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在赶集的时候还常常顺带抓小偷。当地的小偷怕我们知青，见到我们就跑；外地的小偷也惹不起我们, 一是斜不压正，二是强龙不压地头蛇。集市上遇到农民们有争议吵架，我们常常上去问为什么吵架，然后以我们的理解主持公断, 农民们基本都还听我们的。不听也不行，城里来的青年都这么说了，再不听劝就更会显得是失理的一方。
有一天晚上, 我们看见支书在路边生气，赶紧上前问支书为什么生气, 支书说刚才别的村子的青年人惹了他, 人刚走不久。我们马上追过去, 把人拽回来给支书赔礼道歉，支书龙颜大喜。
1977年刚恢复高考时，我们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一群人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毛主席像宣誓我们坚决不离开农村，因为我们觉得在农村还没玩够呢。后来我们男知青中有很多人参军入伍走了。整个知青点冷冷清清，没有以往的欢笑声了。原来都是我们男生在外面坐成一排，女生一出来我们就又说又笑拿她们开涮。现在女生成了多数了，她们在外面坐成一排，剩下的几个男生一出来，她们就学我们当时那样又说又笑拿我们开涮。这些女生都是我们大院的，父母还都是干部，在家都是淑女，刚来也还可以，说变就变了。她们刚下乡时靠我们给她们拦截汽车回家，后来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有一次有个女生拦截了一辆我在前面没能拦截下来的汽车，上车后大笑，扬长而去。我和我哥们恼怒地拼死命拦截下来一辆汽车让司机紧追，一路追到市里下车后才追上她们，指着她骂了她两句和她翻了脸。再有一天早上，我听到我们的狼狗在外面胆怯地呜咽着，出门一看，有一条像小牛犊子的狼狗从我们知青点路过，把我们的狼狗给镇住了。我知道这里不再好玩了，收拾好行李回家复习考试去了。
后来真就考上了，也可能是混进了。
高考后，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田里浇水，有人喊我说公社通知我去一下。我当时马上就回问是公社管文教的呢还是管治安的？要是管治安的, 我得先想想最近又出什么坏事了? 有没有我们的份儿?,怎么才能圆过去? 我一听或是管文教的找我,就知道是好事情,。要是管治安的找我我才不去呢，肯定没好事。我们那时候还是比较忌惮公社管治安的干部来找我们。治安干部一来准是我们做的什么坏事被报到公社了。有一次公社管治安的干部晚上到我们房间来了。我们大家都献媚讨好地倒水递烟，就这还不行。那家伙说着说着从口袋里面掏出裹着红绸子布的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你们别闹得太过火了，惹急了我没有你们好果子吃，我们只能打着哈哈把他送走了。他走后我们几个才挺直腰杆说“逑”。我们的带队干部行政十八级，比公社书记的级别高好几级
我高考录取后, 公社怕队里报复我们不给好好写个人鉴定，让我们自己写个人鉴定。我想试试支书对我的看法，就找他写，心想反正写得不好我就扔掉算逑。我告诉支书写鉴定，支书爽快的说，逑，你都要上大学了还让我写？你自己写吧。我说那咋写呀？支书说雷锋是咋你是咋。干脆。多好的支书。
支书说的也没错，因为我虽然也不是那么好，但是在村里也确实做了许多好事。夜里给麦地浇水，用绳子扛在肩头牵犁犁地，都干过，再苦再累，第二天醒来，满血复活，又是一条好汉。有一年种红薯，需要有人提着大水桶弯着腰一个坑一个坑的“点水“（给一个一个红薯秧子的坑里浇点儿水）。那是最重的活，农民们都不想干，而我不知动了那根筋了，一连干了几天，最后一天完工时，我挑了两桶水回屋时，腿都直不起来了，刚进屋就瘫软了。
