼。我们个个汗流浃背在烈日下劳作，汗滴掉在地上溶入粪土，体内水分的流失加剧了疲劳感。湿草干得更快，从而加快了垫圈草的循环，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劳动强度。装车和铺草时粪尘漫天盖地，令人窒息，难以忍受，不禁有感而发：
寒來暑往日煎熬，臭气熏天入九霄。
弥漫粪尘吸肺腑，水深火热苦丁徭。
起粪装车相对来说还算干净。虽然臊臭气凌人，劳动强度大，但圈里的猪粪是湿的，用铁锹铲起来扔到马车上没有灰尘。我们在猪出去吃食的时候起粪，猪回来后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把嘴边的食物残渣和身上的污秽物蹭到我们身上。即便如此，也比粪尘飞扬弥漫好得多。
有时候收进来的猪太多，猪圈容纳不下，要将猪送到四、五十里地之外的老厂区，那里有很多空着的猪圈。我们三人一组，天一放亮就出发，拐弯抹角专挑人少车稀的街道，把一百多头猪赶往老厂区。三个人分别在猪群的左右和后面，不停地将乱跑的猪赶回猪群。途中不能休息，不能吃饭。到了中午时分，口干舌燥，饥肠辘辘，精疲力尽，我几度险些瘫倒在地上。坚持到下午三点钟，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诗曰：
偏街僻巷路人稀，驱使天蓬走四蹄。
直蹈双足无止步，曲迂百里到终极。
老厂周围都是农田和荒野，厂内地旷人稀，显得很萧条。交接完毕后，食堂早已关门。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走半个多小时到达公共汽车站，乘车到有饭店的地方下来吃饭。后来几次送猪，我们摸索着走不同的路线，找到一条又近又好走的路，中午即可以到达目的地。
我也做过几天轻松的工作。在二车间，除了兽医张医生和会计小郭外，我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有一次，让我在外面醒目的墙上写防火标语，这是我第一次写一米多见方的大字块。批林批孔时，上级要求群众写大字报批判，要造成轰轰烈烈的气氛。刘连长让我替大家写大字报，为了提高批判水平，还派我去市体育馆参加全系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那个年代开大会，下面乱哄哄的，人们大多在底下开小会，有的睡觉，有些女职工织毛衣，没有几个人在听会；主持会场和发言者也不在乎有没有人听，他们只管照本宣科。
会后第二天，会计小郭给我找来一些稿子照抄。因稿子有限，还要抄报纸，在抄写时要做适当修改，不能同报纸上的词句一模一样，也不能两个人的大字报一样。写了几天，大字报把更衣室四面墙都挂满了，每个职工和农民工都有一张。我的大字有了进步，体力也有所恢复，不免沾沾自喜，有诗为证：
笔墨纸砚铺张开，凤舞龙飞跩起来。
满目荒唐皆谬误，我当练字且悠哉。
有一次看护草垛的工人请假，我替他几天。这个工作很轻松，主要是在几个草垛间巡视防火，手里拿着一个耙子，随时将零乱的草归拢在一起。那几天风大，装卸时许多草被吹散。我将这些草耙到一起，再捆成捆，摞到草垛上。干了几天，耙子的耙齿被我耙断了四、五根。
(3) 一车间一车间是流水线作业，活猪进去，半扇半扇的猪肉出来。首先，要杀的猪在前一、二天只饮水不喂食，将猪肚肠里的食物和粪便清理干净。时辰一到，便将猪从圈里赶到一车间的后门，那里只有一条两边封闭的通道，由宽逐渐变窄，最后只容纳一头猪通过，进入这个死亡通道的猪便没有回头路了。
通道的尽头有一条逐渐向上的传送带，后猪挤前猪，前猪自然上了传送带。传送带将猪传到一车间后门一米多高的台阶上，在传送带出口，一个工人拿着个像电话似的东西，其两端为电极。他将电极按在猪的两眼上，猪被电击后立刻翻倒在地，有的还能蹬几下腿儿，有的一动也不动。上面有一条不停运转的传送链，每隔一定间隔挂有一个钩链。另一个工人将钩链套在猪的一条后腿上，这只猪便被头朝下吊了起来传向车间里。在进入车间途中，有一个工人在每头猪的颈部刺一刀，鲜红的猪血顿时就涌了出来。下面是储血槽，等猪进入车间时，血刚好流尽。这正是：
甬道后猪拱前猪，前猪一路向屠夫。
屠夫惊电猪麻爪，麻爪不知性命无。
车间里第一道工序是脱毛。猪被传到一个大热水池边，猪身着地，套在猪后腿上的钩链自然松套，一个工人将钩链摘下来，猪就掉进滚烫的热水池里。不停转动的打毛机在热水池另一端，池里的猪一个个漂向打毛机，到了一定位置便被卷了进去，一百多斤重的猪在打毛机里像气球一样翻腾跳跃，很快黑猪就变成了“白猪”，最后从打毛机的出口掉进一个凉水池子。
