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226087
【希望之声2017年2月20日】 关于江是一个假中共地下党员的问题，本人在去年十二月五日写的《二奸二假》一文中已经有所揭露，文中指出，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结束后大会权威公报在介绍江的履历时公布说，他是1946年入的党；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结束后大会公报说得更是具体：他是1946年4月入的党。然而中共十六大和全国十届人大对于江入党时间的这个绝对权威之说，却是漏洞百出，疑点颇多，难以成立，因为实际上当时这个日伪汉奸高干子弟和本人是国民党政府通辑追查的汉奸学生。江根本没有1946年加入中共地下党，更不可能在1946年4月，他刚从江西逃避国民党政府通缉回来，从南京中央大学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时在上海交大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也就是说，他这时，甚于直到1949年都从来就没有加入过中共地下党，所谓他是1946年4月加入中共的地下党之说，是假的，是伪造骗人的。
现在关于江的假中共地下党员问题又有知情而正义的人揭露出了更加确凿详实、更有说服力的新证据：
7月30日我收到了上海一位名叫胡锁明的军队离休老干部在7月26日发来的信，胡老在信中自我介绍说，他生于1925年，1942年17岁时在中学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毕业，1951年从地方调到解放军总参三部工作，一直到1985年离休回到老家上海定居于部队干休所。
已有85岁高龄的胡老在信中说，他看到了我写的《二奸二假》一文后对江不胜愤怒，但他又直率指出，我对于江是假中共地下党员一事的揭露，其理由不够充分，他有可以证明江在1946年不论在南京中央大学还是在转学上海交大以后都根本没有加入中共地下党的更详实证据。他希望能够尽快同我取得联系，要我打电话或写信给他，他好把这些证据的事实真相如实告诉我。
我收到胡老的信后即于当晚给他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比较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关于江是假中共地下党员的一些情况。
胡老说，江是在1946年随南京中央大学合并到上海交大时转学来沪的，在上海交大就读机电系，而他读的是机械系，江又只比他小一岁，低一级，因此他和江是上海交大同校不同级也不同系的同期校友。因为级系不同，又因为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党员组织活动时他从来没有见过江参加的身影，也没有任何人向他说起过江的事情和告诉他江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所以他不知道也从不认为江在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员。
胡老说，要搞清楚江在1946年时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问题，有三个人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最知道其中的内情真相。这三个人，一个是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女）；一个是从陈修良手中接收转移到上海的南京地下党员的上海地下党市委的贺崇寅，而贺又是胡在中学入党 的介绍人；第三位是上海交大地下党负责人吴增亮，也就是胡在上海交大时的直接上级。胡与这三位早前就认识，尤其与贺和吴的关系更是熟悉和密切，只是因为胡调到解放军总参三部工作，因情报工作性质的原因，所以在这三十多年间他和他们很少联系，直到他离休回到上海后才又与他们重新来往。
胡老说，对于江是不是1946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的问题，是在1989年江靠那场流血镇压事件当上了党的总书记以后才提出来并引起他们质疑和关注的。当时胡老离休回到上海已有数年，他觉得如果江是从南京转到上海交大的中共地下党员，或者江是在转学到上海交大后在交大入的党，那么与江同校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都在吴增亮领导下的他是应该知道的，吴增亮和其他交大中共地下党员也会告诉他的，可是他对江在上海交大时也是中共党员这件事却一无所知，吴和其他人也从未向他说起过江也是地下党员的事。这使他感到非常的诧异和不解。于是他就去问吴增亮和贺崇寅，并通过他们去问陈修良。
胡老在电话向我作了进一步的具体介绍，他说，抗战胜利，南京光复后，中共南京地下党一些在日伪部门、学校工作和学习的党员处境困难，又因为南京中央大学要迁到上海与上海交大合并，因此他们纷纷转移到上海或躲避，或迁移。于是这些人的党组织关系正式从南京转到上海地下党市委，由中共上海市市委接管领导。而在这些被移交给上海地下党的人员中，陈修良回忆说，他不知道江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党员，也正因为江在南京中央大学时不是地下党员，所以在向上海市委的移交名单中并没有江，她也不可能把一个不是地下党员的人移交给中共上海市委；贺崇寅回忆说，他在1947年接手这些从南京转来的中共党员中并没有江这个人，所以他也就不可能将江作为南京地下党员交给上海交大地下党负责人吴增亮。而吴增亮更是表示，他的上海交大地下党组织中没有江的这个党员，而江也从未向他要求过入党，因此吴没有吸收过江在交大入党，也根本没有从贺崇寅手中接收过江。因为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件事与他们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且又事关重大，于是后来吴、贺、陈三人为这个问题专门聚到一起碰面核对，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江在1946年不论在南京中央大学还是在上海交大，都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一直到1949年他都没有加入过中共地下党，他们把这个结果告诉了胡，这才使胡最终确认江的确不是中共地下党员。