秋种后，支书在大会上说，咱村这次种红薯, 我看只有一个人是卖力干活的。大家都等着支书说那人的名字。支书稍作停顿说了我的名字。我心中一阵窃喜，还故作姿态掩饰一下, 好象无所谓。支书接着说等到秋收后，我想带多少红薯回家都行。红薯那么沉，路又那么远，根本没法带，支书说了也等于没说。我心想，支书，你说嘞都是红薯。
在美国，有一天在饭桌上碰到一位老乡，闲聊了起来。一问，是本省某县的。再问，是我下乡的那个公社。再问，是我插队的那个村。再问是哪个队的, 是我们村旁边的小村落的。提到当时的大队支书，他说跟他家很熟悉，不过他在县上读书，高中毕业到离家很远的另一个县插队，所以只知道有我们这些知青但是不认识我们。我后来回到村里见到支书，说起这个老乡，支书说了他的小名。我回到美国后又见到他，直接就叫他的小名，他很惊奇。
我下乡的农村算是穷乡，但不是僻壤。
说不是僻壤，是因为我们公社距离公路几公里远，想回城了就到公路上凭本事拦截过往的汽车。
说是穷乡，是因为我们那里山上光秃秃的，都不长，还很缺水。我们自己吃水用水，都要用架子车载上汽油桶到很远的地方去拉，因为那里只有几个特别的地方才能打井出水。
到井台后要先把水桶挂到牛皮搓成的井绳上，把井绳和水桶放到井底，用手抖动井绳让水桶翻个底朝天，这样才能取水，然后摇辘轳把水桶从井里摇上来，然后灌到大汽油桶里，一直到水桶灌满, 然后把水桶拉回住处，再灌到屋里的储水缸里。那里的水井特别深，劲儿小的人很难把一桶水从井底一直摇到井台上来。摇辘轳摇到半途没劲儿了松了手, 弄不好辘轳摇把还会把人打伤。刚开始，一起下乡的女孩子只能求助于我们，我们男知青刚开始自己也要琢磨窍门。
我们后来实在太懒了就趁着下雨天，从房顶接雨水储存到水缸里面，甚至有一次还接过从水库抽出来的流经了几个村庄的灌溉用水。我们怕农民白天洗涮把水弄脏了就等到半夜去接了一缸水。第二天起床一看，水渠里很多脏东西, 还有一条大蛔虫，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眼神都表示不在乎，就把那缸水留下来了。到了后来，水缸底都生小红虫子了，我们也都不在乎，把水加温烧开了照样喝。城里朋友来看望我们，看我们水缸里面的水都生虫了，根本不敢喝。
我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很冷，温度跟外面也差不多，我们也没有火炉。我们冬天睡觉只能把床拼起来，连成大通铺，大家把所有能盖的全都盖到被子上来取暖。有时候因为缺水，每个人都会在自己脸盆里面存一些自己的用水。第二天早上起床，晚上存到脸盆里的水就已经是冰块了。早上洗脸时动作稍微慢一些洗脸毛巾就会僵硬，毛巾上有冰碴儿了。
夏天，我们屋里晾衣服的铁丝上总是爬满了苍蝇，我们感觉苍蝇是被什么气味吸引来的。屋里地上还有个洞，我们有一次往里灌洗脸水，灌了半天也不见满，我们也不敢再灌了，怕把房子给灌塌了。我们猜测那洞可能通向坟墓，因为我们这片原来有坟墓。
我们每天10个工分。一大早出早工干两个小时挣两个工分，早饭后出工到中午挣4个工分，下午干到傍晚挣4个工分。我们虽然不靠工分，但比当地农民还在意工分。晚上需要加班加点给麦地浇水，看麦场，农民们想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贪得无厌为了多挣几个工分便自告奋勇，再累也不觉得累，再苦也不在乎，第二天一起来又是精神抖擞。我们父辈基本都是军人，我们作为军人后代，也没有那么娇气，各个都装硬汉。
我68年去了呼伦贝尔盟的农区插队，当时满怀建设农村的激情。农村的苦和累我们都咬牙挺过来了，并没有使我和我的同伴们不开心。 我开始感到苦闷是第四年，知青里的高干子弟陆续离开了，参军的，上学的，去父母干校的。。。，走不了的平民子弟有和当地老乡结婚的。最后，我们青年点就剩下我一个女生。当时的绝望和痛苦绝不是因为苦和累，而是看不到前途和希望。我们一起的一个女生和当地的老乡结婚了， 结婚以后她第二年就生了孩子，在家做饭养猪看孩子，成了一个农村的家庭主妇。我很寒心，难道这也是我的人生吗？你可以说漂亮话，为了祖国的建设需要作出牺牲云云，可是难道把城市的青年改造成农民，这样的牺牲会带来农村的进步吗？你在农村的时间不够长，后来又有机会上大学，所以有不同的感受，可以理解。