凉水池两边站满了工人，有的负责刮猪大腿根和腋下没打干净的毛，有的用刀将猪蹄子和小腿卸掉。这些工作完成后，猪也冷却下来，泡干净了，便又被倒挂在传送链上。传送链慢慢移动经过一些加工岗位，每个岗位只做一件事，有的割猪头，有的开膛摘内脏，有的处理下水，有的将猪锯成两半，最后一道工序是盖检疫的蓝戳。盖了蓝戳记的猪肉便可以投入市场，或进冷库。
在旺季，一天杀三千头猪，农民工要到一车间去支援，杀不完还要夜战。我经常去一车间干活，每次都在同一个岗位上，即紧挨着打毛机热气腾腾的出口，在凉水池边上刮残余的猪毛。工人们称这个活为“打水刨子”，是一车间最脏、最累、最热的岗位。打毛机出口有一个用胶皮条做成的帘子，在打毛过程中，这个帘子时常被里面的热气和翻腾的死猪撩开，夹杂着猪毛、带有血腥又臭又热的浊气直接喷到脸上；打完毛的猪从打毛机的出口掉进凉水池子，带出来湿热的臭气和猪毛又一次扑面而来，十分恶心，令人窒息。有道是：
蒸腾污秽裹猪毛，盖脸劈头似利刀。
浊热封喉人作呕，眩晕气短入阴曹。
我从水里将死猪拉过来刮大腿根和腋下没打掉的毛。刮干净后，一松手猪就被从打毛机里新出来的猪推挤到水池那边。我旁边的师傅是正式职工，负责将猪蹄子卸掉，这要有点技术。我偶尔也站过这个岗位，是这位师傅看我太热太辛苦，主动与我交换一会儿。仅一步之遥，就是风清气朗，舒服凉快，也没有肮脏的猪毛飞过来。在这个岗位上，我不但学会了卸猪蹄，而且还顺便学会了卸猪小腿，这是下一道工序。当猪从凉水池出来再次被倒挂上传送链后，下面的工作就干净和轻松多了。
工人们几乎人手一把刀，在流水线作业的空档，要不停地用备刀棍儿备刀，以便使下面的工作更省力。我用的刮刀或者叫“刨子”是不闭合的圆筒形刀具，圆筒三分之一是空的，一侧边缘是刀刃。开工前和工间休息时要抓紧时间磨刀，一旦机器响起来，就没有时间磨刀了。我这道工序最费时，如果稍一怠慢，从打毛机里出来的猪就会积满水池。
在这个工作中，我学会了识别痘猪。痘猪两肩附近有些隆起，一眼便能看出和正常的猪不同。起初不知道是痘猪，只觉得这些猪怪怪的。有一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用刮刀在猪身上划一刀，顿时皮开肉翻，白花花的痘呈现出来，令人毛骨悚然。从那以后，每当我从水里将一头猪拉过来时，便知道这头猪有没有痘。有时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顺手划一刀看看，每次被划开的猪都有痘。
在一车间工作的人，对“宰”、“杀”这些平常人不轻易出口的词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张口就来。刚开始时，我很不习惯人们把这些充满血腥的词汇天天挂在嘴上。时间久了，慢慢地就司空见惯了，听上去似乎不那么刺耳了。长期繁重枯燥的体力劳动会使人愚昧，而这种环境会使人变得对生命麻木不仁。
顺便说一句，除了一车间外，我还去过清真冷库搬运羊肉。尽管清真库里温度在零下十几度，但膻味十分浓烈，对人嗅觉的冲击力极大。我刚一进入冷库时，险些被膻翻在地。出了冷库后，膻气绕鼻三日，余味无穷。在那里工作的人，恐怕吃多少膻荤都不会感觉到膻。
(4) 通勤做为长期工，工友们都在家住，每天清晨带着午饭骑自行车来工厂上班。由于各个生产队来肉联厂临时支援的农民工多了，工棚住不下，我只好回城里的家住。家离肉联厂很远，每天清晨不到六点钟从家出发，走到公交车站上车，坐到终点换车，再到终点，最后在指定地点乘厂里的班车 ― 解放牌大篷车。冬天时，天不亮上班，晚上回到家天已经很黑了。
我妈妈每天清晨四点多钟就起来为我做饭，除了早饭，还要做带到厂里的午饭。那时没有什么吃的，主副食都定量凭票证供应。我的户口在农村，城里没有口粮和副食供应，要到农村将玉米碾成玉米面带回家里。每天带饭的主食以玉米面窝头为主，偶尔也有高粱米饭、大米饭或馒头；菜以土豆为主，经常是炖土豆块。由于劳动强度大，食物里缺乏蛋白质和脂肪，每天带的饭都吃得干干净净。
那时全家人挤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双人床摞双人床，办公桌摞办公桌，再加上一个单人床，剩下的空间只够家人侧身通行。这样，晚饭后我必须尽早爬上双人床上层，以便给家人腾出活动的空间。上床后可以读一会儿书，由于极度疲劳，很快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在我装饭盒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书，一上公交车就开始读书，这是我一天里最有意义、最高兴、最享受、最心安理得的时刻。繁重的体力劳动，枯燥紧张的生活，高压的政治环境，最消磨人的意志，使人心灰意冷，听天由命。我时刻铭记着自己的目标，坚定信心。心里常常提醒自己：谦虚使人不亢，骄傲使人不卑；保持内心的尊严，在逆境中不气馁，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想到《三国演义》里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不免自嘲、也是自励一下，有诗为证：