但是江为了证明他是一个真的中共地下党员，就到处宣传说他是1946年从南京转学上海交大后在交大入的党，其入党介绍人是同样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对此胡老又揭露说，其实王嘉猷在南京中央大学时的入党手续并没有办好，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中共党员。王随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交大合并也转学来到上海交大，但由于他这时还不是一个中共正式党员，所以陈修良并没有把他的不健全的党组织关系转交给贺崇寅。因此王没有资格也没有可能给江当入党介绍人，而吴增亮也从没有接爱过王嘉猷对江的入党介绍，可见江说他是王在上海交大介绍他入党的说法纯属江的捏造。胡老说，当时上海市委和关大地下党把王和与王相似情况的人称为“袋袋户口”，意思是把手续不全的党组织关系放在口袋里而没有得到上海市委和交大地下党认可的“半户口户”，而江则是“没有户口“的非中共党员。
江在当上总书记后为了证明自已确是1946年就已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不仅把当时还不是中共正式党员的王嘉猷拉出来说他在上海交大的入党介绍人，而且还无中生有地捏造贺崇寅也是他在上海交大的入党介绍人，贺崇寅得知后对江的这种无耻做法大感吃惊和气愤，并力加驳斥，但因为这时江已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了，担心江为掩其假地下党员的事实真相而对他们这些知情者杀人灭口，所以不好从正面加以批驳避谣，只好写文章委婉表示他没有介绍过江入党。而且虽然他和陈、吴三人都认识江，在江登峰之前还和江有一定的来往，但从这时起他们三人为了避嫌避害也就不再与江往来了。
以上就是胡锁明老人向我提供的江的假中共地下党员的最新证据，我相信胡老说的全是经得起调查的事实和真话，由此也就足以证明，江不仅在1946年没有加入过中共地下党，而且到1949年前的整个战争期间也根本就没有加入过中共，因此他根本不是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而是一个伪造骗人的假中共地下党员，这已是确认无疑的了，江的“二奸二假”黑核心是再也否认不了、漂不白了。
回忆录可以看出，第一，交大有上海最多的学生党员；第二，即使复旦里党的组织保密意识也很强，一般以很小的组织结构进行联系或过组织生活，三五人最多，老江和他不同系不同级，本来一起参加党的组织活动的机会就非常小，在复旦，很多人到解放都不知道同系的党员，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都被认为是落后群众，第三从金的回忆录看，南京系统在沪党员和上海本地党的机构没有横向联系，南京驻沪联络站确实在沪发展了一部分党员，不管上海方面如何看，但是作为那一段历史是不可否认的，所以以个人没见过江来否定江的党员资格没有一点意义。
金后来成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正部级），通过这篇文章大家可以理解了，因为他的回忆录给江的党员资格提供了极有效的旁证。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旁证，大家都知道乔石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后来一直在秘密系统工作，和江本人又有竞争关系。如果乔石想找出江假党员证据，是非常容易的，根本不需要胡这种道听途说的证明。乔石保持沉默，也是对江一个极大的证明。
这文章太扯蛋。。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我妈有个朋友，也是地下党。她之所以知道这个人的身份是因为朋友的关系，不是组织的关系。那时候做地下工作很多是单线联系的，即使是单线联系的上级，也许知道有这么个人，也未必知道他具体是谁。
革命成功了，上级通知在某个日期以前到某处去办组织关系，过期不候。
这个人等到了最后一天，在那个机关大门外走来走去走了半天，终于没有进去。
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参加革命是出于理想主义，不是为了做一官半职，革命成功了隐姓埋名做老百姓。
比如我老妈。按革命日期比江核还要早，革命成功当了几天官，不但官不想当了连党员也不想当了，此后一辈子清清爽爽一个老百姓也没人整到头上来。
他有很清楚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人本人从来没否定江是党员。其他人又没有和江联系，怎么能够记住每一个普通党员？
不是问题了。