那时年少无忧，适应集体生活，喜欢农村玉米红薯味道和鸡叫狗吠炊烟袅袅的田园生活。也许过了几年会思考人生之路，会厌倦，会想回城，但现在也都是也许了。
我只是说自己的看法和感受，鸡叫狗吠不绝。我们村里老乡说的好：背着手尿尿不甩他。
尤其是看到他人的悲惨现状，你会想这也是我的未来吗？会很痛苦。
一些狗吠之辈，懒得搭理。几个男女之流，一提文革便气急败坏，但自己搞起小文革，却手法娴熟。
在这里骂人不好吧？你的文章里上纲上线到阶级烙印，到底谁在搞小文革？
就应该多听听老知青的经历，再下结论。
翻看了你的几篇关于知青的博文，或许都是你个人的真实感受。
同样作为一个下过乡，77级考上大学又在80年代凭个人真本事出国留学的老知青，不敢苟同你有关上山下乡的观点，而且就我所知的绝大部分下乡知青，或许和你的观点完全相反。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中华民族是场灾难，对绝大部分知青本人来说是场人生噩梦，对当时很多被迫接受知青的农村农民来说也是个额外负担。
谢改革开放，当年才有了高考和恢复作为一个"人"和受到作为人的应有的人格尊重。
当时满怀建设农村的激情。农村的苦和累我们都咬牙挺过来了，并没有使我和我的同伴们不开心。 我开始感到苦闷是第四年，知青里的高干子弟陆续离开了，参军的，上学的，去父母干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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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最后一句，1972年高干子弟陆续离开了，参军的，上学的，去父母干校的。 这是邓的主意。分裂知青，大搞特权，破坏团结。
当年，我们在赶集的时候还常常顺带抓小偷。当地的小偷怕我们知青，见到我们就跑；外地的小偷也惹不起我们, 一是斜不压正，二是强龙不压地头蛇。集市上遇到农民们有争议吵架，我们常常上去问为什么吵架，然后以我们的理解主持公断, 农民们基本都还听我们的。不听也不行，城里来的青年都这么说了，再不听劝就更会显得是失理的一方。
有一天晚上, 我们看见支书在路边生气，赶紧上前问支书为什么生气, 支书说刚才别的村子的青年人惹了他, 人刚走不久。我们马上追过去, 把人拽回来给支书赔礼道歉，支书龙颜大喜。
1977年刚恢复高考时，我们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一群人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毛主席像宣誓我们坚决不离开农村，因为我们觉得在农村还没玩够呢。后来我们男知青中有很多人参军入伍走了。整个知青点冷冷清清，没有以往的欢笑声了。原来都是我们男生在外面坐成一排，女生一出来我们就又说又笑拿她们开涮。现在女生成了多数了，她们在外面坐成一排，剩下的几个男生一出来，她们就学我们当时那样又说又笑拿我们开涮。这些女生都是我们大院的，父母还都是干部，在家都是淑女，刚来也还可以，说变就变了。她们刚下乡时靠我们给她们拦截汽车回家，后来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有一次有个女生拦截了一辆我在前面没能拦截下来的汽车，上车后大笑，扬长而去。我和我哥们恼怒地拼死命拦截下来一辆汽车让司机紧追，一路追到市里下车后才追上她们，指着她骂了她两句和她翻了脸。再有一天早上，我听到我们的狼狗在外面胆怯地呜咽着，出门一看，有一条像小牛犊子的狼狗从我们知青点路过，把我们的狼狗给镇住了。我知道这里不再好玩了，收拾好行李回家复习考试去了。