勉从屠户暂栖身，无奈沦为杀猪人。
但有乾坤翻转日，向天奋翅上青云。
在通勤期间，早晨上班等公交车时，似乎每天都遇到一个青年人。我上车，他也上车；我换车，他也换车，最后都上了肉联厂的班车。刚开始时谁也没注意到对方，久而久之，我们都意识到对方也在肉联厂上班，有时我看看他，他看看我，谁都没说话。我看他不像杀猪人，也很难相信住在附近的人会在肉联厂上班。有一天，我们终于说话了。原来他从商业学校毕业，分配到肉联厂一车间当工人，二车间的会计小郭是他同学。我问他在商业学校学些什么，他不屑地说：“算盘子”。在后来中国的商业大潮中，这位“算盘子”应该大有用武之地。
(5) 老模范肉联厂有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名字叫李祥林，厂里所有人都叫他老模范。老模范中等身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但印堂不亮，饱经风霜的眉宇之间透着一丝苦相。他文革前曾到北京参加过全国劳模大会，见过毛主席和刘主席。文革后，他被任命为肉联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厂办公楼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十分整洁，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桌面上什么也没有，看样子那间办公室一直空着。他整天在工厂里辛劳，永远勤勤恳恳地战斗在生产第一线，而且几乎每年都出工三百六十五天。他住在城乡之间的老厂区附近，房子十分破旧，雨天上漏下湿；回家早晚两头不见太阳，还要伺候病魔缠身的老伴，老伴去世时，他料理后事也只耽误了半天工。
我不知道他原来在哪个车间，由于二车间的工作最脏最累，他几乎天天在二车间劳动，干最脏、最累的活。这样，他自然成了我们的打头的，带领我们干活。老模范平时少言寡语，除了指挥我们干活说几句话外，整日默不作声地埋头苦干。
做为全国劳动模范，他一心想着为国家多做贡献，为人民立新功。可是，做为一名普通工人，在肉联厂除了出工出力外，做更多贡献的空间十分有限。他劳心焦思，提出了重复使用垫圈草的措施。本来，垫圈草是一次性的，湿了就扔掉。这个主意使我们有了晾草、翻草、运草的活计。据说从账面上看，一年可以为国家节省十几万元买干草的钱。
一九七四年春夏流行口蹄疫，许多猪都得了病。收购生猪要进行检疫，猪进来时没有病，进了圈很快就病了。那期间经常消毒，但无济于事，疫情愈演愈烈。我们几个农民工认为，造成疫情不退的原因之一是重复使用垫圈草。用过的垫圈草带有口蹄疫病毒，猪接触了这些带病毒的草，自然就传染上口蹄疫了。疫情没有带来多大损失，没见过销毁病猪，依旧照杀不误，检疫的蓝戳照盖不误，我们干活的人没有任何附加防护措施，外界也不知道有口蹄疫发生。现在发生口蹄疫是大事，要封锁道路、消毒、销毁禽畜，再加上媒体的渲染，市民也不敢买猪肉吃了。
我觉得老模范很可怜，被套上那个荣誉，便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当然，那个年代也谈不上生活，只是活着。平常人活着还有个星期天休息，不高兴了发个牢骚、说个怪话，闷了几个工友说说笑话，累了偷个懒儿什么的。可他呢？他什么都没有，即使有牢骚也没处发；他劳筋苦骨，兀兀穷年，就像一台机器，不停地运转，没有维修和保养。那个荣誉给了他深藏于内心的荣耀感和几天的辉煌人生，而他却贡献出自己的大半生。
从肉联厂外面看，似乎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杀猪的，工种不好，在社会上人们看不起。从肉联厂内部看，在车间里加工猪肉还算不错的工作，或者说，只要身为国家正式职工，工作都比较轻松干净。正式工人不愿意干的活，都是农民工干。能与农民工同甘共苦的职工，全厂仅老模范一人。