如果这三位在纽约法拉盛碰头时说的， 还有几分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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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声2017年2月20日】 关于江是一个假中共地下党员的问题，本人在去年十二月五日写的《二奸二假》一文中已经有所揭露，文中指出，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结束后大会权威公报在介绍江的履历时公布说，他是1946年入的党；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结束后大会公报说得更是具体：他是1946年4月入的党。然而中共十六大和全国十届人大对于江入党时间的这个绝对权威之说，却是漏洞百出，疑点颇多，难以成立，因为实际上当时这个日伪汉奸高干子弟和本人是国民党政府通辑追查的汉奸学生。江根本没有1946年加入中共地下党，更不可能在1946年4月，他刚从江西逃避国民党政府通缉回来，从南京中央大学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时在上海交大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也就是说，他这时，甚于直到1949年都从来就没有加入过中共地下党，所谓他是1946年4月加入中共的地下党之说，是假的，是伪造骗人的。
现在关于江的假中共地下党员问题又有知情而正义的人揭露出了更加确凿详实、更有说服力的新证据：
7月30日我收到了上海一位名叫胡锁明的军队离休老干部在7月26日发来的信，胡老在信中自我介绍说，他生于1925年，1942年17岁时在中学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毕业，1951年从地方调到解放军总参三部工作，一直到1985年离休回到老家上海定居于部队干休所。
已有85岁高龄的胡老在信中说，他看到了我写的《二奸二假》一文后对江不胜愤怒，但他又直率指出，我对于江是假中共地下党员一事的揭露，其理由不够充分，他有可以证明江在1946年不论在南京中央大学还是在转学上海交大以后都根本没有加入中共地下党的更详实证据。他希望能够尽快同我取得联系，要我打电话或写信给他，他好把这些证据的事实真相如实告诉我。
我收到胡老的信后即于当晚给他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比较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关于江是假中共地下党员的一些情况。
胡老说，江是在1946年随南京中央大学合并到上海交大时转学来沪的，在上海交大就读机电系，而他读的是机械系，江又只比他小一岁，低一级，因此他和江是上海交大同校不同级也不同系的同期校友。因为级系不同，又因为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党员组织活动时他从来没有见过江参加的身影，也没有任何人向他说起过江的事情和告诉他江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所以他不知道也从不认为江在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员。
胡老说，要搞清楚江在1946年时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问题，有三个人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最知道其中的内情真相。这三个人，一个是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女）；一个是从陈修良手中接收转移到上海的南京地下党员的上海地下党市委的贺崇寅，而贺又是胡在中学入党 的介绍人；第三位是上海交大地下党负责人吴增亮，也就是胡在上海交大时的直接上级。胡与这三位早前就认识，尤其与贺和吴的关系更是熟悉和密切，只是因为胡调到解放军总参三部工作，因情报工作性质的原因，所以在这三十多年间他和他们很少联系，直到他离休回到上海后才又与他们重新来往。
胡老说，对于江是不是1946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的问题，是在1989年江靠那场流血镇压事件当上了党的总书记以后才提出来并引起他们质疑和关注的。当时胡老离休回到上海已有数年，他觉得如果江是从南京转到上海交大的中共地下党员，或者江是在转学到上海交大后在交大入的党，那么与江同校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都在吴增亮领导下的他是应该知道的，吴增亮和其他交大中共地下党员也会告诉他的，可是他对江在上海交大时也是中共党员这件事却一无所知，吴和其他人也从未向他说起过江也是地下党员的事。这使他感到非常的诧异和不解。于是他就去问吴增亮和贺崇寅，并通过他们去问陈修良。