后来真就考上了，也可能是混进了。
高考后，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田里浇水，有人喊我说公社通知我去一下。我当时马上就回问是公社管文教的呢还是管治安的？要是管治安的, 我得先想想最近又出什么坏事了? 有没有我们的份儿?,怎么才能圆过去? 我一听或是管文教的找我,就知道是好事情,。要是管治安的找我我才不去呢，肯定没好事。我们那时候还是比较忌惮公社管治安的干部来找我们。治安干部一来准是我们做的什么坏事被报到公社了。有一次公社管治安的干部晚上到我们房间来了。我们大家都献媚讨好地倒水递烟，就这还不行。那家伙说着说着从口袋里面掏出裹着红绸子布的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你们别闹得太过火了，惹急了我没有你们好果子吃，我们只能打着哈哈把他送走了。他走后我们几个才挺直腰杆说“逑”。我们的带队干部行政十八级，比公社书记的级别高好几级
我高考录取后, 公社怕队里报复我们不给好好写个人鉴定，让我们自己写个人鉴定。我想试试支书对我的看法，就找他写，心想反正写得不好我就扔掉算逑。我告诉支书写鉴定，支书爽快的说，逑，你都要上大学了还让我写？你自己写吧。我说那咋写呀？支书说雷锋是咋你是咋。干脆。多好的支书。
支书说的也没错，因为我虽然也不是那么好，但是在村里也确实做了许多好事。夜里给麦地浇水，用绳子扛在肩头牵犁犁地，都干过，再苦再累，第二天醒来，满血复活，又是一条好汉。有一年种红薯，需要有人提着大水桶弯着腰一个坑一个坑的“点水“（给一个一个红薯秧子的坑里浇点儿水）。那是最重的活，农民们都不想干，而我不知动了那根筋了，一连干了几天，最后一天完工时，我挑了两桶水回屋时，腿都直不起来了，刚进屋就瘫软了。
秋种后，支书在大会上说，咱村这次种红薯, 我看只有一个人是卖力干活的。大家都等着支书说那人的名字。支书稍作停顿说了我的名字。我心中一阵窃喜，还故作姿态掩饰一下, 好象无所谓。支书接着说等到秋收后，我想带多少红薯回家都行。红薯那么沉，路又那么远，根本没法带，支书说了也等于没说。我心想，支书，你说嘞都是红薯。
在美国，有一天在饭桌上碰到一位老乡，闲聊了起来。一问，是本省某县的。再问，是我下乡的那个公社。再问，是我插队的那个村。再问是哪个队的, 是我们村旁边的小村落的。提到当时的大队支书，他说跟他家很熟悉，不过他在县上读书，高中毕业到离家很远的另一个县插队，所以只知道有我们这些知青但是不认识我们。我后来回到村里见到支书，说起这个老乡，支书说了他的小名。我回到美国后又见到他，直接就叫他的小名，他很惊奇。
我下乡的农村算是穷乡，但不是僻壤。
说不是僻壤，是因为我们公社距离公路几公里远，想回城了就到公路上凭本事拦截过往的汽车。
说是穷乡，是因为我们那里山上光秃秃的，都不长，还很缺水。我们自己吃水用水，都要用架子车载上汽油桶到很远的地方去拉，因为那里只有几个特别的地方才能打井出水。
到井台后要先把水桶挂到牛皮搓成的井绳上，把井绳和水桶放到井底，用手抖动井绳让水桶翻个底朝天，这样才能取水，然后摇辘轳把水桶从井里摇上来，然后灌到大汽油桶里，一直到水桶灌满, 然后把水桶拉回住处，再灌到屋里的储水缸里。那里的水井特别深，劲儿小的人很难把一桶水从井底一直摇到井台上来。摇辘轳摇到半途没劲儿了松了手, 弄不好辘轳摇把还会把人打伤。刚开始，一起下乡的女孩子只能求助于我们，我们男知青刚开始自己也要琢磨窍门。
我们后来实在太懒了就趁着下雨天，从房顶接雨水储存到水缸里面，甚至有一次还接过从水库抽出来的流经了几个村庄的灌溉用水。我们怕农民白天洗涮把水弄脏了就等到半夜去接了一缸水。第二天起床一看，水渠里很多脏东西, 还有一条大蛔虫，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眼神都表示不在乎，就把那缸水留下来了。到了后来，水缸底都生小红虫子了，我们也都不在乎，把水加温烧开了照样喝。城里朋友来看望我们，看我们水缸里面的水都生虫了，根本不敢喝。