(6) 我的工友们经常同我在一起干活的工友有三位，薛富、李有和小宋。我们四人共同的特点是来自外县的农村生产队，这些生产队无论在距离、感情和关系上都和肉联厂最远。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总在一起干最脏最累的活。薛富和李有来自我们南边的邻队，从他俩的名字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对“富有”的渴望。小宋来自我们西面的一个生产队，距离我队有好几里地远。还有二位工友偶尔也同我们一起劳动，他们来自附近郊区生产队，其中一位是还乡知识青年。被派来肉联厂的工友在生产队都是最好的劳力，既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又听从指挥，人缘好。这些人在肉联厂的表现，是生产队与肉联厂维持良好关系的关键之一，所以，生产队必须派出最好的社员。
薛富三十多岁，中等个头，皮肤白皙，一表人才，看上去很像是一位学者。他举止稳重，谈吐文雅，笑容可掬，是我们四人中的核心人物。有事与厂方交涉，都由他出面，厂方对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很重视。我刚到二车间时，他主动向我介绍了二车间的情况，并告诉我要注意的问题。李有和小宋在劳动中有时说起家中的琐事和烦恼，薛富常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慢条斯理地对他们进行劝解和开导，既像一位老大哥规劝家里的兄弟们，又像“政委”在做思想工作。那时城乡差别很大，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也相当大，但怎么看薛富都不像农村人。我常想，要不是出生在农村，要不是遇到那个年代，他的人生一定会大有作为，十分精彩。
我想不起来小宋的名字了，他的外号叫宋大头，宋大脑袋，没有人叫他名字，都叫他小宋，或者外号。他是个大块头，性情中人，快人快语，一天到晚总是风风火火，忙忙碌碌。小宋家上有老下有小，给人感觉家庭负担很重，整天为一家人的生计奔波，但又很乐观。他似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博古通今。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经常给大家讲一些历史典故和奇闻趣事，荤素搭配，真假参半。大家对他说的故事也不认真，一笑了之，却也能活跃一下枯燥乏味的气氛，暂时忘记疲劳。那时他刚有小孩，时而津津乐道他的育儿之术，喜悦之情洋溢于表；时而娓娓道来他们夫妻之间的那些事，幸福和烦恼交相辉映。说到夫妻之间的事，他和李有的共同语言最多，那时李有刚结婚不久，他们之间经常交流经验，有苦有甜。李有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农村青年，憨厚纯朴；两只大眼睛看上去有些傻傻的，似乎有些愚钝。
接收组、饲料组和喂猪的工友们大多来自附近郊区生产队，虽然天天见面，但工作岗位不同，彼此之间没有什么互动。
在此不妨高攀一下，将二车间的职工也算做工友。要说地位与我们最接近的应该是看大门的老吴太太。其实她还不到五十岁，那时女人不打扮，显得憔悴苍老。大家都叫她老吴太太，她也以老太太自居，对大家很关心，问寒问暖。冬天，她穿着一件黑大衣，抄着手在风雪中站在二车间大门口看门。每次看到农民工，总会说几句贴心话，使我们感到很亲切。
二车间另一位女性是会计小郭，她总是戴着一副套袖，一看就知道是文案工作人员。小郭对农民工很客气，举止言谈中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意味。第一次见到她时，觉得她是一位阿姨。后来才知道她七零届中学毕业，四个面向到商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肉联厂，论年龄她比我还小几岁。
刘连长直爽、认真、正直，我刚来就给我个下马威，使我不禁想起林冲面临的那一百杀威棒。我的劳动表现很快就改变了他对我先入为主的成见。我察觉到他在暗中观察我，也关心我，有意无意让我去做一些轻松的工作。他见我午饭很简单，有一段时间以一盒炖土豆块为主，便过来问我是不是家里粮食不够吃。
兽医张医生是二车间唯一的大学生，真正的知识分子，每次猪栋消毒都是在他指导下进行。除了兽医工作外，他好像还负责防火。我和张医生说话不多，但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同情之心，惺惺相惜之意。在他管辖下一旦有轻松的工作，便找我去做，例如，写防火标语和临时看护草垛。