胡老在电话向我作了进一步的具体介绍，他说，抗战胜利，南京光复后，中共南京地下党一些在日伪部门、学校工作和学习的党员处境困难，又因为南京中央大学要迁到上海与上海交大合并，因此他们纷纷转移到上海或躲避，或迁移。于是这些人的党组织关系正式从南京转到上海地下党市委，由中共上海市市委接管领导。而在这些被移交给上海地下党的人员中，陈修良回忆说，他不知道江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党员，也正因为江在南京中央大学时不是地下党员，所以在向上海市委的移交名单中并没有江，她也不可能把一个不是地下党员的人移交给中共上海市委；贺崇寅回忆说，他在1947年接手这些从南京转来的中共党员中并没有江这个人，所以他也就不可能将江作为南京地下党员交给上海交大地下党负责人吴增亮。而吴增亮更是表示，他的上海交大地下党组织中没有江的这个党员，而江也从未向他要求过入党，因此吴没有吸收过江在交大入党，也根本没有从贺崇寅手中接收过江。因为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件事与他们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且又事关重大，于是后来吴、贺、陈三人为这个问题专门聚到一起碰面核对，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江在1946年不论在南京中央大学还是在上海交大，都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一直到1949年他都没有加入过中共地下党，他们把这个结果告诉了胡，这才使胡最终确认江的确不是中共地下党员。
但是江为了证明他是一个真的中共地下党员，就到处宣传说他是1946年从南京转学上海交大后在交大入的党，其入党介绍人是同样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对此胡老又揭露说，其实王嘉猷在南京中央大学时的入党手续并没有办好，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中共党员。王随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交大合并也转学来到上海交大，但由于他这时还不是一个中共正式党员，所以陈修良并没有把他的不健全的党组织关系转交给贺崇寅。因此王没有资格也没有可能给江当入党介绍人，而吴增亮也从没有接爱过王嘉猷对江的入党介绍，可见江说他是王在上海交大介绍他入党的说法纯属江的捏造。胡老说，当时上海市委和关大地下党把王和与王相似情况的人称为“袋袋户口”，意思是把手续不全的党组织关系放在口袋里而没有得到上海市委和交大地下党认可的“半户口户”，而江则是“没有户口“的非中共党员。
江在当上总书记后为了证明自已确是1946年就已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不仅把当时还不是中共正式党员的王嘉猷拉出来说他在上海交大的入党介绍人，而且还无中生有地捏造贺崇寅也是他在上海交大的入党介绍人，贺崇寅得知后对江的这种无耻做法大感吃惊和气愤，并力加驳斥，但因为这时江已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了，担心江为掩其假地下党员的事实真相而对他们这些知情者杀人灭口，所以不好从正面加以批驳避谣，只好写文章委婉表示他没有介绍过江入党。而且虽然他和陈、吴三人都认识江，在江登峰之前还和江有一定的来往，但从这时起他们三人为了避嫌避害也就不再与江往来了。
以上就是胡锁明老人向我提供的江的假中共地下党员的最新证据，我相信胡老说的全是经得起调查的事实和真话，由此也就足以证明，江不仅在1946年没有加入过中共地下党，而且到1949年前的整个战争期间也根本就没有加入过中共，因此他根本不是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而是一个伪造骗人的假中共地下党员，这已是确认无疑的了，江的“二奸二假”黑核心是再也否认不了、漂不白了。
回忆录可以看出，第一，交大有上海最多的学生党员；第二，即使复旦里党的组织保密意识也很强，一般以很小的组织结构进行联系或过组织生活，三五人最多，老江和他不同系不同级，本来一起参加党的组织活动的机会就非常小，在复旦，很多人到解放都不知道同系的党员，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都被认为是落后群众，第三从金的回忆录看，南京系统在沪党员和上海本地党的机构没有横向联系，南京驻沪联络站确实在沪发展了一部分党员，不管上海方面如何看，但是作为那一段历史是不可否认的，所以以个人没见过江来否定江的党员资格没有一点意义。
金后来成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正部级），通过这篇文章大家可以理解了，因为他的回忆录给江的党员资格提供了极有效的旁证。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旁证，大家都知道乔石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后来一直在秘密系统工作，和江本人又有竞争关系。如果乔石想找出江假党员证据，是非常容易的，根本不需要胡这种道听途说的证明。乔石保持沉默，也是对江一个极大的证明。
这文章太扯蛋。。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我妈有个朋友，也是地下党。她之所以知道这个人的身份是因为朋友的关系，不是组织的关系。那时候做地下工作很多是单线联系的，即使是单线联系的上级，也许知道有这么个人，也未必知道他具体是谁。
革命成功了，上级通知在某个日期以前到某处去办组织关系，过期不候。
这个人等到了最后一天，在那个机关大门外走来走去走了半天，终于没有进去。
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参加革命是出于理想主义，不是为了做一官半职，革命成功了隐姓埋名做老百姓。
比如我老妈。按革命日期比江核还要早，革命成功当了几天官，不但官不想当了连党员也不想当了，此后一辈子清清爽爽一个老百姓也没人整到头上来。
他有很清楚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人本人从来没否定江是党员。其他人又没有和江联系，怎么能够记住每一个普通党员？
不是问题了。
如果这三位在纽约法拉盛碰头时说的， 还有几分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