我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很冷，温度跟外面也差不多，我们也没有火炉。我们冬天睡觉只能把床拼起来，连成大通铺，大家把所有能盖的全都盖到被子上来取暖。有时候因为缺水，每个人都会在自己脸盆里面存一些自己的用水。第二天早上起床，晚上存到脸盆里的水就已经是冰块了。早上洗脸时动作稍微慢一些洗脸毛巾就会僵硬，毛巾上有冰碴儿了。
夏天，我们屋里晾衣服的铁丝上总是爬满了苍蝇，我们感觉苍蝇是被什么气味吸引来的。屋里地上还有个洞，我们有一次往里灌洗脸水，灌了半天也不见满，我们也不敢再灌了，怕把房子给灌塌了。我们猜测那洞可能通向坟墓，因为我们这片原来有坟墓。
我们每天10个工分。一大早出早工干两个小时挣两个工分，早饭后出工到中午挣4个工分，下午干到傍晚挣4个工分。我们虽然不靠工分，但比当地农民还在意工分。晚上需要加班加点给麦地浇水，看麦场，农民们想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贪得无厌为了多挣几个工分便自告奋勇，再累也不觉得累，再苦也不在乎，第二天一起来又是精神抖擞。我们父辈基本都是军人，我们作为军人后代，也没有那么娇气，各个都装硬汉。
我68年去了呼伦贝尔盟的农区插队，当时满怀建设农村的激情。农村的苦和累我们都咬牙挺过来了，并没有使我和我的同伴们不开心。 我开始感到苦闷是第四年，知青里的高干子弟陆续离开了，参军的，上学的，去父母干校的。。。，走不了的平民子弟有和当地老乡结婚的。最后，我们青年点就剩下我一个女生。当时的绝望和痛苦绝不是因为苦和累，而是看不到前途和希望。我们一起的一个女生和当地的老乡结婚了， 结婚以后她第二年就生了孩子，在家做饭养猪看孩子，成了一个农村的家庭主妇。我很寒心，难道这也是我的人生吗？你可以说漂亮话，为了祖国的建设需要作出牺牲云云，可是难道把城市的青年改造成农民，这样的牺牲会带来农村的进步吗？你在农村的时间不够长，后来又有机会上大学，所以有不同的感受，可以理解。
那时年少无忧，适应集体生活，喜欢农村玉米红薯味道和鸡叫狗吠炊烟袅袅的田园生活。也许过了几年会思考人生之路，会厌倦，会想回城，但现在也都是也许了。
我只是说自己的看法和感受，鸡叫狗吠不绝。我们村里老乡说的好：背着手尿尿不甩他。
尤其是看到他人的悲惨现状，你会想这也是我的未来吗？会很痛苦。
一些狗吠之辈，懒得搭理。几个男女之流，一提文革便气急败坏，但自己搞起小文革，却手法娴熟。
在这里骂人不好吧？你的文章里上纲上线到阶级烙印，到底谁在搞小文革？
就应该多听听老知青的经历，再下结论。
翻看了你的几篇关于知青的博文，或许都是你个人的真实感受。
同样作为一个下过乡，77级考上大学又在80年代凭个人真本事出国留学的老知青，不敢苟同你有关上山下乡的观点，而且就我所知的绝大部分下乡知青，或许和你的观点完全相反。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中华民族是场灾难，对绝大部分知青本人来说是场人生噩梦，对当时很多被迫接受知青的农村农民来说也是个额外负担。
谢改革开放，当年才有了高考和恢复作为一个"人"和受到作为人的应有的人格尊重。
当时满怀建设农村的激情。农村的苦和累我们都咬牙挺过来了，并没有使我和我的同伴们不开心。 我开始感到苦闷是第四年，知青里的高干子弟陆续离开了，参军的，上学的，去父母干校的。。。，
===============================================================
关键是最后一句，1972年高干子弟陆续离开了，参军的，上学的，去父母干校的。 这是邓的主意。分裂知青，大搞特权，破坏团结。