我队猪栋的饲养员师傅是饲养组组长，给人的感觉是高高在上，不易接近。喂猪时，他耀武扬威地甩着鞭子，俨然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鞭子指到猪槽，猪就像冲锋陷阵的士兵一样，嗷嗷地叫着勇往直前，瞬间将满满的猪槽席卷一空。
一车间和我有直接关系的职工，就是我岗位旁边的那位师傅。他曾主动与我交换岗位，使我暂时脱离那恶劣的环境，得以喘息片刻。他相貌英俊，身材高大，两眼炯炯有神，干起活来手脚利落。听说他周日经常被附近的老乡请去杀猪，可见一车间的职工，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杀猪都是一把好手。
(7) 巩固工农联盟春节前夕是各生产队为巩固工农联盟最繁忙的时期。他们用马车拉着换来的大米，自产的白面，土豆、萝卜、白菜，还有黏豆包，挨家挨户地慰问厂里有关领导和关键人物，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惯例。我认为，没有人会去慰问老模范家，一是他从不过问猪栋分配，二是他绝不会接受贿赂。
我们生产队虽然是和工人老大哥联盟的最新成员，但也明白这个潜规则，早已打听到厂里一些干部的住址。年前，生产队长坐着满载货物的马车进了城，要求我一起参加慰问活动。我没有办法拒绝，只好答应同行。我们冒着腊月的刺骨寒风，在水银灯照耀下的黯淡夜色中，赶着马车穿梭于城里的大街小巷。每到一家，队长和我扛着慰问品，敲开了人家大门，不等主人反应过来，放下手中的东西掉头便走。人家在后面喊，我们边走边回答，不敢和主人多说一句话，生怕人家不收。总共去了四、五家，只有职务最低的刘连长坚决不收，甚至山东人的脾气都上来了，同其他职位更高的人相比，他的人品更高尚。
参与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很惭愧、很无奈、也很悲哀。我为自己的境遇悲哀，更为中国农民悲哀。他们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力量，牺牲最大。革命胜利了，他们在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在手中还没有捂热乎就被集体化了；他们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8) 离开肉联厂就这样，我怀着一颗高傲的雄心，在社会最底层从事着最卑微的体力劳动，每天接触着猪粪尿，呼吸着粪尘弥漫的空气，在肉联厂工作了近一年。我把骨子里那一点点娇骄二气深深地压在心底，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这样做，是为了在大学招生时获得贫下中农的推荐。我时刻准备着，准备站在求知的起跑线上，从那里奔驰起飞。一九七四年大学招生开始了，我暂时回到生产队参加贫下中农讲评、鉴定、推荐的程序。
星移斗转，光阴似箭，四十多年转瞬而过。在尘埃落定之时，想起这段辛酸艰难的经历，觉得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一个人所有的经历，不管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不管是坎坷的，还是顺利的，一旦变成回忆，似乎都有了甜的味道，值得回味。通过回忆，我发觉自己很怀念那一段当农民工的经历，很想去见见当年的工友和师傅们，看看今天的肉联厂。我试图回忆那湿淋淋的垫圈草和那刺鼻的气味，粪尘飞扬扑面而来的感觉，打毛机喷出来那热烘烘的污秽，工作的劳累和辛酸。但是，这些东西已经随着岁月飘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从苦中过滤出来的甜，这甜是我宝贵的财富，将伴随我终生。
感觉这次增加了一些内容。
俺那圪塔的规矩是，屠户给猪开膛后，手伸进温热的猪肚皮里，捞出猪油直接大口塞进嘴里，那猪油又叫做水油，管够。
一旦吃够，就不可继续吃，剩下的是养猪人家的。
活儿干完，半个猪头和猪大肠归屠户所有，这是人们最羡慕的了。
猪的四个蹄子，东北银不要，奇了怪了，都归咱们上海知青，北京知青似乎也不感兴趣。
洗脸盆弄干净，坐在火墙的炉子上，弄干净的猪蹄子炖到半夜，几个馋佬派穷凶极恶，直到撑得爬不起来。
太大，真到了叫劲的时候，不好办。
每次巡察，都被他们灌得走路直打晃。
这帮犊子，在主控室外撂下半麻袋好东西一声不吭就开溜，值班长们俩眼直勾勾滴盯着你，咋办？
几十年过去，这伙子人们的生意居然做大廖，回去一看，叫啥子，“完达山乳业”，还真像回子事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